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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海权论：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作者是现代世界史上海权理论的开创者、奠基人，在书中开篇提到影响海权的六个要素，根据欧洲、美洲海洋发展史和海上战争来论述制海权的重要性，给出发展海上军事力量的方式，对读者理解当今世界主要国家海权发展提供全面、深刻的视角。我国疆域辽阔，有漫长的海岸线，海洋主权的建设和维护是重中之重。当前国际局势错综复杂，面临各种挑战，必须面对现实问题，做好准备应对。本书涉及到的海权建设、维护的经验和教训，形成的理论对英国、美国、日本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海权制度形成和军事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对我国发展海权极具参考意义。
2.《国防论》被誉为近代以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理论体系”的高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被作为中国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是中国抗战国防战略的重要基础，也是中国现代国防理论里程碑之作，对中国国防、军事理论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作者蒋百里是保定军校陆军大学校长，中西兼通，文武兼备，尤精研兵法，培养出众多军事英才。他是将近现代西方先进军事理论系统地介绍到中国的D一人。在抗战中，他坚持持久战，成功预言抗战中中国必胜。《国防论》是他的军事思想精粹，出版于抗战前夕，并轰动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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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海权论：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是美国海军历史学家、海军战略理论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理论的第一部成功之作，也是现代海权论的奠基之作。马汉一生致力于海军战略理论研究和著述，并拥有丰富的海上作战经验。他在这本书里主张应该拥有并运用优势海军和其他海上力量确立对海洋的控制权力和实现国家战略目的。他把产品、海运、殖民地归结为海权的三大环节，并提出了影响海权的六个条件。他通过讲述欧洲和美洲的历史，特别是海上战争史，揭示海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给许多国家海军建设提供理论基础，影响深远。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国防论》被誉为近代以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理论体系”的高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被作为中国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是中国抗战国防战略的重要基础，也是中国现代国防理论奠基之作，对中国的国防、军事理论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全书分为七篇，从国防经济、世界国防理论、中国传统国防思想、现代文化等角度对民国时期的中国国防做出理论化与系统化的阐释，指出抗日必须以国民为本，打持久战。除了《国防论》外，本书还特别收录了蒋百里先生的《孙子浅说》《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等经典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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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美国军事理论家、军事历史学家。海权论创始人。19世纪美国最重要的战略家之一。美国海军军官学校毕业。他参加过南北战争，担任过舰长，并两度担任美国海军战争学院院长。主要著述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8》《海权对法国革命及帝国的影响，1793—1812》《海军战略》等。
蒋百里，名方震，字百里，浙江省杭州府海宁州硖石镇（今属海宁市）人。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17岁时考入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后留学日本，并与厉绥之等人创办《浙江潮》杂志，宣传革命。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名列D一，与蔡锷、张孝准被称为“中国三杰”。蒋百里先后参加过新文化运动、“联省自治”运动、“省宪运动”等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运动。数次主持军官学校，并积极革除军事教育中的弊端。后又任陆军大学代校长。代表作《国防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中国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是中国抗战国防战略的重要基础，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国防理论奠基之作。其他著作有《欧洲文艺复兴史》《东方文化史及哲学》《孙子新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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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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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论：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海权的历史并非全然而主要是一部这样的历史——讲述各个国家之间竞争、较量，并最终通常发展为暴力战争的过程。