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薦：
《
RDI人际关系发展疗法：修复孤独症核心障碍，让干预回归生活
》
售價：HK$
99.7
《
金融科技监管的目标、原则和实践：全球视野下加密货币的监管
》
售價：HK$
110.9
《
城市轨道交通绿色低碳规划设计研究——深圳地铁6号线工程创新与实践
》
售價：HK$
221.8
《
艾尔米塔什国家博物馆 少年游学 人一生一定要看的博物馆
》
售價：HK$
38.1
《
世界四大博物馆4册套装 卢浮宫大英大都会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青少年游学艺术参观科普书
》
售價：HK$
152.3
《
艺术家之路 塑造插画风格
》
售價：HK$
166.8
《
古乐钩沉（中国音乐学院60周年校庆中青年学者文集）
》
售價：HK$
132.2
《
我和抑郁症的3000天
》
售價：HK$
66.1
|
| 編輯推薦： |
|
《不与流行为伍对中国社会流行谬误的批判》由曹林著。评论不仅在当下，在什么时候都是个苦活儿。因为人性如此，大多数时候人们相信的只是他们愿意相信的，他们爱听的只是和他们意见一致的。春节联欢晚会做的是中庸，在上下接受的情况下，做效果的最大化。评论做的却是理性，不唯上，不迎合，尊重事实，发掘事实背后的价值，寻找价值中的缺失，以挨骂的代价争取社会的建设与进步。
|
| 內容簡介： |
本书为曹林近两年来的时评文集。带着典型中青报气质的曹林用激扬而不失理性、犀利而充满情怀、尊重常识而又坚守独立的文字，对社会中种种流行的谬误进行了清道夫式的清理。对媒体消费社会情绪、民意的拳民化流氓化、自媒体中的轻信又轻疑、典型宣传中的伪道德、网愤的伪爱国主义、对腐败的过度容忍、语言腐败、专家沉沦等“流行病”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毫不留情的批判，并在批判中建设性地提炼出现代公民在新媒体时代应具备的媒介素养，避免在无意识中被情绪牵着鼻子走，而陷入那些流行性的谬误中。本书得到众多业内名家的力荐，央视著名主持人张泉灵为本书作序。
阅读曹林，阅读一个负责、清醒、理性、敏锐、积极的时评人的情怀、眼光、个性；阅读曹林，阅读这个时代！
|
| 關於作者： |
|
曹林，中国青年报社评部主任、首席评论员，在国内数家媒体开有时评专栏，多家电台电视台特约评论员，北京大学客座讲授新闻评论课程。多次获中国新闻奖等国内知名新闻媒体大奖。作品以尖锐、理性、客观和视角独到见长，代表作为畅销时评写作参考书《时评十讲》、时评著作《拒绝伪正义》。
|
| 目錄：
|
一 媒体病得不轻
聋子听到哑巴说瞎子看到鬼了
媒体人要有“小三精神”
世上本有真相，调查者多了反没了真相
没有是非的滥情也是一把刀
“空姐被泼开水”不能成浇火的油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慈善心
“作秀”的莫须有指控和话语暴力
动辄批作秀是懒汉，中国缺真正作秀
“母亲车祸后含泪进考场”的女孩需要关怀
保时捷少女救人，请撕掉标签回归人
没有新闻，就别制造新闻
我的幸福为何别人做主
报道中那个刺眼的“非京籍”
看到这类消息模式，请警惕假新闻
反思医患关系，舆论要突破“摇摆律”
“90后”的画像，留给时间去画
有一种新闻毒瘤叫黄色标题党
一事当前习惯站队，不适合当记者
标签泛滥的结果是新闻的退化
抵制新闻简单化和段子化的诱惑
别等极端事件发生后才故作震惊
二 大众的屁股可以摸
面对多数人时考验媒体勇气与宽容
我们不能失去表达快乐的能力
批判“极端主义”，也要反思现实土壤
那些以追求真相为名的窥探暴力
克制对乞讨者的不舒服感，是一种文明
警惕自己的期待
有一种“高兴”叫没人性
对不起，我也曾是丑陋的抢道者
“不让座就扇耳光”与正义的火气
“茶水验尿”的正义幻觉
面对宰客的三亚，不惯这臭毛病
极端个案不要贴上医患冲突标签
医患对立困局只有信任能解
“八毛门”医患言和，还缺媒体道歉
遏公共场所暴力须先减社会戾气
排外主义和地域歧视的网络阴魂
公务员热可能是一个伪问题
三 被夸大的自媒体
自媒体是一个被夸大的概念
为何微博带来的不是交流而是撕裂
顺微博者得和谐，逆微博者失公信
微博对官员不是技能而是民主素养
“因言治罪”的网络邪气该清除
官方融入微博需有挨骂的准备和耐心
官博无须潜水，缺席必然挨骂
微时代中那些令人难忘的微进步
假新闻是微博政治的阿喀琉斯之踵
当网媒跟屁虫，传统媒体只有死路一条
四 爱国不是耍流氓
严惩打砸，爱国不是流氓的庇护所
无法回避另一个“舌尖上的中国”
有一种“爱国”比“卖国”丑陋万倍
别把加藤嘉一当成日本政府
压倒国产奶的永远不会是“过度质疑”
爱国还是爱孩子，谁制造了这个两难
臆想和夸大的“瓷器爱国主义”
“理性爱国主义”：垄断理性符号的霸道
你有权以消费爱国，但无权绑架别人
五 道德重建不装逼
捧上神坛的感动，反让人望而却步
“失真”是比“缺德”更大的社会危机
节制使用“最美”，防范道德浮夸
做道德的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
久违的“从我做起”，失落的自省美德
拯救社会道德，从唤醒职业精神开始
读懂了雷锋的快乐，才读懂了雷锋
偶像雷锋的成功可以复制
面对未受伤的救人者，此处必须有掌声
不捐奖金的吴菊萍，给了媒体一个冷脸
有机食品最能考验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
中国难道正在进入“互害型”社会
干什么不像什么，缺少职业精神的中国人
“不扶老人”的理由也许并不那么堂皇
道德需要内省，无须臆造外国人眼光
六 官不聊生不是梦
权力别逼着民众过愚人节
不关心空气政治，只关心空气质量
“抢吃政府食堂”不过是个整人借口
同吃一碗饭比纳入政绩考核更靠谱
求求你，让公务员先加薪
你是我养的
谣言可以辟，人心难以收
神秘成就“天上人间”的神话
永远不要让一个信仰法律的公民绝望
面对贪腐，政府应在切割中拒绝绑架
当追责缺席，每一次反思都是一场幻觉
无法指望一个赌徒做对民生选择题
要钱不要命，因为要的是别人的命
七 你们全家都是砖家
“胡喷的经济学家”已成一大公害
校友捐赠面前，富翁政要只是浮云
柳传志不要过度低估民众素质
我们有烟草院士，却没有地沟油院士
姚明面前，无比矮小的中国大学
40岁时还记得董藩的学生有木有
“趁灾加价”板子不能都打司机身上
免费不是错，人为添堵才是祸
“高房价控人口素质”后的野蛮与霸道
迎合媒体传播需求的“取消经适房论”
八 反腐不能适度容忍
舍制度和民主之外，反腐无解
尊重民众反腐要求，拒绝反腐空喊口号
谁有资格嘲笑河南交通厅长“前腐后继”
财产不公开，官员浑身都是敏感词
办案阻碍谁的“经济发展”
不要过度迷信官员财产公示制
这一次实名制和申报制又出了洋相
给网络纪委颁一枚大勋章
九 别再假装摸石头
思想解放首先应去“西方价值观”标签
执政党不能当标题党
做改革的打鸣鸡，更要做看门狗
“改革到官为止”的坏印象需正名
改革须争先恐后，而不能比下比烂
改革有雷区，讨论无禁区
超阶层的代言，弥合改革的分歧和隔阂
车改每进一步，都需来自异体的推进力
每一次对焦虑的诉说都在渲染焦虑
“农民工需缴个税”是一个缺德的伪问题
自吃顿饭始，中国需一场阶层融合行动
长假的不快乐，源于失去慢的能力
传统村落不仅是文化和风景
癌症一代
十 文字是怎样游戏的
“被”字一语风行后的权利焦虑
“维稳”是如何变成一个贬义词的
“大学校长”别成下一个被毁的称呼
一路平安，别把春运说得太悲情
“占了国家多少便宜”的流行语在风中飘荡
告别以体制内外分人站队的旧思维
处处都是“不讲理”
“垃圾处理厂”可以不是敏感词
“恶意炒作”是一个莫须有罪名
十一 拉黑真相是做梦
有些事，无法假装看不见
记者无力，则国民无力国家无力
仅给官方结论，不叫信息公开
没有说服不了的公众，只有缺说服力的证据
“打骂记者”与媒介素养培训的困境
有一种“黑名单”是一种光荣
“老百姓骂娘”不是洪水猛兽
总把报道当举报，让记者情何以堪
这个记者节，争取不写假新闻的权利
宣传部长的心思你永远都别猜
新闻发言人是怎么异化成阻访者的
永别把“拒不回应”当媒体应对技巧
附录一：答母校新闻学院学生报刊记者问
附录二：给北大新闻学院学生们的一封信 353
|
| 內容試閱：
|
张泉灵序
我是个外部压力大、内心压力小的人——直接点说就是忙而懒。曹兄索文一篇，我拖了4个月。不仅是因为懒，更是因为不敢落笔。电视里的读稿机——还是非科班出身、磕磕巴巴型的——来评论职业评论员，我想我答应的时候大脑一定处于缺氧状态。而昨天，我肯定又是大脑缺氧了。我的主任在我上直播线之前对我说：“咱还得对新闻加强评论啊！”我居然又点头了！还补了一句：“不疼不痒的就算了，煽风点火的也算了！”说罢，扭头往直播间走，苦笑。春节未完，两会将至，评论？还要批评、理性、建设、前瞻、脚踏实地，仰望星空……
有句话，“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这是当下评论员必须要有的准备，甚至是追求。当评论员，就得准备好五毛认为你是带路党，带路党当你是五毛。左右逢源的，或主动伸着左脸右脸找打的通常是演员，不是评论员。当评论员，领导总担心你给他惹麻烦，受众看完还有人嫌骂得不过瘾。如果，受众中有一部分人，哪怕是一小部分人，看完了，会重新梳理下思路，重新审视事实本身，那评论员这“猪八戒”就当得值。
理性不是中庸，理性建立在事实、常识和逻辑的基础上。有些评论员是标题党新闻爱好者，根据耸人听闻的标题写声嘶力竭的评论。浮躁的内心加浮躁的工作方式——如果不是市场压力逼的，就是想出名想疯了。有些评论员中学化学、物理、数学、生物学得不好，也一直对科学不感兴趣，所以对很多可以常识判断的事情缺乏理解。评论是建立在事实之上的，不能建立在愤怒之上。愤怒只是一股气，气散了，评论砸得粉碎。有些评论员走出校门之后对美国了解得比中国多。他们不感兴趣发生了什么，在什么社会生态环境下发生的，他们只是说，应该是这样的，因为美国是这样的。其实他们的美国也是他们臆想中的美国，我保证他们在美国找不到评论员的工作。还有些评论员的貌似理性中肯底下是逻辑不清，也为难他们，结论是提前预设的，论据又不支持，只好用逻辑不清来蒙混过关了。
评论不仅在当下，在什么时候都是个苦活儿。因为人性如此，大多数时候人们相信的只是他们愿意相信的，他们爱听的只是和他们意见一致的。春节联欢晚会做的是中庸，在上下接受的情况下，做效果的最大化。评论做的却是理性，不唯上，不迎合，尊重事实，发掘事实背后的价值，寻找价值中的缺失，以挨骂的代价争取社会的建设与进步。
难，却值！
2013年2月
■聋子听到哑巴说瞎子看到鬼了
聋子听到哑巴说瞎子看到鬼了——这句话是用来形容当下微博传播生态之浮躁的，非常形象，很是贴切。聋子怎么可能听到呢？哑巴怎么可能说话呢？瞎子又怎么可能看到呢？这条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传播链，在现实中却经常发生。因为，当人们被“有人看到鬼了”这种极能吸引眼球的奇闻所吸引时，就会沉迷于对奇闻的惊叹和消费快感中，而忘记去核实消息源和审视传播链，自然也就不管“鬼”原来是瞎子看到的，传到哑巴那儿然后告诉聋子的。假新闻之“鬼”就是这样产生的。
