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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高墙之内的自由逃亡
我从未想过，那些夺走我生活的人，把纸和笔递到我手中的那一刻，又把生活还给了我……
★一场诗与戏剧在加州监狱的生动实践
当四十五岁的托博拉回到这所幼时曾随父亲探访的监狱，她将艺术的种子播进这片荒芜之地，身穿蓝色囚服的犯人成为聂鲁达、切·格瓦拉、莎士比亚的追随者。
当囚犯开始写诗，艺术是他们最自由的逃亡——通过诗歌、戏剧、音乐和绘画，这群被社会遗弃、被档案标签化的囚徒，重新找到了生而为人的尊严，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和被看见的机会。
★一部交织着私人记忆与囚徒困境的生命共鸣，在囚徒镜像中照见自我的伤痕
托博拉以精巧的双线叙事，将自身的成长轨迹与囚犯的狱中生活并置展开。在这一结构中，监狱不再只是囚禁他人的物理空间，而是照见自我、回望伤痕的精神镜廊。她在囚犯的创伤中看见家族的隐痛，在他们的挣扎中辨认出自己的突围路径。这种双线缠绕打破了传统界限，让创伤与治愈彼此映照。
★来自“大监禁时代”的回声，深度揭露美国司法体制黑洞
每100名美国成年人中，就有1人被监禁，黑人、西裔和贫困人群首当其冲……监狱早已不只是惩罚之地，更是一台吞噬边缘生命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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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四十五岁那年，黛博拉·托博拉回到家乡圣路易斯-奥比斯波，进入父亲年轻时工作过的加州男子监狱。不过她并非来做狱警，而是担任艺术指导，负责教授囚犯创意写作。
在这所监狱，挑战无处不在：惩教人员对文艺活动嗤之以鼻，戏称其为“拥抱暴徒计划”；官员们以经费紧张为由试图削减项目预算；囚犯们更是麻烦不断——有人因创伤经历封闭自我，有人因帮派身份暗藏冲突，还有人因刑期压力或假释焦虑心理崩溃。即便如此，当诗歌创作、戏剧排演真正展开时，这些曾被罪行标签化的囚犯却逐渐显露出不同的面貌：抢劫披萨店的大学生奥皮在诗中重拾真诚；背负谋杀与性侵罪名的剃刀对文学充满热情；画家萨尔在创作中找寻自我价值，最终成为首批获得假释的无期徒刑犯；才华横溢的诗人亚历杭德罗则用诗句对抗过往黑暗，走出童年性侵的巨大阴影……
托博拉将监狱剧团的故事与自己的人生交织，让读者在绝望与希望间穿梭：看艺术如何从铁丝网的裂缝里漏进微光，看这些被 “罪行” 标签定义的人如何像蜂鸟般，即便身处逼仄的空间，也能以艺术为翼，在创伤与禁锢的缝隙里振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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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黛博拉·托博拉，诗人、作家、剧作家，其作品四度提名“手推车奖”（Pushcart Prize），三次荣获“美国诗人学院奖”（Academy of American Poets），另获“儿童选择图书奖”（Children’s Choice Book Award）。
1990 年获亚利桑那大学创意写作艺术硕士学位后，从事记者、立法助理和英语兼职讲师等工作。2000年在加州男子监狱教授创意写作与戏剧，其狱中学生曾多次在写作比赛中获奖，作品见诸报端。2008 年，她从加州惩教与康复署退休，创立美国首个刑释人员专业剧团 “诗意正义项目”。
译者介绍
