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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20世纪见证了几场摇撼现代心灵的重大灾难，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也伴随着以主体为中心的哲学信念的碎裂崩塌。人文主义是否还有未来，取决于它是否能够面对新的挑战。人文主义的生命力及其历久弥新的吸引力，毋宁说正在于关于人类的信念与不灭的希望。本书融汇哲学史与社会文化史，深入到欧洲社会的各个角落，重视思想、历史、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影响广泛的西方文化揭示历史根源。
新版力图重现经典文本，复刻英文原版装帧，还原上百幅画作、照片及影印手稿原貌；希望无论是精于一域的专家学者，还是爱好人文的普通读者，都能够从中得到自己的收获。
从古希腊先哲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文艺复兴巨匠彼特拉克、阿尔伯蒂，从近代思想家笛卡尔、洛克、康德到现代文化塑造者尼采和弗洛伊德，莎士比亚、歌德、托克维尔、穆勒、罗素、威廉·詹姆斯、马克斯·韦伯、托马斯·曼……人文主义不是一种思想流派或哲学学说，而是一种宽泛的倾向，一种思想和信仰的视角，一场哲学、文学、社会、政治、心理和艺术诸领域天才人物持续不断参与其中的辩论。
“人生来不是为了懒散地日渐衰弱，而是为了积极地参与宏伟之事。”（阿尔伯蒂）
“人是那些无法预知自己结果的起因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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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追溯人文主义传统的演变历程，对文艺复兴以降的西方思想源流做了一番高屋建瓴的梳理。全书勾勒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19世纪的浪漫主义、20世纪的现代主义的时代画卷，展现了天才人物们在哲学、文学、社会、政治、心理和艺术等诸多领域的璀璨成就。作者多年浸淫古典学的深厚学养及深入浅出的行文风格，为这本小书赋予了奇妙的感染力与穿透力。
人文主义是西方文化最宏阔的主流之一，若我们的思考不拘泥于具体术语和学派，则可认为人文精神发源于古典，流衍于中世，爆发于现代诞生的黎明时刻，并为塑造这一现代文化及现代人的心灵奠定了基础。在甘美幻梦的背面，人文主义是否有其阴暗与弱点？或者说，人文主义与其对手——诸多反人本主义思潮之间的争端将迎来何种结局呢？本书对人文主义的讲述并不是一曲淳朴赞歌，反思与怀疑的暗线从一开始就被严肃地埋下，这意味着作者邀请并敦促读者们参与事关人文主义自身存亡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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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著者简介
阿伦·布洛克（Alan Bullock，1914—2004)，英国历史学家，毕业于牛津大学瓦德汉学院（1936），长期担任牛津大学副校长（1963—1973），还曾以针对教育与民主问题的“布洛克报告”闻名英国政坛。他对欧洲史学与文化界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早期著作《希特勒：暴政的研究》和后期的三卷本著作《欧内斯特·贝文的生活与时代》之中。
译者简介
罗爽，翻译专业硕士，一级翻译，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毕业于四川外国语大学，现任职于厦门理工学院，译有《奥威尔散文集》《疫苗竞赛：人类对抗疾病的代价》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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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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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导 论
