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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2022年，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一年。
当各种突如其来的变化让人无法亲临现场，才写到第五年的“变量”该怎么办？
何帆老师说：不变。
用30年时间为中国经济立传，是何帆老师的宏愿，也是他在这个变化的时代努力创造的确定性。
这一年，能出门的时候，何帆老师走访了景德镇、中山、宾阳等城市，调研了岑科、愿景、Artland等企业；不能出门的时候，他就电话采访，积累了200多个小时的录音。他研究了新能源汽车、房地产、教培等行业，也记录了上海、深圳等地疫情中的许多个体。
他将调研案例与进化论相结合，针对个体、企业、行业，给出了时代背景下的新策略。
我们总以为逆境对弱者不公，错，弱者并不惧怕逆境，相反，逆境是弱者战胜强者的唯一机会。
希望这些逆风飞扬的故事，可以对你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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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100余人，200多小时电话录音，景德镇、中山、宾阳等10个城市，岑科、愿景、Artland等企业，新能源汽车、房地产、教培等行业。2022年，著名学者何帆继续着他的调研与观察。
他看到那些像野草一样的人，不去与树争高，而是放低身段，把根深深地扎进土里。
他看到那些在竞争中落败的企业，就像被对手逼上岸的鱼，穷途末路，却被激发出进化的勇气，成了胜利者的祖先。
他看到那些像恐龙一样的行业，在巨震之后，凭借鸟的基因，在全新的环境中辨别出新的资源。
他看到民粹主义的幽灵，像1692年的女巫一样在西方的上空盘旋，全球化受挫，但中国的优势与未来仍清晰可辨。
他看到我们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使命：活下去，并把经验和智慧传给自己的种子。
我们就像哥伦布那艘大船上的水手，一路艰险，即将抵达陆地。
翻开这本书，让我们同舟共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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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何帆
经济学者，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拥有20多年政策研究和市场咨询经验，游历50多个国家，每年阅读图书300余本。时代的观察者和记录者。得到App《何帆大局观》《何帆的读书俱乐部》《何帆·宏观经济学30讲》和《何帆中国经济报告》等栏目主理人。现居深圳和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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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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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何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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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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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秤是小米的产品，轻盈、简洁、素白、冰凉，而且无情。70.5公斤。他妈的，我骂了一句。我朝外张望一下，关上门，把T恤衫、短裤和内裤都扒下来，再站上去。一样的，还是70.5公斤，净重，比原来重了18斤。我的体重又回到了起点，就像历史陷入了轮回的宿命。2022年把我打回了原形。