近来一条假新闻的传播，正是“聋子听到哑巴说瞎子看到鬼”的典型表现。某媒体报道：江苏睢宁给猪建别墅，专家称猪心情好肉质更好——竟然给猪建别墅？并且还是为了让猪心情好？这种充满奇谈怪论的新闻，自然吸引了公众的眼球。其实，如果细看一下报道全文并核实一下消息源，就会知道，这个“别墅”是打了引号的，并非真正耗资给猪建别墅，而是当地一家企业创新的一种现代农业，发展循环经济和生态养殖，“别墅”不过是能够变废为宝的生态猪舍。
在环境污染形势严峻的语境下，加上食品安全丑闻频发，这本应是一条塑造企业形象、推广生态理念、宣传生态养猪的正面新闻，可在浮躁的传播生态中，竟传成了一条给当地政府和相关企业带来很大压力，甚至哭笑不得的负面新闻。问题就在那个“给猪建别墅”上，很多人根本不看新闻内容，不去核实新闻源，就开始以讹传讹歪曲事实。他们将新闻标题上的一个“比喻”当成了事实，不是细看新闻作出判断，而是只看了标题，就开始根据自己的想象去构造事实，并据此作出判断。
有的说，在人还没有实现安居，甚至经济适用房都没得住的情况下，就给猪建别墅，这也太浪费了，纯粹是炒作——房价居高不下的现实下，这样的评论尤其能点燃公众的情绪。《青岛日报》更是在题为《“猪别墅”是让猪“心情好”，还是让领导“政绩好”？》的评论中义正词严地批评：“猪别墅”不过是个玩花样的面子工程，是个政绩样板，不过是让领导面子好，让政绩扶摇直上，给官帽顶子添加花翎而已。
将造价相对较高的“生态猪舍”误读成“别墅”，还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将一家企业的行为，看成是政府行为，不分青红皂白就将板子打到地方政府身上，就完全不能理解且不可原谅了。生态猪舍是企业搞的，政府有何辜？这样的指鹿为马和胡说八道，让躺着中枪的政府情何以堪？竟然分不清这猪舍是政府建的，还是企业建的，就妄言什么“政绩样板给官帽顶子添加花翎”，实在贻笑大方了。显然，这是根本没有读新闻的内容，而是只看标题就匆忙写出了评论。带着对政府先入为主的偏见就认定为“政绩工程”，殊不知，这一次摆了个大乌龙：压根儿就是一个纯粹的企业行为，与政府没有半点儿的关系。
聋子听到哑巴说瞎子看到鬼了，传播链就是如此。一看到“江苏睢宁给猪建别墅”的标题，就如听到“有人看到鬼”的消息那样亢奋不已。奇闻消费快感中的人，是没有耐心细读新闻和核实新闻源的，不会问这消息是真还是假，不会问这个“别墅”到底是什么东西，不会问这消息是谁传播的，不会问这“别墅”是睢宁的什么人建的，不会问为什么要建这些别墅，才不管是“聋子听到哑巴说瞎子看到”的，才不管里面的专业介绍。这消息那么好玩，那么符合自己的想象，那么方便作出“政府乱花钱建政绩工程”的批判，于是，在这个浮躁的传播生态中，虚假信息和口水评论就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开了。
网友不问真假地乱传，时评家不看细节地乱评，躺着中枪的那些无辜者只能暗骂一句“媒体真不是个东西”、“媒体的话还能相信吗”。媒体的公信力，就是一次次在这种浮躁的传播生态中失去的。
■媒体人要有“小三精神”
小三过街，人人喊打——让媒体人要有“小三精神”，颇有点儿冒天下大不韪的反道德意味。不过我指的“小三精神”，绝不是时下流行的那些插足别人婚姻家庭的第三者，而是指双方当事人之外中立客观的第三方。
记者当然别当第三者，但一定要习惯做“第三方”，也就是公正的旁观者。打个比方，一分钟有多长？这要看你是蹲在厕所里，还是等在厕所外。记者的报道要做到中立和客观，自然要将心比心和设身处地，既要替厕所外的着想，也要替蹲着的着想。
媒体人应该坚守的“小三精神”，有着非常丰富的媒介素养内涵。
首先的要求是，老老实实地当“三儿”，而不是争着去当“老大”——也就是保持一种谦逊的姿态和开放的心灵，而不要自负偏执地以握有真理自居，自以为掌握着真理和真相，拒绝接受他人的观点和提供的事实。一方面要意识到，自己的理性是有限的，自己掌握的事实是有限的，不谋求话语霸权，保持一种可能被更有理的观点、更确凿的事实说服的心理准备。
这一点上，央视记者柴静做得非常好，“第三方”的角色扮演得非常成功!柴姑娘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她在《新闻调查》早期采访时，常用的采访句式是“但是……？”“你不觉得……？”“难道你没想到……”有人喜欢那个时期的采访方式“更短，更直接，更来劲”。后来她意识到这样的问句中包含着一种迎合公众的快意恩仇和预设立场的自负。后来她的问句变成了“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不是反驳和交锋，是她也不明确什么是一定正确的，只想提供一个供人判断的可能性，人摆动一下，板结的思想土壤就松动一点，空气的缝隙就多一些。
“有没有一种可能”的开放和谦逊，既容易形成心平气和的交流，而不是剑拔弩张的情绪升级，也为更接近真理和真相提供了一种可能。采访不是审判，对话不是质问，讨论不是攻击，要避免以“老大”自居。
“小三精神”的第二层意思是：别“二”——也就是保持一种理性和智慧，不能因为陷于某种情绪之中而不能自拔，把自己的弱点暴露无遗。干媒体这行的，经过高等教育的熏陶，又经过媒体的选拔，有时事的阅历，多是社会精英，正常状态下不至于“犯二”。但陷入某种偏执自负的情绪之中时，就容易犯糊涂，说一些混账话，做一些糊涂的判断，不仅会闹出笑话贻笑大方，甚至引发公众强烈的反感。
比如近来某位调查记者，就有点儿犯糊涂，陷于一种刻意跟大众闹别扭、刻意钻牛角尖、刻意唱反调的伪专业主义中。温岭教师虐童人人喊打，而这位记者偏要为此人辩护。他在微博中说：“人最容易被什么欺骗？自己的眼睛。单独看这张照片，我估计每个人都会愤怒。但是，只有了解颜艳红究竟是在什么氛围下做的这个举动，才能帮助我们抵达真相。今天采访知道，当时这位被颜艳红揪着耳朵提起来的孩子，放下来之后，笑了。”对于另一张“小朋友倒塞入垃圾桶”的照片，他称，“今天办案的警察告诉我，他们调查，现场颜艳红是把孩子放进去的，不是扔的。”
调查记者自然应该对真相有一种洁癖，可是，这位记者却陷入了一种偏执，放大不影响事实认定的细节，混淆基本的是非。且不说“放下来之后，笑了”是单方的叙述，即使孩子笑了，并不能改变“虐待”的事实，而且这种“笑”是更可悲的，是弱势的孩子面对老师威权时无助的谄媚。苛责细节是一种从业美德，但不能没有了是非。
“小三精神”的最后一层意思，就是不求身份，别把自己太当回事。记者只是一个公正的旁观者和记录者，评论员只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别出风头急于当事件的主角，别借事件的报道去炒作自己、搏上位。静默地做一个独立客观的“第三方”，让公众看到事实的真相，而不是记者的身影。某个热点后，公众认识了记者，却不知道真相为何，这也许是记者个人的成功，却是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失败。
■世上本有真相，调查者多了反没了真相
网评涛涛，微博汹涌，舆论喧嚣，中国舆论场的权力格局正在发生一场看得见的革命。这个舆论场的兴起，带来的是民意的张扬和表达的自由，也带来了舆情的混乱。有些事情，本来是有真相的，可调查者多了，反而没有真相了；有些事情，本来很清晰，可经微博这么一搅和，是非曲直变得非常模糊。
远的如钱云会事件，真相是什么？不知道，没有一个赢得舆论认同的真相。近的如一系列打人事件，仿佛变成了罗生门，微博里争得口水横飞。每一方都以真理和真理掌握者自居，每一方都说服不了对方。于是，在争辩中真相越来越模糊，真理越来越远，剩下的只有互相强化的敌意和不断加深的隔膜。
不是说调查者越多，信息的交叉重叠中，就越接近真相，真相也就越清晰吗？怎么反而没有了真相？不是说真理越辩越明吗？为什么喋喋不休的争论，带来的不是清晰的是非，反而让原本简单的道理变得复杂和模糊？——常识被击碎，源于缺乏共识。
真相就在那里，等着人们去发掘，在扎实的调查中，以一点一滴的第一手证据逐步还原真相。如果每个调查者都能够这样做，事实虽然无法重现，但真相总会浮出水面。可是，这样的调查原则和还原规则，并没有得到共同的遵守，浮躁的微博空间中，流行着种种陋习。
有的调查带着先入为主的偏见，只是选择性地撷取能证明自己偏见的信息和所谓“证据”，调查的过程，不过是强化自身偏见的过程。如果每个调查者都这样去调查，这家媒体以“替弱者维权”的立场去调查，寻找有利于弱者的证据；那家媒体以“推翻网络的判断，还政府清白”的立场去调查，寻找有利于政府的证据。其结果无非是强化各自既有立场，而不会找到信息上的交集。
有的虽然去现场了，却没有扎实还原事实的准备和打算，而是靠想象，依赖既有的碎片化信息，去还原一个符合自己期待的真相。每个人看到的事实碎片可能是不一样的，他看到的是身上的青紫，好像被打过；另一个人听到的却是另外一幅景象。这样，由碎片拼凑出的，必然就是不同的事实。其结果，就是真相离我们远去。
更多的是没有去现场，而是根据刻板的成见去想象，或者根据逻辑去抽象地推演。别人拿出的证据，只要不合我的想象，就不接受；别人拿出的事实，只要不符合我的推演结果，就斥之为谣言。不尊重常识，自然就没有了共识，而没有共识——对证据原则的尊重，对证据支撑的事实的尊重，对第一手资料的信赖和信任——就没有了真相。每个人都自以为是、偏执地坚信，自己掌握的就是真相，而对“另外一种可能”保持傲慢的拒绝，咄咄逼人地只想让别人接受自己提供的“真相”，而不想接受更有说服力的证据。
在这种浮躁的语境下，调查者越多，舆情便越混乱不堪。每个人的出现，只是将本来就很浑的水越搅越浑，最后变成了一个大染缸，干脆谁也不信了。于是，真相也就成了罗生门。
同样，真理不是越辩越明，而是越辩越乱。辩论缺乏基本的规则，每个人都希望真理站在自己一边，每个人都只想将自己所掌握的“真理”（其实是谬误）灌输到别人的脑子里，却没有保持一种可能被对方说服的开放心态；每个人都在党同伐异，观点一样的就是朋友，观点不同的就是敌人，“五毛”与“公知”的帽子齐飞；每个人都固执己见，而没有“通过辩论寻求共识接近真理”的自由精神，都在尽量歪曲对方，而不是尽量理解对方。那么，辩论必然成为吵架斗殴，发展成各拉帮派、各立山头的网络群架。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公信和权威的缺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按理说，政府掌握着调查资源，也有公信力，当真相陷入各说各话的罗生门时，相关部门应该通过翔实的调查，提供一个可信的结果。可现实中，一方面是政府的严重缺位，网上的小道消息铺天盖地，垄断着信息的政府却保持着沉默，任由各种不靠谱的消息混淆人们的视线。另一方面是政府未能提供让公众信服的调查结果，或者是为了平息舆论而仓促作出一个结论，或者为了回避问题而欲盖弥彰，甚至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网络的不靠谱，加上一个不靠谱的政府部门，真相便成了奢侈品。
