《文弱书生：前现代中国的男性气概》 - 宋耕著，周睿译 - 上海书店出版社 - 香港大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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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文弱书生：前现代中国的男性气概

書城自編碼： 4113735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歷史→中國史
作者：宋耕著，周睿译
國際書號(ISBN)： 9787545824377
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5-06-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32开釘裝：精装

售價：HK$ 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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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男性应该是怎样？男性也可以是这样！中国男性气概研究学者、性别研究中坚力量宋耕教授的代表作品首度引进，破除传统刻板印象，呈现男性气概的多重面相。文弱书生，何以代表古代中国男性？“才子佳人”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性别观念？学者宋耕从文学、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角度，深度解读迥异于西方的前现代中国男性气概，详细剖析区别于传统阳刚男性气质的“才子”形象。
★揭示权力结构与男性气概的张力，探究古代中国男性的身体审美。从屈原到辛弃疾，为何古代爱国诗人常自比女性来表达政治理念？吟诗作赋的“才子”与治国理政的“君子”，有着怎样的共性和差异？古老的“阴阳”学说，如何深刻影响古代中国的男性气概？女性化的男性身体审美，在中国历史上有怎样的传统？为何在历代小说戏曲中普遍存在？
★从性别视角关注男性气概，犀利解读名著中的男性人物。体弱多病的张生，何以击败对手收获爱情？多愁善感的贾宝玉，为何被视为离经叛道的代表？人称“浪子”的燕青，面对李师师示好，如何做到心无波澜？弥留之际的宋江，为何放心不下忠心耿耿的李逵？耳熟能详的文学形象背后，隐藏着来自性别文化的秘密。

內容簡介：

在前现代中国，活跃着被称为“文弱书生”的男性群体，却少有人从性别文化视角去关注他们。他们是如何形成的，内部存在怎样的张力，所呈现出的男性气概又会是怎样的面貌？种种谜团，等待研究者前来解答。
长期从事中国男性研究的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教授宋耕，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历代经典文学文本和历史叙事的分析，聚焦传统文化中以“才子”为代表的文弱书生，考察男性气概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建构。在前现代中国，社会性别话语更多以权力而非生理性别为基础，以“才子”为代表的文弱书生，可被视为中国文化中理想的男性形象，本书通过讲述城市居民的欲望、幻想、需求和品味，生动呈现前现代中国的男性群体，启发读者对男性气概内涵的理解。

關於作者：

宋耕，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教授。讲授翻译研究和中国研究领域的课程，致力于从跨文化、跨学科、跨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的性别文化问题。著有《当代中国的男性与男性气质》（Men and Masculinit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电视的中国性：性别、民族和主体性》（Televising Chineseness: Gender，Nation，and Subjectivity）等。

简体中文版序言
英文版序言
导论
第一章作为文化话语的“文弱书生”
第二章从屈原到张生：雌柔“士”的谱系流变
第三章文本性、仪式与“驯柔身体”
第四章才子对君子：反讽、颠覆与遏制
第五章唇红齿白、面如冠玉：同性情爱与男性身体
第六章同性社交渴望：英雄气概、厌女表现与男性间纽带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