第一章
文艺复兴
第二章
启蒙运动
第三章
19世纪：学说争鸣
第四章
20世纪：朝向新的人文主义
第五章
人文主义有未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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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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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初对“人文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这两个词的含义产生兴趣，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加盟阿斯彭人文研究所之时。和阿斯彭音乐节一样，阿斯彭人文研究所也起源于1949年的歌德诞辰200周年纪念活动。这些活动由芝加哥大学的沃尔特·佩普克、罗伯特·哈钦斯和朱塞佩·A.博尔盖塞组织，举办地是科罗拉多州落基山脉中一座海拔2438米且在当地银矿倒闭后被废弃的城镇。在纪念活动上发言的有阿尔伯特·史怀哲，以及西班牙哲学家和社会评论家奥特加·伊·加塞特。后者于1948年在马德里创建了人文研究所并且担任所长，正是他向沃尔特·佩普克提议在歌德诞辰纪念活动后成立一个阿斯彭人文研究所。尽管这个研究所的性质与奥特加的提议相去甚远，但是它保留了他建议的名称，也保留了他的部分初衷。
我在牛津生活了一辈子。那里有源远流长的人文研究传统，至少可以追溯至伊拉斯谟、科利特和莫尔，还可以追溯至文艺复兴时期的新学。或许正因如此，我才未对人文研究的意义予以重视。直到我在近60岁时成为牛津大学副校长后，我才坐到落基山间的阿斯彭人文研究所图书馆里，自问我所受的人文研究教育与阿斯彭人文研究所组织的那类讨论有何相同之处；阿斯彭人文研究所的那些讨论，关乎司法、教育、通信革命、环境、能源、军备控制等领域，关乎像美国、日本和英国这样彼此不同的社会因受变革影响而面临的其他问题，探究与这些领域和问题相关的决策背后的社会及道德议题。
我会在最后一章中回到这个初始问题，但是在找寻答案的过程中，我从更宽广的语境中理解了它。我发现，对于“人文主义”“人文主义者”“人文主义的”与“人文学”这些词语，从未有人成功地提出过令人满意的定义。它们变化多端，在不同的人那里有不同的意义，让编纂词典和百科全书的人们感到烦恼和挫败。
我着迷于这个问题，所以在过去10年里继续阅读我能够找到的算得上人文主义的所有文献，从柏拉图的对话录和历史学家关于文艺复兴的辩论，到洛克、歌德、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威廉·詹姆斯、马克斯·韦伯、弗洛伊德和托马斯·曼等人的作品。本书追溯了我的研究路线，算是我的一份研究进度报告。
我的初步假设是，人文主义不是一种思想流派或哲学学说，而是一种宽泛的倾向，一种思想和信仰的视角，一场持续不断的辩论。这场辩论中随时都会有极其不同的、有时截然相反的观点，将这些观点联合起来的不是某种统一的结构，而是一些共有的假设和对某些类型的问题及话题的关注。一个个具体问题和话题会随时代而变化。对此，我能找到的最恰当的描述就是人文主义传统。
我所说的人文主义传统是否能使你们信服，这个问题只有在本书结束时才能得到回答。有个要素是显而易见的，即从彼特拉克到歌德和马修·阿诺德等人都对古典时代的价值推崇备至，也接受过相似的古典教育。然而，我所说的人文主义传统并不是指人们有意识地传承某种不变的信念或实践方式。倒不如说，我指的是从某些观念和假设之间辨认出亲缘关系，这种辨认常常要向前追溯，例如从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追溯到彼特拉克，从18世纪的“哲人”追溯到洛克，从穆勒追溯到边沁与柯勒律治，从托马斯·曼追溯到歌德，以及从威廉·詹姆斯追溯到蒙田。我这代青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所接受的人文学教育，其信念就是引导学生进入这种传统。该信念强烈地影响了人文学教育者们的人生，正如它影响了许多从纳粹手中逃离的学者和作家的人生，也塑造了我自己的人生一样。