对真理最大的威胁，其实不是谬误，而是对自由辩论的扼杀。这个扼杀者，有人心的封闭、网络的浮躁，更有一双看得见的手。
■没有新闻，就别制造新闻
12月26日，有媒体报道称，用自己拾破烂的双手抱起小悦悦的阿婆陈贤妹，被原来的雇主辞退了，在房东的威胁下不得不搬出在五金城附近租住的房屋，原因是“他们忍受不了那么多的媒体”。对此，陈贤妹的儿子称网上谣言“瞎扯淡”。母亲是因不堪骚扰而返回老家，并非被辞工，现在他们还住在原来的出租屋里。（《广州日报》2011年12月27日）
联想到前两天那篇对北大校长周其凤的演讲断章取义、致使周其凤陷入舆论口水中的不实报道，深为一些同行的浮躁感到耻辱——实际上这已不只是浮躁，有人做新闻，已经丧失了做人的底线：沉浸在新闻轰动性的亢奋和爆炸性的快感中，完全不管自己根据道听途说而编造的新闻给当事人造成多大的困扰，不管假新闻产生的社会恶果。造假之后，没一句澄清，没一声道歉。
关于陈贤妹的假新闻，它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产生于不负责任的媒体对一个新闻人物违背了新闻规律和职守操守的过度消费中。媒体过度消费陈贤妹，为滋生假新闻创造了土壤。
自小悦悦事件后，救人的陈贤妹就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从新闻价值和道德传播价值来看，陈贤妹当然应该成为焦点，应该受到赞赏，应该成为社会道德反思的一面镜子，成为公众学习的榜样。这样的媒体关注，应该尊重陈贤妹，可是，纷至沓来的媒体，不断的围追堵击，不断的镜头前表演的要求和“独家采访”的要求，让陈阿婆及其家人不堪其扰。媒体为了生产新闻，全然不顾陈阿婆对围观的反感。“新闻至上”的媒体围观暴力，逼得阿婆不得不回乡躲避。
行善的陈阿婆，遭遇着媒体点击率、发行量、独家新闻的围困；陈阿婆本身的感受好像变得无足轻重，而成为媒体“表现某种新闻”的工具——媒体关注的是，需要这样一个人配合他们在镜头前表现他们所需要的新闻。
比这种取向更让人反感的是，一些媒体的关注点并不在于陈阿婆做的这件好事，而转向关注这个新闻人物身上的其他东西——很多时候新闻就是这样，众所周知的那些信息被媒体挖了个遍，新闻人物身上与新闻无关的事情，会成为一些媒体竞逐的焦点。一些紧盯陈贤妹的记者，并不想关注小悦悦事件，而企图从陈贤妹身上挖出点儿其他能震撼舆论的佐料来，成为爆炸性的独家新闻。这就是对陈贤妹的过度消费。新闻，已经偏离了对陈贤妹道德品质的弘扬，而成为对其个人的消费。不是关注新闻，不是借陈贤妹的善行来反思社会道德，而是借人做新闻，在她身上挖新闻。这就是当下媒体圈流行的那种对新闻人物的过度消费，一种病态的新闻观。
一般的新闻人物，他们深知某些媒体的这种“品位”，自身也有借媒体扬名的需求，于是会迎合媒体的需求创造出一些噱头来“被消费”，在合谋中达到某种高潮。而善良厚道的陈阿婆，无意于成名，躲还来不及呢，不会迎合媒体，拒绝“被消费”。而且一个平凡的老人家身上确实没有多少可以“被消费”的。媒体挖不出来，怎么办？他们就会去编，根据道听途说的信息去编造，甚至完全想当然地胡编乱造。丧失职业操守的过度围观、过度消费下，“陈贤妹被公司辞退”的假新闻很容易滋生。
没有冲突，就制造冲突，没有新闻，就制造新闻，这就是“陈贤妹被公司辞退”的假新闻滋生的舆论生态。陈贤妹救人，折射出社会的病态，而媒体对陈贤妹的过度消费，折射出一种并不比不救人让人轻松多少的媒体病态。
■我的幸福为何别人做主
近来“幸福感”这个议题似乎很受关注，先是中国社科院公布的“七成人感觉家庭幸福”的调查结果引发较大争议，再就是各地的研究机构也在进行类似的幸福感调查。武汉市社科院的年度白皮书一公布，问题就来了，同样的幸福感数据，经当地不同媒体报道出来，让人感觉完全不一样，好像接受调查的不是同样的武汉人！
《楚天金报》的标题是《幸福感调查：七成武汉人“基本满意”》，主要强调“大家比较满意”；而《长江商报》的标题则是《武汉晒市民幸福指数〓平均分63三成认为“不及格”》，看得出来，主要是强调大家不太满意；另一份都市报《武汉晚报》则用了这样的标题《市民幸福感总体偏低〓对未来持乐观态度》，让人感觉不是滋味儿；当地的党报《湖北日报》的标题就中庸多了，是《武汉首次发布市民幸福指数〓总体分值63处于中等》。
当地著名网友“方家评说”对此调侃道：《楚天金报》的标题，政府喜欢；《长江商报》的标题，群众喜欢；《武汉晚报》的标题，政府和群众都不喜欢；《湖北日报》的标题，政府和群众都喜欢。其实，我觉得，不同的不仅是标题，还有标题所流露出的各自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以及新闻对数据的不同侧面的强调。同一份调查，同一个数据，他们不过是各自撷取了符合自己报道取向的角度，强调了各种关心的内容，并通过这种强调植入自己对这个调查结果的态度和立场。有意思的是，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立场、不同的强调，得出的结论完全不同。
学者王则柯先生举过一个有趣的例子，“上海孩子半数达不到平均高度”与“上海孩子半数超过平均高度”说的其实是一件事，可受众感觉就不一样。王老师因此说：在论述重大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时，慎用文字应是社会责任心的一个标记。在武汉人幸福感的报道上，有着同样的问题，“七成武汉人基本满意”和“三成认为不及格”虽是对同一数据的解读，可经由标题和文字表述出来后，强调的意思甚至截然相反，从前者看到的是“武汉人很幸福”，从后者看到的是“武汉人其实不太幸福”。
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媒体其实并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幸福感”本身定义的模糊。“幸福感”本就是一个任人涂抹的小姑娘，媒体只不过是站在各自的数字审美立场上，给她穿上了不同的花衣裳。且不说在此前的调查中，“幸福感”本身已经过无数的扭曲，结论端出来后，媒体的报道就花样百出，更可见这种幸福感是多么靠不住。
这样的角度差异和表述不同，只能强化公众对“被幸福”的深刻理解。老百姓是比较无奈的，无论作为个体还是群体，他们都无法自主地、不被扭曲地表述自己的幸福感，而只能被政客和媒体通过各种文字游戏去作符合自己意志的表述。你幸福吗？请填一个表。在幸福的表述上，你拥有的权利只是填一个别人设计的表，到底是否幸福，表述权就在设计问卷的、统计问卷的、发布结果的和报道数据的人那里了。我们的幸福表述，都是别人在做主。
我的幸福，我感知，我做主，我表述。那些形形色色的统计，那些角度各异的报道，也许都是各怀目的、各取所需的文字游戏罢了。这个问题上，我的观点一以贯之：真正的幸福蕴藏于对“不幸福”的自由表达中。
■报道中那个刺眼的“非京籍”
故宫失窃案基本上尘埃落定，不过围绕这起离奇案件的讨论远未结束。一个至今让我耿耿于怀的细节是，媒体报道中那个异常刺眼的“非京籍”。
偷盗案刚发生后，媒体纷纷聚焦偷盗者身份。许多媒体转载的都是来自“环球网”的一则消息，标题为《故宫价值数千万展品被盗，传已锁定27岁非京籍疑犯》：5月10日下午，故宫博物院在官方微博上发布消息，证实香港两依藏博物馆在故宫博物院临时展出的7件展品失窃。据香港文汇网和星岛环球网5月11日报道，此次丢失展品为金银镶嵌宝石的西式化妆盒，保守估计价值数千万元。有消息称，警方目前已锁定一名27岁的非京籍嫌疑犯。
为什么要交代和强调“非京籍”？这人的籍贯，跟他盗宝有什么关系？他盗宝跟他的籍贯身份有什么关联？人们关心的是谁、在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盗走了哪些宝贝、目前案件侦破情况，交代“非京籍”纯粹多余。媒体这么刻意强调盗宝者的籍贯身份，并当作很大的新闻点做到标题上，潜意识中隐藏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地域歧视：这种丑事儿，不是我们北京人干的，是“非京籍”干的。
“非京籍”的信息并非警方公布，而是媒体从不知来自何处的“内部消息”中捕捉到的。警方确定嫌犯身份后，媒体又开始炒作“山东籍曹县人”这个户籍身份，有媒体甚至进一步贴上“80后”标签——故宫大盗网吧被擒，嫌犯为山东籍80后男子（一个27岁的年轻人，为什么还贴上“80后”这种全称标签呢）。这在网络上挑起了一场对山东籍的恶搞和地域间的谩骂，许多山东朋友都极其反感媒体的这种报道。这，就是那个刺眼的“非京籍”引发的恶性循环。
都说如今的歧视越来越严重，就业中的乙肝歧视，招生中的性别歧视，某些领域的户籍歧视，还有身高歧视、年龄歧视、学历歧视、形象歧视等，媒体披露了很多，殊不知，媒体许多报道的思维、视角、语言中隐藏着许多歧视，像这次故宫盗宝案中强调“非京籍”和“山东籍曹县人”，就属典型的地域歧视。媒体在报道“非京籍”时，没“新闻点”就制造“新闻点”，潜意识中有一种地域身份优越感：我们京籍人才不做这种事，坏事都是外地人干的。“山东籍曹县人80后男子”也是如此，刻意强调，是因为报道者骨子里对户籍有三六九等的区分。
媒体报道中这种地域歧视并非个案，而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习惯。比如，某地抓住一个小偷后，当地媒体报道时，会强调是“河南籍小偷”或“安徽籍小偷”；抓到一个抢劫案嫌犯时，会习惯性地在嫌犯前加一个“河南籍”标签——与“非京籍”一样，虽然嫌犯确实有这样的户籍身份，可作案是与户籍没有半点关系的。可媒体这样一强调，报道多了，就容易引导和暗示公众对某种户籍的人形成集体性歧视，以至一看到这类案件，就会条件反射般想到相应的户籍。深圳当年遭到舆论批评的“坚决打击河南籍敲诈勒索团伙”，很大程度上就来自这种日积用累的报道暗示。社会中的许多歧视，和媒体一篇篇这类刻意强调户籍身份的报道不无关系。
媒体经常报道某地出现“皖北小偷村”、“甘肃乞丐村”、“艾滋病村”等，其实当地也就出现了几个小偷，走出去几个以乞讨为业的乞丐，媒体就给全村贴上“小偷村”、“乞丐村”的污名标签，并冠上整个地名。还有，个别20多岁的年轻人做了什么坏事，媒体一报道就是“80后”如何如何，现在的年轻人如何如何。还有媒体报道的这些字眼，“绑架雇主儿子的河南籍保姆”、“作案的安徽民工”，这些媒体惯用语都非常刺眼。
媒体报道传播力和影响力非常强，负责任的媒体作为社会公器，选择报道视角和报道话语时，一定要谨慎地衡量自己的报道对社会产生的后果，谨小慎微地权衡报道用语对公众观念可能产生的影响。媒体批评诸种社会歧视，媒体作为传播的平台，更应警惕自己报道中无意中流露出的那些歧视性话语。报道内容体现媒体品质，慎用文字也是媒体责任的一个标记。我们媒体人反对外在对媒体的管制，但媒体人自己不能缺了那分道义的自觉和伦理的敏感。
■有一种新闻毒瘤叫黄色标题党
