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即将溃败：西方视角下的晚清图景（第一次从情报战争角度解读大清帝国溃败始末的历史力作，西方媒体残存一个多世纪的珍贵史料及图片首次在华曝光）》 - 易强 - 中国书店出版社 - 香港大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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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帝国即将溃败：西方视角下的晚清图景（第一次从情报战争角度解读大清帝国溃败始末的历史力作，西方媒体残存一个多世纪的珍贵史料及图片首次在华曝光）

書城自編碼： 1749368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歷史→歷史普及讀物
作者：易强
國際書號(ISBN)： 9787514900712
出版社：中国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1-06-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275/220000
書度/開本： 16开釘裝：平装

售價：HK$ 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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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第一次从情报战争角度解读大清帝国溃败始末的历史力作，西方媒体残存一个多世纪的珍贵史料及图片首次在华曝光，100年后，再来看西方媒体对晚清的观察与报道，定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第一次从情报战争角度阐述清朝败亡原因：

传奇清宫绝密情报神秘泄漏，西方列强的007们潜伏待命，危机四伏，谍影重重，一场致命的信息战在晚清上演……
★第一次全面解读19世纪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
闽粤海盗、三合会与秘密会社；林则徐写给英国女王的书信引争议；西方人为什么出卖太平天国？李鸿章不懂海军？甲午战争败在失去战略制高点；康有为出卖光绪帝？……
★第一次全面解读海外华人及政治组织的生存状况；
唐人街华人的真实生活；海外保皇会的图存之道；孙中山在伦登的遭遇以及他的救国方略……
作者借着搜集的珍藏了100多年的西方史料和照片，悉心挖掘出一段别样的晚清历史：清廷信息系统如此闭塞不通，像一个铁锁牢笼，而列强的情报触角已悄悄潜入……

此书全面再现了自乾隆末期开始，西方国家如何基于对东方巨龙的研究渗透，依托在清国经营的庞大情报网络，运用经济、军事及外交等手段不断蚕食清国防线的真实图景，深入剖析了

內容簡介：

本书首次汇集西方媒体长达100多年的珍贵报道和图片，并以之与《清实录》、《钦定大清会典》等原始中文史料互相印证，为您讲述了一个东方王朝由盛而衰直至败亡的详细真相。
作者立意新颖，全面再现了自乾隆末期开始，西方国家如何基于对东方巨龙的研究渗透，依托在清国经营的庞大情报网络，运用经济、军事及外交等手段不断蚕食清国防线的真实图景，深入剖析了专制独裁的清国政府如何因“闭关锁国”的天朝心理、“欺上瞒下”的官场文化而不断决策失误，最终导致不可收拾的历史悲剧，读来令人不胜唏嘘。

關於作者：

易强，1970年代生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当过记者和编辑，现致力于中西方历史研究，著述有《蒙古帝国》等作品。

第一篇　窥伺天朝　
　“狮子号”和“豺狼号”万里探路
　马嘎尔尼出使中国，鸡同鸭讲
　双城记：情报的触角从利物浦伸到广州
　史上最强的跨国黑社会：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张！
　间谍无处不在！
第二篇　破门而入
　海王星事件
　海盗横行
　焦急的葡萄牙人
　澳门危机摇晃了中国
第三篇　情报战争
　亲身洞察夷情很丢脸！
　连坐之罪
　著名的“乾隆敕谕”
　正义女神之叹：中国，鸦片在冒烟！
　禁烟纪事
　林则徐给英国女王的书信
　英伦战争总动员
　清国没有秘密！
　汉学：从马可波罗到利玛窦
　东印度公司：英国的情报中坚！
　马嘎尔尼的收获
　大不列颠的“荣誉”
第四篇　识破底牌
　“正义”共识：鸦片贸易是把双刃剑
　法国王子瓜分中国的最早建言
　美国人埋地雷！
　重臣权谋：英法美共同施压！
　密谕外泄：“拖字诀”被识破！！
　三合会与天地会秘密档案
　天京：最伟大的奇观！
第五篇　大祸临头
　议院大洗牌
　可悲的君臣！！
　北塘悬案
　再度来袭！
　顺从的国人
　洗劫圆明园！
　签约求和
　北京是多么的脆弱
第六篇　抛弃“天国”
　探访李秀成
　英人窃据我海关：丧权没完没了！
　大势已去，天国遭弃！
第七篇　中兴纪事
　借夷剿贼：洋务运动为哪般
　魔鬼战士：华尔和他的“常胜军”
　奕　之忧：垂帘听政
　薛斐尔：李鸿章不懂海军！
第八篇　东亚新局
　保朝鲜，保颜面！
　战略无奈
　英国的意外反应
　中日军力比较：胜算在何方
　海权：日本是好学生！
　谎报军情：李鸿章遭遇滑铁卢！
　唐人街：中日侨民爱国心何其迥然！
　崩溃！新秩序！文明之光？
第九篇　皇室观察
　忙碌的“祭司”
　束缚无处不在！
　皇帝大婚
　慈禧传说
第十篇　王朝末日
　列强分食
　觉醒！图存！
　康有为出卖光绪帝
　海外维新
　南国反清
　绑架孙中山！
　国民教化，筹款！
　军事奇才袁世凯
　财政告急！
　武昌起义！多米诺！
　沉没，破旧而疯狂的军舰！
后记　
致谢
中英文参考文献

