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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編輯推薦: |   
          | 这些陈年旧文,为什么还值得整理重发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其中的史料价值。 20世纪80年代,后记《红高粱》西行是一个风云翻卷、有声有色的年代,我躬逢其盛,又处于那样一个有利的位置,客观上是记录了文化艺术方面发生的多件大事。电视剧《红楼梦》拍成、北京图书馆迁馆、中国足球首次冲出亚洲、电影《红高粱》获奖、电影《孩子王》戛纳参赛(乃至更早的1977年恢复高考)。
 这些大事我都曾身历其境,或翔实记录,或感慨议论,那些当时的现场感觉,与后来遥隔时空的追忆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它们大多数不属于新闻报道,而是副刊文章,就不仅是干枯的史料,而且是感性的重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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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內容簡介: |   
          | 本书主要是作者上世纪80年代,在人民日报和其它报刊的副刊上发表的报道、杂文、评论和报告文学、诗歌等,兼及少量前后期作品。按内容分为四部分。影坛流云有关电影界,要点是1988年的《红高粱》和《孩子王》,作者与张艺谋、陈凯歌曾有亲密关系,并亲临采访戛纳电影节。莫言曾多次提及《西行》一文。文海逝波包括大文化范围的报道,和文学作品评论。红楼偶得是有关《红楼梦》的文字,包括对87版电视剧的评论,和有关红学版本的几篇书评。拙笔留痕是很幼稚的几首诗,其中1977年高考一篇可归为史料。 |  
         
          | 目錄: |   
          | 历史身影,一一呈现 李彤《〈红高粱〉西行》序
 
 影坛流云
 
 活得舒展些,拍得洒脱些
 访张艺谋
 《红高粱》:自己种的高粱
 《红高粱》西行
 我写《〈红高粱〉西行》
 从《末代皇帝》说到《红高粱》
 戛纳晴雨
 戛纳,尽管不是凯歌
 《孩子王》西行追记
 在法国,我见到的潘虹
 戛纳电影节采访归来
 谁道是天无二日
 影、视《末代皇帝》之比较
 民族性与走向世界
 访美籍华裔影星卢燕
 西影蒙太奇
 漫说中国电影的第五代
 没有上帝
 电影:可以使地球更小些
 访吴子牛
 看《霸王别姬》怀陈凯歌
 
 文海逝波
 
 《鬈毛》试疏
 致陈建功
 《鬈毛》闲篇
 致李彤
 残损的手掌与书的青山
 话说书城
 访北京图书馆新馆总建筑师杨芸
 工艺美术:神奇而又亲近
 北京图书馆采访札记
 嗓门远不如诚挚重要
 《人民日报》文艺部首次文化沙龙小记
 侨心百年
 
 红楼偶得
 
 当你站在巨人肩头
 电视连续剧《红楼梦》观感三题
 书影功成慰雪芹
 读影印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
 目录《红高粱》西行
 拘谨之憾与超脱之途
 电视剧《红楼梦》琐议(上)
 续作之难与观赏习惯
 电视剧《红楼梦》琐议(下)
 喜见奇书传新影
 影印《蒙古王府本石头记》评介
 为红学筑一块基石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首卷读后
 《红楼梦》价值几何?
 
 拙笔留痕
 
 在走进考场之前
 礼花,开在坚实的地面
 爆竹,在今夜点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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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內容試閱: |   
          | 我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做编辑兼记者,是1983年到1989年,前后不过6年时间。我在评论组分管电影和电视的报道和评论,兼及其他。当自己有感而发时,便主动写些评论或杂文。这些大多发表在文化生活版和《大地》副刊及文学作品版上,后来又加上了海外版。那时候《人民日报》的制度是很严格的,凡是内部人为本报包括海外版写稿,都是职责所在,没有稿酬。 说白了就是干多干少一个样,多干有名没有利。我们便在余暇时,为外报、外刊写稿,也不乏主动的邀约。这样就能得些稿酬,在那个商潮初起的年代,聊以补贴家用。好在文艺部的几位领导,都是文坛上的著名写家,我们的业余创作受到鼓励。我的这些文章,无论本报、外报,大都发表在副刊上,以谈艺论文为主,无关时政宏旨。有些文章小有影响,似乎可以在文坛上立足了。
 可惜还来不及成大器,我便自行告退,出国成为海漂。如鱼离水,如叶落木,二十余载匆匆而过,当年的日子和文章都恍如隔世,我再没有机会,也消退了能力,无法再续写有关中国文化艺术的题材了。那几年里发过的文章,便散落在故纸堆中,连我自己都遗忘了。
 2014年5月我回国时,正逢电影《归来》上映,张艺谋和莫言进行了一场对谈,莫言回忆起1988年《红高粱》电影获奖时的情景:当时我正在老家的仓库里写作,我堂弟拿着一张《人民日报》跑过来,上面整版报道了柏林获奖的过程。2018年莫言又写道:当时,这是一件挺大的事,《人民日报》曾发过一整版的文章,题目叫作《〈红高粱〉西行》。(《人民文学》2018年第五期《〈高粱酒〉改编后记》)那篇文章的作者就是我呀,这么说我30年前的文章仍有价值?就在此时,我当年在《人民日报》的老同事李辉,发宏愿编辑出版副刊文丛,我的这些小文,似乎正符合他的要求。这就给我一个机会,把已成断简残编、流水落花的旧文捡拾起来,重新审视。
 30年过去,时过境迁,这些文章的内容已经与今天的热点相距太远。从观点上说,我那时可能有年轻人的偏颇,感情用事,对顺心者吹捧入云,对异趣者求全责备。证之以后30年的发展,更可见我当年的评价不一定公允。从文字表达上说,我本来挺自信的,如今读来可能也显得老派过时,跟不上语言的进化了。重读中忽见到老同学陈建功的一句话:不悔少作自然正确,不省少作则更可悲。(见本书《〈鬈毛〉闲篇》)他怎么像是在说30年后的我?
 那么,这些陈年旧文,为什么还值得整理重发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其中的史料价值。
 20世纪80年代,后记《红高粱》西行是一个风云翻卷、有声有色的年代,我躬逢其盛,又处于那样一个有利的位置,客观上是记录了文化艺术方面发生的多件大事。电视剧《红楼梦》拍成、北京图书馆迁馆、中国足球首次冲出亚洲、电影《红高粱》获奖、电影《孩子王》戛纳参赛(乃至更早的1977年恢复高考)。
 这些大事我都曾身历其境,或翔实记录,或感慨议论,那些当时的现场感觉,与后来遥隔时空的追忆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它们大多数不属于新闻报道,而是副刊文章,就不仅是干枯的史料,而且是感性的重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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