遭遇到网络编辑炮制的黄色标题，同事小白曾心力交瘁。2008年的瓮安事件震惊中外，小白深入当地采访官员和群众，探寻那起严重的打砸抢烧事件后当地治理生态的重建，写出了深度调查《曾让瓮安不安的小镇救赎之路》，忠实反映一个小镇反思中的自我救赎。没想到，报道刊发后网站转载时，标题被篡改成了耸人听闻的《瓮安官员称黑社会是政府养大的》。这一标题完全扭曲了文章的原意，报道通篇写的都是浴火重生后的变化，只是谈到当年黑恶势力形成时，当地一位官员反思说：从某种意义上讲，黑恶势力是我们政府养大的——没想到这句话被无良编辑割裂语境、无视文意地单拎了出来，加粗加黑做成了“惊人”标题。
在这个缺乏耐心、浮躁轻率的浅阅读时代，在标题的误导下，很少有人再去细读报道原文，网民情绪轻易就被标题煽动起，习惯性地将矛头指向了政府和官员，谩骂如暴风雨般涌向当地官员。于是，一篇反思瓮安事件、反映政府重建公信努力的深度报道，在标题被网络编辑篡改后，沦为网络一次消费公众情绪、拉升点击率的机会。当然，这样的反应正是网络编辑所期待的效果，可这是出乎记者意料之外的，更是接受采访的瓮安官方所始料不及的。同事打电话让相关网站的编辑改掉这一扭曲报道、刺激民愤的黄色标题，没想到这些编辑们一个比一个霸道，就是不改。
同事的愤慨，我深有体会，相信很多采写新闻的人都有切肤之痛。前段时间，《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反思当下中国社会的极端主义，我写了一篇评论呼应并延伸这一极富现实意义的话题，题目为《批判极端主义，也要反思现实土壤》。没想到某网站在转载时，将题目改为极具挑动性、起哄性的《中青报驳某些媒体：极端是因权力被垄断》，并列的标题是《人民日报》昨日发文：《民众应摈弃狭隘极端主义〓客观看待腐败》——这样的标题，是对两家报纸评论的双重扭曲，用政治斗争的思维看待不同观点和误导公众，篡改评论观点，刻意营造冲突，消费公众情绪。
这样的黄色标题，是当下新闻界的一颗毒瘤——它既制造着假新闻，误导着公众，以饮鸩止渴的方式损害着网络媒体的公信力，还破坏着网媒与纸媒、网络编辑与传统记者的合作关系，更以“唯恐新闻不刺激，唯恐冲突不激烈”的嗜血偏好，加剧着社会的冲突。
作为一个纸媒从业者，我并不认为网络新闻编辑只是搬运新闻的机器，不认为网络媒体在转载新闻时必须忠实于原标题，而认同其转载的过程有标题的编辑权。我也承认，网络编辑有时做的标题更好，更能敏锐地把握读者的兴奋点和新闻的价值点。但转载毕竟只是转载，网络对标题的编辑权是有限的，必须忠实于新闻报道原文，不能无中生有捏造不存在的观点，不能断章取义放大不合作者原意的信息，不能为了点击率而渲染和夸大冲突，不能为了迎合某种低级趣味而制造低俗的噱头。必须在读懂原文、理解报道的基础上对标题进行再创作，而不能凌驾于作者和报道之上，滥用转载时的编辑权。缺乏文字理解能力的话，就忠实地做一个新闻搬运工和信息抓取机器，不自作聪明，不想当然，不画蛇添足，这种不作为也是网络编辑的一种职业伦理。
可是，这基本的伦理尚未成为网络编辑的共识。传统媒体经过这么多年的积淀，自上而下，从编辑到记者，已经有了一套严格的职业规范，而网络媒体在中国发展的这些年中，尚未建立起一套职业规范。没有规范，就没有底线，没有底线，很多时候就会无所顾忌。在点击率和经营压力下，网络的考评机制甚至纵容编辑做耸人听闻的黄色标题，鼓励网络编辑的流氓化、轻浮化、小报化、嗜血化。加上当下新媒体发展的强势（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传统媒体面对网络的冲击缺乏平等的话语权，这种不均衡的博弈局面，加剧着网络在转载中对传统媒体权利的肆意侵犯。面对网媒小偷般的转载和强盗般的篡改标题，纸媒虽然敢怒敢言却拿它没有办法。
说这种黄色标题是新闻毒瘤，一点也不夸张。其一，它制造着假新闻。标题党喜欢诡辩假标题不是假新闻，其实不然，标题是新闻的一部分，标题捏造了并不存在的信息，当然也是假新闻。而断章取义的夸大，则为假新闻的传播滋生了土壤。其二，误导着公众。不要辩称新闻原文没有变化，在只读标题的浮躁传播语境中，公众很容易被标题牵着鼻子走。其三，破坏着传统媒体与被采访对象的关系。政府部门本就对记者小心翼翼，担心某句话被放大后引发误解。纸媒记者小心地通过善意的报道修复这种不信任的裂痕，可网媒一个断章取义，足以毁掉纸媒无数的修复努力，更让官方对媒体充满防范。其四，破坏着网媒与纸媒的合作关系。本来，网媒与纸媒的良性合作、优势互补可以助推舆论监督，纸媒发掘新闻，网媒扩大影响，纸媒继续跟进，可网媒为了点击率而扭曲纸媒报道，则使合作遇到了巨大障碍。最重要的是，网络黄色标题党的这种“唯恐冲突不激烈，篡改标题挑情绪”的起哄习惯，纯粹是在消费网络的民粹情绪和阶层冲突，利用公众的某种不满赢利。这样的标题只会向本就充满暴戾之气的社会输入更多的暴戾，更多的情绪化，更多的仇恨和对抗。
黄色标题党的毒瘤危害新闻界，某些网媒网编不自律，终会自食苦果的。
■一事当前习惯站队，不适合当记者
近来一条新闻因为充满了戏剧色彩，而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报道称：最近，沈阳一名男子沿着铁路行走时，被经过的火车鸣笛声给惊吓着了，于是他就骂了火车司机。随后火车停下，火车司机下车与这名男子发生撕扯，导致火车在闹市区停留了两小时，造成了交通严重拥堵。
火车司机的脾气竟如此火爆，竟然置行驶的火车于不顾，置交通拥堵于不顾，而下车与人打架，简直野蛮和霸道之极。看到这条新闻的人，自然都会被记者的描述所感染，愤怒地痛斥这个火车司机的荒唐行为，并顺着报道的逻辑将问题归到向来被舆论视为“铁老大”的部门身上。
可是且慢愤怒，这并非事实。据相关调查称，事实完全相反，火车司机并非肇事者，恰恰是受害者。一男子沿着铁路行走，司机为安全而鸣笛，可能被鸣笛声吓到的他，就骂了司机。司机并未理睬，开车继续前行。而那名男子火气未消，带着一帮人在原地等候，等火车返回经过时，跳上火车，将司机拉下车进行殴打。于是就有了“火车在闹市区停留两小时造成严重拥堵”的结果。
原来如此，那男子也太暴躁、太嚣张了。可为什么在记者的报道中，却完全是相反的描述？除了采访不扎实，被表象迷惑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一事当前，不顾事实如何，而是先选择站队。站在一个“弱者”的立场，一个“反抗强者”的立场，一个迎和民众喜好、容易赢得公众鼓掌的立场。这条新闻中就是如此，面对一个火车司机与行人的纠纷。记者并没有深入地探寻真相，而是先入为主地站队，站到了多数人都有的身份——“行人”这一边，站到了批判铁路部门的那一边。因为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铁路部门是一个强势的存在，那么所有依附于其身的符号都被当作公众的“对立面”，“火车司机”自然也被当成了一种强势符号。那个行人，似乎就成了“火车司机”欺凌的对象。
这种站队的报道，很容易取悦读者，并在网上成为热点。行人打火车司机，不会被当成新闻，而火车司机竟然打行人，就是大新闻了。可惜，新闻报道不是编段子，不是写剧本，也不是比拼精彩和荒诞，而必须忠于事实。记者写报道，不是帮人申冤，不是替谁维权，也不是当某个群体的利益代言人，而必须站在中立、公正的旁观者的位置去记录真相。一事当前先站队者，不适合当记者，而适合当鼓动家。
可惜这种站队思维在新闻报道中大行其道，很有市场，越会站队，越会迎合某个群体的记者，似乎越受欢迎，写的新闻越容易引起“轰动”。
一些记者已习惯了这样的站队。有报道价值的新闻，一般都有冲突，记者报道的时候，就会选择站在哪一边替他说话。比如，当发生医患冲突时，记者会先入为主地站到患者那一边。毕竟，因为医生门槛比较高，这辈子多数人都成不了医生，尤其是记者，只会有一天躺到床上成为医生救治的对象，患者可能是每一个人的归宿。于是，为迎合这种多数人的利益感，记者就会站到患者一方替患者维权。当带着“替弱者维权”的立场去报道时，关于医患冲突的报道自然就很难保持客观了。也有无理取闹的患者，医院也很弱势。当年在著名的深圳“八毛门”事件中，医院显然就深受患者的谎言之害，媒体也被患者牵着鼻子走。不客气地说，当下医患的交恶，与一些媒体在医患冲突中不客观的报道、对医生的妖魔化有很大的关系。
还有，当消费者与企业发生冲突时，有些记者也会“本能”站在消费者那一边。因为记者也是“消费者”，替消费者维权、反抗强势的企业似乎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可并非如此，站队远离了新闻专业主义。一个著名的案例是，消费者曝光某饮料内含水银，毒死了人，媒体也跟在后面炮轰企业，可后来真相却是，有人故意投毒，并故意把矛头指向企业混淆视线。当鸡蛋与石头碰撞时，选择站在鸡蛋那一边，这话很流行，很有道义上的美感，其实站不住脚，尤其对记者而言，因为你无法判断谁是强者谁是弱者，更无法根据强弱身份来判断是非对错。
记者在生活中有很多身份，患者、消费者、乘客、家长，但作为记者时，就应该去掉这些利益身份，远离站队，而做一个公正的旁观者。这，正是记者这个行业存在的正当性基础，也是为什么自媒体永远无法取代传统媒体的原因。自媒体再强大，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记者，记者需要专业门槛——而最大的门槛，就是客观中立的媒介素养。
■面对多数人时考验媒体勇气与宽容
从业多年，一直将这句话奉为座右铭：当我们是少数人时，我们可以检验自己的勇气；当我们是多数人时，我们可以检验自己的宽容。这句话是很深刻的，提醒媒体人要时刻保持一种理性的精神和强大的内心，不被人群所绑架和裹挟，而坚守独立和客观的判断。多数并不代表着正确，少数并不意味着错误，当自己站在少数人那一边时，面对多数压力要有勇气去坚守；当自己站在多数人那一边时，要摒除多数派的霸道和自负，以谦逊的态度和宽容的精神去对待少数派，不以势压人，保持平等交流的平和。也许，真理和真相就在少数那一边。
毕竟，多数和少数并不是恒定的标签，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多数派或少数派，在这个问题上可能站在多数一边，在那个问题上可能是少数派。身份和立场不断变迁，是非永远优先于这种派别标签。今天以多数派的霸道去对待少数，当有一天自己成为少数时，会受到同样的压制和强迫。
之所以有这番感慨，源于对当下某些媒体和媒体人从众的忧思。他们缺乏独到和独立的判断，并无恒定的价值观，把大众当作神，把不靠谱的“民意”挂在嘴上——随意找几个网友做个调查，或者坐家中想当然做个统计，就敢说代表大众、民意、多数人的观点，并唯所谓“多数人”和“大众”的马首是瞻。
其实，“民意”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似乎带着天然的正当性，拥有某种道义上的优越，每种力量都想助“民意”论证自身的正当性。一说某种认知是“大众”的观点，似乎就有不证自明的正确性。其实，大众是一个极其模糊的概念，别说“大众”不是一个确定的实体，即使存在，也并非正确和正义。相反，大众有些时候是非理性的，民意也可能被误导了，比如有些工业项目的污染被夸大了，民意被利益集团裹胁了，公众受到了一些似是而非观点的误导，多数人都因为自私而被蒙蔽了双眼，或者因为群情激奋的疯狂氛围而降低了大众的智商。