內容試閱：

“狮子号”和“豺狼号”万里探路

1792年9月21日，星期五，英国外交家、爱尔兰新晋贵族马嘎尔尼勋爵登上配有64门火炮的“狮子号”战舰，率领着一艘东印度公司的大商船“印度号”及一艘双桅后勤船“豺狼号”，离开大不列颠岛南部港口、英国皇家海军后勤补给基地朴次茅斯，前往中国。
受英国国王乔治三世[1]的委派，马嘎尔尼要实现的使命是，让英国与中国建立平等而正常的外交关系，帮助当时只限于在广州通商的英国商人争取在宁波、舟山、天津等其他港口交易通商的权利。
陪同这位勋爵出使中国的，是一个由政治家、商人、军官、传教士、艺术家和学者组成的上百人的庞大使团，其中包括著名的霸菱银行的创始人弗朗西斯?霸菱[2]——他的儿子将在鸦片战争期间（1839-1841年）担任英国财政大臣，以及马嘎尔尼的秘书、东方学家、使团副使乔治?斯汤顿爵士和他年仅11岁的儿子、未来汉学家斯汤顿[3]，甚至还包括3名中国人。如果算上船员及服务人员等，整个船队的成员超过600人。
这个使团的规模及人员构成情况，足以让我们作出这样一个判断，即英国人对这次出使抱有极大希望。
对于这个漂洋万里而来的使团，中国的态度一开始就颇为重视。英国伦敦出版的《绅士杂志》在1793年第二期刊登的一篇文章写道：

1793年3月，“印度号”、“狮子号”及其后勤补给船只进入巽他海峡[4]……他们并不想立即驶向中国沿海，而是打算等到季风来临时起航。因此，他们要6月20日之后才能抵达中国。

在巽他海峡，马嘎尔尼勋爵从一艘准备返回中国的船只那里得到一条让他十分满意的消息，即中国的皇帝对这个使团的到来感到很高兴，并且已经命令中国北部各港口的官员仔细留意这支舰队，向他们提供一切必需品，引导勋爵及其扈从去北京。
马嘎尔尼得到的消息是准确的。
公元1793年，是清乾隆五十八年。在这年的9月17日（农历八月十三日），自诩为“十全老人”的乾隆帝将在热河行宫庆祝自己的82周岁生日。在一年之前的十月初三（1792年11月16日），他刚刚完成《御制十全记》，以纪念自己即位以来荡平边乱的几件伟大功业，比如在西北地区两平准噶尔、平大小和卓之乱，在南部沿海平台湾林爽文起义、平缅甸、平安南等。
马嘎尔尼使团的中国之行，本意在借庆贺万寿节的机会，达成政治及商业上的目的。而于乾隆帝而言，英国国王盛意拳拳、劳师动众，派遣使臣漂洋过海、不远万里而来祝寿，无疑是一件锦上添花的美事，甚至可以算为另一件“武功”，说明自己的“德政”确确实实已经恩泽天下了。
根据《清实录?高宗实录》的记载，乾隆五十八年正月十八日，即1793年2月28日，皇帝曾对军机大臣和珅等人下发上谕：

上年据郭世勋[5]奏，英吉利国夷人波朗亚免质臣等来广禀称，该国王因前年大皇帝八旬万寿，未及叩祝，今遣使马嘎尔尼进贡，由海道至天津赴京等语，并译出原禀进呈。
阅其情词，极为恭顺恳挚，因俯允所请，以遂其航海向化之忱，并以海洋风信靡常，该贡使船只或于闽浙江苏山东等处近海口收泊，亦未可定。因降旨海疆各督抚，如遇该国贡船进口，即委员照料护送进京。
因思乾隆十八年（1753年），西洋博尔都噶尔国即葡萄牙遣使进贡，系由广东、澳门收泊。其时，两广总督阿里衮曾于海岸处所调派员弁，带领兵丁摆齐队伍旗帜甲仗等项，皆一体鲜明，以昭严肃。此次英吉利国贡船进口泊岸时，自应仿照办理。此等外夷，输诚慕化，航海而来，岂转虞有他意。但天朝体制观瞻所系，不可不整肃威严。俾外夷知所敬畏。现在海疆宁靖，各该督抚皆未免意存玩忽，近海一带营伍可想而知。
着传谕各该督抚等，如遇该国贡船进口时，务先期派委大员，多带员弁兵丁，列营站队，务须旗帜鲜明，甲仗精粹。并将该国使臣及随从人数，并贡件、行李等项逐一稽查，以肃观瞻而昭体制。外省习气，非废弛因循，即张大其事，甚或存畏事之见，最为陋习。此次承谕办理，务须经理得宜，不可意存苟简，草率从事。亦不可迹涉张皇，方为妥善也。

