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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以赛亚·伯林的代表作！深刻论述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肖像！
从别林斯基的批判锋芒到赫尔岑的民粹先声，从托尔斯泰的灵魂拷问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德苦修，以赛亚·伯林以其标志性的观念史视角，将多位19世纪俄国思想家的精神肖像在历史语境中显影。
收录名篇《刺猬与狐狸》，直抵伯林思想洞见
书中对“刺猬与狐狸”的划分，堪称20世纪富有洞见的思想分类框架——“刺猬”将万物归于单一真理，“狐狸”则拥抱多元与矛盾。这一理论超越了俄国语境，成为解析思想家特质的经典范式。
全新修订！更加还原伯林本真思想
本书以企鹅2008年版为底本，并依据原版编者亨利·哈代新近增补内容修订升级，更新经过深度扩充的编者前言及导论，同时新增人名资料表和多幅历史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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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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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在书中系统地阐释了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命运和思想状况，他撷取这一时期各个阶段的代表人物，包括赫尔岑、巴枯宁、别林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深入分析他们秉持的观念及其所代表的时代精神，并且进一步探究了俄罗斯民族作为一个群体所具备的思想特征。全书论述纵横捭阖，既有对思想巨匠的细腻刻画，也有对历史脉络的宏观把握，揭示了人类历史上一个异常重要的思想跃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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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以赛亚·伯林
英国哲学家、观念史学家、20世纪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生于俄国犹太家庭，1921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哲学，1957年就任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发表具有开创性的“两种自由概念”演说，同年获封爵士。作为杰出的观念史学家和学科主要奠基人，先后被授予耶路撒冷文学奖和伊拉斯谟奖。主要著作有《自由论》、《俄国思想家》《反潮流》《个人印象》《扭曲的人性之材》《现实感》《浪漫主义的根源》《启蒙的三个批评者》《苏联的心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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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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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前言
编者前言
缩略语与习惯用法
导论：复杂的慧见（艾琳·凯利）
俄国与一八四八
刺猬与狐狸
赫尔岑与巴枯宁论个人自由
辉煌的十年
一、俄国知识阶层之诞生
二、彼得堡与莫斯科的德国浪漫主义
三、别林斯基
四、赫尔岑
俄国民粹主义
托尔斯泰与启蒙
父与子
人名资料表（贾森·费雷尔）
人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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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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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复杂的慧见
艾琳??·??凯利
不要在这本书里寻找解答——你会一无所获 ；统而论之，现代人没有解答。
赫尔岑，《彼岸书》
为了向莫洛尔女士解释俄国革命，罗素曾说，布尔什维克虽然可怕，好像恰是适合俄国的那种政府：“自问一下，要如何管辖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那些角色，你就明白了。”
