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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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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决定中国未来，观念冲突造成中国社会的道德危机。身处巨大变革中的我们，唯有充分认清这一新时代的特点，才能站在风口，借风而行，读懂中国真相，掌握未来趋势，获得新时代下的发展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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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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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换挡、结构调整阵痛、社会转型加剧，经济趋势与社会矛盾从未如今天这般扑朔迷离。针对这些情况，国内最权威的经济学家，根据多年思考、调研，为我们在当下及未来顺势而为，看清未来趋势，用智慧跑赢经济下行压力与平安渡过社会转型危机，给出了极具针对性的分析、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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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陈志武
生于1962年7月。华人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终身教授。曾获得过墨顿米勒奖学金。他的专业领域为股票、债券、期货和期权市场以及宏观经济。现受聘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授、前任院长，著名经济学家。2010-2012年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许小年
1953年出生，现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曾任职美林证券亚太高级经济学家，世界银行顾问。曾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许先生为人直率，敢为敢言，他看似惊人的言论之下，隐藏着经济学家的独立精神和最朴实的市场经济原理。
王国乡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退休教授。1935年出生于河南省南阳市。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曾任新华社记者。1982年入郑州大学任教，主讲西方经济学与国际金融理论。1987年调入北京筹建人民银行创办的中国金融学院，任国际金融系主任、国际金融学与西方经济学教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8年退休。退休后，该学院并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茅于轼
生于南京。经济学者，国内民间经济学者的重要代表。原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民间学术机构人文经济学会理事长。2014年4月26日，茅于轼成为英国
Prospect 杂志评选的2014世界思想家十位获奖者之一，名列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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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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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观念改变中国
第一章：新常态与新危机
许小年：我理解的新常态：经济萧条至少五年
茅于轼：忐忑的中国社会：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
许小年：危机从未摆脱：文化革命后的文化冲击
茅于轼：道德的悖论：君子国的反思
第二章：中国社会的真问题与假问题
陈志武：大是大非论改革：中国贫富差距恶化的根源在哪里
茅于轼：既无公平又无效率：经济适用房政策为什么不道德
茅于轼：企业的社会责任：反腐败需要整个社会的力量
陈志武：农民的权利必须重视：土地集体所有制改革任重而道远
周其仁：教育问题的症结：反对教育产业化只是句空洞的口号
周其仁：医改成败看常识：怎么理解医疗产业化
王国乡：透视计划生育新政：全面二胎政策应慎之又慎
第三章：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碰撞
陈志武：反驳市场不灵论：市场化改革是中国经济奇迹的根本原因
茅于轼、岑科：市场经济的基础：市场经济建立的道德要求
许小年：中小企业为什么融资难：国进民退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
周其仁：从民土到国土：：警惕国土制剥夺农民权益
陈志武：大力推进民间金融：进一步保护个人自由和私人产权
茅于轼：对地位的不平等不能宽容：不平等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
王国乡：观念改革决定市场改革：观念冲突造成中国社会的道德危机
第四章：不再纠结的公平与共同富裕
许小年：什么才是真正的公平：机会平等是公平的核心
茅于轼：再谈贫富差距：财富的不平等为什么必须容忍
王国乡：公平的基础：自主选择权利是唯一人人平等的权利
王国乡：道德的正面与侧面：无私奉献为什么不道德
茅于轼：计划经济之殇：不保障个人权益必然导致集体贫困
王国乡：从看不见的手到看得见的手：市场经济制度必然实现共同富裕
第五章：20162020：危机中的复兴之路
陈志武：全球视野下看中国问题：中国是世界进程的一部分
许小年：公民社会是大势所趋：公平、正义的公民社会让人的生活更有尊严
王国乡：以自主权利为核心：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背后的核心价值理念
王国乡：观念改变中国：自利不损人终结计划经济无私利人道德
王国乡：当代中国人的市场经济道德水平已经取得长足进步
王国乡：全球市场变局呼唤重振以孔子为代表的古典道德普适价值
附录：王国乡谈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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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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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我理解的新常态：经济萧条至少五年
我今天分享的题目叫面对现实，回归常识，主要是我对宏观经济的一些判断和感觉，以及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企业应该如何去应对。
为什么叫做面对现实，现实到底是什么？我相信各位都已经感觉到，每天都是在市场在打拼，每天都要思考自己企业的经营问题，现实是比较严峻的，中国的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常态，这个新的常态，各方面有不同的理解，我个人看法是在新的常态下，中国经济将进入一个中低速增长的时期。