我们不难从这道上谕中看出，乾隆极为重视天朝之形象，因而命沿海各省督抚慎重对待外国使臣，以此为展示国家形象的机会。
不过，在这位“十全皇帝”心目中，英国与安南、缅甸等清国之属国地位相同，应该享以同等待遇。然而，即便是对待属国，乾隆仍不愿意马虎，而是无时无刻都示以极大的关切。同年3月24日下发军机大臣和珅等人的上谕可以为证：

据富纲[6]奏，缅甸国王孟陨虔备表贡，专差亲信大头目孟干等恭赍到关，恳请赴京叩祝万寿……缅甸国王自纳款输诚以来，叠加恩赐。该国王情深感激，复遣使陈谢……阅其译出表文，情词甚为恭顺。该督等即可于贡使到省时，派员伴送，缓程前行。计至七月内到京，为期尚宽，尽可从容行走。

前经郭世勋奏，西洋英吉利国遣使进贡，由海道至天津，赴京叩祝，约计夏秋间亦可到京。适与缅甸贡使同时并集，正可偕外藩蒙古王公等，共与筵宴，以昭重译梯航之盛。
进入6月之后，沿海各省不断呈上奏折，向皇帝报告英国使团船只的动态，皇帝则不断下发上谕，强调各省要继续严密关注，下令“各海口一体照料”，妥善安排。对处事不妥的各级官员，则降旨予以斥责。比如，浙江定海镇总兵马瑀、宁波知府克什纳等人，都因为办事不利而“交部察议”。
7月16日，乾隆得知英国使船不日即将抵达天津的奏报之后，再下谕旨，命直隶总督梁肯堂、两淮盐政徵瑞等人在英国使臣抵达天津之后“妥为应付”，“可依期护送同来，以便沿途照料”，并吩咐两广总督长麟派员将英国使臣的动态及时告知在广州等待消息的英国信使波罗塔，以免英国国王“悬盼”。
7月24日，因为担心接待英国使臣的官员过于热情铺张，乾隆再下谕旨，“应付外夷事宜必须丰俭适中，方足以符体制”，但是，考虑到英国使臣不像缅甸、安南等国使臣年年入贡，他又担心相关大臣矫枉过正，以至于被远道而来的客人笑话，因而又再三叮嘱梁肯堂等相关大臣“务宜妥为照料，不可过于简略”。
三天后，乾隆又考虑到天气炎热，吩咐梁肯堂等人，“贡使等起岸后……尽可令其缓程行走，以示体恤”。次日，又下旨吩咐直隶总督梁肯堂等人，在英国使臣抵达直隶境内之前，“即先赴交界处所，以便接替照应”。
见到皇帝对这件事如此之重视，梁肯堂、徵瑞等人自然不敢怠慢。根据《高宗实录》的记载，英国使船经过浙江、山东沿海时，“该省地方官犒赏食物等件”，抵达天津海口之后，“徵瑞又备牛羊米面等物，传旨颁赏，且为数甚多”。
即便如此，乾隆仍觉照顾不够，以至于在7月31日再颁谕旨，吩咐军机大臣等关照英国使船。节选上谕原文如下：

至该贡船离国日久，携带食物口粮现已不敷。虽经徵瑞多备牛羊米面等物，赍往颁赏，但该国大小船内共有七百余人，将来贡使前赴热河，携带官役人等不过百余人，其留于船内照看者不下五六百人。徵瑞所备犒赏，岂敷常川食用？即地方官力量，亦不能捐办如许之多。自应开销官项，梁肯堂系属总督，呼应较灵，前已有旨令其会同照料，此时想该督自己起程行抵天津。着谕梁肯堂务须妥协办理。

马嘎尔尼等人尚未谒见，乾隆甚至就操心起英国使臣回国途中所需物用。他吩咐梁肯堂、徵瑞尽早谕知英国使臣马嘎尔尼等人：

尔等自本国远来到此，几近一年。将来回国时行走时日亦必相仿。大皇帝令赏给尔等一年米石，食用宽馀。其肉食如牛只猪羊等物，船内难以携带，尔等回程，经过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岛屿收泊处，该处地方官俱仰体大皇帝柔惠之意，必资送尔等食物，可以接济。

