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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一部用文学性语言写就的比较文学研究史，好看好读。
2、全面解答比较文学基本问题，囊括200年的比较文学史，为比较文学学习的基础读物。
3、对古今中外的名家经典进行比较视角的评说，令人耳目一新。
4、作者达姆罗什为比较文学学者、国际上公认的权威专家，他曾在五十个国家做过文学演讲，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5、译者为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专著和译著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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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旨在解决的问题是：比较文学是什么？比较文学究竟比较什么？比较文学的单位是什么？是语言群体、种族、特定“发展”阶段的特定“社会”，还是文学本身？文学如何进行比较……书中涉及的内容包括古老的过去和当下的文学，从公元前三千纪晚期乌尔的舒尔吉到古罗马的奥维德和阿普列尤斯，到日本平安时代的紫式部和明治时代的樋口一叶，到20世纪的詹姆斯·乔伊斯、约翰·罗纳德·瑞尔·托尔金和玛格丽特·尤瑟纳尔、胡适、林语堂以及当代的全球作家，包括多和田叶子以及与张英海重工业搭档的韩裔美国因特网，从比较的视角对他们的作品进行评说，让读者对这些经典有了全新认识。作者还在书中探讨了比较文学的起源和流移，继而阐释“理论”“语言”“文学”“世界”和“比较”等专题。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本书内容丰富、涉猎广博，解答了比较文学的诸多基本问题，是不可多得的比较文学基础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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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
哈佛大学厄内斯特·伯恩鲍姆比较文学讲席教授，比较文学系系主任。曾任美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系系主任。他著述颇丰，出版的学术专著有《埋藏之书：吉尔伽美什史诗的消失与重现》《什么是世界文学？》《如何阅读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的过去与现在》《八十本书环游地球》等；主编的世界文学教材和原典选读有《朗文世界文学选集》《朗文英国文学选集》《普林斯顿比较文学文库》《劳特里奇比较文学论文集》等。同时担任多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杂志主编或编委。他曾在五十个国家做过文学演讲，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是一位在国际上颇具影响力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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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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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致谢
前言
1 缘起
两个书房的故事
喉舌这个小肢体
回归生活
多语原则
文学的相对性
在科学与文学的边界上
2 流移
胡适的文学革命
二姐的告诫
家是别处
伊斯坦布尔之后
3 政治
改变世界
（欧）美比较文学协会
从律法到自由
进入福柯
从赛义德到斯皮瓦克
4 理论
重读保罗 德 曼
两位芭芭拉 约翰逊
重置理论
文学理论
针对性地阅读《迦梨陀娑》
5 语言
“他的法语真的没那么好”
译不可译之文本
在语言之间写作
计算尺上的语言
学术语言
跟随谷歌
两个弗朗西斯 W. 普里切特
6 文学
两个图书馆的故事
从民族文学到民族市场
经典与超经典，少数与极少数
全球媒介空间中的文学
大盗奥维德
隔离区里的奥维德
《大盗奥维德》
7 世界
民族的、国际的、超民族的
从文学的诸世界到世界的诸文学
世界作家的世界文学
教室里的世界文学
规模与范围
什么是世界（文学）？
描写和改变世界
8 比较
比较不可比较的
没有霸权的比较
现代主义与现代性
结论 一个学科的再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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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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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删节）
