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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一部气势恢弘的英国万年史。透过英国的兴衰，带领读者理解世界秩序从古至今的更迭。
2.三个线索串联不列颠群岛、欧洲与世界的万年波澜；五个因素探讨英国历史的复杂情节，引导读者思考其命运的走向。
3.大胆预测未来近百年世界历史进程——中国即将成为世界舞台的重点，如何与中国展开合作，将成为英国未来命运的转折点。这本书将帮助读者更加深入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含义。
4.四十余张地图，带读者近距离俯瞰不列颠演变史；外封背面印精美脉络图，速写英国在世界舞台的一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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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这是一部长达万年的英国命运转折史。自与欧洲大陆断开以来，不列颠便被弃于世界的边缘。没人能料到，这片无人问津的小岛将在未来称霸全球，独掌世界秩序，但也在自称“日不落帝国”的百年内日趋衰落，时至今日，它甚至逐渐退居世界舞台的边缘。
这片贫瘠的岛屿成为世界霸主的契机是什么？又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英国的盛极而衰？在这本书中，知名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倚靠大历史观和全球视野，态度鲜明地指出，决定英国兴衰命运的是其地理要素，以及由此产生的有关身份认同、流动性、繁荣、安全和主权等议题。
海上航线的连通促成了不列颠与欧洲大陆的交往与发展，也开启了双方长达千余年的恩怨情仇。是为了自身的安全与繁荣，加入欧洲联盟的怀抱，还是维护主权与民众的身份认同，坚持独立发展，是困扰这片岛屿长达千年的迷局。在挣扎与抉择中，不列颠历经三角贸易、建立联合王国、殖民世界、工业革命……这个蕞尔小国逐渐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实现了其称霸世界的宏图。
但步入近现代，爱尔兰独立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的消耗、对是否“脱欧”的摇摆、东方力量的崛起……内外交困的帝国日渐无力，也逐渐迷失了自己的前进方向。世界舞台和发展核心从西方转向亚洲，困扰不列颠千余年的难题已悄然改变。
是坚定地追随美国，或开辟与中国的合作通道，还是成为连接美国、欧洲与中国的枢纽，成为21世纪的英国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回望世界，地缘关系成为各国合作与冲突的关键，我们或许也可在这本书中，窥见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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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美]伊恩·莫里斯
全球知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美国斯坦福大学古典学教授，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IDEAS智库高级研究员。曾任斯坦福大学古典学系系主任、考古中心负责人、人文与科学学院高级副院长。
他的学术生涯始于研究希腊城邦的崛起，随后转向古代经济学，目前主要研究冰期以来的全球历史。曾在英国、希腊和意大利进行考古挖掘工作，并主持斯坦福大学在意大利蒙特帕里卓的考古挖掘。
已出版《西方将主宰多久》《文明的度量》《战争》《历史的偏见》《地理即命运》《希腊人》等14部著作，其中《西方将主宰多久》已被翻译成13种文字，并入选《经济学人》2010年度图书、《纽约时报》2011年度杰出图书，入围2011年英国奥威尔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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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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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人类历史发展的两大主线（葛剑雄）
推荐序 地图中的历史“情书”（施展）
引言
第一篇 赫里福德地图（公元前 6000—公元 1497年）
第1章 撒切尔法则（公元前6000—前4000年）
第2章 欧洲的穷表亲（公元前4000—前55年）
第3章 帝国（公元前55—公元410年）
第4章 “最早的欧盟”（410—973年）
第5章 联合王国（973—1497年）
第二篇 麦金德地图（1497—1945年）
第6章 英格兰“脱欧”（1497—1713年）
第7章 转折（1713—1815年）
第8章 扩张再扩张（1815—1865年）
第9章 新世界向前进（1865—1945年）
第三篇 财富地图（1945—2103年）
第10章 最关键的连接点（1945—1991年）
第11章 保持冷静，继续前进（1992—2103年）
第12章 不能再回家了（2017年）
致谢
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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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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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吉利海峡有大雾
