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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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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米利亚诺选取的希腊文明曾是古代西方最为耀眼的文明之一，但无论是对犹太人，还是其他民族，希腊人都以一贯的民族自大，忽略甚至拒绝深入了解那些与他们紧密相关的文明，最终使得自己民族的命运走向衰弱。有趣的是，莫米利亚诺犀利地将征服与智慧的交融联系在一起，他把希腊与罗马进行了对照，前者满足于通过希腊语写就的二手文献来了解外族文明，造成了认知偏差；后者则积极学习希腊语，并利用这些知识来征服希腊的土地、抵御外族的入侵。将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命运追溯到它们最初的文化交流态度，对当今的中国文明无疑具有启发性。莫米利亚诺呈现了大量对于研究者和有兴趣者来说较为陌生与罕见的历史资料，文风细致且尽显博学，无论是对希腊化时代的历史潮流有兴趣的读者，还是专业的研究学习者，都将受益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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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在人类历史上，文明的相遇发生了无数次，在这些相遇中，一些文明存续、壮大，另一些则衰落，甚至湮灭。怎样正确、恰当地对待外族文明，是永恒的发问。
本书为著名历史学家莫米利亚诺的代表作，旨在说明希腊文明与其周边文明在希腊化时代的交流和联系，以及希腊人的态度对自身历史命运的影响。作者研究了希腊人对罗马人、凯尔特人、犹太人和伊朗人等外族人的态度，通过分析从公元前四世纪到公元前一世纪这几个文明的政治、文化和知识互动，莫米利亚诺认为，正是由于希腊人对外族文明的畏惧与虚构，以及拒绝学习他们的语言的自傲，最终将自己送入了文化自大的幻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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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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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1908—1987），意大利历史学家， 著名古典学家。28 岁成为都灵大学古代史教授，1939年因犹太人身份被迫流亡英国。曾任教于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芝加哥大学等多所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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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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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言
序
1 希腊化世界的希腊人和他们的邻人
2 波里比阿与波斯多尼乌斯
3 凯尔特人和希腊人
4 希腊化世界对犹太教的发现
5 从安条克三世到庞培时代的希腊人、犹太人和罗马人
6 伊朗人和希腊人
精选书目
人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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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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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意大利-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1〕的一部名作，意在讨论希腊文化及其与周边文化的关系，以及希腊人的态度对他们历史命运的影响。作为知名的史学理论和古典世界历史学者，莫米利亚诺的名字对中国学者也并不陌生，他关于希腊、罗马史以及史学史的一系列论著，经常出现在各种论著的脚注中。不过，对莫米利亚诺其人，国内的学者可能了解并不多。译者意欲借此机会，对他的生平和著作略做介绍。