半个世纪以前的一个深夜，当时我还是比较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博士面试迫近——妻子夜里梦见她和丈夫被一辆卡车的声音惊醒，接着是一阵敲门声。丈夫下楼开门时，发现两个穿工装的工人，而那就是他的面试官哈里?列文和雷纳托?波吉奥利。在1968年美国比较文学协会会长的就职讲话中，哈里?列文讲了这个梦的故事，说“这个学生的机智反应，始终是梦的一个令人高兴的特征。他只是站在台阶上，对妻子说，‘这两个人是做比较文学的’”（《比较文学的过去与现在》）。本书旨在回答那个年轻女人的梦所隐藏的问题：她丈夫的一生究竟在干什么？对我们自己来说，问题则是：我们今天该怎样从事比较文学的行业？我们该如何讨论文学研究中在起作用的许多不同文学？“比较”这些文学究竟意味着什么？
《比较文学的过去与现在》的读者不仅限于比较文学系的学生和教师，也包括乐于把比较的维度融入其工作的任何人。仅就“比较文学”是指跨越国界的工作这一点而言，在民族文学系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正在成为一定程度的比较文学学者：研究沃尔科特的《奥梅尔罗斯》和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就如同研究乔伊斯和荷马一样，也是一种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学者在经典研究中跨越语言和地理界线，但单语研究也越来越涉及比较的探讨：关于“怪异英语”之变体（Ch’ien）的探讨，关于法语语言的跨文化研究，关于标准阿拉伯语与口头阿拉伯语的研究。刚刚出版的一部葡萄牙语文学选集包括来自安哥拉、佛得角、东帝汶、果阿、几内亚比绍、中国和莫桑比克的作品，当然也有巴西和葡萄牙的作品。甚至“葡萄牙语世界”这一说法对于该选集的编者们来说也是一种过度简化，他们定的标题是复数的。此外，当代对移民和流散等问题的关注增强了人们对民族文化内部多元语言之存在的关注，语言从来不是“民族语言”的意识形态所设定的那种单语言。对于今天的许多人来说，比较是从家里开始的。
由于比较的方法和目的等问题现已广泛地被文学和文化研究所分享，所以比较文学学科内部就面临着特别严峻的挑战。如荷兰比较文学学者约普?李尔森所问：“比较的单位是什么？是语言群体还是其窘迫的姊妹——种族？是特定‘发展’阶段的特定‘社会’吗？”他指出这些问题在19世纪就已成为人们广泛争论的话题，现在仍然悬而未决，“几乎明显不愿说出所比较的究竟是语言还是种族，一种被称为‘比较’的文学究竟有何特殊意义？”（《究竟比较什么》）多年来，比较文学学者们所得出的结论——以及困惑和彻底失败——可以为基础宽泛的一般文学研究提供有益的教训。
限定比较文学学者究竟做什么这一挑战自哈里?列文时代以来就越来越严峻了。在那个时代，比较文学学科浸透着各种设想，这些设想既限定又界定了这个领域，提供了相对清晰的教学、研究和学科要求的边界。大多数比较文学学者聚焦于少数几个西欧强国，而在这些强国的文学内部，其重点落在了贵族的盛期人文主义传统及其中产阶级的继承上。这已经是一整个系科所能包容的相当大的一个领域了。1960年，《比较文学和一般文学年鉴》的发起者沃纳?弗里德里希不无讽刺地说，“世界文学”这个术语已经很少被用来指大部分世界：
除了这样一个假设性术语表示肤浅和党派观点这个事实不能被一所好大学所容忍之外，使用它就是破坏公共关系，冒犯人类的大多数……有时，我会轻率地以为我们应该称我们的系科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文学，而即使那样的话也未免太奢侈，因为就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15个国家我们也仅涉及其四分之一而已。（《论规划的完整性》，14—15）
然而，弗里德里希没有号召扩展比较文学领域；相反，他建议完全抛弃“世界文学”这个术语。
甚至在备受宠爱的北大西洋公约国的几种文学中，妇女写作、少数族裔作家和通俗文学或电影——自不必说那种“婴儿”媒介电视了——也不足以与维吉尔、但丁、福楼拜和乔伊斯相媲美。互联网以及数码媒介的电脑世界当时还不存在。到了1969年，也就是列文讲梦的故事的翌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位毕业生通过刚刚创建的阿帕网（ARPANET）传达了第一条信息，当时阿帕网还是美国国防部以弹道导弹项目拨款建立的。
比较文学的知识界限是由社会规范支撑的。列文的大多数男同事会因为对那位做梦的妻子的带有性歧视意味的不解而感到惊奇，但是，今天比较文学博士项目中的女性大大超过了男性，更多的女性学者和作家将会在后面章节中出现，远远超过了50年前甚或25年前进行的一次可比性调查的数字。婚姻也不是过去所说的异性婚姻了，而在最近对我系学生的一次调查中，自我身份认同已经分为三个范畴：男性、女性和其他。列文所讲故事的另一层意思是把藤校教师变成了维修工。这种基于阶级的变形对于今天的许多辅助（或现在的“临床”）职工来说可能略显黑暗，他们感到自己几乎就是移民的蓝领工人。要保留一份“长聘”工作的困难波及所有领域，而对于比较文学学者来说则尤为迫切：当四面楚歌的文学系被拉回到民族限定的核心领域时，比较文学系本来就不多的工作机会也会彻底失去吗？