任爱红，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资深文学译者，译介作品包括《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布鲁克林有棵树》《蝴蝶烧山》《女性的力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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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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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监狱
第二章 灯塔
第三章 蓝楼
第四章 现实世界
第五章 梦想监狱
第六章 9·11
第七章 牛奶和饼干
第八章 封锁
第九章 绽放
第十章 蓝色列车
第十一章 开饭号
第十二章 地球何处
第十三章 你在跟谁说话
第十四章 善终即善
第十五章 边境
第十六章 绿墙
第十七章 昨日新来者
第十八章 丹麦来客不太对劲
第十九章 黑与白
第二十章 红门
后记
致谢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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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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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囚犯自白）
最初
十二岁那年，我加入一个街头帮派。那里成了我的家。帮派兄弟们很照顾我。我总有地方住、有东西吃、有衣服穿，还有女孩陪伴。我几乎不再回自己家。我完全信任这些兄弟，甚至愿意将性命托付给他们。如果他们说某件事没错，那就一定没错，因为我相信他们绝不会害我。所以当他们把我介绍给一名律师，即便后来发现那人是恋童癖而且还侵犯了我，我仍然选择接受，因为我那些大哥们说：“所有兄弟都是这么过来的。”但心底有个声音告诉我，这是错的。
我的内心不再安宁。愤怒如野火般蔓延。虽然我之前并不完全无辜，但此刻我彻底失控。我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十二岁时，我就有了多起重大汽车盗窃的案底，还有飙车、持刀捅人、多起暴力事件的记录。我开始吸毒，逐渐有了名气，其他兄弟开始找我办事，要么去偷车，要么去收债。我的童年就这样消逝，从我手中被硬生生夺走。我开始有了自杀念头，多次凝视死亡深渊。我不怕死，因为我的内心已经死了。我成了一个空壳，在敌人的地盘上四处游荡，盼望一颗子弹能结束我的痛苦，让我安息。我幻想一场盛大的葬礼，所有兄弟都在场，我最好的兄弟为我抬棺。我想象着人们会哭泣，而我终于能感受到渴望已久的爱。这世上总该有人爱我，因为我恨透了自己。
我虽没有丧命，却在少管所度过了漫长的时光。在里面时，我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与律师的那段遭遇。听着其他家伙谈论他们与女朋友的男女之事，我也会编造类似故事，但心底却清楚自己唯一的性经历竟是被那个老男人侵犯。我感到无比羞耻。我总是想象，审判日那天站在上帝面前时，他会质问我为何与那个老男人在一起，所有排队等候的人听了都会倒抽凉气。这个念头让我羞愧得无地自容。
我从监狱出来后，母亲带我搬回了老家，那里没有我的帮派。我重获自由，一心想改过自新，央求母亲送我上学。她带我去学区咨询，但他们说我因为有案底不能入学。于是我们去了一所感化学校，一切似乎都很顺利，直到前台那位女士发现我的入学申请表没有社保号码。她询问我母亲，母亲解释说我在墨西哥出生，所以没有这个号。那位无知的女士竟然像对待弱智一样大声斥责我母亲，说我们是非法移民，还提到刚刚通过的第187号提案。母亲试图为我辩护，但她浓重的英语口音让我难堪至极，我求她和我离开。母亲本想再为我争取，但我说：“我们走吧。”