《欧洲杂志》（The European Magazine and London
Review）刊登的一篇文章写道，1793年8月1日，多名清朝官员乘小船从天津海岸驶向停泊在渤海拦江沙之外的“狮子号”等使船，“他们带来了大量各种补给品，包括20头小公牛，100多头绵羊，100多头肥猪，各种家禽不计其数，还有大量各种上等的水果，几箱茶叶、糖、瓷器等等，当然还有大量面粉、小米、面包、大米以及其他物品，十分丰富”。
而英国使团带来的礼物，也通过这些小船送至天津。8月5日，马嘎尔尼及斯汤顿等人乘“克拉伦斯号”双桅船进入大沽，“每天的食宿都得到安排。8月8日，他们离开大沽，11日抵达天津。岸上有数千人列队欢迎。他们被招待吃了一顿晚餐，这顿晚餐之丰盛，足够他们所有人吃一个星期。除此之外，每位官员都得到两匹丝绸。即便是士兵、机械师等人，每人都有一匹丝绸和棉布”。
8月16日，马嘎尔尼等人在清朝官员们的陪同下坐小船抵达通州。25日，他们乘坐轿子前往北京。在北京停留期间，内务府大臣金简等人曾带他们参观紫禁城中的正大光明殿。
8月30日，乾隆帝收到徵瑞的奏报，大意是，英国使臣说，停泊在天津使船内的很多人水土不服，可以让那些人先回英国，但徵瑞认为这样做不符合道理，他恳请皇帝示下，是否下令浙江抚臣关照使船，使其在定海县停泊。
看完徵瑞的奏报之后，乾隆在给军机大臣的上谕中说，徵瑞所奏“糊涂已极，竟是该盐政无福，以致见识如此昏聩”。他并不认为英国使臣的要求有何不妥，既能节省本国费用，又体谅远人之人情，因此，他命徵瑞据实奏报是否已将不准回国的意思告诉英国使臣，如果没有告知，就“听其先回本国”。
9月初，在内务府大臣金简等人的陪同下，马嘎尔尼等人从北京启程前往热河。

马嘎尔尼出使中国，鸡同鸭讲

在马嘎尔尼等人抵达热河之前，英国使臣与清朝官员彼此之间观感尚好，他们一方不远万里、漂洋过海经年而至，另一方极尽所能、事无巨细悉心照顾，但双方都没有料到，无论他们彼此多有诚意，都无法逾越隔在他们之间的那道无形的鸿沟。
同时刊登在《绅士杂志》及《欧洲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写道：

英国使团抵达热河之后，一些有关觐见礼仪的误会阻止了觐见仪式的进行。马嘎尔尼勋爵坚持，如果中国方面要求他以三跪九叩的礼节觐见中国皇帝，那么，同等级别的清朝官员也要在英国国王的画像面前行三跪九叩之礼。可是，陪同马嘎尔尼使团的五位中国大臣中的一位却错误地禀告皇帝说，英国使臣已经同意遵守中国的礼节……但问题最终得到解决，勋爵以参见英国国王的礼仪觐见中国皇帝。

对于英国使臣坚持的觐见礼仪，乾隆帝是十分不满的。9月9日（农历八月初五），他对军机大臣和珅等人说：“现在英吉利国使臣等前来热河，于礼节多未谙悉，朕心深为不惬。伊等前此进京时，经过沿途各地方官款接供给，未免过于优待，以致该贡使等妄自骄矜。将来伊等回国……虽所需口分等项，自不应致有短缺，但只须照例应付，不得踵事增华，徒滋繁费。此等无知外夷，亦不值加以优礼。”
《绅士杂志》与《欧洲杂志》刊登的文章如此描述英国使臣马嘎尔尼等人在9月14日被皇帝接见的情形：

皇帝坐在一顶由16个人抬的轿子上。当他进入帐篷时，英国人单膝跪地，在场每位中国人则拜倒在地。他们被安排在帐篷内及四周，在音乐、歌舞、摔跤及其他活动的助兴之下，享用了一顿奢侈的筵宴。皇帝对马嘎尔尼勋爵十分注意。勋爵和所有英国绅士都得到丝绸、荷包、扇子等礼物。筵宴结束之后，皇帝走下龙椅，登上轿子，以进帐篷同样的方式被抬走了。参加这个仪式的大臣、王公及其他身份显贵的人不计其数。

