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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突破标签化叙事，解析宋代文人对佛教的复杂态度。
打破刻板印象，揭示佛教如何融入士大夫的日常生活。
立足唐宋之变，以独特视角展现宋代文人精神的多元性与时代张力。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始于1988年，选题广泛覆盖中国政治、历史、经济、社会、文化等众多领域。以“到中国之外发现中国”为立意，系统译介海外汉学研究成果，借助国际视野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不仅为中国读者构筑了一套全面而新颖的知识体系，推动了中国学术的国际化，成为中国学术出版的标杆，同时也成为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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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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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士大夫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颇为独特，比起统治阶层和普通民众，这一群体看待世界更具超越的眼光。本书突破传统思想史视域中宋代理学昌盛、佛教边缘化的标签化叙事，以唐宋变革为背景，借助寺院碑记文献，揭开宋代文人精神世界的复杂面向：他们批判佛教的教义冲突，却也钦佩僧侣的苦行自律；他们借寺院空间表达政治见解，也在禅宗世俗化中重塑信仰的边界。这是一部打破刻板印象的力作，通过文人笔墨间暗藏的对时代变革的回应，展现宋代文人如何在信仰与理性、传统与变革中构筑起独特的精神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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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何复平（Mark Halperin），美国汉学研究者，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东亚语言文化系主任。主要研究唐宋元明时期的文人文化，尤其关注文人和佛教、道教的关系问题，著有《宋代文人的精神生活》（2006）、《菽园杂记（英译本）》（2022）。
叶树勋，广东河源人。哲学博士，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早期中国哲学、出土简帛思想，在相关领域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著有《先秦道家“德”观念研究》，编有《朱右白文存》《杨鸿烈文存》。
单虹泽，天津人。哲学博士，南开大学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宋明理学、比较哲学，在相关领域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著有《王阳明及其后学悟道经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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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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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引 言 信仰、碑铭与黄庭坚的去世
第一章 唐代的视域
被围攻的僧伽
为了一种信仰
护教者的防线
柳宗元
总 结
第二章 护持信仰
苏辙的例子
顿悟及其热衷者
围绕禅宗的批评与关切
宋代的护教之论
总 结
第三章 帝国与寺院
掩埋战士遗骸
皇室的诞辰和忌日
御笔 : 皇帝的书法作品
御像 : 皇帝的画像
总 结
第四章 不良的形象与美德的典范
非议之声
美德的典范
令人不安的成就
总 结
第五章 个人生活
信仰与孝道
寺院的记忆与文人的身份
总 结
结 论
参考文献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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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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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碑铭与黄庭坚的去世
黄庭坚去世于公元1105年农历九月三十日，享年六十岁。同时代的文人以及后世的学者都尊他为北宋时期(960—1127)最伟大的诗人和书法家之一。不过，黄庭坚的去世却不是一件很体面的事情，他是死于被贬的途中—毒瘴之地宜州，此处大概在今天广西境内。黄庭坚是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在新党重新当权以后，他遭到了新党的报复，成为变法的牺牲品。与此同时，女真族则在今天的河北省和东北地区建立了金朝(1115—1234)，并将他们的势力延伸到黄河流域。因此，后来南宋(1127—1279)的文人都将黄庭坚视作殉道者。
黄庭坚之所以被贬，并不是因为个人腐败或提出了令人反感的政治主张，而是因为他在一篇文章里批评朝政。这篇文章写于1102年，是为江陵某寺院的佛塔重建所撰。在此之前(1095年)，他曾在该寺住过一段时间，该寺的住持请他写一篇碑文，他欣然应许。他的文集类似于其他宋代学者的文集，包含了很多与佛教相关的作品，诸如高僧大德的墓志铭、僧人诗文的序跋、有关佛寺的记文，等等。在日常生活中黄庭坚以居士自处，常与各地僧人交游。在那篇为江陵某寺院所写的碑文里，为了更能体现江陵地区的文化底蕴，他以当地的历史开篇，而在最后则是以寺院住持的功德收尾。
在此文中，黄庭坚的一些评论触怒了某些人。该寺的一处佛塔原是为了纪念唐代的僧伽大师，这位高僧在宋代很受尊崇。僧伽大师的声望以及当地人对重修佛塔的期待，促使黄庭坚在文章中联想到佛教和文人的关系，以及寺院繁荣和国家昌盛之间的关系:
僧伽本起于盱眙，于今宝祠遍天下，其道化乃溢于异域，何哉?岂释氏所谓愿力普及者乎?
儒者常论一佛寺之费，盖中民万家之产，实生民谷帛之蠹，虽余亦谓之然。然自余省事以来，观天下财力屈竭之端，国家无大军旅勤民丁赋之政，则蝗旱水溢，或疾疫连数十州。此盖生人之共业，盈虚有数，非人力所能胜者耶?