內容試閱：

简体中文版序言
1995年底，我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毕业，蒙乐黛云教授大力推荐，获得香港大学奖学金到比较文学系攻读哲学硕士（MPhil）学位，一年后直接转读博士，师从布莱希特研究专家安东尼·泰特罗（Anthony Tatlow）教授，最初的想法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研究中国戏曲。港大的博士学习，沿袭英制，以学生自主阅读和撰写论文为主，自由度较大。在研究的过程中，我逐渐对传统戏曲中的小生形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什么在今天看来如此女性化的形象，却成了传统社会中“才子佳人”爱情故事的主角？现代社会的“男性气质”又为何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当然，这个课题的提出也与当时系里的师生多从事性别研究有关。性别研究多关注女性，那么有没有关注男性的性别研究？这也是我当时感兴趣的问题。1998年夏天，我到康奈尔大学参加批评理论的暑期课程，我的这些想法得到了很多性别研究学者的肯定和鼓励，这更坚定了我从理论角度探讨前现代中国社会男性气质的决心。当时，涉足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尚少。因此，误打误撞之下，我的博士论文成了这一尝试的开端。2000年博士毕业后，我将论文修改整理成书，蒙香港大学出版社不弃，于2004年出版了《文弱书生》英文版。一晃整整20年过去了，关于中国社会男性气质的研究方兴未艾，几乎成为一门“显学”，而相关的英文论文和专著对拙著的观点多有引用。
今年初，在《文弱书生》英文版出版20周年之际，香港大学出版社邀请专注于海外汉学的译者周睿博士将拙著译成中文，出版了繁体中文版。现在，上海书店出版社又引进了内地版权，出版简体中文版，我对此感到非常荣幸，也从中可以看到学术界乃至一般大众对这一课题的兴趣。今天看来，这本不成熟的著作仍有许多可以改进之处，主要是可以将文本更加历史化──更加注重具体的历史语境，从而避免一些流于肤浅的泛论（generalization）和西方、中国的简单二分法。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本书的基本思路和观点在今天依然适用，因此愿意将其翻译出来，与中文读者分享，并以此就教于中文学界的方家学者。
简单来说，一方面，将男性作为性别个体的研究打破了“性别研究”等同于“女性研究”的窠臼，从而可以加深对性别的相对性和建构性的认识。另一方面，对非西方、前现代的男性气质话语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全球的角度对霸权男性气质（hegemonic masculinity）进行批判和解构，从而加深对性别与其他身份建构（例如阶级、国族）之间互动关系的认识。前现代中国文化中的性别与男性气质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案例，且尚有巨大的发掘空间。通过“阴阳”性别话语和“才子”这样的男性想象，我们可以窥探到一个迥异于“男/女”“同性恋/异性恋”等二元对立的文化世界，并进一步探讨性别与现代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时“阴阳”话语所揭示的中国古代具有流动性的性别身份和性别关系又与目前西方最前卫的性别理论有惊人的暗合之处。对文弱书生的文化解读再次证明了，霸权男性气质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它是一定历史时期、一定意识形态的产物，并为父权制和男性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服务。任何文化中的男性气质都是话语的建构并存在于特定的空间之中。了解这一点，我们就可以从一个去西方中心化的、更加多元的角度来看待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性别问题。