《清实录?高宗实录》对此事的记载极为简单：“庚午（9月14日），上御万树园大幄次。英吉利国王正使马嘎尔尼、副使斯当东（即斯汤顿）等入觐，并同扈从王公大臣，及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暨缅甸国使臣等赐宴，赏赍有差。”
在此之后，马嘎尔尼等人还被接见了两次，分别是在9月15日及17日——乾隆帝生日当天。生日这天的接见是在热河行宫中进行。“他们在破晓之前就到了行宫，在一个大厅里等到了天亮。马嘎尔尼勋爵及高级清朝官员被许可进入内廷（Inner
Court），其他英国使臣和官衔较低清朝官员分别在内廷之外的二廷（The Second Court）和三廷（The Third
Court）。各式用上等丝绸刺绣制成的旗幡在空中飘扬，其状难以用语言形容……所有人都行三跪九叩之礼，就像是在敬拜一位神”。
《高宗实录》如此记载皇帝在生日当天接见使臣的情况：“上御澹泊敬诚殿。扈从王公大臣官员，及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并缅甸国、英吉利国使臣等，行庆贺礼。御卷阿胜境赐事。至乙亥（9月19日，当年中秋节）亦皆如之。”
9月26日，马嘎尔尼等人回到北京。4天之后，他们参观了圆明园。因为舟车劳顿，56岁的马嘎尔尼感觉到身体不适。
9月30日，为了欣赏已被送到圆明园的生日礼物，已从热河回京的乾隆帝也来到了此“万园之园”。根据马嘎尔尼的回忆：“（坐在轿子上的）皇帝从我们面前经过时，我们向他致意问候。后来他派人给我传话说，他知道我身体不舒服。因为天气逐渐寒冷，他让我最好立即返回城内，而不要继续在圆明园停留。”
回到京城之后，负责接待与陪同的清朝官员看上去仍然很友好，但是，马嘎尔尼等英国使臣感到自己不再受欢迎。清朝官员们“建议他趁天气好赶紧回国，否则，待冬天降临，回国之旅将不舒服，况且他还有病在身”。马嘎尔尼原本计划次年3月再回国，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不得不考虑提前返回。
10月3日，马嘎尔尼将出使目的告诉了接待他的清朝官员，包括允许他们在舟山、宁波、天津等地通商，允许他们在北京设置一个仓库，允许他们在舟山附近的一些小岛上建立寓所和仓库，给予在广州的英国商人一些优待，取消在澳门与广州之间的过境税，禁止地方官向英国商人勒索法律规定之外的税项等。
4日，马嘎尔尼向乾隆帝提出回国的请求。次日，这个请求得到批准。10月6日，英国使团启程回国。刊登在《绅士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写道：“在离开这天，大使与中国的大臣见了面，他得到了于3日提出的请求的反馈，即所有的请求都被拒绝了。因为没能完成使命，使团感到非常羞愧，他们离开了北京。”
仅从出使目的上说，这次出使以失败告终。不过，马嘎尔尼使团并非没有收获——他们获得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情报，后叙当有提及。
对于马嘎尔尼使团失败的原因，《绅士杂志》发表的文章进行了分析。它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英国人对自己的海外扩张感到的不安和罪恶，只是这种罪恶感并没有妨碍英国在19世纪进一步扩张，也没有妨碍英国在40多年之后发起第一次鸦片战争。文章写道：

出使失败的原因不容易说清楚。可能是中国方面觉得使团没有按照他们希望的方式进行……但是，没有成功可能主要归因于中国朝廷从一些印度王公那里得到了一些关于英国人的不好印象。这些印度王公提醒他们注意，不要像印度一样允许英国人在他们中间获得立足之地，并通过说下面一番话加强他们的警告：
起初，英国人作为朋友在印度得到小块殖民地。后来，通过多次战争，英国人的殖民地逐渐扩大。正是通过战争，他们将原土著居民从自己的领土上赶走，并在废墟上为他们自己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

对于马嘎尔尼出使失败的原因，很多学者都将它归因于“礼仪之争”。事实上，“礼仪之争”只是一个表象而已。即便马嘎尔尼同意行三跪九叩之礼，乾隆帝仍然不会答应英国人有关增加通商港口、在北京设置仓库——相当于变相设置使馆——等方面的请求。根本原因或许在于，在中国的统治者看来，与增加通商口岸、在京设置外国使馆等事项带来的好处相比，它们对统治秩序带来的冲击或负面影响更为突出。
进一步说，马嘎尔尼使团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两国历史与国情完全不同。作为大西洋上的岛国，英国的空间及物产有限，其文化重海洋而好动，热衷扩张、推崇贸易，又因重视贸易而讲究平等，其宗教相应地也崇尚扩张。相对而言，中国则地大物博，重农轻商，认为生产是唯一能够创造价值的工作，其文化重土地而好静，主张内敛，不喜扩张，且历经千年，周边小国纷纷臣服，天朝上国心态已成，再难平等看待其他国家。因此，马嘎尔尼使团之造访中国，犹如鸭同鸡讲，势难产生共同语言。
两国历史与国情的差异，或许可以从利物浦和广州的不同命运中得见一斑。