然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常多。王者之刑赏以治其外，佛者之祸福以治其内，则于世教岂小补哉!而儒者尝欲合而轨之，是真何理哉!
这里的评论其实并没有直接让黄庭坚处于不利的位置。据他的孙子说，当时有些官员请求黄庭坚将他们的名字加入碑文，但黄庭坚拒绝了。这些官员为了泄愤，便将碑文的拓本交给了黄庭坚的政敌赵挺之。赵挺之认为黄庭坚在此文中以灾害影射变法，遂以“幸灾谤国”之罪将他贬到偏远的广西，而黄庭坚最终也客死在那湿热之地。
这篇碑文及其导致的严重后果，引出了一系列值得探讨的问题。为什么黄庭坚要通过这件本与政治无关的事情来议论朝政?佛教场所是否以某种特殊的方式让黄庭坚获得了公开指责当权者的空间?为什么其他人会希望他们的名字也被记入碑文?也许，他们是希望和这位声望甚隆的人物扯上点关系，借以提高自己的名声，虽然人们对这个人物的评价还存有争议。此外，他们对此事表现得积极，也可能和宗教方面的动机有关。或许他们觉得，参与佛塔重修是一件行善积德之事，这将使他们获得善果。若是如此，那他们后来为什么又去“告发”黄庭坚，让他获罪而被贬?对于这些问题，在现今掌握的材料中只能获得一些不甚完整的回答。不过，这一事件至少反映出在宋代文官的生活中那些非政治的场合是如何被政治化的。
问题的复杂性还不止于此。为什么黄庭坚在文章中要提到他以前也认为佛教建筑劳民伤财?这一话语是否应该被理解成他在以前也是基于儒者的立场排斥佛教?黄庭坚声称，经过了怀疑和思考之后，他已经抛弃了以前的反佛观念。那么，这种情况在当时的文人身上是否普遍存在呢?莫非黄庭坚是自己设计出一个假想敌，以此来凸显他的高见?更进一步来说，他为什么将对手定位为儒者，而不是一般的士大夫呢?为什么他不将自己也视作儒者呢?也许在他看来，儒者往往都是反佛的，就好像程颢、程颐兄弟，他们努力捍卫儒家的信念，对于佛教则持排斥的态度。除开上述的情况，这一事件也反映出当时士大夫对佛教的态度是很复杂微妙的。如同包弼德和田浩所揭示的那样，围绕思想遗产的广泛争论其实反映了士大夫心灵的多重面向。当我们考察同一社会阶层围绕佛教问题的论争时，将会看到其间的价值取向是多种多样的。
黄庭坚的文章还反映出佛寺地位的复杂性。在当时，文人学者给寺院写碑文是很普遍的现象，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到，作者们对佛教的态度纷杂多样。唐代文人给佛寺写碑文，基本上
是出于虔诚，而宋代的作者则表现出更加复杂的考虑。在黄氏的文章中，那座佛塔不仅是一个宗教场所，同时还是一个政治符号、社会制度的一种表现以及当地文化的一个标志，原来的单一视角已经被多重视角所取代。佛教场所的意义开始变得多样，这是否意味着信仰的虔诚度已有所降低呢?也许，只有当宗教信仰被认为必然是某种单纯的努力时，它才会和纯世俗的领域明确区分开来。这种截然二分的视域，曾被用来解释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的思想转型。在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宗教问题时，这种视域同样很流行。然而，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宋代的文人学士对待佛教是一种很微妙的态度，这种态度也许可以被概括为“俗世的虔诚”(worldly devotion)。从字面上看，这一语词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传统的二分法已在宗教和世俗之间画上了泾渭分明的界线。不过，如果我们采用的是“俗世的”(worldly)的宽泛之义，那么这一术语也许能够反映当时那些文人所具有的复杂微妙的、虔诚而又不乏通达的佛教观。
我们将这一术语运用到宋代，并不是说此前的文人对佛教都是采取一种单纯的态度，只拥有超世俗的信仰。实际上他们并非如此，正如当时许多文集所反映的那样。只是，那种在宋代文人作品中所看到的微妙复杂的佛教观，在六朝和唐代的文章中表现得没有那么显著。接下来还会谈到，文人佛教观的变化其实是诸多历史情况变化的综合性结果，包括佛教内部各个宗派的形成及其复杂的关系，还有文人士大夫和各个宗派的关系，等等，而这些变化可以说都是唐宋思想转型的重要方面。
到了宋代，佛教的根基已经深深扎入中国文化的土壤，最明显的表现莫过于无所不在的佛寺了。本书将要考察的重点是，宋代的文人学士如何看待作为佛教中心符号的寺院。围绕佛教的学说、教义以及佛教的制度、建筑等一系列的问题，大家更关心的往往是前者。虽然柯嘉豪的近作已经在留意后者，但总的来说，研究者仍然很少关注中国人如何接受佛教在物质方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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