比较文学学者长期以来在文学理论的进出口贸易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但当理论视角在许多不同领域扎根之时，比较文学学科还有独立的归属和目的吗？过去关于“比较文学的危机”（韦勒克）或“批评与危机”（德?曼）的讨论已经让位于关于学科之死的赤裸叙述（斯皮瓦克）和“精致的僵尸”之说（苏源熙）。现在也许该是美国比较文学协会学术会议讨论吸血鬼和僵尸的时候了。未死者要抓住时机从研究对象晋升为会员吗？要成为补偿死者的朋友吗？
这还不算，人文学科总体上也承受着沉重压力，招生名额紧缩，而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则从大学生与其焦虑的父母手里攫取越来越多的利益。与此同时，由于资金短缺，对那些不能自行联手合作之领域的资助也减缩了。自1996年比尔?雷丁斯发表《废墟中的大学》之后，形势每况愈下。比较文学研究中最最重要的人文价值和国际主义在世界各地受到种族—民族主义的广泛冲击，在美国亦毫不逊色。这些问题不仅是研究生们的梦中情景，也是学生和教师的醒时关怀。
虽然面对这些挑战，比较文学研究仍在很多方面欣欣向荣。民族文学项目所承受的那些压力恰恰使它们有充分理由雇佣人手去教授核心文学之外的课程，而全球化也使民族传统本身越来越具有流动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比较文学学者感到有责任帮助厌战的欧洲走上正轨，而我们现在也需要满足越来越多同样迫在眉睫的需求，从移民和环境危机到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以及暴力冲突。政治话语的极端化，人们关注推文时间的普遍缩短，因而赋予文学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那就是帮助我们所有人更加深刻地思考，预见重新构建世界的方式。我们在今天比在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文学的乌托邦、敌托邦和异托邦。
进入福柯
仅就比较文学学科远离美国文化而言，1960年代兴起的激进主义浪潮对于大多数比较文学研究并未产生多大影响。对比之下，英文系和法文系以及新兴的妇女研究和族裔研究却与其政治性较为契合。70年代末形势急剧变化。1975年第一个学期作为法文客座教授来伯克利讲学的米歇尔?福柯在美国几乎默默无闻，来听讲座的人也寥寥无几。但到了1980年，他就成了名人，容纳两千人的讲堂座无虚席。那年秋天，伯克利学生报刊登了一篇采访，采访中他说：“在某种意义上，我是位道德家，我相信我们的任务之一，人类生存的意义之一——人类自由之源——就是永远不要把任何事物看作确定的、不可触摸的、明显的或固定不动的。对我们来说，现实的任何方面都不应该允许成为我们确定的、非人的法则。”至此，弗莱都会点头称是的，但福柯继续说：“我们必须站起来反对一切形式的权力——不仅是狭义上的权力，政府权力或一个又一个社会组织的权力：这些只不过是权力集中的特殊形式。”
始终不渝地赞赏福柯的第一位美国比较文学研究学者是爱德华?赛义德。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强烈抨击去政治化的文学和知识生活，从而产生了巨大影响。其理论兼收并蓄，包括从维柯到马克思、从奥尔巴赫到葛兰西到福柯等一系列思想家。然而，就其与巴勒斯坦斗争和后殖民文学研究的紧密认同而言，赛义德并非一开始就是对抗性批评家。1935年，他生于开罗的巴勒斯坦基督教小康之家，并在开罗接受了英国殖民体制的教育，比如在学校不准讲阿拉伯语；在家里，家人之间交替使用阿拉伯语和英语。赛义德逐渐喜欢上了英国和法国文学，与年轻时在上海的林语堂一样，他对欧洲文学的了解多于对本国文学的了解。他终生致力于英国和法国作家的研究，从乔纳森?斯威夫特到奥斯丁、康拉德和普鲁斯特。1995年他在纽约大学召开的一次关于他的学术会议上说：“我毕竟是经典作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赛义德父亲生活在美国，成为美国公民。赛义德16岁时，父亲送他到麻省北野山高中，一所精英住宿学校，其校歌恰好是威廉?布莱克《耶路撒冷》一诗中描写的一个场景。高中期间，赛义德学会了弹钢琴，以班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之后，去普林斯顿学英文，与新批评家R. P.布莱克穆尔过往甚密。他去哈佛攻读英文博士学位，写了论康拉德的博士论文。1963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英文和比较文学系任教，四十年如一日，直至2003年逝世。
哥伦比亚英文系欢迎参与社会活动的学者。一个主导性人物是利奥奈尔?特里林，其大量著作是关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一如他的前学生斯蒂芬?马尔库斯。二人都参与了《党派评论》的编撰，当时是纽约知识分子的主要刊物。然而，特里林的自由主义主要是思想表达而非行动。如历史学家托马斯?本德尔所写：“他厌倦了激进主义和承诺，勇敢地表达一种世俗和精明的犹豫。”教师们可以争论种族和族裔问题，但争论者本身大可不必是族人。他逝世后，狄安娜?特里林为他写了一篇回顾性文章，文中说，“在相貌和名字上”，她丈夫应当是系里第一个被雇用的犹太职员，而如果他以外祖父的名字“以色列”命名的话，他也许拿不到这份工作。20年后，A.巴特莱特?贾马蒂就由于不叫安吉罗?B.贾马蒂而顺利被耶鲁录取，而哥伦比亚大学雇用了康拉德研究专家爱德华?W.赛义德，但不可能冒险录用巴勒斯坦激进活动家E.瓦笛?赛义德。