双城记：情报的触角从利物浦伸到广州

在英国的西北沿海，有一座港口城市叫利物浦。18世纪至20世纪之间，它是欧洲乃至世界上最为繁忙的港口之一。
利物浦创建于公元1207年。它最初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渔村，直到16世纪中叶，它的人口还停留在500人左右。在17世纪的英国内战（The
English Civil
War）[7]——众所周知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它才逐渐发展成一座重要的贸易港市。最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1699年10月3日，它的第一艘贩奴船“利物浦商人号”驶向了非洲。1700年9月18日，这艘贩奴船将220名黑奴运到了位于北大西洋西部、加勒比海东部的英属殖民地巴巴多斯[8]，共卖了4239英镑。
跨洲奴隶贸易之所以产生，欧洲人之所以不远万里地将奴隶从非洲贩卖至大西洋彼岸，有着深层次原因。
美洲新大陆及其附近的诸多岛屿被哥伦布发现之后，那里很快被富有冒险精神的欧洲资本家——他们在欧洲的发展受到教会与封建贵族的压制——建设成了糖、烟草、棉花等在欧洲供不应求的商品的产地。他们一开始雇佣的是当地土著，但是，过度劳作、虐待以及疾病等原因，导致当地劳动力严重短缺。
资本家们不得不另想办法。他们曾尝试以金钱、土地等为诱饵，鼓动爱尔兰和英国本地劳工去那里，但是收效甚微。因此，与欧洲早有贸易往来并且早有奴隶买卖传统的非洲，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他们的选择。
根据利物浦档案办公室的记录，在“利物浦商人号”首次将非洲黑奴贩运至巴巴多斯至1807年英国禁止奴隶贸易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奴隶贸易是利物浦的支柱产业：
到了18世纪40年代，利物浦已经超过布里斯托尔和伦敦，成为英国最大的奴隶贸易港口……在1741年至1750年，英国从事奴隶贸易的船只，有43%是从利物浦出发。在1801年至1807年，这个数据增加至79%。在英国的整个奴隶贸易期间，利物浦的船只将110万名奴隶运往“新世界”（The
New World）。
实际上，对整个欧洲的奴隶贸易来说，利物浦也是最为重要的港口。在英国禁止奴隶贸易之时，这个港口控制着欧洲奴隶贸易的40%。
对利物浦而言，奴隶贸易是五百年一遇的机会，英国议会对这项“肮脏的贸易”的禁止，似乎应该对这个港口构成致命打击。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奴隶贸易带来的巨额利润，已经使这个本身具备极佳天然条件的港口不可逆转地发展起来。1715年，利物浦已经建筑了英国的第一个商业湿船坞[9]。
因此，当第一次工业革命出现并带来比奴隶贸易大得多的机会时，利物浦有能力把它抓住并加以充分利用。
在历史的细节性问题上，学者们总会有不同意见。比如，对于工业革命的起始时间，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认为是18世纪80年代，另一位英国历史学家阿什顿则认为是18世纪60年代。但是，在对历史——尤其是重大历史事件——的本质的判断上，学者们通常不会有分歧，他们都认为工业革命对经济、社会、政治尤其是国际关系具有革命性影响。
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在《世界经济：历史数据》一书中写道，作为工业革命的影响之一，在1800年之后的两个世纪里，世界平均收入增长了10倍，世界人口增长了6倍。
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无疑是受益最大的国家。在阿克莱特发明的水力纺纱机、哈格里夫斯发明的珍妮纺纱机、克朗普顿发明的走锭细纱机的基础上，英国的纺织工业得到极大的发展。苏格兰机械师瓦特对蒸汽机技术的改良，以及随之而来的动力学上的革命，再加上克拉克、达比等人在钢铁冶炼上的贡献，不仅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本身，还促成了交通运输工具的革命。现代意义上的轮船和火车出现了。
1830年9月15日，世界上第一条城际客运铁路正式通车。它一端连着世界上第一座工业城市，同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城市，即位于英国西北部的工业中心曼彻斯特，另一端连着利物浦。
随着生产效率的空前提高，生产与销售环节越来越不受地域限制，如何找到尽可能多、尽可能便宜的原材料，找到潜力尽可能大、利润尽可能高的市场，成为日益困扰着欧洲资本家的两大问题。显然，他们需要及时而准确的情报，而且是全球性的情报，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进行高效地扩张和殖民。
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许多具有全球视野的报刊不仅在欧洲，还在欧洲人的殖民地——比如澳大利亚——出现。
这些报刊之所以首先出现在港口城市，是因为在国际贸易的海运时代，港口总是消息最先传达到的地方。港口也是最需要消息的地方，因为工厂的货物大都堆积在港口的仓库之中，如果商人们能在港口及时地获得信息，就能及时地处理货物的运输、销售事宜。前面提到过的《绅士杂志》和《欧洲杂志》，分别创办于1731年和1782年，地点都在伦敦——英国第一大港，二者都是具有全球视野的杂志。
1811年，在利物浦经营着一家生产航海工具的家族公司，并且在1809年获得一项重要专利的埃杰顿?史密斯[10]，也在当地创办了一份重要的具有全球视野的报纸——《利物浦莫丘利报》（Liverpool
Mercury）。这份报纸不仅在利物浦及邻近一带发行，还在威尔士、马恩岛和伦敦发行。

