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就是一个动态的矩阵
读者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已经是2023年的新年之后了。我相信，每位读者都会对2023年有这样或那样的期许和计划。其实，这已经是人们迎新辞旧的一种精神现象。但是，每个个体对新一年的期许和计划，常常被个体所不能影响和控制的历史所改变，甚至破灭。这是因为，历史是一个动态的矩阵，如同复杂的迷宫，任何个体、群体，甚至国家在其面前都是极为脆弱的。
本书分为七章，所有文章从不同角度折射历史是怎样一个复杂和动态的矩阵。
一
将视野转向100年前的1923年。中国那一年是民国十二年，农历癸亥年。1923年的世界历史矩阵，在以下几个维度的影响至今依然存在。
其一，经济维度。1923年，美国正值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1872—1933）担任总统，经济进入飞速发展阶段。至1929年，生产率年均增速达到4%，工业生产增长接近一倍，财富膨胀，社会奢靡之风大行。历史学家称1923—1929年的美国为“柯立芝繁荣”（Coolidge Prosperity），又称“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自此，经济繁荣奠定了美国在20世纪的地位。自1923—1929年，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经济增长先后恢复到大战前的水平，并有所发展。1923年年底，英国的金汇兑本位制率先在德国得以试验性推行：德国央行与英格兰银行达成协议，英格兰银行向德国央行提供一笔英镑贷款，德国央行则以英镑为货币准备金，发放贷款以英镑计价。这一年，经济学家们已经开始感受到经济机制的改变。英国经济学家约瑟夫·基钦（Joseph Kitchin，1861—1932）提出为期3—4年经济周期理论。1923年也是苏联货币改革的关键时点，建立了由切尔文券（chervonets）和苏维埃纸币（sovznaks）组成的双货币体系，挽救了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
其二，政治维度。欧洲的德国，1923年马克价值暴跌，恶性通货膨胀失控，最严重的时候，通货膨胀率每月上升2 500%。德国马克崩溃，中产阶级彻底破产。这年11月，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45）发动了“慕尼黑啤酒馆暴动”（Bürgerbr?uPutsch）。纳粹主义和第三帝国自此发端。10月，国际社会制定针对德国战争赔款的“道威斯计划”（Dawes Plan）。亚洲的日本，1923年9月突发的里氏8.1级的关东大地震、海啸和大火，不仅摧毁了日本两个最大的城市，引发了深刻的经济危机，而且激起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情绪，导致主张通过侵华策略开拓生存空间的军国主义崛起。
其三，科学维度。1923年前四年的1919年5月9日，“那天，从西非的普林西比岛和巴西的索布拉尔拍到的日食照片证实了一种新的宇宙观是对的”。 这个新的宇宙观就是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开创的相对论（theory of relativity）。从此，真正意义的“现代世界”开始。b 1923年，路易·维克多·德布罗意（Louis Victor Pierre Raymond，7th Duc de Broglie，1892—1987）连续在《法国科学院通报》（Comptes Rendus de l’ Académie des Sciences）发表三篇有关波和量子的论文，提出实物粒子也有波粒二象性，揭示了电子也具有波动性，为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1885—1962）的量子化条件提供了理论根据。这一年，海森堡（Werner Karl Heisenberg，1901—1976）完成题为《关于流体流动的稳定和湍流》（über Stabilit?t und Turbulenz von Flüssigkeitsstr?men）的博士论文。海森堡是量子科学历史链条中的关键环节。玻尔和德克·科斯特（Dirk Coster，1889—1950）发表了一篇关于X射线光谱学和元素周期系统的论文。几年之后，埃尔温·薛定谔（Erwin Schr?dinger，1887—1961年）在德布罗意理论基础上，建立波动力学（wave mechanics），提出微观物理学的基本运动定律，即薛定谔方程（Schr?dinger equation）。
其四，技术维度。1923年，一架旋翼机在西班牙首次稳定飞行，美国空军完成了第一次不停顿横贯大陆的飞行。1923—1929年是德国汽车工业“黄金年代”，汽车工业技术不断创新，汽车工业成为工业化时代的支柱产业。
其五，思想、文化和艺术维度。1923年，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论货币改革》（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发表。瓦尔特·本迪克斯·余恩弗利斯·本雅明（Walter Bendix Sch?nflies Benjamin，1892—1940）的《译者的任务》（Die Aufgabe des übersetzers）出版。作为好莱坞象征的白色HOLLYWOOD标志树立在好莱坞后的山坡上。卓别林（Charles Spencer Chaplin，1889—1977）编剧和导演的首部电影《巴黎一妇人》（A Woman of Paris）公映。美国《时代》（Time）周刊创刊，成为美国第一本新闻周刊。芝加哥艺术俱乐部为巴勃罗·毕加索（Pablo Ruiz Picasso，1881—1973）举办在美国的首场展览《巴勃罗·毕加索的原画》（Original Drawings by Pablo Picasso）。这一年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先驱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生命进入倒数第二年。
1923年的中国历史矩阵中，具有历史意义的维度是：在政治领域，《中华民国宪法》颁布。国民党成为中国新兴政治力量，发布《中国国民党宣言》和《党纲》。孙中山（Sun Yatsen，1866—1925）确立联俄政策，开启国共第一次合作。苏联向孙中山提供经济援助。孙中山重新组成大元帅府，广州成为国民党革命基地。工人运动兴起。京汉铁路工人举行震惊中外的大罢工。这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召开。在经济领域，北洋政府财政经济状况也日趋恶化。在思想领域，张君劢（Carsun Chang，1887—1969）和丁文江（1887—1936）展开“科学与玄学论战”。鲁迅（1881—1936）小说集《呐喊》出版。