这个中低速到底是多少？到底是7还是6，或者是5，这个我不好说。因为我们的统计数据和我们在微观层面上的观察有比较大的出入。如果硬让我说出一个数字，我真的说不出来。国际上一些媒体对于中国宏观数据和微观上的差距的问题，也都发表了一些文章，表示出他们的困惑。所以这个宏观的数字，我想我就不要讲了。
中低速增长也就是比过去要明显的低下来，而这个增长速度的放慢既是周期性的，更是结构性的。我个人认为，主要是结构性的放慢。结构调整的困难决定了我们经济的新常态将持续比较长的时间，这时间持续多久？我最近看到外电报道，财政部长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讲，中国经济面临困难的形势可能要持续5年的时间。对于财政部长的估计，我本人表示同意。
在这样经济增长放慢的情况下，新常态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对策？这是大家关心的焦点。我自己的观察，在新常态的情况下，政府不愿意也无力采取大规模的刺激政策。我这样的观察是否准确，有待于进一步明确。但是我认为，不采取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在当前的形势下，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原因我等一下会提到。
所以，现实就是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放慢，而且放慢主要是结构性的。结构性调整的困难决定了新常态的长期性。政府不会出台大规模的刺激政策。这是我们面对的一个，和过去不同的形势。这是我们生活其中的现实。
在行业的层面上，我们观察到的是，过剩产能的普遍存在，各个行业为过剩产能而苦恼，在过剩产能的压力下，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有不断的降低价格，试图保住自己的市场份额，而降低价格在宏观层面上显示的是生产者价格指数连续30多个月负增长，在传统实体经济中，投资机会缺乏。所以，现在我们缺的不是钱，缺的是能够盈利的投资机会，这是另外一个现实。
再看企业层面，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在下滑，但是人工成本、资本价格、资金成本呈现出来的刚性，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的下滑而降低。一方面经济疲软，另一方面成本出现刚性，换句话说就是企业的利润率受到了挤压。一些企业过去靠低成本扩张非常成功，而这种传统的经营模式不再适应市场，企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综合起来看是因为在90年代的中后期，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发生了本质的转变。这个转变具体是什么？1978年以来我们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依靠经济体制的改革带来效率的提高而实现的。经济体制改革带来效率的提高，具体体现在由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比计划经济更加有效，资源从农业部门转到工业部门，资源从国有部门转向效率更高的民营部门转移。即资源配置在市场价格信号的引导下，朝着更有效率的部门和行业转移，这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增长。
另外还有激励机制的改变，其中特别突出的是一大群企业家在改革的大潮中出现，这些企业家为了提高企业的效率，千方百计寻找市场急需的产品，千方百计降低成本。他们在市场经济中有着强烈的提高效率驱动，远远超过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因为国有企业受到体制的限制，对效率的提高是不敏感的。
所以当我们谈中国模式的时候，我们混淆了一个概念，其实我们有两个中国模式，从1978年到1990末是一个中国模式，从1990年末到现在是另外一个中国模式，我们经常把这两个中国模式混淆了，现在有必要区分一下。
从1990年到现在是什么模式？主要是依靠政府分配资源，刺激短期的需求拉动GDP的增长。现在中国模式主要是依靠借贷来实现的，我们知道，政府发钱、支配资源、拉动经济的增长。政府的资源从哪里来，来自于税收，来自于国有银行扩张信用，政府的资源来自于中央发行货币，主要是依靠这样一套方法来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特别是，2009年启动了4万亿刺激计划，更是第二阶段中国模式的典型代表。靠政府花钱、靠银行发贷款，靠银行印钞票来拉动经济发展，跟前一个中国模式有本质上的区别。
这样一个靠政府拉动短期需求维持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第一个中国模式和第二个中国模式的区别在于可持续性，如果依靠企业家的创造力、创新力提高效率，这个增长是可持续的。而依靠政府拉动增长，这是不可持续的。
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政府的资源再多也是有限的，而企业家的创造力是无限的，这是第一个中国模式和第二个中国模式的区别。第二个原因，在经济学上叫做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政府不断发钱，央行不断印钞票，虽然可以促进短期的经济增长，但是促进的作用越来越弱，经济学上叫做边际效应递减。政策同样存在着边际效应递减。
我们可以看到，2009年我们曾有过4万亿刺激政策，2012年实际上执行的是4万亿2.0，4万亿2.0的效果就比4万亿1.0的要差。本届政府也试着采用一些刺激性政策，结果发现效果不理想。所以，现在就停下来了。
政策的效用递减和我们吃东西、用药是一样的，一种药用多了，药力会不断衰减，我们叫做投资的效用递减或者政府政策的作用递减。因此，依靠政府投资拉动增长，短期可以见效，但是长期无法持续。
2009年，我们执行了4万亿刺激计划，结果使得本来就已经产能过剩的各行各业又在执行过程中大幅增加了更多的产能。这是造成我们面临困难的一个原因。
另一方面，由于4万亿主要靠债务融资，结果形成了今天政府债务、银行坏账的问题，这是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一个很大隐患，这个隐患不清除，我们无法进入下一轮的增长。我认为，新一轮经济景气短期内不会到来，大家要做好长期的准备。
新一轮经济景气的前提条件有两个，第一个是清理过去积留下来的债务，中央政府已经采取措施了。今年两会时，财政部宣布推出1万亿的长期债务置换的计划，用长期债务置换地方政府已经到期的短期债务，说白了就是解决企业贷款展期的问题。年初提出1万亿，年中加到2万亿，现在加到3万亿，这说明地方经济的债务问题比当初估计的还要严重。
这是中国经济的一大隐患，如果地方政府债务不清理就会转换为银行的坏账，银行的坏账正在上升，如果地方债务问题划不出来，如果房地产市场价格下挫，银行坏账会快速上升。所以，要想实现经济新一轮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把过去单纯依靠政府政策拉动经济所遗留下的问题清理掉，不清理掉就变成中国经济增长的大包袱。第二个前提是必须从政府拉动需求的模式再回到1978年到1990年那种，通过改革释放市场能量的增长模式。
这两个前提没有达到之前，我们还是新常态，还是要在新常态下思考企业的经营。由于到目前为止，实质性的改革措施出台的不多，因此新常态可能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怎么办？市场永远处于变化之中，企业必须求变，这就提出了转型的问题。
不仅国家经济要转型经济增长模式从单纯依靠政府短期政策措施转向基于市场，释放市场力量，发挥企业家的创造和创新精神，提高效率、走可持续增长的道路。企业也需要转型首先要转变观念，转型的最大障碍在每个人的头脑中，是传统观念，是习惯性思维。这是最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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