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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春秋战国真有趣》的作者龙镇全新力作。
★《春秋》与《左传》，是关于中华民族*早的靠谱的记忆。不了解春秋历史，就不懂中国。
★《左传》是打开《春秋》的一把钥匙，没有《左传》，读不懂《春秋》。
★一本书带你读懂、读通、读透《左传》，在趣味盎然中，轻松掌握春秋历史。
★书中配清代宣统年间石印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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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作为《春秋》的权威解读本，《左传》在中国流传两千余年，历来是儒家学子重点研读的对象，也可以说是古代公务员考试的书目。《左传》叙事简洁，文字优美，逻辑清晰，立场鲜明，既有史学价值，也有文学价值，更有思想价值。但是，对于现代人来说，《左传》过于晦涩，即便是逐句翻译，也很难完全理解。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这样读<左传>》，对《左传》进行了全面的阐述，不仅对原文进行了通俗生动的解读，对大历史事件的背景进行了简要介绍，还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揭示了历史背后的逻辑。本书旨在架起一座桥梁，让现代人能够读懂、读通、读透《左传》，了解春秋历史，领会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的人生观、政治观和价值观。作品轻松有趣，扎实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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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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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镇，男，1975年生，湖南醴陵人，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现居广州。爱历史，爱八卦，善于从纷繁复杂的历史记录中寻找内在的逻辑关系，还原历史真相。出版有《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6卷，读客公司出版，再版更名为《春秋战国真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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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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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鲁隐公
第二章 鲁桓公
第三章 鲁庄公
第四章 鲁闵公
第五章 鲁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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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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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今日痛饮庆功酒，
壮志未酬誓不休。
来日方长显身手，
甘洒热血写春秋。
这是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著名唱段，上了年纪的人应该能哼上一两句。杨子荣来到土匪窝，获得了座山雕的信任，荣升老九，土匪参谋长下令拿酒庆贺，杨子荣袍子一撩，眉角一挑，就来了这么一段。
这里有个问题：为什么是写春秋呢？
字面上解释，春秋是季节。春华秋实，春花秋月，春种秋收，中国人给这两个季节赋予了很多美好的意愿。
引申的含义，春秋是历史。
写春秋，即是写历史。
穿林海，跨雪原，智取威虎山，为党为人民立奇功，正是杨子荣甘洒热血去谱写的历史。
于是又有问题来了：为什么写春秋即是写历史？其一，春秋是古代史书的通名。
这里的古代，是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据唐朝史学家刘知推论，夏、商、周三代，官方的史书都叫作《春秋》——当然，也有些诸侯国的史书另有其名。比如在周朝，晋国的史书为《乘》，楚国的史书为《梼杌》，但是笼统地称为《春秋》，是不至于错的。
由于长达数百年的战乱，夏、商、周三代各国的“春秋”，基本上都失传了。流传于世的，唯有周朝鲁国的《春秋》。
而这本《春秋》也不完整，仅仅是记载了自鲁隐公至鲁哀公年间发生的事情，历经十二代君主，时间跨度约为二百四十年。
后人所说的“春秋时期”，即因此而得名。
其二，（据说）孔子是《春秋》的修订者。
后人看到的《春秋》，并不是原版，而是孔子修订过的。
关于孔子修订《春秋》这件事的真实性，史上争论颇多。正方反方的论述，皆有可取之处，在此不作讨论。
姑且站在正方的立场上来理解这件事——
首先，《春秋》经手的史官众多，文风不一。孔子作为鲁国的文化达人，对《春秋》进行修订，使之一气贯通，不足为奇。
其次，孔子曾以《春秋》为教材，讲授他的政治哲学。在授课的过程中，他可能觉得原始的记载并不完全符合他的政治理念，于是加以修正。
既然有至圣先师加持，《春秋》便不是一本简单的史书，而成为儒家的经典著作了。它被列入五经之中，供奉在太学和国子监里，成为后世读书人考取功名的书目。
孔子本人对《春秋》极其重视，甚至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意思是，只要《春秋》传世，我便得偿所愿。理解我也罢，不理解我也罢，都无所谓了！
大有将一生学说都寄托于《春秋》之意。其三，《春秋》是有态度的历史。
没有所谓客观的历史。
孔子生活的年代，正值春秋乱世，礼崩乐坏，战乱频仍。他强烈地希望改造社会，恢复秩序，并由此而建立了一整套理论体系。
修订《春秋》，便是将自己的政治立场移植于历史事件中，借事说理，惩恶扬善。
由此而形成的“春秋笔法”，即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有其特定的价值判断。
貌似客观的陈述，其实包含了深刻的道理。
然而，一万六千多字的《春秋》，竟然记载了约二百四十年的历史。平均算来，每年不到七十个字，可谓言简意赅。“微言大义”之说，由此产生。
以如此之少的文字，承载如此之重的道理，对读者的理解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事实上，如果没有专人传授，读者基本上不可能明白《春秋》究竟说了些啥。