俄国理当实行专制社会主义的看法，许多西方自由主义者认为并无不公，至少，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那些“魔鬼”——俄国的激进知识阶层，他们作如是观。就其与社会疏离以及其给予社会的冲击的程度而论，十九世纪俄国知识阶层可谓举世无二。他们的意识形态领导人物，是一个具有教派凝结力与使命感的小集团。他们在道德上热烈反对现有秩序、心智上专一贯注于观念、信仰上唯理性与科学是从，遂为俄国革命开道铺路，成就他们本身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是，英国与美国的历史学家对待他们，常生屈尊俯视之心，而且往往带有道德上的厌恶感；因为他们尽其热情以附和的理论并非己出，而是借自西方，且其了解多不完全；他们狂热鹜从极端的意识形态，有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魔鬼，冲向盲目的自我毁灭，还拖着他们的国家同归于尽，随后更贻害世界许多其他地区。这个信念既深嵌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看法之中，复又由俄国革命及其后果而强化，对观念的热烈与兴趣于是被视为心灵与道德混乱失序的征候。
有一种强有力的自由主义的声音，从未放弃对这样一种关于俄国知识阶层的看法表达异议。以赛亚·伯林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得到最广泛赞誉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他是约翰·格雷（John Gray）所称的“坚忍的、悲剧性的自由主义”的倡导者，认为在相互竞争的价值观念之间不可避免会发生冲突，而这样一种观念为自由主义的知识传统注入了新的生命。他的论述里渗透着这样一种信念，亦即，最能理解观念的力量——尤其是那些他称之为右派与左派持有的“伟大专制幻想”（great despotic vision）在思想上与道德上的吸引力——的人，最能维护自由主义的价值。英国对欧陆思想运动相当冷漠，而他在英国思想生活上的独特贡献之一就是对这种冷漠的反拨。在一系列精妙绝伦的研究中，他把后文艺复兴世界（the postRenaissance world）几位最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的理念与人格呈现给了广大的受众，在首次成集于本书的几篇文章里，他对俄国知识阶层现象的阐述同样精彩。
以赛亚·伯林对俄国知识阶层的研究路数，是注意其人如何“体行”（live through）观念以解决道德要求。这个题目的研究，大多依据历史上的后见之明来判断政治上的解决，他则反而最关心该知识阶层所提出的社会与道德问题、他们所寻求解决的困境。他论述俄国主题的文章自成其说，无待于哲学上的注疏与参校，不过，这些文章对他思想史方面所有著作的中心主题，也是个实质上的增益，而且，放在这更大更广的架构里，最能显出独造之处。
伯林著述的中心旨趣是人类道德行为所依托的一些未有定论的问题中最根本者之一：所有绝对价值到底是否并行不悖，或者，人生应怎么过的问题是不是没有单一的终极解答、没有一个客观而四海皆准的理想？他在论自由的文章中把自己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加以概述，探索了一元与多元世界观，深究其心理和历史根源与后果。他提出一个论点：在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巨大极权结构不是可怕的变态，而是所有西方政治思想核心潮流里一项主要假设的合理发展。这项假设是：宇宙有个单一目的，缘此目的，一切现象底下有个根本的统一。这根本的统一，有人说可经科学探讨发现，有人说可由宗教启示获得，又有人说可由形而上思索掌握。要之，一旦发现，就能为人生如何过的问题提供最终的解决方案。
这一信念的几个最极端形式，因其非人化的看法将人类视为抽象历史力量的工具，而在政治实践上导致种种罪恶的走火入魔。不过，伯林强调，这信念本身，不可遽而视为病态心灵的产物。盖人有感于内在分裂，渴望一种神秘但已失落的整体性，遂生出“一股深刻、无可救药的形而上需求”，上述信念即根源于这股需求，而为一切传统道德之基础。这股绝对价值的渴求，流露的往往是一股极力脱卸责任，使人不必为自己的命运负责的冲动，亦即将这责任转给一个“巨大而不具人格的统一整体——自然、历史、阶级、种族、‘我们时代的残酷现实’或者无可抗拒的社会结构演化；该整体会把我们吸收并融入其无限、漠然、中性的质地组织里，对这组织加以评价或批评，是愚蠢的，与之相抗，也注定失败”。
伯林相信，正由于一元现实观回答了人类的根本需求，因此，真正一贯的多元论素来是个相当罕见的历史现象。多元主义，以他所取于此词的意思而论，不可混同于一般界定的自由主义看法——依照一般界定的自由主义看法，极端主义者是对真正价值的扭曲；社会和谐与道德生活之钥，寓于温和（moderation）与中庸。据伯林所了解，真正的多元论更强硬，在思想上也更大胆，它拒斥所谓一切价值冲突皆可由综合（synthesis）而获终极解决，以及所谓一切可欲目标都能相互调和之说。多元论认为，人性如此，其所产生的某些价值容或同等神圣、同等终极，却会相互排斥，而且彼此毫无可能成立一种客观的等级层次关系。因此，道德的行为操持可能就是要在没有普遍共通标准的协助下，在无法得兼但同等可欲的价值之间做痛苦的抉择。
刺猬与狐狸
论托尔斯泰的历史观
英国化学家的头脑与印度佛教徒的灵魂的奇异结合。
沃居埃