所以，民意不是神，多数人不是天，大众的屁股并非不可以摸。面对陷入情绪化的公众，虽然说出某个不符合其期待的道理，会招来无数口水和板砖，甚至遭遇网络暴力，但媒体人还是应该勇敢地讲出来。有时候，理性的表达虽然无法说服一个装睡的人，但起码可以让围观的人认清或接受，起码可以向社会输入理性的力量。媒体人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而不是“大众”，所以，不必迎合和揣摩，更不能在迎合中改变自己的判断。不媚权，不媚钱，不自媚，也不要去为了赢得廉价的掌声和“斗士”的虚荣而去向“多数人”献媚。
一个艺人说得好：这个世界上最常见的是太多的小恩小惠，让人想放弃自己的坚守。身处各种利益场、权力场、舆论场中的媒体人，更容易受到种种小恩小惠的诱惑。
不盲从，尤其不盲从于所谓的“多数人”，是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应该对流行的论调或者主流的观点保持警惕，保持距离。不要先入为主地认为大众、民意、流行就是对的。很多时候真理最大的敌人，并不是谬误，而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些似是而非的观点——这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往往都戴着大众和民意的面具，潜伏在“多数人”中。没有多少浮华的论调是不证自明的，在判断的价值次序中，事实、原则、逻辑的原理优先于任何夸夸其谈。
媒体和媒体人常犯的另一种病是随波逐流。尤其是对待新闻人物上，有时拼命地捧一个人，仿佛这人是神。当这个人被曝出问题时，又拼命地贬这个人，仿佛这人一无是处，对其往死里整。转换间毫无心理障碍，翻脸是瞬间的事。对郭德纲是这样，如今对加藤嘉一也是如此。新闻热点，就在这种捧与贬中高潮迭起。无论是捧还是贬，都提起了议题，表面上看媒体大受其益，长期看则是公信力的流失。
只有一份有着恒定价值追求并保持着一种开放精神的新闻纸，才会真正赢得尊重。
■为何微博带来的不是交流而是撕裂
2012年7月，大学教授吴法天（网名）与记者周燕的一场斯文扫尽的微博约架，在微博上鸡飞狗跳。约架双方都自恃站在正义一边，有以法律的捍卫者和暴力的受害者自居，有以“为民除害”的英雄自居。其实，这场约架与自由、民主、法治之类毫无关系，没有胜利者，正义是最大的受害者；没有谁站在正义一边，一个巴掌拍不响。毫不客气地说，这纯粹是一场丑陋的闹剧。
这场丑陋的闹剧，将微博上的冲突和暴力转移到了现实生活中。更准确地说，这是一直以来弥漫于微博上的暴戾之气的必然产物。话语暴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是赤裸裸的拳头暴力。近来集中发生的微博约架，不是孤立和偶然的，而是长期以来微博中所蓄积的矛盾、情绪和暴力的激化和爆发。
面对这场约架，不得不反思的问题是，为什么曾被歌颂为一个各阶层交流平台的微博，带来的不是沟通、交流和理解，而是冲突、仇恨和撕裂？为什么这个沟通的新媒体平台，没有凝聚社会的共识，反而扩大了分歧？
身在微博之中，会强烈地感受到这个新兴的舆论场中所弥漫的撕裂氛围。没有多少理性的交流和探讨，更多是情绪化的抱怨；没有几个愿意去倾听别人的声音，都想将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别人；没有多少用逻辑和事实去说服对方的耐心和善意，大行其道的是诡辩、修辞、表演和对大众情绪的消费与迎合；没有超过两三个回合的探讨，泛滥的是立场和观点不一时污语相向的乌烟瘴气。
这样弥漫着暴力的舆论场中，必然会孕育出约架。只两个人，架其实都约不起来，更打不起来。它需要嗜血的起哄者、狂躁的围观者、撕裂的社会情绪、势不两立的氛围——这些，微博中都有了。
为什么微博带来的不是交流，而是撕裂呢？问题首先在于现实社会的阶层撕裂，微博不过是现实问题的放大器。这一次的约架，准确地说，其实是现实中的戾气和冲突经由微博发酵后，又体现于现实中。贫富差距、立场迥异、阶层差别、身份不同经由微博舆论场的撕裂后，激化为不可调和的斗殴。约架双方都有一种鲜明的派别、阶层和立场意识，不是为了自己一个人在打架，而是为了各自所代表的派别和群体。
虽然起于微博，但深层次地看，这种约架与社会中的其他冲突并没有不同，而是一种矛盾激化的缩影。
本来，微博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可一般人只会选择自己喜欢的人、跟自己立场一样的人、同自己一类的人去关注，只会选择关注那些符合自己偏见的观点、契合自己想象的信息和迎合自己想象的新闻，这必然会导致立场上的自我强化和圈子的自我封闭。这种强化和封闭下，会产生一种“我就掌握着真理”的致命自负。其实，事实并非自己所想象，真理也并没有在握，那些不同的声音和真正的事实，都被自己选择性屏蔽了。
很多人在微博上发言，都自命掌握真理代表正义，却从来没想过真理可能掌握在别人手中。当站在多数那一边时，考验着一个人的宽容；当站少数那一边时，考验着一个人的勇气。可这些品质在微博上都是稀缺品，只有霸道充斥其间。当霸道遭遇霸道，必然就是一场混乱的群殴。撕裂便由此而来。
■顺微博者得和谐，逆微博者失公信
有感于近来微博在一系列公共事件中的活跃，一位官员朋友向我感慨：随着公众运用微博的熟练程度的提升，微博对突发事件的介入和行动速度也快了很多，两三个小时内就能从一般的信息发布，到施以援手，到寻找最美，再到支招儿，直至问责。
这位官员朋友一直在深度使用微博，所以他对微博的观察非常深刻，能够敏锐地感知到微博在介入突发事件和推动公共事件方面已经越来越娴熟。在一次次介入公共事务的民主操练中，网友已经对微博运用自如：知道怎么通过微博凝聚分散的网友，怎么将碎片化的信息整合成较完整的信息，怎么去核实信息源，怎么吸引注意力让自己的声音被更多人看到，怎么借助微博去推动公共行动。越来越熟练的微博运用，正将微博的公共效用发挥到最大限度。
娴熟地运用微博所对应的是，提升了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尤其从这次北京暴雨来看，微博的自组织能力真是太强大了。一个个微小的力量，组织起来后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面对网友的转发对事件进程的影响，不得不感慨，微博绝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创新和社交平台，它在当下的中国社会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自组织功能。一盘散沙的民众，缺乏凝聚起来表达诉求的制度性平台，微博的出现，则填补了这种空白。
进入的低门槛，表达的相对自由，开放性，草根性，平等性，接近性，零距离，使微博的影响力迅速超越传统媒体。在很多人眼中，微博早已超越很多传统媒体而成为他们心中的主流媒体。一事当前，先看微博，只信微博，并养成了通过微博进行表达和与人交流的媒介使用习惯。当多数人养成了这一习惯后，民众就有了一种凝聚成合力的媒介。当公民掌握了这一媒介，社会的自组织能力自然大为提升，这种自组织能力，是形塑公民社会的核心。
当微博在突发事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民间声音和行动迅速凝聚，甚至主导了事件的舆论场时，对政府的舆论引导工作是不小的考验。我的判断是，政府当在顺应微博舆论场中发出官方声音，融入微博之中与微博共舞，顺微博者得和谐，逆微博者失公信。
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在这一次北京暴雨的微博舆情处理中，树立了一个很好典范。媒体人出身的新闻办主任王惠女士在暴雨发生后，一直在微博上发布相关信息。以“惠转发”的形式转发实用信息，以“惠直播”即时播报政府态度和行动，以“惠感动”表达对爱心市民的敬意……当有网友在微博中抱怨涉水熄火车辆被贴罚单并＠王惠后，她迅速向市领导反映了这一情况。政府迅速作出回应称“在遭遇突发灾害的情况下，对熄火车辆贴罚单是不对的，所贴罚单作废”。这样即时并主动的舆论处理，避免了此事在微博上的放大和发酵，形成了良性的互动。这样的微博运用掌握了两个关键：一是融入微博之中；一是迅即作出反应。
不融入微博之中，还像以往那样摆官僚的谱儿，等其他人慢慢汇报，慢慢走程序，网上早就是铺天盖地的批评声了，官方已经变得无比被动。民众在突发事件中运用微博越来越娴熟，缩短了舆论形成的时间，留给政府反应的时间也就越来越少。网络舆情变化，风云莫测，甚至以秒计算。一种质疑和批评，如果不迅速回应，而等一觉醒来，会发现已经成为靶子，被架到火上烤了。
微博超强的自组织能力，实际上也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比如，在过去，在一个突发事件上，政府救援的速度稍慢一些，也许还问题不大。可在微博时代，微博迅速组织形成舆情，民间救援走在了政府前面一大步。政府的组织慢一拍，就会显得比较刺眼。这时候，负责任的政府部门，不仅应该融入微博，借助微博的力量，还要有与微博竞争的意识。不仅是信息发布的竞争，权威信息要走在谣言的前面，也是行动的竞争，不要让人感觉是被微博推着走逼着走，而应该是在相互补充相互携手中一起走。
顺微博者得和谐，逆微博者失公信，这么说，并不等于必须迎合和讨好微博，更不意味着微博就代表着正义和真理。绝非如此，微博鱼龙混杂，有不少虚假信息，有很多缺陷，会有“别有用心者”，甚至有时是污言秽语的公共厕所。“顺”的意思并非让人们去唯微博马首是瞻，被微博牵着鼻子走，而是应该融于其中听取微博中的民意，关注这个日益重要的舆论场，寻求理解和共识。
无法回避的现实是，中国当下有两个舆论场，一个是以传统官方媒体为代表的舆论场，一个是微博所代表的民间舆论场，两个舆论场显然缺乏交流，在很多时间甚至传播着相反的声音，在情绪和气场上也是对立的，官方和民众各站一边。有识人士的判断并非耸人听闻，如果两边继续像今天这样自说自话，缺乏交流，两个舆论场很容易发生“追尾”的危险，如在突发事件的雷击之下失去沟通，对话和协商机制失灵，激烈的冲突难以避免。
看看当下的突发事件的处理，凡是处理得好的，都是微博运用得好的；凡是处理得差的，都是在微博上被批得一塌糊涂的。是顺，还是逆？实践早就给出了答案，我们不能悖传播规律和时势去行事。
■当网媒跟屁虫，传统媒体只有死路一条
当地时间2012年10月18日，美国《新闻周刊》宣布，将在年底把纸刊和网络杂志《野兽日报》合并，推出全数字化的《全球新闻周刊》并裁员，从而结束这家杂志为期80年的纸版发行史。又一家纸媒“关张”，新媒体的拥趸们欢欣鼓舞，弹冠相庆，传统媒体则如丧考妣。
