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伊安·汉普歇尔-蒙克，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政治理论教席荣休教授，享誉国际的《政治思想史》（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杂志创刊主编，其著述包括《现代政治思想史：从霍布斯到马克思》《比较视野中概念史》 《政治理论中的概念和理性》等，作品多次被翻译为法文、德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荷兰文、土耳其文和韩文。
中文版序
一位作者所能得到的最高赞誉，莫过于他的作品被认为值得倾力译成另一种语言。而能被认为值得译成中文更是一种莫大的奖赏，中英双语的读者和说这两门语言的人数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语种，而中国文化本身也有着最为悠久的、从未间断的历史。
我并不是语言学家，对中文也一无所知，但我对翻译的了解（即使我所了解的只是非常相近的语言之间的翻译）足以让我意识到，把我所写的这本大书译成和印欧语系（英语便是其一）有着天渊之别的另一种书面语言需要付出多少心血。对竭力完成此项艰巨任务的学者们，我自是不胜感激。
回顾本书，从首版问世到西班牙语、土耳其语等译本的相继推出，至今已经30年。同行们相信它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这是我的荣幸。我的初衷是深入分析为数不多的几位重量级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大家的政治思想。当然，从连贯的、相互关联的（并非面面俱到的叙事）角度来说，不能称其为一部史学著作。书中的每个章节其实都是独立成篇的，它们诠释了每一位思想家（或者说某种意义上的思想家群体）的思想观念。但我的本意确实想着眼于从历史角度去理解每位思想家所处的时代环境，理解他们所试图表达的内容和他们所试图采取的行动，以及他们在此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和技巧——包括思想、比喻、修辞和论证等，从而说明他们的论证是如何借鉴了或预设了某些信念，这些信念需要被重新发现，需要予以详细阐述。这主要是为了便于现代读者理解，也为了能让他们知晓当时所发生的一切 。而且我认为，这些内容对非英语母语的读者更有助益。有鉴于此，撇开选定为主题的那几位思想家，提供有关其他思想家的大量历史细节，有时是必要的。比如，我力图证明，要理解洛克的论证框架，就必须理解罗伯特·菲尔麦的著述。不仅要理解菲尔麦对父权制的辩护——那是洛克所反对的，还要理解菲尔麦对他那个时代的契约论者的具体批评——那是洛克认为必须要予以回应的，并以此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同样，要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分析，就必须回顾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以劳动价值论为前提）关于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它们确立了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后期，从哲学转向经济学时所使用的术语和所讨论的问题。
在英语世界的学术圈内（与欧洲大陆的情况有所不同），政治思想史这门课通常开设在政治学系、哲学系和历史学系。三者的关注点有着很大的区别。哲学系认为政治哲学近似于伦理学，而且在后实证主义那里，即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出版之前的20世纪大环境下，政治哲学被认为是一项主要从逻辑连贯性方面开展的、对论点加以分析和评价的活动，而提出这一论点的历史背景对任何问题的解读往往都无足轻重。在政治学系里，除“迈克尔·奥克肖特学派”之外，政治思想史的作用也常常流于表面：它只不过对那些想要熟悉“伟大思想家”的学生来说才是重要的。但是，解读这些思想家与现代政治状况和实践的关系会遭遇各种问题，特别是经验主义主导下美国的“政治科学”，它们往往秉持坚定的反历史主义观，并开始在英国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政治理论领域掀起的那场著名的“历史的”或“剑桥学派的”革命，正是对此所作出的回应。我十分认同这场学术运动，尽管我自己并非“剑桥学派”的传人。。
正如所有出色的辩证思想家所知，寻求和探索各种针锋相对的关系背后的意义，要远比解决这样的紧张关系更有收获。围绕政治议题的史学进路和哲学进路之间的思维碰撞，总是如此引人入胜。而中西思维方式之间的各种张力，也同样具有启示意义。荣幸之至的是，我能为此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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