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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編輯推薦: |   
          | 可喜的是,每一篇都有独到发现,让我想到萧统《文选》序所谓“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如果将“事”换成问题,“义”归于学术立足点,那么小岩的工作在我看来就是以敏锐的学术意识,抓住古典戏曲中一些重要问题,在文学研究的立场上给予透彻的诠释。 ——蒋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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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內容簡介: |   
          | 古典戏曲作品意涵丰富,是敞开式文本,借由不同理论的视角,这些作品呈现出更多的“景观”。本书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利用叙事学、互文性理论、空间理论等解读古代经典戏曲作品;一是借助“知识考古学”与话语分析,对戏曲研究的学术史话题予以探讨。两个方面一古一今,指向的都是古典戏曲如何被现代接受、古典戏曲如何被现代理解。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从研究方法上看,本书注重文本细读,所研读的古典戏曲均为经典作品,所讨论的戏曲研究史论题大都深刻影响着现当代戏曲研究范式。从学术价值上看,本书所提出的一些具体的学术观点,有助于戏曲史的深入研究,如《汉宫秋》将写入昭君殉节情节对后世昭君戏的深远影响,明人热衷元“以曲取士”说与对当时科举制度批评的密切关系,“悲剧”应用于中国戏曲批评中的世界文学愿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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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關於作者: |   
          | 王小岩,北京师范大学文理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师范大学文理学院中文系副主任,中国俗文学学会理事。 |  
         
          | 目錄: |   
          | 序 引 子
 一 流寓寺院:异托邦视域下的崔张故事
 二 窦娥之死:文本间的“讲述”
 三 昭君故事:缺席女主角的戏剧结局——《汉宫秋》之后昭君戏的写作与观演
 四 入赘/ 反入赘:民间叙事与汤显祖剧作的互文考察
 五 丽娘画像的三组关键词
 六 从不识字到通文理:关于语言的叙事——以《西厢记》《牡丹亭》《比目鱼》为例
 七 知音的诗学:从音乐到文学到戏曲批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知音”话语分析
 八 “元以曲取士”说与明清科举制度批评
 九 “ 悲剧”祛魅:中国戏曲进入世界文学版图?—— 20 世纪“悲剧”用于中国戏曲批评的思路分析
 十 戏剧美育:从蔡元培到梅兰芳
 十一  校读法:从孙楷第到邓绍基的元杂剧校读
 十二 “小传统”中的“小传统”——读李玫《中国民间小戏史论》
 致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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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內容試閱: |   
          | 引子 (节选) 这本小书题作《古典戏曲的现代诠释》,其义云何?
 第一,“现代”何谓?
 美国历史学家林恩·亨特在《史学的时间之维》中写道:“我的目标是解释‘现代性’如何塑造了我们关于历史的思维,它何时成为一种概念,以及它如何塑造历史写作?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现代’如何被视为一种独特的、优越的时间范畴。”林恩·亨特考察了“现代”一词在西方历史中的应用、释义,检讨“现代”与西方史观的密切关联,进而提出:“如果我们要追求一种非目的论的视角,就需要抛弃古代/ 中世纪/ 现代的分类,采取一种对未来更加开放、对过去更少束缚的态度。”这无疑对当代学者,特别是以古代为研究对象的当代学者非常有启发。
 如果我们不将“现代”视为与西方史观同构的概念,而只是视之为客观的时间,那么,每一位学者都不得不处在“现代”之中,身体,思想,都不能没有“现代”的位置,“现代”无法抹去,无法逃离。所以,仍然要回到老生常谈:不是“现代”被视为“优越的时间范畴”,而是如何借助现代激活古典。“现代”既是学术活动中的主体,也是学术活动中的方法。而且,我相信,当“现代”成为学术活动的主体,我们对过去的束缚也会因之减少,而这正得益于“现代”于未来而言是开放的。
 第二,为何“诠释”?
 任何学术写作都有潜在的“对话”,即所谓“问题意识”。当我接受学术训练时,不满意当时所拜读的文学史或戏曲史有关戏曲解读的章节,这种不满意是由自己所学习、接受的文学理论的丰富性与文学史、戏曲史作品阐释的单一性的矛盾造成的。对此,我一方面尝试重新解释作品,一方面试图探讨戏曲学术史的一些问题。我既要找到新的打开作品的方式,又要尝试打开前代学者的思想的“现代性”。而这两方面问题的研究,对我而言,并非是我处在“优越的时间范畴”,而是因为我处于更多元的与更开放的文学阐释时代。至于所探讨问题的时代价值,每一代学者都有自己的使命,“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由学者所处的时代、所面临处境决定的议题与观点,促成了文学阐释的迭代与多样化。
 首先,古典戏曲作品题材、情节、曲辞等,吸引我一读再读,诠释工作因此迫不及待。古典戏曲作品不是“盖棺定论”的文本,而是敞开式文本,借由不同理论的视角,这些作品呈现出更多的“景观”。古典戏曲作品随着舞台、演员、时代而变化,作为流动性文本,其意义的生成不是由剧作家一个人决定的,而是由时代、演员、观众与剧作家、出版商等共同促成的。流动的文本,流动的意义,使我十分着迷。当然,诠释者应该十分审慎对待文本的外部资源,有节制地使用有关舞台、演员、时代及作者、出版商的文献,要回到作品,回到作品的内部,从事文本细读,揭示文本内部问题,因为作品才是“诠释”的目的。比如马致远的《汉宫秋》,文学史大都结合马致远所处的时代来评价这部作品,但我则注意到马致远有意识处理了元帝与昭君的亲疏关系,致使昭君在这个作品中不得不“殉节”,而后来的昭君题材作品,都被“困”在这个结局之中,从而可以看出马致远的改写对昭君题材的深远影响,这实际上是中国版的“影响的焦虑”。作品自身的诠释空间,是诠释工作的驱动力。
 其次,我也将戏曲学术史视为“开放的文本”,它们同样有待于诠释与着色。比如明清为何热衷讨论元“以曲取士”,比如蔡元培提出戏剧美育如何落实到了梅兰芳的表演上,我将这些议题放在历史演进的脉络之中。同时,我也借鉴了“话语分析”的方法,细考话语的进化过程,希望能揭示出学术的波浪如何一层一层地荡开,推到我所在的“现代”。收在这本书最后的两篇文章,讨论从孙楷第、邓绍基到李玫三位前辈所形成的,也是我接受的学术传统。我不认为自己有能力承续前辈的学术传统,但如果我能自觉理解前辈的学术方法——校读法、文学本位,那么,我也自然能在戏曲研究上有一点自己的心得、自己的收获。由此,在学术史的进程中,我不是位于林恩·亨特所说的与过去断裂的现代,而是由传统绵延而来的现代,这也是《古典戏曲的现代诠释》的另一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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