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图亚的彼得罗·彭波那齐（Pietro Pomponazzi of Mantua，1462—1525年）是意大利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他继承了意大利大学的伟大传统，反对阿威罗伊主义（Averroism）的统治地位，并将强调个体灵魂的尊严与价值的新人文主义引入学术传统之中。他与费奇诺（Ficino）及皮科（Pico）一同反对更旧传统的那种非个人的集体主义观点，并致力于与他们一起支持一种更为个人化的人性论观念。但是，当柏拉图主义者们通过在自由中抬高个体灵魂的尊严以使其高于自然本质时，彭波那齐却使得灵魂更像是一个在秩序井然的宇宙中自然而然的常住居民。
要想理解彭波那齐的成就，尤其是想要理解他为自身立场辩护时所采用的技术性论证的话，就必须了解一点他正在其中催生一场革命的意大利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漫长传统。佛罗伦萨圈子和大多数人文主义者并非彼时的学界学者，而是一群怀揣着柏拉图主义激情而着眼于其他兴趣、文学、艺术或专业的人。文艺复兴时期各个大学有组织的精神生活仍旧效忠于亚里士多德传统。在大多数国家中，15世纪的学校见证了早期哲学的教导与改良——斯多葛主义、奥卡姆主义（Ockhamism）和托马斯主义——罕有新义。但是，在意大利北部，在帕多瓦、博洛尼亚（Bologna）和帕维亚（Pavia），以及多少也在锡耶纳（Siena）、比萨（Pisa），还有在费拉拉（Ferrara）新兴的好大学里，亚里士多德主义依然是一种欣欣向荣的主要思想。13世纪的巴黎、14世纪的牛津与巴黎、15世纪的帕多瓦都是中心：来自全欧的思想于此集中，并积累成一个有机知识主体。一系列杰出的教师——威尼斯的保罗（Paul of Venice，1429年）、蒂耶内的卡耶坦（Cajetan of Thiene，1465年），以及尼克莱托?维尔尼亚（Nicolettus Vernias，1499年）——传播着那种知识，并促使其得以在下个世纪与数学科学中的新兴趣喜结连理。
科学的帕多瓦同样地感受到了在15世纪（quattrocento）后半期激发的佛罗伦萨的那种人文主义冲动与学问的复兴。为了回应费奇诺的柏拉图主义的挑战，帕多瓦致力于证明亚里士多德也和柏拉图一样说希腊语。至于费奇诺攻击他们的传统阿威罗伊主义，连带着他的宿命论还有那小化一切个人性与个体性的奇怪人性论，帕多瓦学者们的应答并非是接受他的柏拉图主义式的宗教现代主义，而是重新组织起他们自己的自然主义且科学化的思想，这种思想关于人及其命运的概念更为个人主义化。他们以一种接近亚里士多德自己的自然主义的亚里士多德式人文主义来反对佛罗伦萨的柏拉图式人文主义，并且在他们那突出的科学兴致上乐此不疲。在斯宾诺莎与18世纪牛顿主义者们之前，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人像彭波那齐和扎巴瑞拉（Zabarella）那样设法造就一个居间于人文主义与科学自然主义之间的如此“现代”的混合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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