昔日的怒火在心中翻腾。我告诉母亲，我想改过自新，但社会对我不公，我决定重操旧业。这个决定让我陷入更多麻烦，惹上更多案子，又在少管所待了更长时间。不过这一次我确实有了女朋友，其中一个后来还成了我两个孩子的母亲。她怀了我儿子没几个月，我就又进去了。这次我要在弗雷德·米勒监狱服刑十四个月。
时过境迁，我早已与昔日帮派划清了界限，原因显而易见。入狱首日，我竟被安排与一个昔日帮派兄弟邻床。我只想尽快出去，表面与他维持和平，但心底把他当作头号死敌。某天他邀请我参加“梦想乐园”诗歌班，我嗤之以鼻：“诗歌？见鬼去吧。”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挑战，说：“不是，哥们儿，我去就是消磨时间。放松一下挺好的。”于是我去了。
我从未想过，那些夺走我生活的人，把纸和笔递到我手中的那一刻，又把生活还给了我……
2. 是否在同一个平安夜，我的爷爷扮成圣诞老人，在麋鹿俱乐部里让数十个孩子坐在他大腿上分发礼物？有多少孩子在圣诞老人问“你乖不乖？想要圣诞老人给你什么礼物？”时，感受到他的手突然抓住了他们的私处？又或许，他只对自己的孙辈这样做。
他对我、邦妮和特丽都这么做过，而且很疼。他把我们拽到他的腿上，粗鲁地抚摸我们。而且不仅仅是在圣诞节期间。我默默忍受了，因为我希望成为他最疼爱的孩子。妹妹们并不在乎他是否喜欢她们，她们遵从了母亲的告诫，避免与他接触：“别坐在他腿上，也别告诉你们爸爸。”这是在邦妮坦白了坐在爷爷腿上发生的事之后，母亲对我们的警告。我们要避开爷爷，对他的恶行闭口不提，就像母亲小时候得到的忠告一样，当时一个坐轮椅的男人试图让她坐在他腿上进行猥亵。
后来我才明白，母亲不让我们告诉父亲，是担心父亲会杀了爷爷。即便不杀他，也会把他揍得很惨。那个年代，这种丑事只在家庭内部处理。对亲属不当触摸并不构成违法。爷爷不会因为性侵孙女而入狱，但我父亲却有可能因为殴打或杀害自己的父亲而锒铛入狱。
这事发生时，我们还和爷爷奶奶住在他们位于兰开斯特热那亚街的房子里。某个深夜，奶奶发现我穿着睡衣出现在厨房里。她因为关节炎疼痛常常在半夜醒来。她那半透明的皮肤和铜色的头发在厨房夜灯的照耀下格外醒目。“你在干什么？”她问我，随即意识到我又在梦游。我这才彻底清醒过来，一脸茫然地说不出话。不知怎的，梦游过程中我爬上了厨房台面，手里还紧紧抓着窗帘。至少这次我没有和上次那样跳到床上将妹妹们吵醒。奶奶带我回到床上，温柔地给我掖好被子。
那段日子里，我总觉得，爷爷能为所欲为，就因为他是爷爷。爷爷很有魅力，又幽默风趣，但也不乏刻薄的一面。他以精湛的厨艺和举办热闹的派对而闻名，派对上总用美食美酒款待友人。爷爷平日里喝啤酒，但厨房的台面上总少不了一瓶必富达金酒，冰箱里也常年备着六罐怡泉汤力水。在家里，他就是国王。他掌控着一切，尤其是女人，无论是血脉相连的至亲，还是婚姻结缘的亲戚。
我们家存在一条断层线，那是不同移民文化摩擦碰撞的结果。我的外婆在瑞典出生，1912年跟随家人移民美国，那时她年仅三岁，名叫玛尔塔。她的家人都有美妙而充满异国情调的名字，比如玛雅、西格妮和达格玛。不知为何，外婆长大后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玛莎。
我父亲的祖父母比我的瑞典亲戚早五年来到美国，他们来自波西米亚。父亲经常戏称我母亲的家族为“母系氏族”。外婆的母亲，太婆，当年与她的丈夫和两个孩子、她的姐妹及其夫婿一同移民美国，最终在波士顿及其周边定居下来。太婆的丈夫在造船厂工作，不久他们便买下一栋大房子。他们种菜养鸡、饲养猪羊。显然，太婆是家里当家主事的人，但她发号施令的方式优雅而低调。