康拉德始终是赛义德研究的核心，但由博士论文延伸出来的著作《约瑟夫?康拉德与自传体小说》（1966）却是关于心理学的研究，与当时流行的存在主义哲学相吻合。“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宗主国”等术语没有在索引里出现。赛义德深切关注的是康拉德的外来性与英国小说之间的张力，在对“康拉德意识的现象学探讨中”聚焦于“康拉德精神生活中的困境”。
赛义德在第二部书中从文学史转向了文学理论（《开端：意图与方法》，1975），把现代主义作为一个转折时期。期间，人们生活的特定环境和传统继承、他们的“依附”，都似乎瓦解了，作家们不断构建自己新的社会和文化依附关系。该书的焦点依然是文学和哲学而非政治，探讨了维柯、狄更斯、尼采、霍普金斯、弗洛伊德、康拉德和普鲁斯特的创始性策略，其基础理论来自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庞大阵营。赛义德运用福柯关于后启蒙运动中知识转型的思想来论证现代思想家打破既有思维方式的必要性，但《开端》强调的是对权威的挑战而非进行公开的政治批判。前言中，赛义德提出了弗莱会毫不犹豫地予以支持的一种自觉批评——“如果批评需要一种特别迫切的表白，”他说，“那就是经常反复经历的开端和再开端，其力量不是产生权威也不是促进正统，而是激发自觉的情境性活动，即目标为非压制性交流的活动。”
《开端》是一部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交集的著作，与一些叙事学著作相近，如弗兰克?克默德的《一个结局的意义》（1967），或彼得?布鲁克斯的《情节阅读：叙事中的设计与意图》（1984）。然而，与克默德和布鲁克斯相对照，赛义德表明作家们如何在开始时就扰乱叙事的设计和意图，而约翰?霍普金斯的杂志《变音符》用一整期的篇幅讨论《开端》与解构主义的关系。J.希利斯?米勒强调指出该书与德?曼提出的悖论的相近性，而另外两位撰稿人则认为赛义德对解构主义洞见的理解并不足够。只有一位作者，海登?怀特看出该书是一部政治寓言（《作为文化政治学的批评》，19）。
该刊同期还刊登了长篇而具有启发意义的访谈。在访谈中，赛义德谈到其政治维度，说在《开端》中，“我是在检验人们是如何从思辨开始而最终沦为某种世俗行为的”，但他也提到“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书中是非常隐蔽的”（《访谈》，39）。尽管他对无休止的悖论读解表示了不耐烦，但他的确自觉地站在了由德?曼、希利斯?米勒、杰奥弗里?哈特曼和哈罗德?布鲁姆组成的“耶鲁学派”一边。有趣的是，他单独表扬了布鲁姆。“不管其政治信仰是什么，”他说，“他击中了我认为绝对真实的东西——人的活动，作品的生产，并不、也不能在他诗歌中没有讨论的那种权力关系的情况下发生。人不仅仅在写作：写作时，人与其他作家、其他作品、其他活动或其他对象是相对峙或相反对的。”
这次访谈使我们窥见了一个理智的人的一次迷人的转折。由于生长在开罗，偶尔去去耶路撒冷，全家去黎巴嫩度假，16岁后，赛义德就一直在美国；以色列/巴勒斯坦的斗争似乎随着他追求学业、开始职业生涯而越来越疏远了。然而，那部论康拉德的书发表一年后，1967年的阿拉伯—以色列战争唤醒了他，使他直接参与了政治行动，即便作为英文和比较文学教授的日常生活仍在继续。在1976年的一次采访中，赛义德谈到自己正处于“一个困难的关口”。他对采访者说：
我在大学里过着一种毫无争议的生活，其中大量的工作都是既定渠道所要求的。那是某种教育的功能，某种社会背景的表象。然而，我还过着另一种生活，那是其他大多数文学研究者所不予言说的。……我的整个背景在中东，我惯常的有时拖延的访问，我的政治参与：所有这些都存放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盒子里，我作为文学批评家、教授等从那里脱颖而出。现在，第二种，也就是较以前的一种生活在严重地侵蚀着另一种，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困难的关头。
要目睹他那些分离的自我从不同的盒子里跳将出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赛义德抓住了混乱时局给他的机会。他对采访者说：“在两个世界之间存在着联系，在一个世界里我开始利用我自己的著作。”他在《东方学》中描述了这种研究，当时他正在完成这部著作。在该书结尾，他说：
我感到自己在一个很有趣的位置上写作。我是一位回击东方主义者的东方人，这些东方主义者长期以来靠我们的沉默兴旺发达。我仿佛也在给他们写，拆毁其学科的结构，展示其元历史的、制度的、反经验的和意识形态的偏见。最后，我感到自己是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为同胞和同人而写。
既为同胞也为同人而写，赛义德在设法把两种读众和两个自我聚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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