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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文明的度量:社会发展如何决定国家命运

書城自編碼: 3983479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歷史世界史
作者: 伊恩·莫里斯
國際書號(ISBN): 9787521764383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4-05-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32开 釘裝: 精装

售價:HK$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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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1.从广阔时间视野中洞察西方崛起并发达至今的原因
作者回顾16000年东西方文明发展历程,以数据量化历史真相,为“西方为何主宰世界”“未来的世界将由谁主导”等提供可靠依据。
2.回答人们对全球发展历史的几大重要发展疑问
为什么西方兴起、东方沉寂?如何界定文明?文明如何帮助西方主宰世界,又将如何决定国家的命运?本书回答了众多有关东西方文明演进历程的大格局问题,从历史看未来,为中国文明演进、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令人信服的解释。
3.原创“社会发展指数”的衡量标准,用分数衡量文明发展进程
就《西方将主宰多久》中提到的“社会发展指数”,作者在本书中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说明,以能量获取情况、社会组织能力、战争情况和信息技术这四大点作为自己的度量角度,并对东西方不同时空的发展情况进行赋分,通过这种方式打破时空的限制,对比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社会发展状况。
內容簡介:
几百年来,世界都由西方所主宰,人们也一直就西方为什么能够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而争论不休。如果说是文明决定了这一切,文明又该如何定义,如何衡量?更重要的是,文明将如何决定21世纪世界的走向?
这本书正是为回答这些问题而作。
在本书中,全球知名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呈现了支持《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论断的分析过程。他跨越16000年的人类文明史,以一系列可靠的考古证据、历史数据、 现代社会数据,设计了能够量化文明的“社会发展指数”,就能量获取、社会组织能力、战争能力、信息技术这四大方面,为不同时间、空间的东西方文明打分,对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的诸多因素进行定量描述,以此追寻世界文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在本书结尾,莫里斯的数据和故事向我们呈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预测:东方的社会发展状况将在2103年赶超西方。
不论是对关心当代中国发展,还是明日世界轨迹的读者来说,这本书的分析思路和预测,都将成为真实未来的有力指导。
關於作者:
[美]伊恩·莫里斯
全球知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美国斯坦福大学古典学教授,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IDEAS智库高级研究员。曾任斯坦福大学古典学系系主任、考古中心负责人、人文与科学学院高级副院长。
他的学术生涯始于研究希腊城邦的崛起,随后转向古代经济学,目前主要研究冰期以来的全球历史。曾在英国、希腊和意大利进行考古挖掘工作,并主持斯坦福大学在意大利蒙特帕里卓的考古挖掘。
已出版《西方将主宰多久》《文明的度量》《战争》《历史的偏见》《地理即命运》《希腊人》等14部著作,其中《西方将主宰多久》已被翻译成13种语言,并荣获《经济学人》2010年度图书、《纽约时报》2011年度杰出图书,入围2011年英国奥威尔图书奖。
目錄
总序 人类历史发展的两大主线(葛剑雄)
新版自序 如何预测未来事物的形态(伊恩·莫里斯)
第一章 度量社会的发展
为何西方主宰世界
什么是社会发展
进化、分化:怎么理解社会发展
争论:谁犯了错
我们需要解释什么
第二章 方法和假设:建立社会发展指数
核心假设
度量的方法:如何选择参数
如何计算不同地区的分数
主要反对者的声音
结论:社会发展指数的优势
第三章 能量获取
厄尔·库克的分析框架
度量的单位
证据的本质
对西方能量获取的估计
对东方能量获取的估计
16000年能量获取状况
第四章 社会组织能力:上限未定
方法、假设和数据来源
对西方城市规模的估算