我在2018年发愿，用30年的时间写30本书，记录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变迁。这件极有使命感的事也改变了我自己。发生在我身上的最大变化是我开始跑步了。在人生的前40多年，我从未有过任何体育爱好，跑800米都跑得快吐血。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像我这样又懒又笨的人会爱上跑步。从跑完5公里、10公里，到跑完半程马拉松、全程马拉松，我的进步让我自己都感到很吃惊。
我觉得这件事情能证明我是个很有毅力的人，再一想，并不是这样。如果我真的很有毅力，在中学的时候我就应该是体育健将了。影响我行为的真正变量是外部因素。时代的加持给了我一种笃定、踏实的力量，就像太阳的光芒让万物生长。假如太阳出现了异常，比如说，太阳黑子的活动冷清了，地球上的气候也会随之变化，气温下降，灾难天气更多，农作物歉收，饥荒、动荡和死亡接踵而至。你不得不承认，外部因素难以察觉，但影响更大。
我是一个偏乐观的人。追根溯源，这种乐观来自我的好奇心。出于好奇，我每年要做很多实地调研：新疆、云南、吉林、四川、宁夏、福建……我一直都在路上。这是件好事。如今，人们越来越多地从手机上获取信息。手机上的社交媒体有一种暗黑的魔力。流量如同流沙，让人陷在其中，不可自拔。疫情期间，自我隔离在家，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刷手机的时间超过了10个小时，这才突然意识到不对劲。少刷手机，多出去走走，对身心健康都有好处。我想，我之所以更乐观，就是因为我到处跑、到处看，总能看到黑暗中的闪光点。虽然看也是走马观花地看，但看和没有看，还是很不一样。
一个人的气质和他对时代精神的理解有很大的关系。乐观让我更自律，自律让我更自信。2020年12月13日，我在广州跑完了自己的第一场马拉松，成绩是4小时43分26秒。2021年4月11日，我在无锡跑完了第二场马拉松，成绩是4小时26分06秒。我想，接下来应该是每跑一次马拉松，就能刷新一次个人最好成绩，跑进4小时指日可待。于是，我报了银川马拉松、兰州马拉松、郑开马拉松、哈尔滨马拉松，还幸运地抽签中了上海马拉松。这还不过瘾，我还报了莫干山越野赛、高黎贡山越野赛和喀纳斯越野赛。一个刚刚破了戒律，到风月场上寻欢作乐的和尚，大概也不过如此痴狂。我的体重下降到了61.5公斤，距离我的目标60公斤只有三斤之遥，达到了难以隐藏的人见人夸的减肥效果。我终于能跟卖衣服的说，不，我要买的是修身版。
2022年，那些马拉松比赛和越野赛都取消了。
我还在跑步，一周三次，寂寞地在操场上刷圈。我已经失去了在朋友圈晒跑步记录的兴致。每次跑完，筋疲力尽。太阳下山了，没有风，街道冷清，连广场舞的音乐都消失了。
也许是一种幸运，我在2021年夏天从上海搬家到了深圳，没有赶上2022年的上海疫情。这也是一种不幸，我能感受到一种幸存者的负疚。因为不在现场，所以我无法体会。我无法体会买不到菜的煎熬，或是出不了门的郁闷。我没有做过小区的志愿者，也没有当过采购团的团长。我没有遇到过小区里有阳性病例的紧张情况，也不曾被送进方舱医院隔离。我没有给被困在宿舍里的学生们运送物资，甚至没办法回到上海给学生们上课。我记忆中的上海和疫情后的上海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城市。邻居发来的照片上，能看到小区外马路上的围栏，隔壁国际学校的操场上疯长的草。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
因为疫情，我也无法像过去那样，订一张机票就出发。当疫情爆发的时候，我去不了长春、瑞丽、东兴、三亚、成都、郑州。当森林失火的时候，我去不了重庆。冬奥会举办的时候，我回不了北京。台海危机的时候，我去不了福建平潭。和街边咖啡店的老板、高速公路上的司机、想回国的留学生一样，我被困于凝固的时空，如同猎豹被困于动物园的牢笼。
不在现场，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写。现场感不仅意味着真实，也意味着丰富。魅力都在细节之中。举个例子，我在《变量：大国的腾挪》里讲到自己去宁夏西海固的时候，写过一段话：