1908 年，莫米利亚诺出生于意大利皮埃蒙特地区一个很有声望的犹太知识分子家庭。对于他童年的情况，我们了解不多。在都灵大学学习期间，他得到当时意大利最著名的古史学家加塔诺·德桑克提斯的指导，从而确立了他一生的研究方向，并表现出杰出的研究才能。尽管当时意大利已经处于法西斯统治之下，墨索里尼已经巩固了他对意大利的统治，但身为犹太人的莫米利亚诺的才能，仍然得到广泛的承认。1932 年，年仅24 岁的他被任命为罗马大学的希腊史教授；1936 年，他重返都灵大学，接替其老师德桑克提斯出任罗马史教授。此举后来颇遭诟病，因为他的老师由于拒绝宣誓忠诚于法西斯而被解职，而莫米利亚诺本人确实宣了誓，并接替了老师的教席。两人的关系，大约也因此受到影响。1938 年，莫米利亚诺也终于因为墨索里尼政府的种族主义命令丧失教席，被迫前往英国。出于对老师的尊敬，同时可能也有同病相怜的因素，莫米利亚诺行前特意拜访了自己的老师。1939 年，他携妻带女到达英国。虽然当时他已经因为《剑桥古代史》写稿以及《克劳狄——皇帝及其成就》英译本的出版，在英国有较大影响，但可能是当时流亡到英国的学者实在太多（德国大批古典学者，如鼎鼎大名的雅可比、埃伦伯尔格、普法伊费尔等，也都因为纳粹的上台，被迫流亡到英国），莫米利亚诺在英国的处境并不理想， 虽在牛津大学得到了职位，但薪金非常之低，因此一度准备转道美国。1947 年，他终于获得了布里斯托尔大学的讲师席位；1951 年，转任伦敦大学学院古代史教授，并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75 年退休。但他退而不休，仍在不断从事研究工作，写出大量作品，并辗转于英国、美国和意大利各地讲学。1987 年9 月因病去世。〔2〕
莫米利亚诺一生著作等身，但他的特点可能与年鉴派大师布罗代尔不同。布罗代尔的书并不太多，但无论是《腓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还是《15—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均是篇幅宏大之作。莫米利亚诺的风格则近似于当代英国另一古史学家芬利，少有长篇作品，所出的几本书，篇幅都不大，他赖以成名的著作如《克劳狄皇帝及其成就》《马其顿的腓力——论公元前4 世纪的希腊史》两书，篇幅都很短。前者以意大利文出版时，仅有150 多页。英译本的篇幅更短，正文仅70 页，加上注释和索引，也只有120 页。他的其他著作，如《4 世纪异教和基督教的冲突》《希腊传记的兴起》等，篇幅也都不大。但这些著作出版后，都得到了西方学者的高度评价，其中不少已经成为相关领域的经典之作。
莫米利亚诺更喜爱的，似乎是短篇的论文。据康奈尔统计，他一生中所发表的各种论文有1000 多篇。1955 年起， 他的各种论文被汇集成册，结成《古典历史与古代世界史研究论文集》〔Contributi Alla Storia Degli Studi Classici（E Del Mondo Antico）〕在罗马先后出版。到1992 年，该书共出8 卷11 册，涉及内容非常广泛，从古代希腊的传记，古典世界的史学，基督教与古典文化的关系，到近代和现当代的古典学术，举凡与古代世界历史有关的问题，都被纳入了他的视野，他也因此同时在古代世界史、犹太研究、基督教史及史学史、史学理论领域成为名家。〔3〕
莫米利亚诺史学方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对学术史的重视。他认为，古典学术尤其是古代史研究在现代学术中处在边缘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古典学者根本不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为什么做研究。在评价英国古希腊史专家格罗特的史学成就时，他在结尾处不无讥讽地指出，当代许多研究希腊史的著作，论其水平，远在格罗特之下；而对考古资料的利用程度，借用他评价罗斯托夫采夫的话说，远在这位俄裔美国历史学家之下。因此，他呼吁重视对古典学术史的研究，从这些大师处汲取灵感，避免无的放矢。