这个传统包含哪些重要人物是毋庸置疑的。较早期的人物之中，除了已经提及的那几位，我们还需增加的只有阿尔伯蒂、伊拉斯谟、伏尔泰和狄德罗。至于其他人物，尤其是离当前时代较近的那些，哪位能够入选就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任何人所做的取舍都不免带有个人倾向。但是对我来说格外遗憾的是，我在纽约做讲座，却很不熟悉美国的思想史，无法公允地对待美国人的贡献；除少数例外，我在讲座中仅仅使用了来自欧洲的材料。
再讲最后一点，我的导论就到此为止。我所说的“人文主义”“人文主义的”本来对男性和女性同样适用。但是，我要研究的是历史传统中的人文主义，而直到20世纪，人们通常还将“男人”（Man）这个词作为人类的同义词来使用。我自己会用“男性和女性”这种表述，或者直接说“人类”；而当我在历史语境中引用或阐释“人类的堕落”（Fall of Man）或“人类的尊严”（Dignity of Man）这类短语时，我会保留原用法。
★正文赏读
文艺复兴
第三节
粗略地概括，西方思想对待人和宇宙有三种明确的模式。第一种是超自然或超验的模式，关注上帝，视人为神造物的一部分。第二种是自然或科学的模式，关注自然，视人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就像其他有机体一样。第三种是人文的模式，关注人，关注人类经验，视其为人类认识自我、上帝和自然的起点。
第一种模式在中世纪占主导地位，当时的西方思想与神学有着特殊的关系。人文模式与文学和艺术、历史和社会思想也有类似的紧密联系，它能够利用古代世界的哲学传统，但是它的现代形式在文艺复兴期间才成形。科学模式更晚，要在17世纪才成形。这种简化有些过分，但是在满足两个条件时很有用。第一个条件是，在对三种模式做出区分时，要将它们视为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结合的趋势，而非在它们中间划出严格、固定的界线。第二个条件是，不要将它们视为孔德的三阶段规律的另一种形式一人文模式取代神学模式，进而又被科学模式取代。自17世纪以来，三种模式全都在继续被体现，继续吸引支持者，它们的关系在竞争性地自称独占真理与不同形式的共存之间摇摆。
自文艺复兴初期以来，人文主义就像古代世界那样以观点的高度多元化为特征。无论是在宗教还是科学上，专断的主张都得不到人类经验的支持。然而，即使可能没有哪两位人文主义者在一个问题上持相同观点，但是他们认为应该讨论的重要话题的范围以及他们辩论的方式（经常依靠对话）是独特的。“有些愚人，”彼特拉克在14世纪中叶写道，“高傲地企图理解自然的奥秘，理解困难得多的上帝的奥秘，而非怀着谦卑的信仰去接受它们。他们无法靠近它们，更不用说触及它们。”人可以做的，就是转而探索自己，探索丰富的人类经验——在200年后文艺复兴的末期，蒙田会再次表达彼特拉克的这种观点。
古希腊思想的巨大吸引力之一在于它以人而非上帝为中心。苏格拉底受到人们特别的尊敬，正如西塞罗所说，是因为他将哲学从天上带到了地上。人文主义者不断反复要求的是，哲学应该成为人生的学校，致力于解决人类的共同问题。
这解释了人文主义者为什么尖锐地攻击经院哲学，批评它沉溺于逻辑范畴和形而上学的问题，批评它的抽象推理远离人类的日常生活。彼特拉克抱怨道，经院哲学家总是乐于给我们讲一些“即使为真也丝毫不会有助于”丰富我们人生的事情，却不关注“人的本性、我们出生的目的，以及我们要去往何方”这类极为重要的问题。人们应该少关注经院哲学的抽象概念，转而多关注道德、心理和社会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与哲学传统相对的修辞传统中一直占据核心位置。彼特拉克在《论命运的补救之方》中讨论了250种可能引诱人类绝望或欢欣的常见情况，为如何最恰当地应对人生的情绪危机提出了建议。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最不愿意的就是用另外一种哲学思想体系取代经院哲学。相反，他们的目标是恢复思想所扮演的一种重要角色，这种角色被经院哲学忽视，但还保留在古典哲学之中。
第四节
在重燃对古代世界兴趣这层意义上，文艺复兴为什么会始于意大利，在100年后才传播到欧洲其他地方，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解答。但是，有两个明显的因素比较突出。一个因素是，大部分古代历史都上演于意大利的领土一在罗马，那里公共广场、竞技场和浴场的废墟仍然在无言地证明着古罗马的强盛；在南方，有叙拉古这类讲希腊语的城市；在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乡村地区，那里的农夫经常从地里犁出古代的雕塑、硬币和残碑的碑文。