六盘山北麓是黄土高原的延伸。大地的起伏，就像静止的波涛。远山和旷野上，零星的树木和低矮的植物努力地生长。一阵干燥的风吹过低丘浅谷，吹过一丛丛瘦弱而又顽强的长芒草、冷蒿、角蒿、百里香、戈壁针茅、糙隐子草、油蒿、苦豆子、猫头刺、星毛委陵菜……眼前弥漫的这一片黯淡绿色，依然掩盖不住荒凉的沟壑。这里的风景很像是刚刚脱贫的农民，傲然自得，却又胆怯紧张。
这段话是怎么来的？我坐着车到处参观，每到一处，就用手机把路边的野草拍下来，回到住处，再用几个识别植物的App辨认出每一种杂草，选出其中最有荒野韵味的名字，连缀起来。细节是千淘万漉之后，装作不经意的样子，展示给读者的最美的东西。好的厨师只把做好的佳肴呈现给你，并不带你去参观他的厨房。
但是，没有厨房，厨师又怎么做菜呢？
2022年9月的一个下午，我去拜访俞敏洪。
我一边跟他寒暄，一边把笔记本和小录音机取出来。俞敏洪很吃惊，何老师，你这是要采访吗？
他以为我是来找他商量卖书的。很多作者都到东方甄选的直播间卖过自己的书，他以为我也是这个目的。
何老师，我真的没有什么好讲的。俞敏洪掩饰不住他的失望。
是这样的，我关心的问题是企业转型。最近几年，我总是听很多企业说要转型，但仔细想想，好像没看到什么成功的转型案例。这两年，教培行业受到这么大的冲击，也有一些做教培的企业问我该怎么办。我很想请教一下，从新东方到东方甄选，你是怎么转型的？
何老师，你弄错了，我们没有转型。新东方还是在做教育，我们在线的教育，比如英语考试、留学教育做得很好。我们在教育领域还有160亿元的收入规模。“双减”政策之后，跟K12有关的教培不能做了。我就觉得，上市公司这个平台挺好的，教育做不了，就做点儿别的嘛。大家都在想做什么。我的提议是做农业卖货。
实话说，这个点子没人支持。新东方董事会没同意，总裁办公会也觉得不靠谱，但他们说，俞敏洪想做的事情，我们也不能拦。他们事先跟我有个约定，允许失败，但要有底线，要讲清楚做几年，打算亏多少。我后来就制定了一个5年计划。5年亏5个亿，5个亿亏完了还没有做成事，就叫停。
从培训到线上直播，为什么不是转型呢？我问。
俞敏洪说，其实一切都是现成的。
直播带货已经有人干成了。我一直都在关注。我很看好直播带货，这是商业的第三次革命。第一次是大卖场，第二次是电商平台，第三次就是直播带货。这个赛道值得做。我自己也玩了两年抖音，有两百万粉丝了。我做抖音就是跟粉丝们互动，跟大家聊聊自己读书的心得。总有粉丝问，俞老师，你推荐的书我们上哪儿买啊？给个链接呗。我就学会了挂链接。
我不想自己直播带货，要做就得有一批人，所以我就组建了一支团队。现在已经有三四百人了。进直播间带货的都是新东方原来的老师。看起来当老师和做直播是两码事，当老师是备好课，一遍一遍重复讲，做直播要有强大的临场发挥能力，但我们新东方的老师最擅长的就是临场发挥。唯一不一样的是，当老师的时候，教室里只能坐几十个学生，现在直播间动不动就有几万人、几十万人，甚至更多。你看我们的董宇辉，他在直播间也像老师一样，讲知识点，聊人生。那么多人同时在线听，我们的小伙伴们都很嗨。
当然，要先想清楚做什么不做什么。我们也可以卖化妆品、电子产品，可能更赚钱，但这不符合新东方的格调。我们也考虑过文创产品、文具，但一是没有竞争力，我们自己还没做出产品；二是没有号召力，不会有那么多人为买这些东西进直播间。最后决定做农产品，是因为能帮到农民，能对社会有益。
其实，做农业也是现成的，农业的产业链条已经很成熟了。种植有种植大户，做食品加工的有一批企业，物流有专门的物流公司，仓储、配送一应俱全。中秋节，我们定制了30万盒月饼，上面都印着“东方甄选”的字样。你来尝一块吧。
你看，都是成熟的商业模式，我们拿来复制就行。我们负责把控品质，大家一起赚钱。
俞敏洪说，我们也没有把这条路完全蹚出来。刚上直播的时候也很惨淡。后来，董宇辉说着英语卖牛排的视频一夜走红，我们才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营业收入大幅增加。但是，火得太突然了，该做的事还有很多，算不算成功并不知道，现在来说为时太早。
他又加了一句：就算东方甄选成功了，也不意味着别的教育企业能走这条路。这是不可复制的。
他诚恳而略带歉意地说，真的没什么可说的，何老师。
我被客客气气地送了出来。
坐在新东方对面的咖啡馆里整理采访笔记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了我错在哪里，别的企业错在哪里。
