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表
先驱者
弗洛伊德（1900）在《梦的解析》中提到了无意识记忆痕迹，意指它们对梦和症状形成有着巨大影响。真正把客体带进自体的想法产生于费伦齐、亚伯拉罕和弗洛伊德在口腔期发展阶段的阐述。1909年，费伦齐创造了“内摄”一词来描述（口腔）过程，即将外部世界带入自我的过程，并“使其成为无意识幻想的客体”（1909， p. 47）。费伦齐后来将这种活动描述为“通过将其客体包含在自我中，使原始自体性欲的兴趣延伸到外部世界”（1912， p. 316）。1910年，弗洛伊德描述莱昂纳多·达·芬奇在无意识中保留了他对母亲压抑的爱，他仍然“无意识地执着于记忆中母亲的形象”，并认同母亲（1910， p. 100）。亚伯拉罕（Abraham， 1911）把体内化描述为口腔本能冲动的心理对应物。
弗洛伊德在1910年引入了自恋的客体爱（object-love）的概念，这个概念在《性学三论》（1905）和那篇关于莱昂纳多·达·芬奇的论文（1910）的脚注中都出现过。1914年，弗洛伊德撰写了一篇论文，阐述了自体将自我作为其爱的客体的观点（《论自恋：一篇导论》）。弗洛伊德在1917年的重要论文《哀悼与忧郁》中，使用亚伯拉罕对正常哀悼与严重抑郁的区分，以及亚伯拉罕口欲食人（oral cannibalism）的概念，来描述抑郁的自我如何与内摄的、责备的、丧失了的客体进行认同。然后在1921年，弗洛伊德提出了自我分裂的观点，其中一部分自我是良知，愤怒地对抗自我中“已经被内摄所改变，包含丧失客体”的部分（1921， p. 109）。良知或批判的代理者后来被命名为超我，它本身就是早期认同的沉淀（1923， p. 34）。弗洛伊德将客体带进自我的原因描述如下。
当一个人不得不放弃一个性客体时，他的自我往往随之发生改变，这只能被描述为在自我内部建立客体，正如在忧郁症中发生的那样。这种认同可能是它我能够放弃客体的唯一条件。无论如何，尤其在发展的早期阶段，这个过程非常频繁地发生，它使我们有可能假设：自我的特征是被遗弃的客体－投注的沉淀物，它包含了那些客体选择的历史。
（Freud， 1923， pp. 29-30）
弗洛伊德后来解释了他所说的“认同”这一术语的含义。
这就是所谓的“认同（identification）”，也就是说，将一个自我同化（assimilation）到另一个自我中，结果是第一个自我在某些方面表现得像第二个自我一样，模仿它，在某种意义上将它变成了自己。把认同和口欲的、将另一个人吃掉的体内化进行对比并非不合适。它是对他人依恋很重要的形式，可能是最早的依恋，和对客体选择不是一回事。
（Freud， 1933， p. 63）
所有这一切都为克莱因关于“内部世界充满了内部客体”的思想铺平了道路。
克莱因对内部客体的看法
1925—1932年，早期阶段：对俄狄浦斯客体的口腔和肛门攻击（内摄的特征受内摄时所处的性心理发展阶段的影响）
早在1925年，当克莱因写到“抽动”的时候，她就把抽动描述为与孩子对他的“内部”客体——性交中的父母——的幻想关系有关的活动，这个“内部”客体是指性交中的父母。亚伯拉罕和费伦齐将抽动描述为与自慰有关的自恋行为，他们认为这种行为是无客体的释放方式。克莱因不同意种观点，她认为抽动是从客体关系退化到继发自恋的行为。
此时克莱因开始构建她的理论，她在孩子身上看到的焦虑是由他们自己的暴力感受和他们内部存在报复性母亲的幻想所引起的。1926年，她描述了两个极度焦虑的女孩，其中一个叫丽塔的女孩害怕她母亲的报复，因为她的俄狄浦斯式愿望是“篡夺她母亲在父亲那里的地位，从她母亲那里偷走她孕育中的孩子，伤害及阉割自己的父母”（1926， p. 132）。克莱因的观点是，令人恐惧的母亲不是真实的（外部的）母亲，而是被内摄的母亲。
但是在这里，对幼时愿望的禁止不再来自真实的母亲，而是来自被内摄的母亲，她（丽塔）以多种形式为我（克莱因）活现了这个角色，这个角色对她施加的影响比她的亲生母亲曾经做的更加严厉和残酷。
（Klein， 1926， p. 132）
尽管在克莱因写作的这个阶段，她聚焦于作为坏客体的内部客体，而丽塔的父亲也是折磨人的内部形象，但还有另一个版本的父亲：更有帮助的形象，作为一头大象出现在她的游戏中，阻止她起身追求她那邪恶的愿望。
克莱因将儿童的原初真实客体与她所说的“意象”区分开来。“他与他们（原初客体）的关系经历了扭曲和变形，因此当下爱的客体现在是原初客体的意象”（1927， p. 151）。克莱因认为，儿童专注于母亲的身体内部及其内容物，包括充满敌意的阴茎，当它们和母亲一起被内摄时（后来被称为“结合客体”），被儿童感觉为有极度的敌意，并引起极度的焦虑。克莱因将这些意象定位在超我中，这是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改变，超我的发展先于俄狄浦斯情结的解决（见“俄狄浦斯情结”“超我”）。
……超我具有幻想的严苛性。考虑到无意识中普遍存在的、众所周知的原则，儿童会因为自己食人和施虐冲动，而预期受到诸如阉割、被切成碎片、被吃掉等惩罚，并且永远生活在对这些惩罚的恐惧之中。儿童那温柔、慈爱的母亲与被儿童超我所威胁的惩罚之间的对比，实际上是荒诞的，这说明了一个事实，即我们决不能把真实客体等同于儿童内摄的客体。
（Klein， 1927， p. 155）
在她这个思考阶段，克莱因经常假设，真实客体是好的（如上面的例子），而意象则是坏的。这个假设在过去和现在都饱受诟病，但克莱因并没有长期坚持这个假设，即使在她提出该假设时，“好的”“真实的”客体也常常是不切实际的，且表现出极端的暴力。佩托阐明了这一点，他指出，尽管克莱因（Klein， 1929）认为杰拉尔德理想中的“仙女妈妈”比残忍的意象更接近现实，“这个更现实的意象仍然愿意帮助儿童杀死他的父亲，阉割他并吃掉他的阴茎”（Petot， 1990， p. 260）。
一段时间以来，克莱因认为，内部客体的特征由其主导的前生殖器冲动的性质所决定，在此冲动之下客体被内摄。因此在口腔施虐阶段，被内摄的客体将被内摄的过程所扭曲，然后其本身将被体验为充满了口腔施虐。因为，当客体被内摄时，主体使用施虐的所有武器向他们发起攻击，这唤起了主体对于外部和内化的客体会对自己发动类似攻击的恐惧（1929， p. 212）。在这个早期阶段，克莱因还没有发展出她的抑郁心位理论，她认为有益的内部客体的形成取决于儿童朝向生殖器期的成功发展。克莱因指出，如果存在“对口腔吸吮阶段的足够且强烈的固着”，这便会发生（1929， p. 204），在这种情况下，内部的客体才变得更像真实的母亲。
克莱因对儿童内部幻想世界的描绘极其复杂，其中每个“人物”，从极端的形象到更加现实的形象，都处于快速波动的状态，时不时地可能与其中一个或多个意象结盟、交战，或被其接管。这种内部冲突引起的焦虑，可以通过将这些意象“分裂和投射”（1929， p. 205）到外部世界的客体内，而得以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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