希腊诗人阿尔基洛科斯存世的断简残篇里，有此一句：“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原文隐晦难解，其正确诠释，学者言人人殊。推诸字面意思，可能只是说，狐狸机巧百出，不敌刺猬一计防御。不过，视为象喻，这句子却可以生出一层意思，而这层意思竟且标显了作家与作家、思想家与思想家，甚至一般人之间所以各成类别的最深刻差异中的一项。各类之间，有一道巨壑：一边的人凡事归系于某个单一的中心识见，一个多多少少连贯密合条理明备的体系，而本此识见或体系，行其理解、思考、感觉；他们将一切归纳于某个单一、普遍、具有统摄组织作用的原则，他们的人、他们的言论，必惟本此原则，才有意义。另一边的人追逐许多目的，而诸目的往往互无关联，甚至经常彼此矛盾，纵使有所联系，亦属于由某心理或生理原因而做的事实层面的联系，非关道德或美学原则；他们的生活、行动与观念是离心而不是向心式的；他们的思想或零散或漫射，在许多层次上运动，捕取百种千般经验与对象的实相与本质，而未有意或无意把这些实相与本质融入或排斥于某个始终不变、无所不包，有时自相矛盾又不完全、有时则狂热的一元内在识见。前一种思想人格与艺术人格属于刺猬，后一种属于狐狸。我们不必强求僵硬分类，但亦毋需过惧矛盾；我们可以说，根据前述旨趣，但丁属于第一个范畴，莎士比亚属于第二个范畴；柏拉图、卢克莱修、帕斯卡、黑格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易卜生、普鲁斯特是刺猬，惟程度有别；希罗多德、亚里士多德、蒙田、伊拉斯谟、莫里哀、歌德、普希金、巴尔扎克、乔伊斯则是狐狸。
当然，这项二分法，正如一切这种过于简化的分类，若强直径行，即成矫揉、烦琐，终至荒谬。不过，这分类即使无助于严肃的批评，却也不应见斥为纯属浅薄或轻浮。它和所有稍能体现真理的识别法一样，提供了一个观察与比较的据点、一个从事纯正研究的出发点。据此，则普希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分殊之剧，可见无疑。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普希金为题的那篇演说，一时名论，全篇雄辩撼人、感人至深，却因为把巨狐普希金——十九世纪头号狐狸——谬解为原身正是刺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类，于是竟把普希金转化扭曲成专志一念的先知、某种一元普遍信息的专差，而那信息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宇宙的中心，与普希金变化无穷的天才所涉猎的多种领域，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所以，凡敏感读者，鲜不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之说非但未能揭明普希金的天才，反倒是照见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天才。因此，若说以普希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两巨人各持一端，即能度得俄国文学的幅广，并非虚言；而认为这类问题有用或有趣的人，取其余俄国作家，揆其与此两大端之远近异同关系，即可以判得诸家特征，亦非妄谈。果戈理、屠格涅夫、契诃夫、勃洛克等人对普希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关系如何的问题，能导出——或者，可说已经导致——成果丰硕、发人深省的评判。不过，遇托尔斯泰而提此问题—问他属于第一或第二范畴，是一元论或多元论者，是视听纯一或识见多方，是本质单一或异质成分混合—就没有清晰而立即的答案了。施之于他，这问题似乎不尽允当，隐晦事体，甚于拨云见日。不过，我们有此犹豫，并非由于所知不足。关于他本人，关于他自己的看法与态度，托尔斯泰所告于世人，多于其余任何俄国作家，几乎多于其余任何欧洲作家的自述；在任何常规层面上，他的艺术都没有可以称为晦蔽不明之处；他的宇宙没有沉黯的角落，他的小说天光澄澈；关于他本人，他已做解释，关于他的小说以及其建构方法，他已有论辩，且解释与论辩之清晰、有力、明敏、澄澈，亦无不过于其他任何作家。他是狐狸，还是刺猬？我们应持何说法？答案何以如此出奇难觅？他近于莎士比亚或普希金，而远于但丁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他与诸家都完全不相类，因此这问题荒谬而无从解答？我们的探讨似乎面临着窒碍。这神秘的窒碍是什么呢？
本文中，我不想就此问题完整具述一个答案，因为兹事体大，等于要对托尔斯泰的整体艺术与思想作一场严谨的检验。因此，我自限于提出一个想法，这想法是，前面所提的窒碍，究其起因，可能至少有一部分由于托尔斯泰本人并非不自觉有此问题，而且尽力使答案落空。我想提供的假设是：托尔斯泰天性是狐狸，却自信是刺猬；他的天赋与成就是一回事，他的信念连带他对他自身成就的诠释，又是一回事；结果，他的理想导使他以及被他雄辩的天才所欺惑的人，对他与别人的作为，或者对他与别人所应有的作为，提出了系统性的错误诠释。没有谁能埋怨他，说他让读者怀疑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关于别人和他自己的作为，关于别人和他自己应该有的作为，他的看法染透了他一切闲文逸作——在他的日记、有文字记录的余谈剩语、自传文章与故事、社会与宗教小册子、文学批评、公私通信里，他这看法无处不见。不过，他的本质与信念枘凿龃龉，而其冲突最为明显之处，就是他的历史观。他谈论历史，写出了他一些最精彩又最矛盾的文字。本文试图处理他历史看法方面的动机，以及其某些可能的来源。简而言之，本文试图以托尔斯泰自己所欲于读者的严肃性，来处理他对历史的态度—不过，我们严肃的原因与他有别，我们不是要用他的历史观来看全人类的命运，而是借他的历史观来看他这个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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