我倒觉得，传统媒体的同行们不必忧伤，不要以为自己这个行业没有明天了。美国《新闻周刊》告别“纸版发行史”，只是个案而已，并非普遍现象。他们走到今天，并非都是新媒体的冲击，更有其自身经营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告别“纸版发行史”，并不意味着纸媒的死亡，而是为了顺应读者的阅读习惯，是与新媒体融合的结果，只是换了一种存在形式。新媒体只是阅读的渠道，传媒业还是一个以内容生产为核心的行业，内容不死，思想不死，传统媒体就不会死。
但是，传统媒体不能无视新媒体这个新“渠道”的冲击。抱残守缺，故步自封，不思改革和融合，毫无主见和判断地追随新媒体，只有死路一条。
一个需要澄清的事实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并非对立关系，而是互补关系。新媒体对讯息的快捷传播，更符合公众的信息消费习惯，所以纸媒要扩展报道的影响力，离不开新媒体。当然，新媒体同样离不开传统媒体，无论是新闻信息的生产和供给，还是在公信力上，它都严重依赖传统媒体。如果哪一天所有的传统媒体，从报纸到电视台到杂志，都拒绝网站转载新闻，那么，各大门户网站的首页将会一片空白。至少在目前，传统媒体仍然是新闻生产的主力。微博也一样，如果哪一天将微博中首发于传统媒体的内容都剔除，它所传播的有效资讯将非常有限。
毫无疑问，如果哪一天全世界电脑的复制和粘贴键都突然失灵，那么网站基本上就得关门，新媒体就会成为死媒体。这样说，倒不是因为传统媒体人的自负，而是想强调两者的互补关系，两者已经融为一体，离了谁都不行。
不过，不可忽视的现实是，传统媒体的日子并不好过。一方面，由于读者越来越习惯于从网络上获得信息，一些纸媒的发行量在下跌；一方面，由于信息管制的不均衡，很多信息能从网上看到，从传统媒体上看不见，传统媒体的公信力不可避免地在一次次公共事件中流失，被读者抛弃。
正因为如此，传统媒体一直都对“微博主流媒体化，主流媒体边缘化”的趋势耿耿于怀。《小康》杂志2012媒体信用调查显示，微博公信力首超广播、杂志。在“公众心目中公信力最强的主流网络媒体”排行中，新浪、腾讯远超人民网和新华网，微博排在了“受访者心目中公信力最强”媒体类型的第4位，位列广播、杂志之前。不得不承认，在这场传统媒体与微博所代表的新媒体的遭遇战中，传统媒体基本上是败了。
节节败退，不仅在“他杀”，更重要的是一些传统媒体在“自杀”。“自杀”的一个特征是，丢掉了传统媒体应该坚守的“传统”优势，或惊慌失措或偷懒或无主见地被新媒体牵着鼻子走。
不得不说，在议程设置上，传统媒体是失职的；在创造社会流行语方面，传统媒体得分基本为零；在设置讨论话题上，传统媒体基本没有贡献；在引领公众讨论和引导舆论上，传统媒体也非常乏力。很多都市报的版面上，新闻基本上是从网上扒来的，都是“网友曝”如何如何；很多广播节目，也是从这里抄一段，从那里抄一段，开口闭口都“某某话题在网上引起热议”。前段时间“元芳，你怎么看”无厘头地在网上走红，引曝微博讨论，几天后不少纸媒竟然花很大的版面炒微博冷饭。难怪很多读者批评：纸媒难道没有更重要、更有价值的信息去报道？
新媒体提供了很多谈资，信息海洋中的话题取之不竭，这也养了一大批偷懒的编辑和记者，不去创造性地设置议题进而引导讨论，而是奉行“拿来主义”，成为网络的跟屁虫。
当然，新媒体也是一个新闻富矿，给传统媒体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闻线索。但这应该是一个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合作，展现新闻纸品质和“传统”之优势的地方。“传统”不是媒体的麻烦，而是优势，这些传统优势包括：不轻信传言、核实信源的习惯；不轻听偏信、兼听则明的客观品质；不乱贴标签和想当然，深入现场、用脚采访、用笔还原、求索真相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不被情绪牵着鼻子走，不被愤怒左右，不迎合不取媚，一事当前先问真相，真假优先于立场。可一些传统媒体完全丢掉了这些传统，在精神上沦为新媒体的附庸，网上的信息竟然不加求证就拿到版面上；消费网上的情绪，而不是负责任地引导。
传统媒体坚守传统并融合新媒体技术，才有光明的前途；当网媒跟屁虫，只有死路一条。
■节制使用“最美”，防范道德浮夸
从“最美教师”到“最美司机”，再到“最美孕妇”和“托举哥”，近来社会涌现出一批感人至深的好人。其实，我倒不觉得这些好人是突然间涌现的，而是在社会中一直默默地存在。我们的社会从不缺少美德，只是缺少发掘的眼睛，在一种集体发掘的氛围中，这些一直在我们身边、融于我们生活中的好人被挖掘出来，成为一股滋养公众情感的道德暖流。
每涌现一个感人的英雄，舆论就喜欢冠之以“最美”，几乎每个职业都已经发掘出各自行业的“最美”了。毋庸置疑，这样称呼，虽然用多了会让人感觉话语贫乏和赞美套路化，却是公众发自内心的朴素赞美。这些道德典型，并不是自上而下塑造的，而是来自鲜活的草根、自下而上被发现、被传播、被赞美并成为楷模的。“最美”是网络用语，带着网络传播的特点（“最”的标签更容易广泛传播）和网络草根的情怀，这便是“最美”符号的源头。
那些美好的行为令人感动促人奋进，不过，“最美”之类的符号用多了，就容易让人产生道德审美疲劳——物极必反；“最”字用多了，就让人没感觉了，甚至产生逆反心理。正如有人抱怨的，现在一看到“最美”，甭管事迹多么感人，首先就没有感觉了。当然了，更让人担心的是，这容易在社会上滋长一种道德浮夸风，大家沉浸于“最美”包围的氛围中，产生一种“道德完美”的幻觉，对现实产生不切实际的认知和判断。
也许对那些英雄的壮举，我们实在找不出更好的词来形容我们受到的震撼和对他们的景仰，于是习惯性地选择了“最美”这个词。确实，无论是吴斌，还是张丽莉，他们的行为让人震撼，再高级的形容词、再高调的赞美都不为过。但这种千篇一律的、套路化的“最美”，已经沦为一个虽然很大却很空洞的符号，恰恰表达不出我们真正的赞美。真正的尊重和赞美，并不是使用这种千篇一律的符号，并不是使用华丽的辞藻，而是发自内心的朴素情怀。
也许我们身边有很多一再超越我们想象的丑恶，也许我们对道德现状深深不满，想借助“最美”这样亮丽的字眼提振我们的道德信心，给自己传递一种“生活中有很多美好”的乐观、阳光暗示。但不得不说的是，现实是无法用“最美”去掩饰的，信心也无法借助某个词语就能提振。中国社会的道德重建，需要一点一滴去积累、去培养，而无法在高扬“最美”的道德浮夸中将道德理想国一日建成，无法在“最美”的动人幻想中实现高歌猛进的道德跃进。
当然了，“最美”在语言学上也是不合适的。没有最美，只有更美，人类在至真、至善、至美的理想追求中，是没有止境的。对英雄之举，需要恰如其分地评价和赞美，而不是无节制地唱高调，过度高调显然就是“不着调”了。另外，“最美”的标签也不利于典型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冠以“最美”后就被捧上神坛，平凡的公众只能将其供着膜拜，而不会去学习和行动。
我不相信没有比“最美”更合适的词去形容我们的道德典型，“最美”滥用，暴露出了网络语言使用的一种惰性：喜欢从众随大流，缺乏创新精神，热衷于追风赶潮。一个流行词、流行语风行后，不把它用滥、用臭、用到让人反感，是不会罢休的。很多词语，就是在这种过度消费、过度传播、过度阐释中被毁掉的。爱惜英雄，珍惜美好，就不要再毫无节制地使用“最美”这样的字眼了。
■做道德的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
3岁女童琪琪悬挂4楼阳台，一“黄衣男”徒手爬上3楼防盗窗，足足将女童托举了十余分钟，在女童获救后他默默离去——“托举哥”的默默离去，并没有阻止他的火。他的事迹在微博上被火爆转发后，媒体开始了一场寻找“托举哥”的活动。“托举哥”被找到了，虽然这个可爱的年轻人一直说“不要把我当英雄”，但那套已经运作起来的“英雄塑造机制”是停不下来的，“托举哥”不可阻挡地成为英雄，媒体盛赞他，官员慰问他，政府奖励他，民众围观他，一直找不到工作的他收到了无数企业的橄榄枝。
“托举哥”显然很不习惯突然成为焦点，疲于面对媒体采访的他说，“真没想到会这么累”，每天最想“能够早点回家睡觉”。面对这种“善意”的媒体轰炸，以及程式化的“英雄塑造仪式”，疲惫的不仅是“托举哥”，还有公众的道德审美。
我能理解媒体扎堆追捧“托举哥”的善良初衷，是想通过赞美他来传播正气，重建社会道德，让因道德沉沦而悲观的公众看到社会的美好；同时，也给“做好事有风险，谁还敢做好人”的消极心态以纠偏——做好人是有好报的。这份善意固然可嘉，可是，这种扎堆赶集式的赞美如果缺乏节制，缺乏应有的道德反思和集体内省，而仅仅是围观、追捧、奖励，就会沦为一场对个人英雄的舆论消费，热闹之后，什么也留不下。
中国当下社会的道德重建，最需要的是通过个体实践，为道德建设注入正能量，让每个人都成为道德的生产者，而不是从别人的道德行为中获益的道德消费者。社会的道德建设最稀缺的不是“坐在路边鼓掌的人”，而是行动者——扶起摔倒的老人、救起落水的儿童、托起悬空的孩子。我们都生活中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是体制、道德的一部分，而不是置身事外的观赏者、围观者、鼓掌者。只有每个人都成为道德的生产者，而不是道德的消费者、消耗者，这个社会才会形成一种健康的道德生态。
做道德的生产者而非消费者，有两层含义。
第一层，每个人都应该去做有道德的人，从而形成一种相互受益的良性循环，而不能只想搭道德的“便车”，享受着别人“做好事”带来的好处，自己却不愿贡献道德资源。如果每个人只想“搭便车”，都将责任推给别人，最终社会将成为一个“他人即是地狱”的可怕丛林。
第二层，要积极用实践行动去生产道德，而不是以廉价的赞美和喧嚣的围观去消费别人，鼓掌和赞美是容易的——当然，对英雄的赞美是不可或缺的，“让好人得到好报”、“听到公众的掌声”也是一种积极的道德生产。可现实是，“坐在路边鼓掌的人”太多了，而躬身践行者稀缺。对一个见义勇为的英雄，社会从来不吝惜赞美、掌声，不缺感动，不缺各种形式的致敬，缺的是行动上的追随和精神上的信仰。
近段时间，社会上涌现了很多让我们赞叹的英雄，不仅有“最美教师”、“最美孕妇”和“最美司机”，还有像“托举哥”这样的英雄。其实，让人感动的不只这些典型，有些人虽然没有成为舆论聚焦的英雄，但其行为一样让人感动。比如江苏一个叫仲丛贵的人，开车路过河边时听到有人落水呼救，便停车跳进湖中将落水者救上岸，因为着急救人，忘记关车窗。上岸之后，他看到车里的包不翼而飞，包里有给女儿婚礼购物的现金。尽管仲丛贵很气愤，但他说为救人即使丢十个包也值得，以后还是会救人。一句“以后还是会救人”让人肃然起敬，虽然他没有像“托举哥”那样赢得舆论的追捧，但向社会中输入了道德正能量，履行了道德生产者的责任，是否被关注已无关紧要。
让我们带着敬仰之心，默默看着做好事者转身离去的背影，在以后的生活中想起他们“以后还会救人”，并像他们一样做一个负责任的路人。这个过程，虽然没有壮烈的牺牲，没有激昂的口号，没有喧嚣的赞美，静默无声中的道德感化，却更能触动我们的内心。
