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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編輯推薦: |   
          | 苏轼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超然生存于诗意世界中的诗人,他用语言编织、筑造了一个赖以栖居的诗意家园。《诗意地筑造:苏轼诗学思想的生存论阐释》尝试在生存论思想的观照下,主要运用现象学的方法,在原发构成的生存境域中对苏轼的诗学思想进行阐释,以期揭示其诗学思想的本已特性和内在意蕴。 |  
         
          | 內容簡介: |   
          | 《诗意地筑造:苏轼诗学思想的生存论阐释》选取了能够包蕴苏轼对艺术本质思考的四个核心范畴“道”、“意”、“物”、“言”,围绕它们进行逐层梳理与细致描述,展现其各自丰富的理论内涵以及在生存论视域中的内在关联与逻辑构架,基本上揭示了苏轼基于现实生存与创作实践而对艺术的本质所做出的理性沉思,勾画出苏轼诗学思想体系化的潜在特征,为深入研究苏轼文艺思想、建构苏轼诗学思想体系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亦为古典诗学的现代阐释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研究路向与研究案例。 |  
         
          | 目錄: |   
          | 导论 第一章道:艺术存在的生存论根基
 第一节苏轼论“道”的特点与立场
 一、“道”的突破与解“道”之难
 二、批判的切入与立场的确立
 三、生存之域的敞开与“道”之融通
 第二节苏轼之“道”的本真属性
 一、物生而阴阳隐:道之隐匿
 二、非性无以成道:道的非对象化
 三、莫之求以自至:道的非现成识度
 第三节苏轼论“道”与艺术的生存论关联
 一、“文与道俱”的背后:生存论的原初关联
 二、“有道有艺”的创建:道在艺术中栖身
 第四节苏轼对诗人生存的本真筹划
 一、有为而作:入世为人
 二、无意乃佳:出世为诗
 三、不能不为:自然为文
 第二章意:文学艺术的本源
 第一节“以意为主”的生存论探源
 一、从“有意”到“尽意”:快意平生的生存论基底
 二、从“言志”到“缘情”:意之遮蔽的历史现象
 三、从“存意”到“寓意”:率意为文的创作揭秘
 第二节“意”之为“诗意”的生成性特征
 一、自是一家:向来我属
 二、神与物交:即物而生
 三、博观约取:先行组建
 四、成竹于胸:整体性构成
 五、境与意会:境域化逗留
 第三章物:艺术是对自然的应合
 第一节物之为物的生存论解读
 一、失己所存:物之患源于人之爱欲
 二、无心而一:人与物的原初关联
 三、静与空:物之为物的澄明之“镜”
 第二节苏轼论物的本然状态
 一、形:可见而有所隐
 二、神:晦而不失其明
 三、理:形神各当其处
 第三节苏轼论物与艺术的生存论关联
 一、不“留意于物”而“寓意于物”:意与物合
 二、从“不留一物”到“身与竹化”:以物为形
 第四章言:诗化的道说方式
 第一节言止于达意:在恣意中道出自身
 一、有意而言:言说之根基
 二、自伸其喙:说的自我性
 三、穷而后工:工夫在言外
 第二节达于物之妙:在体物中敞显世界
 一、使了然于口与手:在言说中物成其物
 二、亲到其处知语工:在吟咏中带出世界
 第三节冲口出常言:在纵笔中人乎化境
 一、以故为新,以俗为雅:返求寻常之本真
 二、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臻达平淡之天成
 结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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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內容試閱: |   
          | 第一章道:艺术存在的生存论根基 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中最高的哲学范畴,“道”是传统中国一切学术思想之圭臬,自然也是中国古代文论,尤其是诗学理论的核心范畴。关于中国诗学元范畴的讨论很多,但“道”作为最为重要的元范畴之一,应该是有共识的。如党圣元就把“道”作为中国文论体系的元范畴或逻辑起点提出来①,汪涌豪先生也把“道”确立为古代文学范畴体系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元之一②。
 “形而上者谓之道”,作家或批评家把对文学的根本性体认冠以“道”之名,是中国文论的传统。尤其自刘勰《文心雕龙》以“原道”开篇论说文学以来,把文(诗)与道结合起来界说诗文之本质(或本源),已成为中国传统诗学的最为重要的标识。中唐以后,“原道”、“明道”、“贯道”、“载道”,甚至“害道”之说,更成为古文家、诗人、思想家的理论自觉。这意味着存中国古典诗学中,诗文从来不是单纯作为文字游戏或消遣娱乐、调节情绪的对象而存在的,它与“道”的终极化追求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联。
 苏轼平生素以“学道人”(《与孙志同三首》)自谓,声称自己“穷不忘道,老而能学”(《上文潞公书》)。“与道俱融”(《探日月华赞》)可以说是他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道”是苏轼生存的终极意义所在,也是其衡量诗文价值的终极尺度。《文与可画墨竹屏风赞》有云,“与可之文,其德之糟粕。与可之诗,其文之毫末。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答陈师仲主簿书》称赞陈师仲“诗文皆奇丽,所寄不齐,而皆归合于大道”。可见,书画诗文源出于“道(德)”,而又“归合于大道”正是苏轼给予诗文的价值定位。秦观曾就“苏氏之道”作过很精当的概括:
 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
 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阁下论苏氏而其
 说止于文章,意欲尊苏氏,适卑之耳。(秦观《答傅彬老简》)苏轼之“道”,首在性命自得,器识为次,而议论文章为末。仅就诗文本身来称赞其诗文,看似尊苏,而究其实是“卑苏”。追本溯源,“道”在苏轼诗学思想中具有本体论的地位。
 “道”,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含义极其复杂。它可以作为最高或最终的理论概括,可以作为事物存在的最后依据,或者作为自然万物化生之规律,作为人生求取之道路,甚至作为人生最终的价值目标。从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层面去理解“道”,似乎都有不同的意义。
 正是对“道”不同意义的把握,研究者在对待苏轼所论“道”的涵义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有学者认为,苏轼不重“道”。如郭绍虞先生说:“三苏论文,本不重在道。”①敏泽先生认为,“苏轼从来很少把‘文’与‘道’联系起来命题,倡导‘文以贯道’之说”②。更早一些时候,罗根泽先生也认为苏轼“他没有说以道为文”⑧。重文轻道或“离经叛道”④成了苏轼文艺观念取得创新与突破的主要特点之一。台湾学者李贞慧认为,“由重‘道’而尚‘意’,其实正是i苏,尤其是苏轼为宋代古文拓开新宇,而为北宋中期以后古文转变、分化的一个重要关键之处”,“以‘意’取代‘道’,成为其(指苏轼)文学最主要的思想纲领”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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