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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如果提到王安石变法,你只知道青苗法,那就有点out了,快来看看王安石变法怎么改变了相权,他和宋神宗又是怎么从一开始的不分你我到闹掰的吧。
说到大将军狄青,你知道西夏人称呼他是“天使”吗——明明是对手,为什么用这么一个美好的称呼呢?
您知道吗,宋代大学问家朱熹是死了之后才受万人尊敬,被请进孔庙的,他活着的时候理学可是被打为“伪学”的。
想知道一个比电视剧更真实的宋朝吗?
翻阅本书,跟随虞云国教授解锁更多的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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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是知名学者、宋史专家虞云国教授的new力作,分为大势追踪、人物留真、文化掠影、朝代纵论四辑。著者大笔勾勒两宋大势,生动摹写人物影像,深入解读文化现象,高屋建瓴地纵论通贯宋代的大论题,带领读者走近两宋兴亡盛衰的历史现场,堪称《细说宋朝》之后又一部雅俗共赏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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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虞云国,浙江慈溪人,生于上海。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宋史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宋代历史与文献的研究。撰有《宋代台谏制度研究》《细说宋朝》《南宋行暮》《南渡君臣》等专著;学术论文结集为《两宋历史文化丛稿》《学史帚稿》;编撰《程应镠先生编年事辑》;主编《宋代文化史大辞典》《中国文化史年表》;整理标校《文献通考·四裔考》等宋元古籍十余种。近年文史随笔编为《敬畏历史》《放言有忌》《从陈桥到厓山》《书砦梁山泊》《三声楼读记》《水浒寻宋》《宫花寂寞红》《立雪散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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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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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大势追踪
也说“更无一个是男儿”
再说宋真宗及其时代
一千年前的中国
天书闹剧中的抗争与喑默
再说王安石变法——读《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从王安石的“非常相权”说开去
海上之盟作为金宋关系起点的再审察
宋高宗的绍兴体制与南宋的转向内在——答《澎湃新闻·私家历史》
为什么关注南宋光宁时代
绍熙内禅前的时局与谣言
大逆转——从新政到党禁
说说韩侂胄的“有以国毙”
政变老手史弥远
五十年拒不昭雪的晚宋冤案
《登西台恸哭记》的史事与笔意
人物留真
宋代皇帝的那些吉兆
闲话两宋太上皇
宋仁宗的仁恕与雅量
明道废后前后的吕夷简
狄青的传奇与命运
从蔡京一首佚诗谈起
王十朋的初心与底气
千古伤心钗头凤
朱熹梦断帝王师
小人物折射大时局——读《孙应时的学宦生涯》
文天祥《哭妻文》的前前后后
文天祥的妻子儿女
三千年间,人不两见——王炎午两祭文天祥
文化掠影
中国古代学运的极盛时代——读《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
“这回好个风流婿”——科举社会的实物图证
也说“读书种子”
给《梦溪笔谈》的评价泼点冷水
《清平乐》中的大宋风情——答《南都文化》与《楚天都市报》
一个考生的汴京一日
从《严先生祠堂记》说宋儒气象
鹅湖三叠
吃菜事魔及其他
《便桥图》里的华夷变奏
有唐在前,宋代如何促成了文化的别开生面
朝代纵论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宋朝
祖宗家法:在因革两难之间——读《祖宗之法》