正如利物浦集中展现了近现代欧洲崛起的进程，广州——中国南方的港口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见证着中国的历史。
广州是一座比利物浦古老得多的城市。早在公元前214年，在今天广州这块地面上，就出现了一个名叫“蕃禺”的市镇。这个市镇逐年扩大，11年之后，也就是公元203年，它成为了南越政权[11]的都城。公元前111年，南越政权被汉朝所灭，但蕃禺依然存在，并仍是中国南方的重镇。226年，吴国孙权设置了一个名为“广州”的州郡，蕃禺即是这个州郡的府衙所在地。而后，当地人索性将蕃禺称为广州。
因为中国古代以农业立国，以中原文化为正统，主要朝代几乎都定都北方，广州一带一直被视为蛮夷之地，根本不受朝廷重视。虽然唐高宗显庆六年（661年）已在广州设置市舶使，总管海路邦交外贸，海防却并没有因此而加固，以至于在唐肃宗——唐玄宗之子——乾元元年（758年）的10月底，广州竟然遭到一群由阿拉伯和波斯海盗组成的乌合之众的洗劫，之后这群劫匪又轻而易举地从海路逃走。
在宋、元时期，广州的对外贸易已十分繁荣，但是，这主要是商人自治的结果，而不是政府的政绩。
尽管在国家税收来源构成中，外贸所占的比例日益增加，政府也乐于看到这个局面，但是，重农轻商仍然是主流意识。广州的战略价值始终没有得到历代朝廷的足够重视。直到明朝武宗正德年间，“最凶狡、兵械较诸蕃独精”的葡萄牙人“驾大舶突入广东会城”，在广州的势力越来越大之后，明武宗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据英国汉学家杜希德和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的研究，在明朝武宗正德九年（1514年），初到广州的葡萄牙人仅用了3年时间就垄断了广州的海上贸易。老家在广东顺德的御史何鳌曾十分忧虑地对明武宗说：“现在外国人的船只频频出现于海滨，外国人又在广州城杂居，如果听任他们往来贸易，势必争斗杀伤，南方的祸患恐怕将没完没了。”
然广州彼时“禁防既疏”，根本无法应对“水道益熟”且“兵械独精”的葡萄牙人。至万历年间（1573-1620年），葡萄牙人“破灭吕宋，尽擅闽、粤海上之利，势益炽”。根据广州举人卢廷龙的记录，在1597年前后，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已经有一万多人。但是，当地父母官或者心存畏惧，或者贪赃枉法，总之是毫无作为。
17世纪初的时候，葡萄牙人对中国海外贸易的垄断让位于占领了台湾岛的荷兰人。1662年，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夺回了台湾。1683年，清朝的康熙皇帝又收服了郑成功之子郑克爽。在将台湾纳入版图之后，康熙帝取消了他的父亲顺治帝在1655年制定的旨在削弱郑氏台湾经济及军事后勤实力的海禁政策。
《清实录?圣祖实录》中的一段文字记录了清朝实行海禁政策的原因以及康熙皇帝本人对海禁的看法。康熙二十三年七月十一日（1684年8月21日），奉命到福建广东一带勘界的内阁学士席柱在向皇帝复命时的文字中记载：

席柱奏曰：臣奉命往海辰界，福建、广东两省沿海居民群集跪迎，皆云：“我等离旧土二十余年，已无归乡之望，幸皇上威德，削平寇盗，海不扬波。今众民得还故土，保有室家，各安生业，仰戴皇仁于世世矣！”
（皇）上曰：百姓乐于沿海居住，原因海上可以贸易捕鱼。尔等明知其故，前此何以不议准行？
席柱奏曰：海上贸易，自明季以来，原未曾开，故议不准行。
上曰：先因海寇（指日本倭寇骚扰），故海禁不开为是。今海氛廓清，更何所待？
席柱奏曰：据彼处总督巡抚云，台湾、金门、厦门等处，虽设官兵防守，但新得之地，应俟一二年后，相其机宜然后再开。
上曰：边疆大臣，当以国计民生为念。向虽严海禁，其私自贸易者，何尝断绝？凡议海上贸易不行者，皆总督巡抚，自图射利（谋取财利之意）故也！

两个月之后，福建、广东即重开海上贸易。户部在九月十四日（10月22日）的奏折中说：“福建、广东新设开差（即海关），止将海上出入船载贸易货物征税，其海口内桥津地方贸易船车等物，停其抽分。”
70多年之后，乾隆因为担心外国商人威胁“内地海疆紧要”，重新采取闭关政策，只允许外国商人在广州交易。乾隆二十二年农历十一月十日（1757年12月20日），皇帝晓谕军机大臣等：