对东方城市人口的估算
城市的规模
第五章 战争能力:工业变革带来的巨大差距
量化战争能力
西方的战争能力
东方的战争能力
战争能力:工业革命至关重要
第六章 信息技术:它影响了社会
读、写和计算
计算信息技术的分数
对西方信息技术的估计
对东方信息技术的估计
信息技术:最难衡量的参数
第七章 让历史成为指南:度量文明发展的意义
误差和讹误
指数的直观显示
文化与社会发展
社会发展与直线进化
社会进化的方向
致谢
注释
参考文献
內容試閱
为何西方主宰世界
大约250年前,西欧的知识分子遇到了一个问题。问题本身没问题:西方似乎主宰着世界,却不知道何以如此。18世纪理论家的解释千差万别,不过最流行的几种观点都认为:自远古时代起,西方就形成了一些与世界上其他地方不同的特质,这些特质决定了欧洲终有一天要主宰世界。
直到21世纪初,这样的观点仍然有市场,只是形式得到了极大的改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观点与18世纪的如出一辙,认为欧洲人继承了某种独特而先进的文化传统。这种西方文明的根源通常要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不过也有人认为,史前印欧人、古日耳曼人,或者说中世纪的欧洲人,才是西方文明的奠基者。
在18世纪,还有一股思潮认为,正是得天独厚的环境和气候条件,使得欧洲人比其他人种精力更充沛、创造力更强。这种观点至今仍有大量支持者。一些学者将生态论和文化论结合起来,提出是两者的相互作用将现代化初期的欧洲推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甚至连欧洲人在生理上优于其他人种的观点,也在改头换面后仍为一些人所坚持:一些经济学家声称,自13世纪以来,自然选择使得欧洲人比其他任何人种都更节俭、更勤劳;与此同时,也有很多古人类学家认为,自一万年前农业起源以来,遗传进化方面的差异使得欧洲人及其后代比其他人种更具活力、更善于发明创造。
这些理论全都成形于18世纪,当时欧洲的财富暴涨和实力激增的现象迫切需要得到解释。直到20世纪晚期,在东亚也出现了同样的暴涨现象后,这些理论才遭遇严峻挑战。随着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大陆跃居主要经济体,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用长期的文化、环境或种族因素来解释西方成功的理论,肯定是不正确的。他们开始认为,世界历史的重头戏并非西方长期而不可阻拦的崛起,而是多极世界的形成,西方只是在近代暂时甚至可能是偶然占据了优势。
这些新理论甚至比旧的长时段注定论还分支众多。其中一些最为极端的观点认为18世纪理论家的认识恰好是颠倒的。按照这些新理论,实际上中国曾经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在全球占据领先优势,只是一系列怪异的偶然事件才使得天平短暂地向欧洲倾斜。然而,绝大多数理论观点完全反对进行长期分析,认为复杂的亚洲社会和欧洲社会是沿着平行的轨道发展的,直到18世纪甚至19世纪,由于双方在国家结构、自然禀赋、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或者思想潮流方面的细小差异,欧洲才获得了统治地位。
关于西方崛起的原因和后果的争论,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但不同理论的支持者似乎经常是在各说各话。他们常常以不同的方式定义关键术语,使用不同类型的证据,并采用不同的举证标准。结果,对立双方很难就自己试图说明什么达成一致,更不用提如何说明了。
在我看来,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是我称为“社会发展”的问题,也就是社会通过影响物质环境和智力环境以达成相应目标的能力。新版本的18世纪理论的捍卫者们倾向于认为,西方的社会发展在数百年前甚至数千年前就已经领先于世界其他地方了。他们的批评者则倾向于认为,西方只是在六七代人之前才脱颖而出的。如果真想解释西方称霸的原因,就需要衡量社会发展的情况,对其进行跨越时空的比较。我们只有在建立了社会发展史的基本模式后,才能着手分析历史为什么是这样演进的。
定量分析并不一定使争论更加客观,但的确通常能使之更清晰,能促使争论各方讲清楚他们所使用的术语究竟是什么意思,阐明他们为什么要赋予这些差异特定的数值。任何不同意某位学者观点的人,都可以关注其证据和用于计算分值的方法,而不是交换含混不清、理论化程度不足的概括性总结。与社会发展概念类似的数值指数,以这样或那样的名称,在人类学、考古学、经济学、金融学、社会学和政策制定等领域,都已经得到了完善,而且在HDI中,也有一个这样尺度鲜明的模式。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历史学家也开始将类似方法引入历史研究,通过搜集大量统计数据来解决重大问题。其经典的案例也许当数罗伯特·福格尔和斯坦利·恩格尔曼合著的《苦难的时代》。该书汇集了数千份种植园档案中的数据,分析出19世纪美国南方的奴隶制究竟怎样有利可图,以及奴隶们又有怎样的亲身经历。