宋代士大夫与政治生态——答《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漫谈宋代监察制度——答《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宋代的流言与管控——读《宋代信息传播与管控:以流言为中心的考察》
当病夫坐上龙庭——读《宋代皇帝的疾病、医疗与政治》
帝都,气象不只是气象——读《北宋开封气象编年史》
大宋史视野下的民族关系
宋朝能为“中国模式”背书吗——评《超越利益集团》
附录
我的《水浒》寻宋之旅
对谈南宋史(黄宽重、虞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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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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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首先,说说自己在治史历程中的心径转换。
我是1977年通过刚恢复的高考才进入专业学习的。由于经历过史无前例的“艰难探索”的十年,当年“渴求对中国历史的深入反思,明显压倒了对古典文学的浓厚兴趣,终于决定报考历史专业”(《古今多少事·代序》)。也就是说,入行之际,我就决心以史学作为终生的志业。我的专业是宋史,作为先着手的学术专著,那册《宋代台谏制度研究》“呈献了我对中国历史上分权制衡初步尝试与终失败的全部思考”(三版题记)。治史四十余年,我虽也出过十余种著作,但一来不限于宋史范围,二来不投合考核标准,与前辈大家和当世先进相比,在宋史领域,我的专著有限,专业论文的数量也不算多,这是无以为辞的。好在十年之前早早退出了现行科研体制,当时也有过如何继续以史学为志业的思考,开始质疑那些为应付体制考核而拼凑少有新见的专著与论文,究竟能拥有多少读者,发挥多大功用。下面这段话也许蕴涵着我当年的思考:
历史学何用?对每个历史从业者而言,都是一个不断自诘与再三请教的命题。毫无疑问,史学的学术功能是历史学自身发展的推动力,而史学的社会功能主要是对人类社会所起的作用与影响。史学的学术功能是实现其社会功能的前提与基础,社会应该向史学前沿研究提供条件,表达敬意。而史学的社会功能则是其学术功能的延伸与补充,社会更有必要让当今全体国民知晓历史,敬畏历史,这是造就现代公民素养的必要前提。(《敬畏历史·自序》)
我之所以将自己的历史随笔集取名《敬畏历史》,也有意在延伸史学学术功能的基础上更自觉地弘扬史学的社会功能,尤其在你认定我是宣扬历史虚无主义、我指斥你才鼓吹历史虚无主义的是非淆乱的当下。在那篇《自序》里,我还强调:
对于总体历史过程的解释绝不会是单一的。正如波普尔指出:“既然每一代都有它自己的困难和问题,因而也都有自己的兴趣和自己的观点,那么每一代就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看待历史和重新解释历史。”也就是说,历史的解释无可避免地蕴涵着历史学家独有的思想视角与价值评判,这是史家所秉持的当代意识的一种投射。
我认为,经过专业训练兼具时代意识的史学工作者,即便在远离现实的宋史领域,也应该责无旁贷地展现自己“独有的思想视角与价值评判”。于是,这十余年来,我虽然也写过几篇正儿八经的专业论文,但更多投入历史(尤其宋史)走向社会的普及工作。相比那些只有少数圈内人查阅的窄而专的论文,倘若能让社会大众真实了解两宋史的繁荣与风雅,是非与曲折,不也自有其价值与意义吗?
二
承蒙中华书局多年来关爱,十余年前就出过我的《水浒乱弹》,如今又邀我搜辑旧文,编为新帙,这才有了这册小书。
先交代下书名吧。现在,书业界追求书名能抓人眼球,也许超过为新生亲娃的命名。我近年也一再为新作取名,在拿捏与推敲书名上,简直快被逼疯。就说这册新著吧,想过几个书名,但都因不亮眼而淘汰出局。斟酌再三,只能偷古人的,既然入集的都是两宋史文章,便联想到宋词名篇里那些人所尽知的名句。
首先想到的是李清照《永遇乐》下阕首句:“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这是建炎南渡后女词人追忆北宋汴京元宵盛景的名作。“中州”原指豫州,因其地处九州正中而得名。广义上说,“中州”可以扩大到整个中原地区;狭义上说,特指北宋都城汴京。汴京既然作为都城,也能兼指在此建都的北宋,南宋史家王称把自撰北宋史题名《东都事略》,就是以“东都”指代北宋的。“中州”自然也可用以称呼北宋。当然,北宋并非都是“盛日”,就拿李清照无比怀念的宣和年间来说,隐藏在香车宝马虚假表象的背后,有几个清醒者能未卜先知那日渐逼近的靖康之变呢!