与此同时，西方的性别研究和文化研究理论为我们重新阅读传统文学文本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这种跨文化的“对话式阅读”可以揭示在单一文化语境中被忽视的文本潜在意义和价值。本书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传统中国社会的男性气概主要是在男人的“同性社交”（homosocial）世界中，通过同性之间的纽带和认可来确立的，而非在“男/女”二元对立中以女性为他者，通过女性的认可来构建。即使是“才子佳人”这样的异性恋文学艺术母题，也是男人写给男人看的，反映男性的幻想与焦虑，以及男性世界的权力关系；往往带有政治隐喻或儒生对身世飘零的感叹。“同性社交欲望”（homosocial desire）的理论可以很好地解读这类文本以及中国语境下的男性气质。我认为，直到今天，这仍然是中国男性气质的一个突出而有趣的特点。
在这方面，20年来有关前现代中国文化中男性气质的研究提供了进一步的佐证和更加深入的探索。例如，本书引用的雷金庆（Kam Louie）的著作认为，“文”“武”作为男性气概的话语将女性排斥在外，只有通过同性间的认可才能确立“文”“武”的成就。黄卫总（Martin W. Huang）在《中华帝国晚期的男性构建》（Negotiating Masculinit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中则认为，女性和阴柔（the feminine）往往作为明清文人政治化的男性气概想象的参照物。例如，明亡后的文人通过赞颂贞节烈妇，表达对没有骨气的降清士人的鄙夷和缺乏男性气概的失望。魏浊安（Giovanni Vitiello）的《风流浪子的男友》（The Libertine’s Friend）以同性情欲和同性社交为主轴，侧重总结16世纪到19世纪文学作品中男性气质和男性形象的演变，并认为这是前现代中国男性气质的主要特征。此外，比较有影响力的英文著作还有韩献博（Bret Hinsch）的《中国历史上的男性气质》（Masculinities in Chinese History）。该书以断代史的形式系统性地总结了从周朝到当代中国男性气质话语的发展演变，特别是男性气质与公共领域意识形态的关系。
我本人在本书出版以后的研究方向，主要侧重在当代流行文化和媒体中的男性气质。[5]我认为，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单一而纯粹的“中国男性气质”（Chinese masculinity）只能是一种想象。当代中国社会的男性气质与男性形象日益多元化，既受到商业文化以及西方、日韩流行文化的深刻影响，也与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但与此同时，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仍然对性别话语有根深蒂固的影响。近年来保守主义思潮和父权制的回归就是这方面的印证。因此我尝试贯通传统与现代，倡导对男性气质这一课题进行跨学科、跨历史、跨文化的研究。
近年，我探索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其中一个是男性气质与空间的关系。性别理论将男性气质看作是一种空间的建构，而不是固定不变的属性。社会学界有大量研究探讨男性气质在不同空间环境中的变化。想象的空间或者虚构的空间也同样重要，因为它们能够让我们超越现实世界的限制。在中国文化中，“江湖”作为一种虚构空间，一直承载着塑造男性气质，特别是非精英男性气质的重要意义。我对“江湖”作为文化概念在古今的演变及其与男性气质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研究，期望能引发更多关于此话题的探讨。“江湖”从地理意义上的空间，演化成为全男性、“同性社交”的法外空间，与传统社会的精英意识形态和男性话语进行协商、抗衡。在武侠小说和影视作品中，“江湖”变成一个超越历史和性别界限的异托邦（heterotopia），为消费主义式男性气质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另外，一个我认为具有开拓空间的研究方向是儒家文化对东亚男性气质的影响。例如现在流行的“小鲜肉”和源自韩国的“泛东亚阴柔男性气质” （Pan East-Asian soft masculinity）是否与本书所讨论的文弱书生之间存在某种继承、影响和流传的关系？