■权力别逼着民众过愚人节
在愚人节，愚人新闻、愚人游戏、愚人策划、愚人商品等让愚人节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娱乐链条，并成为一种文化和商业现象。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中国人的娱乐精神早已与世界接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懂得娱乐，敢于娱乐，是自信的表现。
愚人节，是市民社会的娱乐狂欢，愚人，是公众之间善意的玩笑。其实，不仅是愚人节这一天，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有娱乐精神的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愚人节”文化，面对办公室中、PARTY上、聊天时善意的“愚弄”绝不会生气，而能以轻松和宽容去参与娱乐——因为，我们都知道，那只是一个玩笑，不是真正的愚弄，而仅仅是恶搞；不是为了整人，而仅仅是娱人；不是真把恶搞对象当成愚蠢的人，往往是找最亲近、最熟悉的朋友去娱乐。
可现实中，有一种愚人，不是娱乐，而是低估人的智商，真正把人当作蠢人去愚弄；不是恶搞游戏，而是霸道地去捉弄那些无力与其平等博弈的人，玩弄那些在他们看来是傻瓜的人。面对这样的愚弄，你虽然怒气冲天，却无法“反愚弄”，也去愚弄那个愚弄你的人；虽然明知道这是一场愚弄，你只能选择“被愚弄”，而无法拒绝。这样的愚人，不是一般的愚人，而是权力对民众的戏弄、玩弄和愚弄。
现代社会，可以被同事愚人，不容被权力愚弄。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权力愚人现象在我们的社会中非常普遍，不仅是个案上的，而呈现出制度性的特征。权力愚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丑闻被曝光后的权力表现。有些地方的政府部门和官员，习惯低估民众的智商，而做一些明显是愚人的解释。比如，陕西某地政府官员私分民间收藏家向政府捐赠的文物。丑闻曝光后，官员向媒体解释说“是保管在个人家中，而不是私分”——这就是典型的愚人。还有，海南某地一个6000多套限价房项目仅仅针对公务员销售，每平方米3000多元的房价远远低于周边每平方米25000元的普通商品房价格。官员的解释说，是为方便公务员上下班，可为政府节省很多油料——这样的解释难道不是把老百姓当傻瓜！
一些部门对丑闻的解释充满着类似的愚人色彩，坏事，都是临时工干的；出了差错，都是“技术原因”；下属犯了错误，永远都是个人行为，领导永远都是“毫不知情”。某些政府部门掌握着新闻的发布权、信息的阐释权，垄断着话语权，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他们敢于愚人。
其二是某些政府部门在信息公开上的表现，也是习惯把老百姓当愚人。无论是公开灾难信息，还是突发事件的信息，不少地方拒绝公开最理直气壮的理由就是：担心公开信息后会引发恐慌，真相会引发很大的不稳定。比如，某地发生手足口病疫情后，当地政府拖延多日后才公开疫情，理由就是“怕引发恐慌”。还有某地流传钴60将爆炸的传言，当地政府拖延公开的理由也是如此。事实真的如此吗？民众真的愚蠢到对真相没有了承受力，一公开真相就会惊慌失措吗？事实证明完全相反，突发事件后充分地公开信息，只能让人更加聪明，而政府捂盖子才是引发社会恐慌的源头。愚蠢的不是民众，而是那个捂盖子的公权力。
其三是在民主问题上，一些官员也习惯低估民众的素质，把民众当傻子。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在决策时拒绝实行民主的一大理由是，民众普遍素质太低，还没有发展到能够使用民主权利的程度，让他们参与决策，既浪费时间，又容易造成混乱，还无法保障决策的质量。所以，还不如直接让精英们关起门来决策。在这个问题上，已逝的宪政专家蔡定剑先生早就做过系统的批驳。不要低估民众的民主素质，其实，民众在行使民主权利上有一种天然的本能，捍卫自身利益的冲动会让他们去用好手中的权利，民主素养与文化水平无关。农民不懂民主的罗伯特规则，可他们发明的“萝卜青菜规则”异曲同工地反映了民主的本质。
还有，在一些公共问题上，一些部门动辄就想到“管制”的方式，总想去自上而下地去监管和教育老百姓，却不放手让民间去进行道德自治；在民间慈善问题上，正如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所批评的：什么事情都搂在怀里，自己做不过来，又不肯放权、放手让社会力量做——骨子里，也是把老百姓当愚人。
我过愚人节，我快乐；可有些政府部门的权力天天逼着我过愚人节，天天“被愚人节”，我就很不乐意了。
■你是我养的
有记者就保障房建设问题采访某市某委宣教中心，一位杨姓女处长接电话时态度很不友好，记者表示了不满，杨处长这样教育记者：“你不要搞错，你来采访，我解答，你才能拿到稿费。我代表某委拒绝回答……”同事问：“公众的疑问你们也不答？”杨处长说：“你能代表公众么？你以为你能代表谁？”——瞧杨处长这火爆劲儿，继续说下去，估计“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这样的话就要飙出来了。
记者将这段经历写入微博后，引起好几位媒体同行的共鸣，大家都感慨，跟有过媒体从业经验的宣传官员打交道，一般都不会有沟通障碍，对方大都会设身处地体贴记者，而跟不懂媒体的人打交道，对方则习惯于把记者当敌人。
像杨处长认为“接受记者采访是让记者赚稿费”一样，带着恩赐心态看记者的官员，不在少数。2011年9月，内蒙古一学生骑车被无盖井“绊倒”受伤，当地记者就此找到信访办，要求其帮助找出无盖井主管单位以解决问题，却被有关负责人指责：“为了挣两个稿费，你在制造矛盾，我要到上级单位举报你！”“媒体尽给我们惹麻烦！”
好一个“我解答你才能拿到稿费”——仿佛是官员养着记者和媒体。几年前，有一位记者采访一位局长，对方拒绝受访，记者要求其必须回答，对方反问凭什么。“你是我养的。”记者平静又硬气地告诉他。
你是我养的——说得真好。这句话，不仅应该成为记者的宣言，更应成为纳税人的宣言。这句话也该贴到每个公务人员的办公桌前，时时刻刻提醒他们，自己的权力来自哪里，自己的工资福利来自哪里。想明白这个问题后，对记者、公众、纳税人就不会那么狂妄和霸道了。
公务员是纳税人供养的，这本是现代国家的常识，每一个公务员面对纳税人时，都该有这种“被供养”的谦卑感和感恩意识。20世纪80年代，上海为了让公务员感受到自己的工资来自哪里，每个月发工资时，都会邀请纳税人代表给公务员发工资，以这种仪式强化其“被供养”的认知并尊重纳税人。可惜，现在没有这种仪式了——其实，如果我们的制度能够驯服权力，无代表，不纳税，纳税人能通过监督和问责行使“供养者”的民主权利，“敬畏纳税人”就会自然制度性地内化到每个公务员的心中。
正因为缺乏“被供养”的谦卑感，不少公务人员反倒有一种强烈的恩赐意识。显然，那位杨处长，面对记者时有着强烈的“你的稿费是我赐给你”的优势感和恩赐意识。在她看来，如果自己不接受采访，记者就写不出稿件拿不到稿费，所以是其养着记者；她不发布信息，媒体就没有新闻刊登，所以是其养着媒体；媒体没报道，公众就没法儿知情，所以是其养着公众。
这样自负的官员可能没有想过，如果不是纳税人养着，她每个月只能喝西北风；纳税人供养着这个职位，供养着她，就是让其就保障房等问题解答公众各类质疑，发布相关信息，公开政务新闻——而记者是官方与民众间的一个媒介，民众通过媒体向政府寻求知情，政府通过媒体发布信息。官员的工资是纳税人发的，记者的稿费是读者给的。记者可以用“你是我养的”这个理由，要求官员解答民众困惑和满足公众知情权。新闻媒体的采访权，舆论的监督权，也都源于此。
看来，很多像这位杨处长一样“不知道自己是谁养着”的官员，都应该深入媒体“走转改”，接受一下纳税人的再教育。不清楚是谁养着，摆不正自己的位置，是当不好官的。
在这个问题上，某些专家学者也很糊涂，比如北大教授孔庆东。这个常以粗口和谩骂而饱受争议的教授，又向纳税人爆粗口：你纳税人就有权指挥政府吗？你少拿纳税人来说事，我最讨厌别人在我面前说，我是纳税人我干啥干啥的，告诉你，滚你妈的蛋——笔者不赞成那种万事扯上纳税人的观念，但更反感这种视纳税人为无物的极权观念。一名北大教授，在公开的视频节目中表现得如此没有素质，如此没有基本的是非，真让人瞠目结舌。北京大学，每年中央财政拨款无数，一个受惠于公众纳税的知识分子，不去监督政府怎么花钱，反而如此恶毒地仇视纳税人，如此忘本，这让人咋舌！
弄清楚被谁养着，这真是一个大问题！
■“胡喷的经济学家”已成一大公害
这个“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经济社会中，没有哪个学科比经济学更耀眼，自然，也没有哪种知识精英比经济学家更风光。这个时代，敢于和娱乐明星比拼出镜率和出场费的，只有明星经济学家了；没有哪个行业和学科，像经济学界这样与权力和资本有着如此深的关联。正因为经济学是这样的“显学”，经济学家又扮演着那么重要的角色，那些在公共空间中“胡喷”的经济学家才格外地为害甚广，毫不客气地说，已经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
这种危害，向来以“狂言”闻名于经济学界的邹恒甫已经作了犀利的点评。这个本就口无遮拦的经济学狂人，日前在国际权威排行榜中成为“全球最强华人经济学家”。在接受媒体专访时，指责国内经济学界水平低下，信口开河，不学无术，误国误民，不务正业，点名批评某些经济学家“一边骂权贵一边当权贵”、“当婊子还要立牌坊”。（《广州日报》2012年6月6日）
批评异常辛辣和尖锐，当然有不少情绪化的成分，可能还夹杂着经济学圈内的江湖恩怨，但不可否认，邹恒甫的一些判断还是击中了当下经济学界的某些病症和要害。
首先，是在迎合媒体和公众中失去了独立判断和专业精神。经济社会需要专家学者，通过大众传媒传播经济学知识、输送经济理性，就经济走向提供见解。可现实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某些专家为了迎合媒体和舆论的偏好，频频发出充满轰动效应却大悖常理的惊人之论，诸如“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拥堵是城市繁荣的标志”、“改革首先是要取消发改委”、“小康就是拥有两套房”、“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减少再分配障碍”等。不可否认，这些荒唐的语录中有媒体断章取义和扭曲的成分，但不少确实是从经济学家嘴中说出来的，也反映了他们真实的意思。