其次想到的是柳永《望海潮》开篇那句:“东南形胜,江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钱塘”原是秦朝设立的古县,后代诗文典故都用来借指杭州。南宋建炎三年(1129),杭州升为临安府。宋高宗名义上仍称其为行在,以示不忘中原失地,实质上就将其当作货真价实的都城。准照“中州”借喻北宋都城之例,“钱塘”当然也能代称南宋都城,进而兼指整个南宋。宋元易代不久,刘一清有部史料笔记即名《钱塘遗事》。《四库总目提要》评价说:“其书虽以钱塘为名,而实纪南宋一代之事。高、孝、光、宁四朝,所载颇略;理、度以后,叙录详。”既然刘一清以钱塘概称南宋,我何妨借来指涉本书说及的南宋史呢。
《钱塘遗事》有作者题识云:“高宗不都建康,而都于杭,大为失策。士大夫湖山歌舞之余,视天下事于度外,卒至丧师误主,纳土卖国,可为长叹惜也。观是书不能无所感云。”倘若不追究宋高宗有享乐主义求和派的个人考量,南宋建都杭州比起建都建康(今江苏南京)来,却有其合理性。(详见拙文《江南忆是杭州》,载《江南纪》,学林出版社2020年)南宋的症结在于,宋高宗一手打造了专制极权的绍兴体制,在政治上从北宋急遽倒退,这也是观我是书而“不能无所感”的。
总之,借“中州”喻指北宋史,借“钱塘”隐括南宋史,删去“盛日”“遗事”乃至“繁华”之类含有褒贬色彩的评价,《从中州到钱塘》的书名也还算切题吧。至于副题《说宋朝》,则与《细说宋朝》有关。在我的著作中,此书印数多,影响也大些,但旨在述论宋、辽、夏、金的历史概貌;而本书只从两宋史上某些事件、人物、现象、制度或专题切入,试图作进一步叙述或议论,兼之诸文作年多在其后,故不妨视为更换体式再说宋朝。
三
对我来说,本书是学术论文外宋史文章的全面结集,唯有关于宋高宗朝的文章,既已编入《南渡君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自然不宜重复辑入。
检阅入集之文,命笔的年代前后逾越二十年;其体裁,以学术书评与读史札记为主打,也有媒体邀约的历史评论与专题访谈,还有诗文名篇的重新解读,有一篇竟在网络直播中玩了次穿越回“中州盛日”。由于文体各异,文风也不免随体而变,难以划一。盘点全书内容,涉及两宋史诸多方面,为便阅读,据论题粗略分为四辑。辑《大势追踪》按北宋立国到南宋覆亡的轨迹论说政治史变迁中的若干要事,或能勾画出两宋大势。第二辑《人物留真》入选的既有君主,也有将相,有大学者,也有小人物,以正面肖像或侧面剪影再现两宋史的细节或面相。第三辑《文化掠影》包括太学生运动、科举制度、科学技术、社会风俗、宋学思想、民间宗教、民族意识与文学艺术等领域,尝鼎一脔,其庶几乎?第四辑《朝代纵论》是对通贯两宋史的若干大问题的放言纵论或激浊扬清,主题涉及祖宗家法、政治生态、监察制度、流言管控、民族关系与“中国模式”等等,作为两宋史总论,既是重点所在,更有感兴存焉。附录两篇,一篇自道《水浒》寻宋的甘苦;一篇与黄宽重先生的《对谈南宋史》,由衷感谢他在学术上对我的启迪与支持。
白居易在《致元九书》里喊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史家落笔当然也应有其人文关怀与现实关注,所谓“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是也。我的文章说不上“为时而著”,但也颇有应时激发之作,例如《宋代的流言与管控》就写在2020年初春流言四起而莫衷一是的疫情汹涌之际。这些文章大都在纸媒与网媒上刊布过(这次适当恢复了当时因故删略的词句),其间自然离不开媒体与编辑的厚爱与鼎助,冷暖自知,感铭在心,恕不列举,就此谢过。
既然面向大众再说宋朝,我力图说出点己见与新意。针对当前历史写作,在一次座谈会上,我提出三句话:贴着历史说,揣着良知讲,记着读者写。展开来说,就是阐释必须契合历史实相,论断必须坚守现代价值,写作必须顾及阅读兴趣。这册新书是否达到了这一鹄的,付印之际,忐忑期待读者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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