于是，为了诠释《春秋》这本难懂的“经”，又出现了所谓的“传”，也就是《春秋》的解读本。
其中流传于世的有三本：《左传》《公羊传》和《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其四，《左传》是解读《春秋》的权威版本。
《左传》的作者，一般认为是春秋晚期鲁国的史官左丘明。关于这件事，后世史学界众说纷纭，很多人认为老左不可能是《左传》的作者，在此不作讨论。
不可否认的是，二十余万字的《左传》，史料翔实，文字优美，逻辑通顺，立场鲜明，既有史学价值，又有文学价值，也有政治价值。
后人学习《春秋》，《左传》。
据《三国志》注引《江表传》：“（关）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连一介武夫都爱读《左传》，可见《左传》在汉朝有多流行。
相比之下，成书于西汉的《公羊传》《梁传》，当然也有其价值，但是缺少《左传》的鲜活和厚重。
东汉儒学大师郑玄总结：“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梁善于经。”
先秦儒家，强调以礼治天下，礼即各种规范的总和。在《左传》中，随处可以看到“礼也”或者“非礼也”的评论。合不合“礼”，是《左传》评判历史重要的标准。
自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皇权，儒家便逐渐蜕变为专制统治的官方学说。“礼”的精神被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皇权的极度维护和对思想的严格控制。如谭嗣同所言：“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内法而外儒，既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特色，也是自秦以后中国传统儒学的嬗变与宿命。在这种大环境下对《春秋》进行解读的《公羊传》和《梁传》，自然与《左传》是完全不同的味道。
在后世某些学者看来，《左传》的观点已经不合时宜，甚至是有问题的。朱熹便曾经说过：“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义理之正。”言下之意，《左传》不讲皇权政治！
然而，正因为《左传》不讲皇权政治，少了许多迎合统治者的虚与委蛇，它才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儒家初的思想和本来面目，称之为“儒家的初心”，也未尝不可。其五，《左传》也在不断地被解释。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左丘明解读《春秋》，自成一家；后人研读《左传》，又读出许多心得。千百年来，注解《左传》的专著层出不穷，汗牛充栋。
西晋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唐朝孔颖达的《春秋左传正义》、清朝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现代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日本竹添光鸿的《左氏会笺》等，为世人阅读《左传》，提供了很好的指引与帮助。
一千位读者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注解多了，很难区分这些作品究竟是“我注左传”，还是“左传注我”，抑或兼而有之。
但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阅读即浇灌。《春秋》的原义和《左传》的思想，在注解与碰撞中，被延续与深化了。一粒精神的种子，历经千百年来的培育，逐渐成长为参天大树。
它甚至成为中国人精神气质中不可磨灭的印记，就算是外族入侵、大神震怒、基因重组，也不能将它化为无形。
即便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人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孔子被戴上“头号大混蛋”的帽子，连塑像都被拉出来游街批斗。可是您看，样板戏开演了，革命演员一开腔，还是“甘洒热血写春秋”。一不留神，又回到孔子那里去了。
是为序。
（选自鲁隐公元年）
《春秋》记载此事，只用了六个字：“郑伯克段于鄢。”可谓言简意赅之至。
这六个字有什么讲究？且听老左分析：
首先，大叔以下犯上，违反了孝悌之道，背弃了君臣之义，所以不称其为“弟”，而是直呼其名，以示谴责。
其次，郑庄公和大叔兄弟相争，有如二君交战，所以用了“克”这个动词。
再次，所谓兄长，本来就有教育弟弟的义务和职责。可是，当大叔犯错误的时候，郑庄公没有好好教育大叔，反而故意放任自流，诱使其叛乱。说白了，郑庄公的目的，就是想名正言顺地杀死大叔。所以这里不说他是兄长，而是称为“郑伯”，这也是一种谴责。
后，“出奔”二字，在春秋时期是有罪之辞。这里只写郑伯克段于鄢，却不写大叔出奔共地，是因为如果写了，责任就完全在大叔身上了。事实上，郑庄公应该负更大的责任。只不过郑庄公太狡猾了，伪装得太好了，将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以至于史官也不好明说，只能如此下笔，希望列位看官能看明白吧。
这便是所谓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有其特定含义，都有其价值判断。它是隐晦的，委婉的，深藏不露的；同时也是尖锐的，严肃的，毫不留情的。区区六个字，竟然带出这么多的道理，厉害吧？
说句题外话，我们小时候上语文课，老师讲到鲁迅的文章，一个破折号能够讲出七层意思，抄在笔记本上就是满满的两页，何尝不是一种“春秋讲法”？
关于郑庄公这个人，有必要多说两句。
1960年，曾经说过：“春秋时候有个郑庄公，此人很厉害。”而且表扬郑庄公：“在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中都很懂得策略。”
连都击节赞赏的郑庄公，在和弟弟斗争的过程中，使用了堪称教科书式的政治手段。
他外表憨厚，内心精明。他不动声色地布置了一个陷阱，而且极有耐心地，看着大叔一步一步走进去。作为兄长和国君，他有很多次机会对大叔进行规劝，如果规劝无效，还可以用强硬的手段进行制裁。但他不这样做。他给自己塑造了一个软弱无能的形象，对大叔的胡作非为不闻不问。直到大叔迈出造反的那一步，他才果断给予致命一击。
这叫引蛇出洞。
大叔咎由自取，这是不用争论的。但是，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先秦儒家看来，首先强调的是君有君道，父有父道，兄有兄道。郑庄公作为国君，作为兄长，应该在臣弟犯错误的时候及时指出，给予相应的惩诫，而不是养成其恶，然后置其于死地。因此，在“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中，首先应该批评的是郑庄公，其次才是大叔。
领导的责任，大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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