同时， 他又坚决反对那种单纯研究某一作者作品，希望从中发现问题的做法，而主张首先要研究有关作者所利用的资料，看他对资料的分析和利用程度，并注意发掘其人生经历对作者观点的影响，以弄清作者和时代及其观点的关系。所以，他批评那些仅仅研究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而不去阅读有关罗马帝国原始资料的人。他有关格罗特、迈耶、罗斯托夫采夫等人的专题论文，都是先从作者所利用的资料、方法入手，分析作者的史观和方法，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对当时和现在的影响，提出对作者的评价。另一方面，承认历史学家是时代的产物，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仅仅服从于他的时代， 完全受制于时代，而是要从他们对资料的分析手段和提出问题的方法中汲取营养，为古史研究开辟新的道路，并从中发现历史的一般价值，因此，他又坚决反对历史相对主义，并给史学史研究以崇高地位。他的这些看法，无意中为他在史学史和史学理论领域赢得了大批追随者，成为该领域中的权威人物，他有关的论著，如《古代和近代史学史论集》《史学史研究》等，也都成了经典之作。
其次，莫米利亚诺十分重视历史人物研究。他的著作中有不少与人物传记有关。除前已提到的两部著作外，他还写有《关于马卡比传统的历史大纲》《希腊传记的发展》等。20 世纪30 年代在意大利工作时，他开始为《意大利百科全书》［Enciclopedia Italiana］撰写条目，其中大多数是古代和近代人物的词条，如弗兰克·阿德科克、克劳狄、尼禄、卡利古拉等；50—60 年代，当人们因为讨厌通过古代人物传记来研究古代历史时，莫米利亚诺仍不改初衷，在为《不列颠百科全书》和《牛津古典辞典》撰写条目时，仍然撰写了大量人物词条，而且花很大的气力专门从事古代传记研究，写出了《希腊传记的发展》这样的专著。如布瓦索克指出的，在如此之多的历史学家已经放弃这个领域时，莫米利亚诺仍为开拓该领域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不仅可喜，而且需要相当大的勇气。〔4〕不过，他的传记研究并非传主生平或者其亲朋的简单罗列，“我们需要个人化的经历，不管是传记性质的，还是自传性质的。我们希望了解的是：个人所受的教育、个人的宗教信仰、社会生活和个人经历之间的关系”。当然，分析这些具体的细节不是为了娱乐，也不是为吸引读者，而是希望通过这些方面，去分析传主的思想与观点的假设前提和行为。所以，在分析克劳狄时，他对这个皇帝早年的一些小事津津乐道，却忽略了后来我们认为对皇帝有很大影响的麦萨琳娜、阿格里披娜之类的人；〔5〕对于罗斯托夫采夫的学术成就，他一方面极为钦佩，另一方面则指出，罗斯托夫采夫的观点和成就，只有放在他的俄罗斯背景和经历中才能了解。正因为他生活在资本主义发展十分落后的俄罗斯，才会注意到古典世界不过是游牧世界包围中的一个小岛；作为自由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十分欣赏西方的资产阶级，正是因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高，城市化水平低下。俄国软弱的资产阶级在十月革命中被消灭后，他受到重大刺激，因此把希腊化世界和罗马帝国的所有成就归之于资产阶级的创造，并把古代的城市理想化。所以，流亡造就了罗斯托夫采夫。〔6〕
对于古代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相互影响，莫米利亚诺也非常重视，而且具有非常浓厚的现实关怀色彩。他不仅写有关于古典文化和基督教关系的论著，对希腊文明与周边文化的关系尤其情有独钟。以笔者当前翻译的这本书而论，他重点探讨的，是希腊人对罗马人、犹太人、凯尔特人以及伊朗人的认识。虽然这仅仅是一部篇幅不大的书，但它所提出的问题，却非常重大，而它最终的结论，也非常发人深省。他明确指出，虽然希腊人对于异域文化从来没有失去兴趣，但无论是对犹太人，还是对其他民族，希腊人的民族自大感都使他们没有能够更深入地认识这些与自己有着紧密联系，有些甚至后来成了自己主人的民族。在有关波里比阿和波斯多尼乌斯的一章中，他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对异域文化的态度进行了对比，揭示出罗马人对希腊语和希腊文化的吸收，是他们得以征服希腊的重要原因；在有关凯尔特人的部分，他得出了大体相同的结论；而在有关伊朗的部分，他宣布，一个对自己的文化缺乏信心，同时盲目崇拜外族文化的民族，注定是要失败的。因此，在分析希腊文明最终败于罗马文明时，作者向我们揭示了希腊化，更一般地说，是整个希腊文明另外的一面：“它拥有了解其他文明的所有手段， 但掌握语言除外；它拥有一个征服者和占统治地位的上层阶级，但对自己语言的信心除外。