回顾1923—2023年的100年，不难发现历史矩阵的演变特征：有的历史维度终究彻底中断和消失，例如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1299—1923）不复存在；有的从非主流演变为主流，例如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地位；有的不仅持续，而且恶化，例如世界性的贫富差别；有的在演变过程中异化，例如金本位的复辟和最终消亡；有的完全不可逆转，例如1920年前后世界人口在20亿之内，2022年达到80亿；有的从更深层次上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走向，例如科技创新。
可以这样看过去的100年：还是这个地球，还是这个世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危机和危机的叠加——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政治危机、生态危机、气候危机、疫情和公共卫生危机、文化危机。持续的各类危机，引发世界一次又一次的“蜕变”和“巨变”。其中，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最终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历史后果是冷战。冷战结束、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并没有实现所谓的“历史终结” （end of history），历史舞台的各种力量继续博弈。21世纪之后，一方面，世界因为IT革命，进入互联网时代，科技革命蔓延到生命科学、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领域；另一方面，全球化从辉煌到衰败，市场经济失灵，恐怖主义、民粹主义、分裂主义不断抬头，区域性军事冲突持续性发生，生态环境恶化。历史正在印证复杂科学，显现出日益强烈的“非线性”“不确定性”“自组织性”和“涌现性”的特征。历史事件不是单独的小概率事件，而是小概率事件的集合，即人们常说的“黑天鹅事件”的集合，以及尤其是底层力量的积聚和爆发，正在改变着历史走向。
对历史趋势的预测愈发困难。“一九一八年后，另一次大战的爆发与经济恐慌是可以预测的。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有哪个经济学界预测到‘三十年光辉岁月’的世界大景气呢？没有。他们预测战后会萧条。他们有预测到黄金时代会在一九七〇年代初结束吗？经济合作开发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预测会有持续甚至是加速的成长，达到每年百分之五。他们预测到目前这个足以破除半个世纪以来使用‘萧条’一词的禁忌的经济麻烦了吗？没有。”“不管我们是谁，我们都将看到，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二十世纪，将会发现它完全不同于一九八九到一九九一年之前的二十世纪，仿佛是一个句号把时间之流断成两截。”
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难以确认“现在”的内涵。不仅未来决定现在，而且“现在就是历史”。“现在”与“未来”和“过去”的纠缠更明显，国际形势几乎变幻莫测，人们面对越来越多元化的事实，即使是相同的事实，人们也会做出不同的分析和解读。
二
在海森堡理论的矩阵中，位置通过无限矩阵或数组表示，j表示变量。
在过去100年的历史矩阵中，其实也存在j变量。其中以下的关键性变量和它们的相互作用影响和改变着历史。
其一，伦理。f伦理包含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法则、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基于伦理基础，人类历史无论如何演变，最终维系了文明的存在，秩序与进化。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撰写《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在前，《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在后。同时代的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对道德本质做了迄今为止最为深刻的阐述：“于是，道德法则的客观实在性不能通过任何演绎或者任何理论的、思辨的或以经验为支撑的理性努力得以证明；而且，即使有人想根除他的绝对必然的确实性，也不能通过经验加以证实，因而不能后天加以证明。尽管如此，它自身仍然是自为地确定不移的。” 但是，20世纪以来，伴随全球性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展，在经济、科学、政治和社会领域，道德都被边缘化。中国经济学家将这样的思想称为“伦理不涉”（nonethical）。
针对这种情况，有的经济学家提出：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导致现代经济学的性质已经大为贫乏，所以，经济学需要关注影响人类行为的伦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没有道德就没有契约。因为只有道德规范才能赋予契约约束力。在过去100年，凡属于挑战人类伦理架构的思想、人物和事件最终都是失败的；伦理体系正在丰富与发展，例如，“伦理经济学”，还有当下的“人工智能伦理”已经被关注。
其二，思想。过去100年，几乎所有学科的思想和观念都得到拓展。这些学科包括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理，到哲学、美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1900年，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1862—1943）在巴黎国际数学家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分属四大板块的23个数学问题，是以他的深邃数学思想为基础的；爱因斯坦的“上帝不掷骰子”名言，源于他科学因果性的思想；薛定鄂《生命是什么？——生物细胞的物理学见解》（What Is Life? The Physical Aspect of the Living Cell）的遗传密码概念和思想，启发和刺激了基因的发现和证明。所以，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1838—1916）说：科学家需要思想，因为科学家需要审查“自己的领域和比较容易达到的临近领域里的知识成长，尤其是察觉引导探究者的特殊动机”。