韩国的一些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但我认为，儒家文化在东亚的历史影响，例如韩国历史上的“两班”文化，是研究K-pop（韩国流行音乐）所代表的男性气质不可回避的因素。同一男性形象在中日韩三国的演化与流变可能是很有趣的课题。我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分析了玄奘形象的儒生化以及在韩国、日本流行文化中的变异。从佛教的高僧长老，到中国通俗小说中唇红齿白、眉清目秀的“妙龄聪俊风流子”，再到日韩流行文化中酷儿化，甚至是女性的形象，玄奘可以说是东亚“小鲜肉”的始祖。这一形象的变化反映了佛教、儒家文化、大众想象以及商业利益之间的交叉互动关系。
这两项研究都涉及中国历史与古典文学，但最终关注的兴趣所在都是解决当前社会中男性气质和性别建构的问题。一言以蔽之，我希望能够在“熔古铸今”这个方向上继续努力前行。近年来，随着网络流行文化的兴起和叙事媒介的多元化，一些传统的男性形象被赋予新的阐释和含义，例如最近兴起的“赘婿文”和“太监文”。
“赘婿”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直处于被鄙视、被嘲笑的地位，因其无法履行儒家所推崇的传宗接代的义务。从元杂剧（如《破窑记》）到明清小说（如“三言二拍”），赘婿的形象往往突出其通过科举考试一朝跃龙门，从而改变周围人鄙视态度的励志意义。这一传统在近来流行的网络文学“赘婿文”及其改编的网络剧、短视频中得到继承和发挥。这类故事往往按照“先虐后爽”的叙事模式，表现“赘婿”如何咸鱼翻身、屌丝逆袭，让那些原来看不起他的女方亲戚转而恭维巴结他。这种情节特别适合在现实生活中男性气质方面受挫的草根阶层男性读者/观众，他们通过投射赘婿的形象得到共鸣和宣泄，从而舒缓其男性气质的焦虑。典型的例子如之前大火的网剧《赘婿》。与传统文学相比，科举的“金榜题名”在这类故事中被替换成财富上的“暴富”和权力上的“逆袭”，但其男性幻想的本质似乎没有改变。
相比之下，“太监文”则具有更加明显的颠覆传统的意味。一直以来，太监的形象在文学和影视作品中都是非常负面的，因其“不阴不阳”的性别特征而被普遍赋予“阴险”“变态”等特点。然而，近些年来网络文学中，太监往往代表一种欲望客体的男性气质，成为宫女甚至公主、王妃的追求目标，即使在太监表明自己被阉割的身份后，这些女性角色也表示毫不介意。这些以年轻女性为目标读者/观众的“太监文”，反映了女性主义思潮影响下，女性白领的择偶观和青睐的男性气质的变化—身体被阉割的太监代表了一种安全和从属的男性客体。总之，这些新的男性形象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批判日益平面化的历史观和消费主义的性别建构。
以上简单梳理了我从事中国男性气质研究的历程以及未来发展可能的方向。在本书简体中文版付梓之际，我要再次感谢在人生道路上给予我教诲并改变了我人生轨迹的各位前辈恩师！除了汤一介先生、乐黛云先生和泰特罗教授外，还有在港大读书时的老师慈继伟、王小莹教授、黄德伟教授、杰里米·谭布宁（Jeremy Tambling）教授和利大英（Gregory Lee）教授，以及博士论文的校外考委王瑾（Jing Wang）教授。我在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工作期间的领导周清海教授和闵福德（John Minford）教授也给予了我极大的支持。此外，这些年来亦师亦友、与我两度共事的雷金庆和李木兰（Louise Edwards）伉俪也对我的研究帮助良多。当然，还要感谢我在港大中文学院的同事们。本书因为涉及一些理论问题，翻译起来具有一定难度。Masculinity一词在中文中的对应表达至今仍是一个难以准确翻译的术语。本书的译者周睿博士不仅用优美典雅的语言准确生动地翻译了原文，还校正了原书中引用的中文文献中的一些错误，并补充了一些新的中文文献。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呈现在您面前的这本中文著作是我们两人合作的成果。在此谨向所有支持和帮助过我的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宋耕
2024年12月于沙湾径