许多具有政治头脑的人选择了罗马；许多具有宗教头脑的人转向了想象中的波斯和想象中的埃及。随着希腊主义政治命运的衰退，自我怀疑倾向日益增长，鼓励了那些意志薄弱、原则性不强的人，他们在那种不可能真实的文献中寻找简便的出路。”“罗马人利用希腊人技术上的合作，最终征服了希腊人。但是，从文化上说， 他们通过学习希腊语，把希腊人的知识用于创造一个使用拉丁语的、共同的意大利文化，从而使自己处在强有力的地位。希腊人探索了凯尔特人、犹太人、波斯人以及罗马人自己的世界，罗马人则征服了凯尔特人、犹太人和希腊人。在被波斯人或者是帕提亚人打败之后，他们利用希腊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的帮助，注意避免另一次灾难，而且成功地保持了300 年。”〔7〕对于正在大力建设中国特色文化而且希望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中国人来说，希腊人的经历，也许不无启示。
说到这里，也许应当对本书的历史背景有所交代。希腊人原本生活在巴尔干半岛，但素有向外扩张的传统。约公元前10 世纪，一部分希腊人迁移到小亚细亚定居；公元前8—前6 世纪，希腊人进行了范围广大的殖民活动，将活动范围扩大到整个地中海地区，如柏拉图所说，成为地中海这个“大池塘周围的青蛙和蚂蚁”。公元前4 世纪末，马其顿亚历山大打着为希腊复仇的旗号，大举东侵波斯。在大约10 年的时间里，先后征服了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伊朗、中亚和印度河流域，继波斯之后，建立起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 虽然亚历山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巩固，但这么一个有着不同风土民情、不同文化传统的大帝国，在古代的条件下， 要想长期维持统一，谈何容易！即使亚历山大本人再活40 年，恐怕也未必能够保证自己的统治。何况亚历山大在完成远征的次年便撒手西归，死前连一个成年的继承人都没有留下！亚历山大死后，其部将立刻开始了争夺皇位的战争。经过20 多年混战，最后形成了一个以托勒密埃及、塞琉古和马其顿诸王国为主体的希腊化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固然有希腊文化向东传播、东方民族希腊化的问题，但正如吴于廑先生早已指出的，希腊人和希腊文化的东方化倾向同样存在。〔8〕在政治领域，尽管最高统治者是希腊- 马其顿人， 但中下层尤其是地方官员，更多的是由当地居民担任的；至于经济，在希腊化时代并没有本质的变化，普通人民大众仍然像过去一样需要交租纳税，所不同者，收取和使用赋税者更多的是希腊- 马其顿人，而不是当地原来的统治者；关于文化，虽然部分阶层、部分领域受到了希腊文化的影响，在一些希腊人定居的城市中，希腊文化甚至取得某种程度的优势（如阿伊卡努姆的铭文所显示的），但在更广大的乡村地区，人们仍然信着他们原来的神灵，说着祖传的语言，庆祝着大体相同的节日。也就是说，透过浅浅的希腊文化外表，西亚和埃及的传统继续在发挥着这样那样的作用。即使是最高统治者，也不能不考虑原有的文化传统。所以，亚历山大到埃及后，专程朝拜阿蒙神庙，自称阿蒙神之子；到达波斯后，他又以波斯王室继承人自居，鼓励部下和波斯女子通婚，并且吸收波斯宫廷礼仪，强化自己的波斯色彩。而托勒密埃及的统治者在其王冠上，也不能不附上埃及法老的标志。甚至希腊的文化人，也想为他们的大哲学家如柏拉图、德谟克利特等人找到东方的老师。到后来，事实上他们还给自己的政治制度，如传说中斯巴达立法家来库古所建立的制度、雅典立法家梭伦进行的改革等，找到了东方的起源。〔9〕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希腊化世界确实带来了重要的变化，如本书作者所指出的，到希腊化时代，原来几个虽然有过接触但并没有建立直接联系的文明，罗马的、凯尔特人的、犹太的、波斯的，当然还有印度的文明，第一次被置于一个大的文化圈之内。奇怪的是，一向非常自负的希腊人， 在遇到这些文明之后，一方面固然表现出了他们喜好探索的好奇心，对这些古代文明进行了报道和研究。但可能因为自己是统治者，也许还有希腊人特有的文化自大感，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要去学习有关民族的语言，而满足于从第二手资料中，主要是那些会说希腊语的土著所提供的文本中，发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而这些人所提供的，当然是希腊人希望看到的东西。另一方面，当希腊人遇到这些比他们的文明更为古老的文明时，好像又突然丧失了民族自信心，纷纷把异邦的文化理想化。波里比阿对罗马的政治制度，波斯多尼乌斯对凯尔特人，公元前3 世纪—前2 世纪的希腊众多作家对波斯人、犹太人，好像无一例外地都采取了这种态度，所以， 他们挖空心思，要把琐罗亚斯德教和希腊哲学连接起来，并为希腊文化找到东方或者其他的源头（由此观之，贝纳尔近年来提出的希腊古典文明起源于亚非古代文明的观点，并没有多少新奇之处了）。这种盲目的自大和毫无自信可言的民族虚无主义态度，在希腊化文化中奇特地糅合在了一起。