其实，翻看这些经济学家的专著，他们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要理性和谨慎得多，结论也会很保守。可是，一面对媒体，一站到话筒和镜头前，他们立刻变得亢奋和轻率起来，语不惊人誓不休，不把逻辑推到极致绝不罢休。在长期与媒体的合作与交往中，他们深知媒体需要什么，更深知公众喜欢听什么、期待听什么，明白什么样的表达才会有新闻性、才能引起轰动。这种揣摩和迎合中，便有了那些惊世骇俗的断语。他们不是用独立且专业的判断和理性，去引导社会、给公众启迪，而是通过出镜率、点击率、争议度和话题热度来提升自己的出场费。
第二，是“信口开河”。某些经济学家的信口开河，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网上看到一个有利于自己立场的数据，立刻不加分辨地引来；轻率地根据一个缺乏权威性和公信力的数据，作出一个耸人听闻的判断。有时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舆论奇观，专家随意从网上拿来某个数据，比如，称“世界上只有10多个国家没实行免费医疗”，据此来批判中国的医疗改革（这其实是一个谬误，全世界只有古巴实行完全免费医疗）。这种符合公众期待的言论自然成了大新闻，然后，其他专家再以讹传讹，以此作为自己论点的权威论据发论。
第三，就是邹恒甫所批评的：人格分裂。一边骂权贵，一边当权贵——一边在银行当独立董事，一边给银行当传声筒；一边批评垄断体制，一边在垄断行业拿高薪。“骂权贵”是树立舆论形象，“当权贵”可以拿到现实利益。这样的人格分裂使经济学界成了一个没有了是非的利益场。经济学家的身份不过是一个攀附权贵、有资格混入利益圈、成为既得利益者的敲门砖和入场券。喊几句口号，造几个热点，镀一些金，不过是提高身价的筹码。
“人格分裂”还算好的，起码说明还有一些羞耻心，知道掩饰和伪装，有些人干脆“公然裸奔”。可怕的是，这种趋炎附势已然成为一种风气，大家都心照不宣地闷声大发财，以致失去了自我反思和净化的能力。
■我们有烟草院士，却没有地沟油院士
地沟油问题，似乎已经成为最大的中国难题，由于未找到检测技术，各地地沟油仍是猖獗，某地甚至发生了学生怒砸涉嫌使用地沟油的学校食堂的事件。继上次公开征集的地沟油检验方法被证明不靠谱、无法检测出地沟油之后，卫生部近来又征集到了数十种新方法。广东省药监局已经委托广东省药品检验所开展地沟油快筛技术研究，目前已经进入专家论证阶段。（综合近日媒体报道）
其实也不是方法不靠谱，而是地沟油太狡猾，对手太强大。每发现一种检测的新方法，造地沟油的就会改良地沟油，而让它符合新的检测标准。就这样玩躲猫猫，检测地沟油的，老是躲不过造地沟油的，明摆着就是地沟油，你就是检测不出来，比真的食用油还像真的，这是件挺让政府部门和科学家脸红的事情。但愿这一次征集到的方法真的靠谱。
不可否认中国科学界、中国科学家在这个问题上存在让人尴尬的失语和缺位。有关部门一直在向社会征集方法，看起来好像是很尊重民间的智慧，可不得不反思一下，那些靠纳税人的钱供养起来的科学家们，靠财政供养起来的研究员、研究机构们，这一次在这个问题上怎么没有发挥作用，而是任由地沟油生产商的嘲弄。
不说别的，就说前段时间先后公开名单的中科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2011年，中科院新增选了51名院士，工程院增选了54名，加起来有100多名，可是，查阅这些院士的简历可知，这100多名新增院士中，没有一个是研究地沟油、或是在检测地沟油上作出贡献的院士。地沟油问题这么严重，可没有一个院士在检测地沟油上向社会作出了贡献，去证明科学的力量。相反，倒是早几个月前传出一个丑闻：明明餐桌上很多地沟油了，可一位院士接受采访时还说“地沟油不可能回到餐桌”。食品安全方面的院士不仅不研究地沟油的检测技术，反而替地沟油打掩护，真让人不可思议。
没有出一个研究地沟油的院士，倒是出了一个烟草院士，一时引发舆论大哗——明为降低烟草危害，可很多科学家说这是伪科学，没有技术含量，实际上只会促进烟草的销量。限烟禁烟之下，为什么工程院竟然会选出烟草院士？可想而知，因为研究这个领域，有企业提供的很多科研经费，烟草堪称当下最赚钱的行业。为什么没有地沟油院士呢？答案也很简单，做这个可能没那么多经费，找不到课题。这就是利益驱动。科学奖励机制的错位下，我们会有烟草院士，而没有地沟油院士。
期待下一次院士增选的时候，出一个地沟油院士吧。别依赖向社会征集，这事儿，本就该是院士们研究的。谁研究出这个问题，从贡献上看，我觉得不仅可以给他个院士，获个诺贝尔奖都不为过。
■尊重民众反腐要求，拒绝反腐空喊口号
很遗憾《环球时报》未能发出王文先生反驳敝人批评《环球时报》的文章，使这场论辩无法对等地进行下去。听《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的意思，似乎是想表现一种放我一马的大度与宽容。其实，这无关大度，更不是神马宽容，而是某些官僚习惯的做派，习惯背后玩儿勾兑，而不习惯前台公开的辩论和敞亮的交流。
媒体同业批评不可或缺
胡先生说我“猛烈抨击《环球时报》”、“背离了报纸不相互攻击的行业道德”——这是进行一种狡诈的概念偷换，以“攻击”这个贬义词偷换了正常的业内批评。“攻击”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自己不喜欢的批评，都可以污名为“攻击”。胡先生作为一家报社的总编，如果有起码的包容精神的话，应该会视之为“批评”而非“攻击”，并以开放地心态对等同业间的批评。以批评为业的媒体人，不要轻易充满敌意地将一种批评界定为“攻击”。媒体和媒体人不能总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外在，也需要自我批评。
长期以来，中国新闻界有一条不成文的陋习，就是媒体间不相互批评——就是胡先生所言的“不相互攻击的行业道德”（请不要用“攻击”这个词）。对此，我是很鄙夷的，我所供职的媒体，也是不认同的。《中国青年报》日常的舆论监督报道，不仅会指向腐败的公权力，也会指向同行的一些败类，指向业内的一些丑恶现象。比如，我们披露过一些媒体记者在矿难后收矿主的金元宝，我们披露过某些媒体地方记者站的管理混乱，记者在经营压力下以“有偿不新闻”敲诈企业。
我们敢于和勇于批评同行，一是源于对舆论监督的理解，不仅要监督公权，媒体也应该被监督，媒体圈内也有很多败类；二是源于对“打铁还须自身硬”的职业内省，如果媒体同业自身缺乏自省自净道德自治能力，岂能履行舆论监督之能力；三是源于对自身的自信，我们监督媒体同行，也欢迎媒体同行的监督，我们有这个自信把自身置于同行的监督与批评之下。
从胡先生对同业批评的态度看，胡先生是缺乏这种自省与自信的。你说，《环球时报》从不点名攻击国内同行，言外之意似乎想说，《环球时报》是可以点名攻击国外同行的，并暗示应一致对“外”。这样狭隘的媒体观，我们是万万不能认同并十分鄙夷的，更羞与其为伍。
“宽容腐败论”是概括不是杜撰
下面来谈谈《环球时报》评论部王文先生反驳我的文章，虽然言辞比我的评论激烈多了，但我不会像胡锡进先生那样理解为一种攻击，而是当做一种批评。王文先生的文章，与前一篇引起舆论强烈反感的评论，并无丝毫的长进，而是继续大弹那种令人反胃的“容腐”论调，继续着那种搅糨糊的思维与逻辑，继续带着“现实主义”的面具而说着反事实、反法治、反常识的混话胡话。
先来说说那个让胡锡进和王文先生耿耿于怀的词：适度腐败。你和你的总编一直充满受害感地诉说着被媒体断章取义的冤屈。确实，腾讯的标题党做得不太职业，本人也一向反对无中生有的标题党。但是，腾讯的编辑也没有太大的歪曲你们的文意，编辑显然是认真看了你们的评论而后作出的论点提炼。说句你们不爱听的话，要批评标题党，你们自己首先要反思。你们那篇评论其实首先是“标题党”作品，明明关键论点说的是“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让反腐败作妥协让步，教训民众“大道理上理解什么什么”，却起了一个不合文义的标题《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题不对文，以虚题掩实论，悬羊头卖狗肉，反腐题下兜售容腐的私货，也算是标题党吧。
王文先生，你批评我杜撰出一个“宽容腐败论”的词，你也太不厚道了。我文中从未说你在评论中提出“宽容腐败”这几个字，而只是根据你的论点而作出的总结和概括，将你的论点概括为这种论调。可能有误读，但哪里是“杜撰”？贵报的社论也常会对外媒的观点进行提炼和总结，比如总结这种媒体提出“中国威胁论”，那种媒体提出“中国崩溃论”。这种提炼，有什么值得你大惊小怪的。你可以批评别人提炼有误，但别用“杜撰”污名别人的批评。
从你们的核心论点是能推出“宽容腐败”甚至主张“适度腐败”的。你们教育民众要在“大道理”上面对现实，请问，面对“现实”究竟意味着什么？只会是纵容和绥靖。你们称“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民众允许的程度”到底是什么样的程度，对腐败的态度已经明晃晃地滑到“允许”的地步，这不是宽容是什么？
你们的文章中没有出现宽容和适度的字眼，但你们的很多论点都极其危险地向贪官传送着秋波，向官员传送着暧昧的暗示。
逻辑上的狗屁不通
王文先生，不知道那篇评论出于何人之手。作为一个新闻评论教员，我从技术上分析一下那篇评论吧。如果100分是满分的，文字上是50分，论点上是负50分，逻辑上是零分。很多文字是狗屁不通的，比如像“敷衍甚至背叛它的官员从各种制度的缝隙中不断漏出”这样的词句，好像是初学中文的老外写出来的，别扭极了。论点上所以打负50分，因为它根本上就是错的，反法治反常识，论点可以多元，但基本的是非不可含糊，这是评论的核心。
至于逻辑，这篇文章基本上是不讲逻辑的。散乱的结构下，给人以语无伦次之感；前言不搭后语的判断，好像是几个人各写一段然后拼凑而成的一篇文章。试举两例以说明其逻辑之狗屁不通。
你们的评论：论点一，中国很可能是当前亚洲腐败痛苦感最突出的国家。这跟中国为人民服务的官方政治道德在全社会深入人心有关。论点二，但现实是市场经济冲击了它的落实，敷衍甚至背叛它的官员从各种制度的缝隙中不断漏出。归纳一下论点：一，民众的腐败痛苦感，很大程度上源于“为人民服务”深入人心；二，为人民服务未落实，源于市场经济冲击。王文先生，你劝我要多读书，谢谢你了！但你要告诉我，你是读的神马书，才让你有了这样狗屁不通的逻辑，我以后好避免读你读过的那些书。
你们的评论说：但民间也要在大道理上理解中国无法在现阶段彻底压制腐败的现实性和客观性，不举国一起坠入痛苦的迷茫——再次在文字和论点完全拧巴且狗屁不通。作为媒体人，不去批评掌握着权力、可能腐败的官员，不去论证“执政者必须要在制度上意识到中国现阶段须彻底反腐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却反去教训作为腐败受害者的民众和民间“要在大道理上理解中国无法在现
|
|
購物車/收銀台(0) | 在線留言板
| 付款方式
| 運費計算
| 聯絡我們
| 幫助中心 |
加入書簽
HOME
新書上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