另一个因素是意大利各个城市因商业扩张而出现的非凡发展。佛罗伦萨、热那亚和威尼斯的经济在欧洲名列前茅，而且到了1300年，人口达到2.8万以上的意大利中北部城市有23座。它们大多都是城市共和国，周围是由农民和君主制度构成的封建世界。这种相对较高的城镇人口比例，再加上不同寻常的自治程度，以及相应的对贸易、实业和政治的参与一即使这种参与有时表现为派系斗争和世仇一充当了城市文化发展的温床，并且产出了一个受过教育的平信徒阶层。这个阶层所具有的自信，除了在拥有类似条件的佛兰德斯以外，鲜见于欧洲其他地方确实，在13世纪晚期和14世纪早期，大多数意大利的城邦（尽管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不包括在内）都由某一个家族统治，而且在14世纪中期，它们像欧洲其他地方那样出现了经济衰退，被黑死病夺走了1/3的人口，以致意大利在1400年的人口规模远低于1300年的水平。但是，平信徒阶层受教育的传统和城市生活的活力仍旧维持不衰，这是人文主义传播的必要条件。正如彼得?伯克所言：“没有城市，就没有文艺复兴。”
当然，当时的人口规模其实并不大，他们生活的城市在今天看来也只是小城镇。15世纪威尼斯、米兰和那不勒斯的人口几乎都不超过10万，佛罗伦萨和博洛尼亚的人口也不超过6万。人口约为2.5万的罗马，在1400年不过是一个地方集镇，在15世纪后期才被几任教皇转变为文艺复兴的中心。至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和艺术的其他中心一乌尔比诺、费拉拉和曼托瓦，人口从未超过3万。但是，正如同时代低地国家或5世纪的雅典所表明的，城市规模并不是衡量成就的标志。彼得?伯克粗略地统计了1420年至1540年意大利具有创造力的精英人物，包括人文主义者、作家、艺术家、建筑家、音乐家和科学家，得到的数字是600人。扩大范围，将较早一代人包括在内，这个数字也远不足1000。加上那些身份模糊的无名之辈，再加上那些被文学和艺术作品吸引的，那些至关重要的赞助人和委托人，包括美第奇家族、费拉拉的埃斯特家族、威尼斯的一些名门望族，尤其是历代教皇，以及一些业余爱好者、浅尝辄止的半吊子和攀附权贵者一总数也仍然只有几千人，而且时间跨度长达几个世纪。但是，他们的成就和对后代的影响几乎无与伦比。这些成就和影响是文艺复兴神话的坚实基础，持怀疑态度的历史学者曾经尝试击碎这种基础，却始终未能将其拆毁。
在伯克统计的600人中，人文主义者的数量不超过100。这里的“人文主义者”符合研究文艺复兴的历史学者的现代用法，仅指精通拉丁语（有时也精通希腊语）且靠自己的技艺谋生的人。这些人担任演讲者、教师、贵族或富裕家庭的私人教师，以及在罗马教廷和其他宫廷及官署里担任秘书，负责官方通信和演说。通过这些人和他们的作品，意大利各城市的受教育阶层之中流传着一种对古代地中海世界的热衷和喜好，他们自认为是这个古代世界的继承者。一种新的混合文化由此产生了，它不是一种模仿，而是一种思维和感受的新风格，尤其还是一种观看的新风格。这种风格后来被视为独具特色，并在19世纪被命名为“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者以西塞罗等作家为模仿对象，追求书写一种更纯粹、优雅的拉丁语。他们对此能力的极端重视，最终制造出大量缺乏创见、不值一读的评奖作文。但是，有一项影响深远的成就奠定了人文主义学术的基础。人文主义者起初在13世纪时还显业余，后来逐渐积累了大量知识，从修道院的图书馆发掘出了一些散佚的文本，发展出了文本批评方法来校订讹误的版本，还开创了古典考古学来系统性地研究罗马遗迹。他们不仅大幅提升了西方对希腊语言的认识，还通过翻译希腊语文本，显著改善了西方那些只懂拉丁语的人对希腊思想和文学的理解。他们首次完整翻译了柏拉图的作品，甚至对于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他们的翻译也比中世纪的译本更准确。
只要我们想到文明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辨别文献记录及其观点态度的真假，力求去伪存真，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意识到首创这种学术传统、确立文献学研究标准的人们做出了多大的贡献。
但是，正如人文研究下属的“修辞学”容易被误解得过于狭窄，人文研究并不仅仅关注拉丁语、希腊语文本研究中的语言和文本技巧，它还关注这些文本的主题本身一关注维吉尔（后来还有荷马）的诗作，关注李维和塔西佗（后来还有修昔底德）的历史作品，也关注西塞罗作品中对斯多葛主义和道德哲学的讨论（后来还有柏拉图的对话录）。如今，我们仍然能够从人文主义者的信函中体会到他们探索新大陆的激动心情；他们把一个迥异文明的形象逐步拼接出来，认为这个文明经历了一个连贯和完整的循环，从默默无闻走向帝国崛起（先是希腊，后是罗马），最后衰落崩溃。