莫米利亚诺在本书中分析的，就是这一时期希腊人和这些文明的关系以及对它们的认识，并就希腊人的认识方式对希腊化世界命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由于罗马在地中海地区各文明中所具有的独特地位，作者首先通过波里比阿和波斯多尼乌斯这两个代表性人物，分析了希腊人对罗马兴起的态度，同时考虑了罗马人对希腊文明的态度，尤其是两种不同态度所造成的不同结果，从另一个侧面揭示出罗马击败希腊化世界的必然性。接着作者讨论了希腊人、罗马人对凯尔特世界的态度。作者关注的，同样是希腊人和罗马人对凯尔特世界的不同态度所造成的影响。希腊人对凯尔特人的畏惧和虚构，把他们自己送进了文化自大的幻影中，而罗马人利用希腊人提供的知识，征服了凯尔特世界的绝大部分地区。随后的两章讨论了希腊人和犹太文化的关系。作者之所以特别在如此有限的篇幅中辟出两章来讨论希腊人和政治上远不如罗马人、凯尔特人、伊朗人重要的犹太人的关系，可能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作者本人是犹太人，对于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有着更浓厚的兴趣。另一方面，可能也是更重要的，是犹太教、基督教和古典文化的关系对后来西方历史的发展影响实在太大。而犹太教在希腊化时代发生的变化，是基督教后来得以产生进而传播到希腊罗马世界并得到接受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这样重大的问题，理当给予更多的注意。通过比较，作者似乎认为，尽管希腊人希望把犹太人变成古代世界的哲人和宗教民族，可是犹太人并不领情，继续保持着自己的文化特色。对于波斯和希腊的关系，作者打破常规，从更早的古风时代开始，原因在于，在所有和希腊人发生关系的古代文明中，波斯和希腊人发生直接联系的时间，显然比其他文明要早，其影响也更加深远。不过作者依然认为，从现有资料看，希腊文明有着独立的起源。到公元前4 世纪以后，希腊人开始不再把波斯以及后继的帕提亚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对待，而把它们当作希腊文化的源头来尊敬。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希腊人和其他文明的关系进行了总体评价，在肯定其成就的同时，也指出其不足以及它将被罗马征服的命运。美中不足的是，作者对希腊文明和印度文明的关系存而不论，甚至没有提到希腊人曾经对印度文明有过讨论和认识（对于书中不涉及埃及和迦太基的原因，作者特意在第一章中做了说明）。而实际上，希腊人对印度的探讨， 至少从希罗多德时代就已开始，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印度河流域后，两者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和经常。塞琉古王国派驻印度的使者麦加斯梯尼写有关于印度的专门著作。至于众所周知的犍陀罗艺术，更是希腊文化与印度文化交互融合的产物。在这方面，作者也许像他批评的希腊化传统一样，把印度文化放在了古典世界之外的蛮族之中，因此不愿对其多加讨论。
关于本书的译名，似乎有必要略微说两句。如前所述，本书的重点，是研究希腊人对周围邻邦的态度和认知， 以及这种认知所产生的影响。书的原名是Alien Wisdom： the Limits of Hellenization，如果追求传神，似乎用《认知他者——希腊化的局限》比较合适。但这样的译名，与原文出入较大，而且与副书名的关系不是那么一目了然。考虑再三，还是直译为《外族的智慧——希腊化的局限》，以彰显正副书名之间的联系。用“外族”似乎有把古代历史现代化的嫌疑，但这里的“族”，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近代民族，而是指与认识主体在外貌或文化上差异较大者，类似族群的概念。本书所论，又是希腊人和非希腊人文化之间的交流、双方的态度及其影响，这样处理也算切题。