由于太婆和她的姐妹们及其家人都住在东海岸，我们从未谋面。我母亲和外婆是在1953年搬到加利福尼亚的，那是我父母相识的前一年。因此，我们其实从未亲眼目睹女性当家做主的场景。然而这种传统已深深烙印在我们的基因之中。母亲早年就教导我，任何时候都没有失礼的借口。而我的波西米亚家族则不那么在意礼节。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未能领会母亲身上那种沉静的智慧与力量，它们总被父亲的乐观自信和对生活的热情所掩盖。父亲与我在梦想与思想层面上交流，而母亲则始终优雅地专注于生存的务实细节。我很早便意识到，邦妮和特丽属于母系阵营，而布拉德和我则被父权阵营——那些粗犷的东欧人——所接纳。与我的妹妹们不同，当男人们为政治争论得面红耳赤时，我非但不害怕，反而被他们的故事所吸引。他们的故事伴随着拳头捶桌和粗口脏话，让我着迷。布拉德属于他们，因为他是个男孩；而我则因为是爸爸的宝贝女儿，也是爷爷最疼爱的孙女。爷爷在我出生时老泪纵横，说我长相酷似他的母亲安娜。据我父亲回忆，他的祖母安娜以前常拿着扫帚追赶他和我叔叔唐，一边用捷克语咒骂：“你们这些小鬼，该死的小鬼！”
父系氏族要求女性服从男人，无论这个男人是醉还是醒，无论他要辞掉一份好工作去弗雷斯诺卖吸尘器，还是想用一辆完好的车换一辆更闪亮的新车。男人的话就是律法。或许我自己渴望拥有那种权威。我想成为那个外出推销吸尘器的人，而不是在家使用吸尘器的人。我想成为那个带着外面世界的精彩故事回家的人。
我八岁时，托博拉奶奶试图教我如何叠“医院角”被子，我直截了当地告诉她我不需要学。“我不属于那种人。”我说。大人们都觉得这话很好笑——我是个女孩，所以我当然是那种人。毋庸置疑。然而，即使在年幼时，我也感觉自己与母亲和奶奶有着不同的命运。与家族中的男性结盟让我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多数时候，我更认同男人，却难以与女人们达成共鸣。他们把我当作他们中的一员，亲切地叫我“波西米亚妞”，而他们从不这样称呼邦妮或特丽。我是家里唯一被他们这个群体接纳的女孩。
然而，一旦坐在爷爷的腿上，我的独特个性便荡然无存。我不再是我，而是变成了任何一个可以被随意抚摸的女孩。爷爷的侵犯行为不是一时的，它的影响会延续数十年，并在我未来的每段亲密关系中留下印记。如果爱意味着失去自我，那么我内心的一部分永远保持戒备。
南加州沙漠的十二月，天气寒冷而晴朗，有时还会飘起一层细雪。放眼望去，四野平阔。我母亲的兄弟迪克舅舅一家也住在兰开斯特，那年我们全家被邀请到舅舅舅妈家去吃圣诞夜甜点。舅妈黛安与家族其他女人不一样。那天晚上，我深刻感受到了她的特别。我喜欢去他们家，尤其崇拜黛安舅妈。她是一名护士，上班时总穿一身洁白的制服。如果她吩咐你做什么，你一定会照做。迪克舅舅风趣幽默，总是开玩笑。我喜欢看他逗我母亲哈哈大笑。迪克舅舅和黛安舅妈有两个孩子：基米跟我弟弟同岁，戴维还是个婴儿。
甜点是一种蛋糕，上面淋着巧克力酱。我以前从未见过，忍不住又吃了一份。大人们都很开心，饮酒畅谈，笑声不断。直到那记耳光响起。客厅天花板上挂着一束红丝带系着的槲寄生。他们正站在槲寄生下面，黛安舅妈突然甩了爷爷一个耳光，骂他“下流的老东西”。后来我听有人说：“他亲了她。”虽然不明白具体是什么意思，但我知道爷爷肯定做了活该被打的事。我不能动手打他，毕竟我是个孩子。只有大人才能这么做。但没有人有这个胆量——除了黛安舅妈。
那一记耳光之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有那么一瞬间，所有人都僵在原地，如同电影中的定格画面。我也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年初我读《小妇人》时恍然大悟：哦，原来你可以这样，你可以书写女孩的故事；但现在，我又有了新的感悟：哦，原来你可以这样，你可以扇侵犯者的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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