古代世界借助他们的研究而逐渐成形，开始被视为另一个可仿效的典范，不仅是修辞与文学的典范，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的典范，也是最为重要的艺术，即生活艺术的典范一涉及私人生活（忍受逆境的艺术）与公共生活（治国理政的艺术）。
第五节
当然，人文主义者中也有人很迂腐，还有人利用才华趋炎附势。和今天纽约、伦敦、巴黎的任何学术或文学团体一样，人文主义者也是一个喜欢争吵、十分敏感和有嫉妒心的群体，总是互相生气，写信抱怨和批评对方。这里不妨简要介绍几位早期人文主义者中的杰出人物。
彼特拉克（1304—1374）拥有独特的地位。他生于流放之中，在但丁去世时仅有17岁。尽管他不是第一个对人文研究感兴趣的人，但他作为一位伟大的革新者，利用自己的天赋让人文主义获得生机。他通晓的拉丁文经典比中世纪的任何前人都多；他在维罗纳发现了散佚的西塞罗书信，校订了李维的著作，并且通过创作一系列拉丁语作品，使拉丁语重新变成一种活的语言。彼特拉克的作品包括仿普鲁塔克风格的传记，还有多本书信集，这些勾勒出他作为第一位知识分子的迷人、复杂的自画像。他还致力于调和人文研究与基督教，抨击统治思想界的经院哲学，与他的批评者们激烈争吵一这些作品全都是用拉丁语写就的。此外他也用通俗的意大利语写诗，诗作至今仍是意大利文学的精品。
第二位人物是萨卢塔蒂(1331—1406)。他倒没有彼特拉克那种天资。他的拉丁语作品平淡无奇。不过，彼特拉克虽然声名显赫，赢得多位教皇、国王的友谊，终究漂泊不定、孤身一人，没有留下任何学派。生于1331年的萨卢塔蒂则有不一样的才能。他热爱古典著作，同时又怀有斯多葛式的信念，即这种热爱可以通过活跃地参与公共事务得到表达。他从1375年开始担任佛罗伦萨执政官，直至1406年去世。他执政期间世事动荡，最先是梳毛工人起义，后来又与米兰接连交战，直至1402年米兰公爵吉安?加莱亚佐?维斯孔蒂死后，共和国才摆脱战乱。他是佛罗伦萨抵抗斗争的核心和灵魂人物，还要负责利用自己作为拉丁语学者的技能来进行至关重要的外交通信，所以他将执政官变成了一个拥有真正权力的职位。据称，佛罗伦萨最大的敌人吉安?加莱亚佐曾说一封萨卢塔蒂的书信抵得上1000名骑手。
同样重要的是，萨卢塔蒂聚集了一群年轻人，激励他们继续发扬由彼特拉克开创的传统，让佛罗伦萨在15世纪上半叶成为意大利人文主义的中心。他在1397年委任并公费资助拜占庭学者曼努埃尔?赫里索洛拉斯教授希腊语，这是希腊语研究的一个转折点。赫里索洛拉斯是一位伟大的教师，他在三年之内不仅为一代学生打下了希腊语基础，还让他们对古典研究产生了终身热情。
这些受到赫里索洛拉斯影响的人里面，莱昂纳多?布鲁尼(1369—1444)值得一提。布鲁尼本是一个贫穷的学生，因精通拉丁语而在罗马教廷坐稳了秘书的职位。他在1415年返回佛罗伦萨，至死未离开。他接替萨卢塔蒂，成为佛罗伦萨政治和文学生活的焦点人物，最终也成为执政官。他写了一本佛罗伦萨人的历史，从罗马时代写到他所生活的时代。这本历史著作是文艺复兴史学的里程碑。此外，他尽管参与公共事务，但仍抽出时间完成了一系列色诺芬、柏拉图、普鲁塔克、德摩斯梯尼和亚里士多德的希腊语作品的拉丁语译本。
我要介绍的最后一位人物或许比15世纪的其他任何人都更接近文艺复兴时期“通才”的理想形象。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1404一1472)这位私生子生于流放途中，他的父亲来自佛罗伦萨一个极其富有的家族，但该家族在长期不断的派系斗争中落败。阿尔伯蒂是竞技者、人文主义学者、科学家、数学家、音乐家、建筑家和密码学家，还精通拉丁语和意大利语。他凭借在绘画和建筑领域的作品，改变了视觉艺术的实践，还创立了艺术理论。
正如萨卢塔蒂和布鲁尼是所谓公民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阿尔伯蒂的生涯则体现了人文主义与艺术的融合。乔托(约1267—1337)是引领绘画朝向更写实风格转变的先驱，但是他在1337年去世且后继无人。直到一个世纪后，在15世纪30年代阿尔伯蒂长住佛罗伦萨时，马萨乔(1401—约1428)、多纳泰罗(1386—1466)与布鲁内莱斯基(1377—1446)才重拾乔托的遗产，继续推进他开创的表现方法革命。正是阿尔伯蒂将布鲁内莱斯基发明的透视理论系统化，其著作《论绘画》(1436)对赞助人和画家影响巨大。他在对话录《论家庭》和《论心灵的宁静》中关注道德问题，后来又专门研究古代世界的物质遗存和罗马建筑学家维特鲁威，最终写出他自己的建筑学论文《论建筑》(1452年完稿，1485年出版)。《论建筑》直至18世纪仍然是建筑师的必读著作，它提供了大量的专业技术指导，既强调建筑的社会功能(首次尝试论述了城镇规划)，又强调一种从贯穿整个宇宙的大自然和谐原则中得出的比例理论。他在里米尼、曼托瓦和佛罗伦萨设计建造了一些文艺复兴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建筑，这证明了他的理论可以应用于实践。