很多企业都在讲转型。但它们想象中的转型其实是一种幻想。很多企业说起转型，是遇到了困难之后，希望能保持原有的规模，只是换一个业务。汽车零部件坏了，换个零部件照样开得欢。很多企业也是这样幻想的，它们觉得转型之后，企业的规模能做得更大，增长速度能更快。
很多企业说，我们要活下来，所以不得不转型。可是，真到了要活下来的时候，会是这种心态吗？
真的要活下来，那就得像哲学家海德格尔说的，向死而生，把每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思考所有可能让自己灭亡的风险，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规模会缩小，缩小就缩小呗，缩小了才能活下来。
业务可能会被拆分，拆分就拆分呗，拆分了才能活下来。
为什么俞敏洪一直强调他没有转型呢？企业也是有生命的。生物的外表特征容易改变，但内在结构很难改变。企业也一样。每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独特的基因。每一个企业都只能做自己的基因决定了能做的事情。鲸鱼在海里也能游泳，但无法把自己变成一条鱼。人可以给自己绑上翅膀，但学不会像鸟一样在天空飞翔。鸟就是鸟。还在恐龙时代的时候，它们就已经学会飞翔了。
你的力量也是你的局限，你的历史决定了你的未来。不知不觉中，原来的万丈雄心，变成了一种本分。
鸟比人们想象的更聪明。
鸽子能找到千百公里之外的家。白颊林莺每年秋天从新英格兰和加拿大东部地区迁徙到南美洲。北极燕鸥飞得更远，它们在格陵兰岛和冰岛等地筑巢，但要飞到南极洲的外海过冬，随着季节的更替每年在两极之间往返一次， 行程约4万公里——我承认，论方向感，我不如这些鸟。山雀把种子藏在几千个不同的地方，六个月之后，仍然能清楚地记得每个位置——我承认，论记性，我不如山雀。
喜鹊能认出镜子里的自己，而自我的意识曾被认为仅有人类、类人猿、大象和海豚这些有着高度发达社会关系的动物才具备。鹦鹉可以模仿人说话、唱歌，可以模仿狗的叫声、手机铃声，还有主人感冒之后擤鼻涕、咳嗽和打喷嚏的声音。鹦鹉还会教其他鹦鹉骂脏话。嘲鸫可以模仿几十种不同的鸟鸣，以及青蛙和蟋蟀的叫声。生物学家发现，鸟学鸣叫和人类学语言很相似：都有与生俱来的“语言天赋”，都能后天习得新的“语言”，也都有自己的方言。达尔文曾说，鸟的歌声和人类的语言最相似。
乌鸦会使用工具撬出树皮下面的虫子。日本某座城市里，一只小嘴乌鸦在等红绿灯。红灯亮起，它就把坚果放在斑马线上。绿灯亮起，经过的车辆把坚果碾碎。红灯再亮，它飞过来叼走里面的果仁。如果坚果没有被碾碎，它就把坚果挪个位置，再碾一次。乌鸦还会赠送礼物。西雅图一个小女孩每天用托盘盛些花生，放在院子里给乌鸦吃。花生被吃掉之后，盘子里偶尔会出现乌鸦送来的礼物：一只耳环、螺栓和螺母、一枚扣子、一根小小的白色玻璃管、一小块印着best字样的金属片、一根已经开始腐烂的螃蟹爪子。11
更神奇的是，鸽子比大多数人更会解决概率论问题。概率论里有个著名的“蒙蒂·霍尔困境”。蒙蒂·霍尔是美国一档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在这档节目里，主持人让参赛者猜三扇门中哪一扇后面藏着大奖，比如一辆汽车。另外两扇门后则藏着安慰奖，比如一只山羊。参赛者选了其中一扇门之后，主持人会把另外一扇门打开，让他看到里头并没有奖品，并让他再做一次选择。如果是你，你是坚持自己原来的选择，还是改选另一扇门呢？
正确答案是：改选另一扇门。如果改选另一扇门，获奖的概率将提高到66%。这道题难住了很多人，甚至难住了大学里的数学教授。很多人认为，剩下的两扇门能获大奖的概率都是50%，所以，他们坚持自己最初的选择。生物学家发现，鸽子就没有那么死板，它们会从经验中学习，根据概率的高低，改选另一扇门。
麦吉尔大学的生物学和比较心理学教授路易斯·勒菲弗设计出一套测量鸟类智商的度量表。根据他的研究，最聪明的鸟是渡鸦、乌鸦和鹦鹉，其次是鹰隼、啄木鸟、翠鸟、犀鸟等，麻雀和山雀的排名也很靠前。排得靠后的是鹌鹑、火鸡、鸨和鸵鸟等。最笨的是鸸鹋，也就是澳大利亚的国鸟。一个土著人说，他躺下，把一只脚翘起来，鸸鹋就会过来查看，因为它们以为他是它们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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