在人文思想领域，20世纪被认为是“分析的时代”，有延续19世纪的共产主义、保守主义，还有20世纪产生的新自由主义、威权主义、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生态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不一而足，并形成不同的派别。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是经济学家，更是一位自由主义的思想家。其中，1922年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1889—1951）《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所代表的“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和20世纪6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影响深远。后现代主义集中代表了反叛现代主义和反本质主义，主张对现代化过程的批判与解构，渗透到建筑学、文学批评、心理分析学、法律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并形成自成体系的论述，改变了20世纪的思想生态。后现代主义还是1968年5月巴黎学生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
毋庸置疑，过去100年是被不同思想和思潮驱动的100年。即使今天，对于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和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GEB：一条永恒的金带》（G?del，Escher，Bach: an Eternal Golden Braid）所代表的思想，怎样高的评价都不为过。
其三，科技。1923年，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1970）已经预见：“归根到底，是科学使得我们这个时代不同于以往的任何时代。”100年的历史证明罗素是完全正确的。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100年，人类进入工业化和科学技术创新的互动时代。从福特T型车，贝尔实验室发明的无线电广播、电视、有声电影、电动留声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战后阿波罗登月计划（Project Apollo），以及之后的星球大战计划（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IT革命和半导体革命、互联网、赛博格和人工智能，形成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所说的一浪高过一浪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淘汰旧的技术和生产体系，建立新的生产体系，实现市场新的均衡。在过去100年的科技革命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推动了从工业经济到数字经济、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转型。
其四，经济。过去100年，经济领域的根本性演变是自由资本主义历史、完全市场竞争历史的完结。现代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设，自由竞争和私有制市场支持社会经济资源合理配置和效率，和所谓的“帕累托均衡”，都已经与数字经济渐行渐远。当代的现实经济是以市场和政府互动为基础的，国家作用呈现强化的趋势，根本原因是金融货币制度的改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金本位制度的终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确定国家通过央行控制货币制度；1971年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1913—1994）关闭美元与黄金窗口，意味着完全基于国家信用的货币体制的形成；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本质是国家信用货币制度的危机；这些年所讨论的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MMT），就是论证货币财政化制度的合法性。
其五，生态。过去100年，地球的生态问题从不是问题到成为问题，再到现在成为人类共同的重大问题。因为持续碳排放的积累，全球气温升高，极端气候常态化，冰川融化，岛屿消失。其深层的原因确实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是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的惯性。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人类正陷入四个不可逆的困境：人口增长基数不可逆，生态资源破坏和消耗不可逆，经济增长需求不可逆，气候恶化不可逆。因为气候变化给人类造成持续性危机，已经成为颠覆世界的一种新模式，所以，人类面临“刚性选择”：“要么允许气候异常改变世界的一切，要么改变绝大部分经济以避免那种命运”。