15世纪30年代阿尔伯蒂和布鲁尼参与的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运动在15世纪下半叶彻底改头换面。在科西莫?德?美第奇(1389—1464)和洛伦佐?德?美第奇(1449—1492)的赞助下，佛罗伦萨成为许多迥然不同的、以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为主的哲学和艺术形式的中心。其主要人物是马尔西利奥?斐奇诺(1433—1499)，他是美第奇家族所建立的柏拉图学院的领袖，曾将柏拉图的对话录译成拉丁语，还写作了颇有影响力的《关乎灵魂不朽的柏拉图神学》(1469—1474)。在艺术方面，这种对基督教与人文主义的新柏拉图主义式综合的例子是波提切利的两幅名画一《春》和《维纳斯的诞生》。1492年洛伦佐去世之后，随着萨伏那洛拉事件，法兰西人入侵意大利，以及意大利战争在1494年开始，佛罗伦萨进入了一个麻烦不断的时期。尽管这时期仍出现了马基雅维利、圭恰迪尼和瓦萨里，但佛罗伦萨失去了意大利文艺复兴中心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是重建后的罗马，以及由一系列人文主义倾向的教皇一例如著名的庇护二世（1458—1464年在任）和儒略二世（1503—1513年在任）——恢复的罗马教廷。
与此同时，印刷术为人文主义者展开了全新的前景。意大利（那里最早的印刷书籍可追溯至15世纪60年代）迅速成为欧洲最为重要的出版国，威尼斯尤为突出。威尼斯是最后一个保持独立的意大利共和国；它的领地上有意大利最著名的大学帕多瓦大学，它还拥有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约1450—1515）这样以印刷希腊语文本闻名的出版人，以及贝利尼三父子、提香、乔尔乔内、丁托列托和委罗内塞这样的艺术家，所以它产生了意大利人文主义的另一种也是最后一种变体。伊拉斯谟就在1506年去了威尼斯，与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共同在阿尔丁出版社工作；阿尔布雷希特?丟勒让北方的人们见识了意大利艺术家和人文主义者恢复的古典世界，而他正是在威尼斯打开眼界的。
北方的文艺复兴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后期重叠。在15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第一代北方人到意大利学习，然后在16世纪早期，北方的人文主义取得了成果。1508年，巴黎大学首次定期教授希腊语。1516年，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和伊拉斯谟的希腊语《新约》出版；三所人文主义学院一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和圣约翰学院一在同时期成立。在16世纪20年代，当时法兰西最重要的希腊语学者纪尧姆?比代说服人文主义君主弗朗索瓦一世一列奥纳多?达?芬奇就是在为他效劳期间逝世于昂布瓦斯一建立皇家图书馆，后来又在1530年建立法兰西公学院，这两个机构在400年的时间里一直是法兰西的智识荣耀。
基督教人文主义不仅见于低地国家和法兰西，那里的圈子以巴黎的勒菲弗?戴塔普勒为中心，它也见于德意志，在那里激励了路德的主要副手菲利普?梅兰希顿和希伯来语研究先驱约翰内斯?罗伊希林。在西班牙，创建了阿尔卡拉人文主义大学的首席主教希梅内斯枢机资助印刷了六卷本的《圣经》，其中包括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原文，同时附带拉丁语通行译文对照。但是，北方的人文主义并不局限于16世纪初期几十年特有的基督教形式。例如，拉伯雷的《巨人传》就在16世纪30年代出版，它在人文主义的音域中奏响了全新的音符，而50年后，随着人文主义运动被暴力和不宽容的宗教纷争破坏，蒙田在其《随笔集》中为这场运动提供了具有同等原创意义的反思性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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