《苦难的时代》为计量史学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模式。该书共有两卷,第一卷是较宽泛的概述,既针对专业学者,又面向对美国历史感兴趣的一般读者;第二卷则详尽地展现了福格尔和恩格尔曼的统计技术和对统计资料的运用。
《文明的度量》将遵循这一模式。本书是我所著《西方将主宰多久》的姊妹篇。在我写那本书时,编辑和我决定将其支撑材料放到网上,而不是再出一本纸书,但自那时起,有些人明显希望得到这些材料的纸质版本,并希望内容更为广泛并得到修订。
我写《文明的度量》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我想给批评《西方将主宰多久》的人提供些“弹药”。他们需要这些“弹药”来对我在该书中得出的结论进行系统的分析。尽管我当然希望自己的论述能经得起这样的挑战,但如果我本人的分析能引发清晰的争论,最终得到更完善的社会发展指数,并对西方实力和财富的崛起做出更令人信服的解释,那么也是不错的结果。
第二个目的是想为比较史学变得更清楚、更可量化做出贡献。由生物学家转为历史学家的彼得·图尔钦曾指出:“科学的历史是有说服力的。一门学科通常只有在创造出数学理论后,才会成熟。”适合一切尺度,能回答所有从事比较研究的社会科学家想问的所有问题的指数,是永远不可能存在的,但是能使比较史学成为这样一门成熟学科的最好办法之一,也许就是精心设计出多重指标,使每项指标都能解决一个特定问题。本书起首处,我要开宗明义地对我在提及“社会发展”这个概念时所想的,做出正式定义。继而,我要对为做出这个定义所吸收的观点,以及最近50年来针对这些观点的异议,逐一进行综述。在第二章中,我试图从这些批评中提炼出社会发展指数所面临的主要挑战,然后解释我是如何努力应对这些挑战的。在本书的主体部分(第三章到第六章),我列举了自己的成果所依据的证据。这些成果主要是在能量获取、社会组织能力、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方面取得的,这是社会发展指数的四个参数。在最后一章,我思考了对于社会科学中的其他争论,社会发展指数能做出什么贡献。

什么是社会发展
我所说的“社会发展”,指的是“社会达成目标的能力”。我要给这一参数贴上“社会发展”的标签,是因为它与发展经济学的核心观点有很多共同之处。历史学家彭慕兰曾提出,将这一概念称为“社会力量”也许更好,但这不能令我信服,尤其是因为这个概念与以前曾极具影响力的“社会力量”(特别是社会学家迈克尔·曼所定义的那种)极其不同,如此用词很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混淆。
社会发展是一个重要概念,因为西方(这是又一个需要定义的重要概念,在第二章有详细的说明)在过去200年来主宰世界的主要原因是:(1)其社会发展程度超过了世界其他任何地方;(2)程度之高,使得西方能够在全球施展其实力。
也许我们应当将“社会达成目标的能力”称作社会发展的最小定义。这样很便利,却不够精确,而且像所有最小定义一样,其外延抽象化程度很高,使之很难用于操作(也就是说,我们看不出这样含混的一种说法可做何用)。
因此,社会科学家们通常会在最小定义后加上一个“理想型”定义。这种理想型定义“旨在汇集众多最大属性,也就是囊括所有(非特有的)有助于以其最纯粹、最理想(或许也是其最极端)的形式定义该概念的特性”。
用更正式的说法来说:“社会发展就是技术、生存、组织和文化方面的总体成就,人们通过这些成就来吃饭、穿衣、居住和繁衍,解释周围世界,在群体内解决纠纷,扩张自己的势力并压缩其他群体的势力,保卫自己、抵御其他群体扩张势力的行动。”
从原则上讲,社会发展是我们可以衡量并通过时间和空间进行比较的事物。如果西方的社会发展水平自远古时代起就高于世界其他地方的话,那么“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的答案一定深藏在历史中,正如西方生态和环境优越论者所主张的那样。然而,如果西方的社会发展是在公元前1000年后才开始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的,我们也许就要断定:主张古希腊、古罗马重要性的人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事实证明西方的社会发展超越其他文明是发生在现代的事情,那我们就不得不承认那些旧的理论都是错误的,必须另寻解释了。
我想强调的一点是,社会发展是对社会达成目标的能力的衡量,而不是对社会达成目标的能力的解释。社会发展只是向我们展示了我们需要解释的模式。
社会发展也不是衡量不同社会的价值的标尺。例如,21世纪的日本是一个拥有空调、自动化工厂和繁华都市的国度,到处是汽车和飞机、图书馆和博物馆,同时也拥有高科技的医疗条件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居民。当今的日本人对物质环境和智力环境的利用远比他们1000年前的祖先要充分。在1000年前的日本,上述事物一概没有。因此,要说现代日本的社会发展水平比中世纪的日本要高,是完全成立的。然而这绝不意味着现代的日本人比平安时代的日本人更聪明、更富裕或者更幸运(更不用说“更幸福”了)。同样,社会发展指数得分的高低与道德、环境及其他社会发展的成本毫无关系。社会发展是一种中性的分析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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