原书采用的是文内夹注。有关文献的注释格式，大体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有比较完整文本流传至今的古典著作， 如希罗多德的《历史》等，作者都是根据西方学者的一般习惯，注出卷、节、行数等信息，如原书第3 页的Diodorus 1. 16 就是指迪奥多罗斯《历史集成》第1 卷第16 节；同一页上出现的（2. 35）是指希罗多德《历史》第2 卷第35 节（因文中已点出希罗多德，故不再书希罗多德之名，仅注明卷和节）。有些作家更复杂一些，注明了卷、章、节，如第4 页出现的Strabo 1. 4. 9 指斯特拉波《地理学》第1 卷第4 章第9 节。有些作家所传下来的著作不止一本，所以在引用他们的著作时，还注出了篇名，后面附上卷、章、节、行的编码。如原书第5 页的Tuscul. 3. 54 指西塞罗《图斯库鲁姆谈话录》第3 卷第54 节。另一种情况是某一作家的作品仅有残篇传世，但有现代人辑本的，则引用现代人的辑本。仍以第3 页为例： 这里出现了Stobaeus I，Prooem. 6，p. 20 Wachsmuth=Aristoxenus fr. 23 Wehrli， 其中Stobaeus I，Prooem 为斯托拜乌的序诗第1 卷，见Wachsmuth 辑本的第20 页。但在Wehrli 的辑本中，是Aristoxenus fr. 23。对于这一类注释，读者也许最初不习惯，但稍微多看几次，就很容易明白。至于书中引用的现代西文著作，作者均已在书末的参考文献中列出，因此在正文中出现时，注释的义项多不够全面，如原书第25 页有Italian Manpower 225B.C. —A.D. 14 （1971），625-34，指第2 章参考文献中的P. A. Brunt，Italian Manpower 225B.C. —A.D. 14，Oxford，1971。请注意参考。
莫米利亚诺是一位学问大家，研究范围非常广泛，这种特点也反映在本书中。译者限于学力，对其中的许多问题，有些只能说是一知半解，有些了解甚少，还有一些问题，则几近文盲。糟糕的是，作为译者，还无法回避这些问题，不得不查找大量工具书，但仍难免不准确甚至错误，敬请各位方家不吝批评指正。
本书得以翻译出版，首先应当感谢我的几位老师。他们分别是已故内蒙古大学教授胡锺达先生、南开大学教授王敦书先生和武汉大学教授陈勇先生。没有他们无私教给我的各种知识，要完成本书的翻译任务，是难以想象的。其次， 感谢三联书店的编辑联系了版权，为我提供了样书和翻译体例，还就翻译中出现的许多具体问题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最后，我特别感谢徐晓旭博士、彭小瑜教授和黄洋教授。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徐晓旭博士通读了译文，尤其是帮助我解决了其中拉丁语部分的翻译问题，并指出了译文中多处关键性的错误，而且就有关译文的处理，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其中不少已经反映在译文中。彭小瑜教授帮我解决了教会史上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不厌其烦地回答我近乎无知的发问。黄洋教授利用他在英国学习的经历，帮助我解答了有关莫米利亚诺任职学校的翻译问题，向我介绍了伦敦大学的有关体制，并就书名的翻译进行过深入讨论，让我受益良多。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是感谢我的妻子陈莉。没有她在家务方面的操劳，要完成此书的翻译，同样难以想象。当然，译文中存在的所有问题，都应由我本人负责。
晏绍祥
2003 年12 月译毕
2009 年修订
承三联书店美意，译者利用此次再版机会对以前不够准确和通顺的部分译文做了修订，并删去了部分初版时需要但现在似乎没有太大意义的注释。温州大学陈勇博士帮忙翻译了该书的献词，并且独出心裁地提出，献词下所引用的《圣经·诗篇》，暗指莫米利亚诺母亲死于纳粹集中营却尸骨无存的悲惨遭遇。我认为非常合理，就照单全收了。这一献词在上一版被忽视了。责编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 特此致谢。
2024 年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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