在我小时候，外祖父曾一遍又一遍地对我讲，当他像我这么大时，天气预报总是说：“英吉利海峡有大雾，欧洲大陆被隔断了。”像众多笑话一样，其幽默之处在于模棱两可。外祖父是在说这个国家堕入了迷雾中，还是英国人妄自尊大？是两者皆有还是两者皆无？他从来没有说破。自从他上一次这样说，已经过去了40多年，这笑话听起来似乎更加犀利了。2016年6月23日，英国公投脱离欧盟。还没等那个星期结束，首相（一连四位栽在欧洲问题上的保守党首相中的第三位）就下台了。工党国会议员也给他们自己的领袖投了不信任票。世界上2万亿美元的财富蒸发了。一点儿也不好笑。
全民公投后的第二天早上，我决定就发生的事写一本书。我知道数以百计的其他作者也会做出或者已经做出了类似决定。事实上，第一批关于英国“脱欧”的书在接下来的几星期内就出版了。我觉得这本书无论如何都值得一写，因为我认为它会与其他书极为不同。大多数关于英国“脱欧”的书关注的都只是从戴维·卡梅伦宣布支持公投到英国实际“脱欧”的7年（2013—2020年）。一些书会追溯到1973年，也就是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时间，少量会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末，那时建立欧洲联盟最早的切实计划刚刚浮出水面，还有寥寥几本会从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或西班牙无敌舰队谈起。在我看来，这些全都不够。只有当我们回顾自后冰期海平面上升，开始将不列颠群岛与欧洲大陆分隔开的10000年，才能看清一直以来推动并将继续推动英国历史发展的更大格局。
我并不是说我们会在巨石阵的岩石上找到外交政策建议或者有关英国人特性的永恒真理。考古学家曾经恰当地嘲讽过说这种蠢话的人。然而，只有在几千年的时间跨度上，推动英国与欧洲和更广大世界的关系发展的力量才能清楚地显现出来。我们只有把事实放到这个框架中，才能看清为什么英国“脱欧”在一些人看来势在必行，而在另一些人看来糟糕透顶，以及“脱欧”接下来会走向何方。
从长远看问题，并不是什么新观念。早在1944年，业余历史学家温斯顿·丘吉尔就曾提出建议：“你向后回顾得越长，向前展望得也就越远。”然而，几十年后专业历史学家们才开始重视他的建议。直到21世纪初，历史学家们才对我们今天所说的“大（或深）历史”真正产生了兴趣，研究起跨越数千年、影响全世界的趋势。大多数大历史著作，包括我本人写的几本书，都是从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发生的事件细节中抽身出来，从全球视野来讲故事。在此，我要把望远镜倒转过来，从总览全球转为放大局部。毕竟，历史是由真实的人创造的，粗线条的东西并不值得仔细审视，除非它能帮助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理解生活。我的计划是用大历史的方法，把“脱欧”后的英国放到后冰期数千年来英国与欧洲及更广大世界的关系的背景下进行考察。
即使是现在，距丘吉尔提出建议已经过了3/4个世纪，仍然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放眼长远。例如，德高望重的历史学家大卫·艾杰顿在其杰出的著作《不列颠国家的兴衰》中说，“‘脱欧’是近期才发生的现象，原因就在此时此地”，“与悠久的历史无关”，这番话本应引发激烈争议。在本书随后的篇章中，我将试图展示英国“脱欧”实际上与深远的历史息息相关，只有从长远、广阔的视角观察才能理解它，大历史甚至能让我们看到英国“脱欧”在未来一个世纪可能意味着什么。
人们最少提及的事情
英国“脱欧”公投两个月零一天后，激烈反欧的英国独立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奇出人意料地出现在了美国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他在那里发表了讲话，以支持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尽管英国铁杆亲欧报纸《卫报》称：“在人群中随机进行的一项快速调查显示，80%的人从未听说过法拉奇或英国‘脱欧’事件。”法拉奇没有被吓倒，他解释说，特朗普邀请他是因为英国独立党激励了数百万普通民众，“他们相信通过走出去投票支持英国‘脱欧’，可以重新控制自己的国家和边境，重新获得骄傲和自尊”，就像特朗普认为自己在美国所做的一样。
法拉奇在其竞选活动中始终如一。他认为英国“脱欧”实际上关乎5件事：身份认同（英国人认为他们自己是谁）、流动性（谁在进出不列颠群岛并围绕其活动）、繁荣（岛民有多富有，他们的财富如何分配）、安全（他们在暴力面前有多安全），以及主权（谁来制定规则）。法拉奇坚称，其中“外来移民是绝对关键”。其他任何东西（甚至包括现金）都无法与之相比。他解释说：“触动我们心弦的是，我们的GDP可能会因为大量移民而上升，但从中受益的是谁呢？是获得廉价劳动力的大企业……生活中还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
法拉奇的听众们喜欢这套说辞。“你们必须控制边境，”来自附近密西西比州弗洛伦斯市的一位护士肯定地对《卫报》记者说，“人们说每5万（外来移民）中才有一个可能是恐怖分子。但如果我给你5万颗M&M巧克力，并告诉你其中一颗含氰化物，你还会吃上一大把吗？”这是个好问题，尽管倡导自由主义的卡托研究所的计算表明，移民成为恐怖分子的概率实际上更接近1/29000000。法拉奇比大多数人更高明的是，他认识到在辩论中事实不如价值重要。真正的问题不是英国人是谁，而是他们应该是谁，不是谁进入或离开英国，变得富有或贫穷，是否暴力或告诉英国人该做什么，而是谁应该来做这些事情。