洋船意在图利，使其无利可图，则自归粤省……可传谕杨应琚[12]，令以己意晓谕番商，以该督前任广东总督时兼管关务，深悉尔等情形。凡番船至广，即严饬行户善为料理，并无与尔等不便之处。此该商等所素知。今经调任闽浙，在粤在浙均所管辖，原无分彼此。但此地向非洋船聚集之所，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预令粤关传谕该商等知悉。

正是在这些背景之下，广州很快就成为著名的国际贸易大港。但是，何鳌在一百多年前担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在马尼拉的西班牙人，以及在印度的英国人是在广州的最活跃的外商。继171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立分公司之后，比利时印度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瑞典东印度公司也分别在1717年、1729年、1732年在广州设立了分支机构。从1731年开始，丹麦、德国、美国、英属澳大利亚等地的商船也先后抵达。
根据美国历史学家钱德勒的研究，1800年，广州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城市，人口达到80万，只比伦敦的人口少6.1万。
最迟在19世纪初，欧洲人已在广州创办若干份期刊，比如《广州纪事》（The Canton
Register）、《广州市场行情》（The Canton General Price Current）、《英华年鉴》（The
Anglochinese Kalendar）、《澳门纪事》（The Chronica de Macao）、《中国商贸指南》（The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以及《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
其中，《广州纪事》、《广州市场行情》及《英华年鉴》的出版地点都设在丹麦洋行4号（Danish
Hong）。前两份都是周刊，年费分别为12美元和5美元。《英华年鉴》是年刊，每份售价为50美分。《中国商贸指南》的出版周期与出版地点不详，在丹麦洋行有售，每份1.5美元。《澳门纪事》则是半月刊，只有葡萄牙语版，年费10美元。《中国丛报》是月刊，出版地点在美国洋行2号（American
Hong），年费3美元。
这些刊物主要针对往来广州的外国商人，主要刊载市场行情、政情民俗等与商贸息息相关的信息。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信息经常被欧洲国家创办的期刊以及欧洲国家在海外殖民地创办的报纸杂志转载，前者如《利物浦莫丘利报》，后者如英国海军军官、新南威尔士总督菲利普?金在澳大利亚创办的第一份报纸《悉尼公报》[13]。
最初正是通过在广州创办的刊物，不仅包括公开发行的刊物，还包括诸如东印度公司的内部刊物，以及通过欧美各国及欧洲国家殖民地创办的刊物与在广州所办刊物之间的信息共享，欧洲人和美国人逐渐加深对中国的了解。
比如，1826年11月11日的《悉尼公报》即转载了一篇原载于《亚洲杂志》（The Asiatic
Journal）——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816年1月创办于伦敦——的文章。这篇题为《在广州的外国人》的文章写道：
长期以来，在广州的外国人似乎一直对往来澳门与广州之间遭遇到的严重勒索心存抱怨。他们决定就这个问题向（两广）总督陈情。这种陈情本应该通过行商（security
merchants）进行。但是，这些外国人了解到，行商们有意让这种勒索继续下去。于是，他们决定亲自向总督陈情。他们前往广州衙门。直到一位清朝官员接受其陈情书，并保证一定交与总督之后，他们才离开。然而，等了18天之后，仍然没有回音。
再比如，1831年8月13日的《悉尼周报》转载了一篇最初刊登在《广州纪事》上的文章。这篇文章写道：
尽管清政府十分重视，海盗仍在为祸沿海。（1830年）12月21日，12名海盗被斩首，次日又有8名海盗被斩首。像往常一样，绝大多数广州居民都不知道有20个人被处死的消息，而那些知情者也并没有因此而兴奋。
随着欧洲列强对清廷渗透的加深，尤其是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后，欧美国家的刊物往中国派驻记者的现象越来越寻常，它们对在广州等通商口岸创办的外文刊物的依赖程度逐渐降低。
我们将在后文看到，因为清国朝野都十分封闭，这些刊物对中国的报道，尤其是对政事的报道，总是准确与谬误并存。客观地说，西方报刊一般会尽力寻求并报道真相，为读者提供准确的信息，因为它们的读者——主要是商人和政客——要依靠这些信息作出相应的决策安排。情报真实，是这些刊物得以生存的根本。当然，在特定环境下，这些刊物也会刊登一些主观色彩颇浓的评论文章，以期影响决策。
我们将看到的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欧美媒体对同时代的中国官办刊物的许多报道持怀疑态度。而如果我们能考虑到“欺上瞒下”是中国官场文化的特色之一，就不难理解为何彼时的中文刊物会有信任危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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