男性文化、历史话语与反抗
在英雄好汉话语体系中，男女之情不仅无处容身，而且备受指摘，这与儒家文化中认为性是猥琐可耻的社会习俗是同频共振的。在“好汉”意识形态中，真汉子不会对女人起色欲之心。一个耽溺于“儿女情长”的男子会被认为“英雄气短”，不会为好汉豪杰的群体所接纳，故在小说表述中会压制异性恋的男女私情。接下来我将要详叙这一基于同性社交的男子气概话语体系，指出对男女之爱的抨击是父权制等级象征秩序的主流叙事，而“才子佳人”类型故事则是对压制异性情欲之念的一种明显反抗。
为了探讨“男性文化”与异性恋话语之间的关系，这里借用赵毅衡讨论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文化地位的学术观点。赵毅衡认为“中国传统白话小说是处于中国文化文类金字塔中的最底层的”。他将白话小说定义为一种亚文化（subcultural）话语，并根据社会学理论将“亚文化”与“反文化”（counter-cultural）加以区分，前者受控于主流意识形态的通俗化表意方式，而后者则拒绝加入文类层级规范之中，在抵制中确立自身价值，它们的相异之处主要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其一，亚文化话语主要是为文化上与教育上处于劣势的社会阶层生产的，而反文化话语往往是为教育程度较高的阶层生产的。
其二，亚文化话语是为了消闲而生产的，而反文化话语是更“严肃”的精神活动产品。
其三，亚文化话语虽被既定文化势力视为异端，但不建构独立的文化释义系统，并对后者构成威胁，而反文化话语则试图建立独立价值标准来向既定话语规范挑战。
参照这一框架标准，无论是历史或准历史英雄小说（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还是男女婚恋世情文学（如《西厢记》），都属亚文化文本。
在小说与戏曲的亚文化话语中，作为两大叙事主体的同性社交英雄气概与异性婚恋情欲色彩是共生共存的，这两类男性特质似乎处于平行空间。诸如李逵这样怀有厌女倾向的英雄豪杰注定成不了“才子佳人”世情文学的男主角，同样，像张生这样多愁善感的文弱书生，也很难想象能被梁山好汉欣然接受。
例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这类历史小说与历史演义（准历史小说），显然都深受中国史传传统的影响。中国文化语境下的历史话语与小说/虚构话语的关系越发受到学界关注。一方面，历史在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叙事小说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多被认为是中国叙事小说的起源。浓郁厚重的“历史感”是中国小说最突出的特征。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就指出“只要能跟历史情境扯上关联，则任一事物皆‘有其意义’”。中国的小说家和剧作家皆以史料为故事素材或以典故来润文修辞，这已是约定俗成的传统惯例。另一方面，“历史”本质受主流话语干预。作为语言与话语惯习的产物，历史书写也受制于意识形态和文本阐释，而中国传统史纂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显而易见。历史一直被视为宣扬儒学教义的媒介。
值得注意的是，在官方正史对英雄、官僚、诗人、皇帝及其他“名士”的表述中，大多对性维度避而不谈。这一范式毋庸置疑地对历史小说与传奇戏曲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不仅因为这些小说戏曲有不少素材取自正史中的“真人真事”，而且正史“精神”也被小说话语体系传承。因此，在这些历史英雄人物的文学表述中，性被视为禁忌区域，符合中国史家“为贤者讳”的传统。
前文曾谈到，历史话语建构了一种同性社交式的“男性文化”。这一文化始终在中国传统话语实践中占据主流叙事或“阳”性的位置，其特点是遏抑男女异性情色欲望、倚赖男性同性社交纽带。借用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1918—1990）的术语来说，政治体制与儒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都在同性关系中发挥效用，亦即父子、君臣、兄弟、朋友（强势/弱势）之间，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前现代中国的话语世界就是一个男性同性社交纽带关系编织的天下，重视同性之间的忠诚不渝、兄弟之间的同心同德。
“才子佳人”世情文学是白话小说戏曲的另一种叙事范式，即艳情叙述。无可否认，“才子佳人”展现了抵制、反抗男性主导文化的一类实例。这类故事颂美男女爱情，从而表达对超越、规避、违抗男性文化宰制的语言和性权力的渴望。
一般来说，“才子佳人”罗曼史是文人出于消遣而创作的。由于这些故事主题被官方史家归类为“轶事”，故作者与读者都未对其慎重看待。如前所述，才子形象可以解读为文人的一种自我表现，世情文学中的男主人公一般都是温文儒雅、志存高远的书生，与儒士文人的社会形象相通；他与才女的浪漫爱情，反映这一特定阶层的幻想或“投射”。然而，这些作品中的道德越界从未超出主流意识形态的容忍范围，因此，“才子佳人”类型未曾真正颠覆现有社会秩序或男性文化。它始终属于亚文化文本范畴。
与历史小说相比，“才子佳人”世情文学位处边缘。在某种程度上说，它们通过表达都市庶民百姓的欲望、幻想、需求和品味，体现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调解，而这也能部分解释仪式化阴阳对立二元论中位处“阴”位的性与爱何以见容的原因。例如，《西厢记》的世界就是阴性世界，奚如谷和伊维德曾指出：“《西厢记》的剧情都在一个由‘阴’主导的世界里展开，其中充满了代表暗黑与女界的传统意象，比如水、月、寺等。”因此，较之同性社交“阳”性空间的英雄气概男性特质，这里的男性气概笼罩于“阴”性语境之下。张生在对公共政务竭力求索的途中，陷入女性主宰其行为举止的“阴”性世界里。当然，他最终得以重返“阳”界，完成男性气概建构的“入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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