很多人认为法拉奇是错误的。在福布斯商业网站看来，似乎只有3个问题很重要，而不是法拉奇所说的5个问题。尽管《财富》杂志也认为有5个问题很重要，但它选择的是另外5个问题。BBC（英国广播公司）认为有8个问题很重要，《独立报》和《太阳报》各自提出了10个问题，激进反欧的《每日邮报》则认为重要问题不下20个。亲欧小说家菲利普·普尔曼也不甘示弱，在投票后对《卫报》记者撂下重话：“这场灾难有上千个肇因。”出口民调显示，就连这都是低估：一些人投票赞成“脱欧”，是因为他们认为赞成留下的人肯定会赢；还有许多人声称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投票；此外，法拉奇本人所在的党中有7%的人反对离开欧盟，这完全不合逻辑。在对12年的民调数据进行了一系列统计检验后，政治学家哈罗德·克拉克、马修·古德温和保罗·怀特利在他们合著的《“脱欧”：英国为什么投票离开欧盟》一书中总结道：“英国‘脱欧’的决定险胜……反映了人们的算计、情绪和各种触发因素的错综复杂的混合。”他们显然是对的，但法拉奇说的也没错，他提出的五大因素抓住了人们思考的足够多的问题，所以他能赢。
事实上，法拉奇似乎比他自己所知道的还要正确。大历史表明，身份认同、流动性、繁荣、安全和主权不仅仅在2016年是人们的首要关切：它们一直为人们所担忧。在现存的关于英国的最古老的文献之一中，罗马作家塔西佗向我们表明，当地人早在2000年前就已经在争论这些问题了。塔西佗说，随着罗马把不列颠尼亚拖进自己的帝国，一些不列颠人欣喜于暴力征服者带来的先进文明和显赫辉煌，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来自大陆的一切都是腐化堕落的。罗马施展了它所有的魅力和软实力，以确保前一种观点战胜后一种。结果，塔西佗说道：“（不列颠人）非但不讨厌拉丁语，反而渴望讲好它。同样，我们（罗马人）的民族服装也流行起来，托加随处可见。”然而，他补充道—怎么听他都像是在接受《每日邮报》的采访，尽管“无戒心的不列颠人将这些新奇事物称为‘文明’”，但更明智的人则认为，“它们实际上只是他们所遭受的奴役的一部分”。
在某些意义上，自那以后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1世纪和21世纪一样，拥抱更广大世界的不列颠人倾向于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广阔而开明的，他们的反对者是狭隘和无知的；而那些更注重本地性而非全球性的人则认为自己才是心胸宽广而民主的，他们的对手是狭隘和精英化的。“他们愚蠢、守旧、落后，他们是种族主义者。”法拉奇声称，在2016年世界主义精英们就是这样看待他的（就此而言，也是唐纳德·特朗普的）支持者的。自古以来，亲欧人士就害怕被拿着干草叉的农夫拖入深渊，而恐欧人士则憎恶被一小撮“无所不知的家伙”指手画脚。亲欧人士们曾嘲笑过前教育大臣迈克尔·戈夫，因为他在公投前三周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这个国家的人已经受够了专家们”，但他不过是在重唱几千年前的老调。
不过，在另一些意义上，一切都变了。如今的英国人对身份认同、流动性、繁荣、安全和主权的看法，与丘吉尔时代大不相同，更不用说维多利亚女王的时代、雷利和德雷克的时代，或者尤利乌斯·恺撒的时代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历史的视角似乎表明，某种另外的因素（某种更深层次的因素）最终决定了人们对这5种力量的看法。这种另外的因素就是地理。
某种意义上，这一点尽人皆知。2010年，时任首相戴维·卡梅伦在被问及他最喜欢的童年读物时，选择了亨丽埃塔·马歇尔写于1905年的趣味盎然的《岛国故事》。该书讲述了岛国性如何造就了不列颠人（或者像作者通常所说的，英国人）的性格。历史学家罗伯特·图姆斯完全同意这一观点。他那引人入胜的著作《主权岛屿》，开篇就讲述了一个不言而喻的道理：“地理先于历史。岛屿和大陆平原不可能有同样的历史。”说得很对。但是，地理的意义远比卡梅伦、马歇尔或图姆斯所承认的要重大。虽然英国的自然形态几千年来变化都不大，其海岸、河流和山脉多多少少还像巨石阵建成时一样，但地理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长远的观点认为，地理的意义始终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技术，特别是与旅行和通信相关的技术分支；二是组织，尤其是那些使人们能有效地利用新技术的组织。因为技术和组织在不断变化，所以地理的意味也在不断变化，随着它的变化，身份认同、流动性、繁荣、安全和主权的意味也在变化。英国“脱欧”只是古往今来关于英国地理意义争论的最新一轮表现。
法拉奇（和自罗马时代以来的几乎所有政治人物都）重视身份认同、流动性、繁荣、安全和主权，因为这些就是我们直接体验地理影响的主要方式。因此，它们成了我们大多数人在大部分时间里关心的问题，也成了政治人物在大部分时间里谈论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想知道这些力量为什么会这样影响我们，以及它们下一步会把我们带向哪里，必须更深入地挖掘。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将近2500年前就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他那个时代最可怕的事件是公元前431年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一场野蛮的战争。他评论道，当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分析当时的情况时，“战争最真实的起因（雅典人力量的增长及其在斯巴达人中引起的恐惧）其实是人们最少提及的事情”。只有当他把自己一生中发生的事件置于回溯将近千年的视野中，回溯到特洛伊战争时，才能确定最真实的起因。正因为如此，如果我们真正想知道英国人为什么在2016年投票离开欧盟，以及这个决定对21世纪意味着什么，就必须面对人们最少提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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