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莫娜?肖莱（Mona Chollet），《世界外交论衡》（Monde diplomatique）的记者。著有《致命的美丽：女性异化之新面貌》(Beauté fatale. Les nouveaux visages d’une aliénation féminine，2012）、《在家：家宅之内的奥德赛》（Chez soi. Une odyssée de l’espace domestique，2015）等作品。
不管是《亨塞尔与格莱特》（Hansel et Gretel）里的糖果屋女巫还是慕夫塔街（rue Mouffetard）的女巫，抑或是俄国童话里住在鸡脚小木屋里的芭芭雅嘎（Babayaga）女巫，这些让人不省心的女巫们带给我的感受永远是兴奋大过排斥。她们激发着你的想象力，带来一阵醉人的战栗，带着你去冒险，奔向另一个世界。小学下课时，我和我的同学们都在学那个居住于院子灌木丛后头的女巫，借此来重拾在冷漠的教育体制下日渐麻木的自我。危险感助长了雄心壮志。你会突然觉得一切皆有可能，人畜无害的标致与清风拂面的和善并不是唯一可想象到的女性命运。少了这份晕眩感，童年就少了点儿滋味。因为蓬蓬婆婆的存在，女巫之于我绝对是一个积极的形象。她掷地有声，惩治恶人；她让你感受到报复那些曾经看低你的人所带来的畅快淋漓。有点儿像鬼马小精灵（Fant?mette），但婆婆是用她的精神力量，而非穿着体操紧身衣的小精灵所使用的体操技巧：因为我讨厌运动，所以女巫那一套甚合我意。透过她，我曾经想过，作为女性，或许还有另一股力量加持。但那时候也有一个模糊的声音提示我：或许正好相反。从那以后，无论在哪个角落看到“女巫”这个词，我总能被瞬间吸引住，仿佛它宣示了“我”体内一股潜在的力量。这两个字眼咕嘟咕嘟地冒着能量的泡泡。它让人想到某种接地气的学识，与生命直接相关的力量，某种被正统学问蔑视或排斥但却在现实中被反复证明并积累起来的经验。我也喜欢将其视为某种艺术，让人穷其一生精益求精、倾注所有热忱的艺术。女巫代表着跨越所有支配、所有限制的女性；她趋近至柔，她指明道路。
“今人之牺牲品，非古人之牺牲品”
我曾经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意识到，在我所接触到的文化产品中，关于女巫超能力的描写包含着过分渲染的奇技淫巧以及有关人物形象怪异的误解。要知道，“女巫”这个词在成为想象催化剂或荣誉称号之前，曾是最糟的耻辱符号，是莫须有的罪名，曾为数以万计的女性带来酷刑与死亡。猎巫运动这段发生于欧洲16—17世纪的历史在集体意识中占据了奇特的一角。关于巫术的判词都集中在某些怪诞的诬告上： 比如夜间飞行去参加巫魔夜会，再比如与魔鬼合谋或与魔鬼通奸。这些罪状仿佛把她们拉入了非现实的领域，将她们剥离了真实的历史。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第一个骑着扫帚的女人的形象，来自马丁·勒·弗朗（Martin Le Franc）的《女性冠军》（Le Champion des dames）(1441—1442)的手稿空白处，其姿态轻佻且滑稽。她像是从蒂姆·波顿的电影里跳出来的，或是从《神仙俏女巫》（Ma sorcière bien-aimée）的片头里，又或是从万圣节某个装饰物里蹦出来的剪影。但当时，她在1440年前后的出现揭开了几世纪痛苦的序幕。当史学家吉·贝奇特（Guy Bechtel）说到巫魔夜会这一形式的诞生时，曾写道：“这首磅礴的意识形态之诗杀伐无数。”至于性折磨，其真相想必都消解于女巫在人心中激起的淫邪之相与骚动不安里了。
2016年，布鲁日的圣让博物馆（Musée Saint-Jean de Bruges）举办了一场主题为“勃鲁盖尔的女巫”的展览。勃鲁盖尔这位佛兰德斯大师是第一位围绕女巫这一主题进行创作的画家。展览中的一块壁板上罗列着几十位本市女性的名字，她们被认定为女巫，在公共广场上被火刑烧死了。“布鲁日的许多居民至今还沿用着这些女性的姓氏。但在参观这场展览之前，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先人曾经被指控行巫。”馆长如是说。说这话时，他面带微笑，仿佛祖上有个倒霉鬼因为旁人几句妄语就一命呜呼是件无伤大雅、可以随意和朋友聊起的轶事。我不禁想问： 还有哪一项大众之罪，即便是久远到如今已不复存在，却能让人这般云淡风轻、嘴角噙笑地谈起？
通常情况下，替罪羊的指定，远不是一群粗鄙贱民可以操控的，而是来自高层，来自有教养、有文化的阶层。女巫传说的诞生几乎与印刷同时，后者诞生于1454年。印刷术也在猎杀女巫的进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贝奇特在书中提到了“当时用到了所有信息渠道”的“传媒联动”：“给识字的人发书，给其他人讲道，给所有人发大量的图画。”两位宗教裁判官[阿尔萨斯的亨利·因斯托里斯（l’ Alsacien Henri Instoris，德语名为Heinrich Kr?mer）与巴塞尔的雅各布·施普伦格（le Balois Jakob Sprenger）]于1487年推出的大作《女巫之锤》（Le Marteau des Sorcières）在发行量上可媲美阿道夫·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这本书再版了15次，共发行了3万多册，流通于全欧洲各大阶层：“在那个烈火熊熊的时代，在每次审判中，法官都要用到这本册子。他们会问出《女巫之锤》里的问题，也将听到《女巫之锤》里给出的答案。”以上史实完全打破了我们对印刷术最初运用的理想化预设……《女巫之锤》锤实了“危难在即，须用非常手段”的念头，让大众陷入集体幻觉中。它的成功催生了一种名为魔鬼学的行当，其驱魔除邪的题材倒成了图书业的一个金矿。那群写出魔鬼学“著作”的人——其中包括法国哲学家让·博丹（Jean Bodin，1530—1596）——在其文字间表现得像一群愤怒的疯子，但其实他们都是些博学且声望甚高的人。对此，贝奇特嗟叹道：“对比他们在其魔鬼学行文中表现出来的盲从与粗暴，这是多么大的反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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