其六，政治。在过去100年间，政治体制的演变尤为剧烈。其中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至少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后重建、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时代终结、欧盟诞生、冷战、两个阵营对抗和苏联解体、“9·11”事件、颜色革命、美国特朗普（Donald John Trump，1946—）现象，还有民主制度呈现多元化改革。100年间，一代又一代的政治人物，走上历史舞台又消失在历史舞台，令人目不暇接。确有极少数政治人物因为留下了政治遗产而被后人记忆。在历史关键时点，关键的政治人物，可以对关键的历史时空，产生关键性作用。俄国革命家普列汉诺夫（Georgi Valentinovich Plekhanov，1856—1918）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On the Individual’s Role in History），对此有过精彩的论述。
历史之所以可以继续，不会熔断，因为历史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构造，一个时空和事件相融合的体系，接近数学的矩阵定义：一种复数或实数的排列和集合。
三
1999年3月，华纳兄弟影片公司的科幻影片《矩阵》（The Matrix，中文译为《黑客帝国》）上映。影片的故事极为前卫：网络黑客尼奥发现，看似正常的现实世界，其实是虚拟世界，被一个名为“矩阵”的计算机人工智能系统控制。于是，尼奥、一位神秘女郎和黑客组织首领墨菲斯联合起来，与矩阵抗争，最终回到现实世界。2003年《黑客帝国2：重装上阵》和《黑客帝国3：矩阵革命》上映，2021年《黑客帝国4：矩阵重启》上映。四部《黑客帝国》的思想价值在于，未来的世界很可能是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并存。人类，包括数字人和虚拟人，可以在这样的两个世界中转换角色。
如果未来是这样，那么传统的历史观念和逻辑都被彻底颠覆：历史不但有古典真实模式，而且有虚拟现实模式；历史中的主体，不但有传统的人类，而且有智能机器人；未来历史的创造者，不但不局限于传统的碳基人，而且主导权要让渡给硅基人。也就是说，历史的对象不仅仅是人类社会，而且包括迅速成长的“后人类社会”（posthuman society）。
人们曾经坚定不移地相信：事实乃是现代史学的核心之一。现在，因为科技革命，以信息和数字形式存在的事实，以量子纠缠方式存在的事实，已经不再是传统的事实模式。如果说，按照约翰·惠勒（John Archibald Wheeler，1911—2008）的观点，万物源于比特（“It from bit”），比特就是这个世界最基本的事实和存在，所以历史就是比特的排列和集合。
值得注意的是，因为“马斯克主义”产生，人类开启火星移民计划，人类历史也因此开始超越地球的边界。马斯克主义的底色是“极客技术原教旨主义”，支点是科幻设定，跟反技术的新勒德主义相对，它几乎是量子 贝叶斯 比特 计算建构的。“马斯克主义”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乌托邦无政府主义者；二是政治光谱是动能派（dynamism），将技术进步视作元目标，凌驾于政治原则甚至道德秩序之上。
总而言之，人类似乎不得不重新诠释和定义事实，物理世界和基于比特的虚拟世界并存，人类生存空间从地球延伸到月球和火星。人类本身也在改变，不同改变的交集，推动历史矩阵的持续扩展和进一步复杂化，加快向后人类社会过渡。
四
在日益复杂和异化的历史矩阵中，有一种冷酷无情的力量按照其固有的模式在增强，这个力量就是熵。人类社会和文明受到两种熵叠加的压迫：热力学的熵，熵增加，系统的总能量不变，其中可用部分减少，熵增过程是一个自发的由有序向无序发展的过程；信息学的熵，信息量增加与信息熵正相关。“人类在应对物理世界热力学熵的同时，还面临被称为信息熵的积聚压力。热力学熵和信息熵增的交叉和叠加，将会导致物理形态的现实世界和信息形态的虚拟世界陷入失序，触发内卷化的社会熵增，引发生态、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全方位危机。”o 所谓的“全方位危机”可以理解为“危机集群”或者“集群危机”。
所以，人类走到今天，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要改变热力学、物理学和信息学的熵的存在方式，从熵增转变为熵减或负熵。为此，人类需要开启全方位的变革——思想变革、经济变革、社会变革。这样的变革必须是结构性变革，注重整体性和共识性。为此，人类的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不是强化差异和继续分流，而是寻求共识和走向合作；不是重复金字塔模式，而是实践DAO的模式，构建Web 3.0机制。道理并不复杂：只有合作与和谐有可能实现熵减，而冲突和对抗势必引发熵增。
总之，是熵减，还是熵增，将是未来历史的主旋律，是历史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较量的焦点。传统的历史学家们，可能从来没有意识到作为自然科学第一法则的熵定律，已经成为历史演变的最为重要的法则。事实上，更多的科技定律或迟或早地都会进入历史学领域。
现在，最值得关注和思考的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突破。2023年1月， OpenAI开发的第四代生成式预训练技术GPT4呼之欲出。GPT4将拥有100万亿个参数，而一个正常人类大脑约有800亿—1000亿个神经元，以及约100万亿个突触，GPT4是否预示着可能具备制造人脑的能力，尚难以得出结论。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如果在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GPT4通过图灵测试，这将意味着模拟人脑的历史进程会超出人们的想象。人工智能的生成式预训练技术的持续发展，将从根本上改造人类目前的经济构造和生活模式，甚至人类本身。其意义可以与实现摆脱地球引力的第二宇宙速度，或者摆脱太阳引力的第三宇宙速度技术媲美。p在不断推进的人工智能技术前沿背后，很可能存在类似芯片技术的“摩尔定律”（Moore’s law），或者互联网的“梅特卡夫定律”（Metcalfe’s law）。这样的规律将强烈影响历史矩阵中的维度组合。
以德国历史学家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1808—1884）在他的《历史知识理论》（Historik）中的一段话作为本序言的结语：“我们的心智力、精神力量能在理念层面上，把未来和过去与自己的现实结合起来，使自己类同于永恒。”
2023.1.11修订于横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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