对于海上贸易，人们在发现指导其发展和繁荣的正确原则之前，就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它对国家财富和实力的重要影响。为了实现本国人民海上贸易利益的更大化，各个国家都会实行一些排他性的措施：如果在和平年代，可能会通过实施专卖法或贸易禁令来排除其他国家的贸易侵占；如果这些法令达不到效果，就会直接采取暴力手段，来尽可能地遏制其他国家的贸易侵占。各个国家都怀有吞掉全部（至少是大部分）贸易利益的野心，还试图将那些归属模糊的边远贸易地区据为己有，这种野心必定会带来强烈的利益冲突，各国的愤怒情绪不断积累，并且被激发，往往就导致了战争的爆发。另外，制海权还会影响到由其他原因引起的战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其他战争的实施方式和最终结果。因此，广义的海权历史，其内容会涉及一个民族凭借海洋发展起来的全部事物。不过，其主要部分还是军事史。因而，以下内容，会主要围绕军事论述，同时也会少量涉及一些其他方面的内容。
历史上一些杰出的军事统帅曾说过，研究军事史对人们树立正确观念、提高作战技巧和指挥技巧是必不可少的。拿破仑认为，志向远大的军人应当对一些战役展开研究，比如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将军和恺撒大帝分别指挥或经历过的战役，即使那个时代的人还不知道火药。由此，专业作者们形成了一个共识——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少战争要素会因为武器的改进而变化，但过去的一些正确的理论仍旧不变，仍被人们普遍应用，并且被提升为基本原则。出于同样的原因，虽然在过去整整五十年里，科学的进步和蒸汽动力的广泛应用，促进了海军武器的进一步发展，然而研究海战史，用过去的战争事例来解释海战的基本原则，依然会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对帆船时代的海战史和战争经验做批判性研究，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其一，通过研究可以为现在正在进行的应用和评析提供一定的经验教训；其二，到目前为止，海军运用蒸汽动力的历史不长，暂时不能形成研究学说。我们在帆船方面已经积累了不少的实战经验，但对蒸汽战船知之甚少。由此看来，我们了解的关于未来海战的理论分析差不多全是通过假设得来的。虽然我们曾经试图通过对蒸汽舰队与划桨的桨帆战船舰队进行详细研究，找出新兴的蒸汽舰队与历史悠久的桨帆舰队的一些相似处，从而使了解这些理论的基础更加牢固。但是，未来海战在没有积累充分的实战经验之前，它的理论依据绝不能只来自蒸汽战船和单层甲板的桨帆战船二者之间的类比，虽然它们不仅仅是表面相似。这两种不同动力的战船具有一个共同点：可以在不依靠风力的情况下向任何方向航行。因此，这两种船舶与帆船有一个根本性的不同之处——动力，后者只能依靠风力沿着有限的方向航行，若无风则无法行驶。不过，把握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和认识事物之间的不同之处同样重要，缺一不可。因为，人们在将注意力集中在发现事物之间的相似之处时，会处于一种充满愉悦感的精神状态中，但是，如果发现这些相似事物之间有差异，就容易心烦意乱，从而对这些差异选择忽视或不予承认。因此，即便构造不同的桨帆战船与蒸汽战船存在共同点，同时还具备前面所说的重要性能，我们也要认识到它们之间也还是存在两点区别的。所以，我们在研究桨帆战船为蒸汽战舰的应用积累经验时，务必要把它们的相似和差异之处都牢牢记住，不然就会产生错误的判断。桨帆战船作战的第一个条件是，在使用桨帆战船的过程中，动力必然会衰减得很快，毕竟人力是经不起长时间消耗的。于是，就出现这样的现象：桨帆战船可以展开战术机动，但受时间因素的制约。第二个条件是，桨帆战船的攻击型武器射程不足，它的战斗方式也常常以近身攻击为主。上述两个条件决定了对战双方的战斗必须是近距离的剧烈冲撞，不过在发生不可避免的近战之前，双方也可能会对敌方舰队展开灵活机动的迂回包抄。桨帆战船战斗时表现出的急速冲突与混战的特点，使得人们对当代海军形成了一种人尽皆知并且普遍认同的看法：现代海军武器的发展必然会导致海战演变为大混战。历史也已经有所反映，敌我双方在这样的混战中将很难区分。不管采用什么办法试图说明这种看法的价值，都不能将这种事实——两种船的船艏都装配撞角，可以随时直接冲入敌阵——作为上述看法的历史根据，而对桨帆战船与蒸汽战船之间的区别视而不见。就当今而言，这种意见还只是推断，需要通过实战检验，确定这种战斗方法是否适用于战场之后，再做评判。退一步说，即使上述方法肯定混战，之后也会产生不同的意见，即如果混战双方舰队的实力不相上下，海军的作战技术就起不到多大的作用。如此，那些精巧且极具威力的现代舰载武器在混战中就会成为摆设。假如有一支出色的舰队，它的舰队司令有着强烈的自信，舰队的战术往往能得到较好的施展，舰队中的各位舰长也是称职的人才，可想而知这支舰队是不会乐于与兵力对等的敌军进行混战的。因为如果混战，自信、战术、称职等都无法充分发挥优势，而起重要作用的往往是运气，并且这支舰队会被视作由一群从未在一起训练和行动过的舰艇胡乱拼凑而成的队伍。对于开启和回避混战的时机，历史已经给了很多警示。
《国防论》
同外国人谈天，要想得到一点益处，有两种办法：种，研究他的著作，发见了几个问题，做几句简单的问句，请他答复；第二种，将我自己的意思并疑问，述成一个明了的系统，先期请他看了，然后再同他谈话，比较的议论上可有一个范围。塞将军的《一个军人的思想》等著作并佛教授的替秦始皇呼冤的王道（对霸道）主义，我是知道的。但是我这短短旅行，没有工夫研究理论，我所需要的是解决当前问题。所以我于约期会面之先，草此一文，送给他们两位。结果塞将军因病，又因为忙，仅仅得了五分钟的谈话，佛教授则畅谈两回。今先将此文录如左方：
研究高深兵学的人，没有不感到历史研究的重要，近世德国首先创造了历史哲学，历史的研究蔚成了一种风气，足证德国军事天才的优越。国防事业的坚实，确有学术上的背景的。就中国说来，孔子的努力就是编了一部有哲学性的历史—《春秋》。不管他的微言大义对不对，但他终是努力从客观的事实中，寻出了一个主观的方向，所以《春秋》是中国历史著作一种划时代的创作。因为社会的过程是那样错综复杂、头绪纷纭，要从中寻出几个要点，成立一贯的系统—由此明了一个民族的传统精神，确是不容易的事。中国数十年来创造新式军队，事事只知道请教外人，结果只学得外人的皮毛（因为外人有外人的传统精神，不是中国人所能学的），不能深入国民的心性，适应民族的传统，以致节节失败，原因有一部分就在于历史没有研究好。
古时的中国民族，当他走入农业经济时代，就遇着游牧民族的压迫，可是他能应用治水术，编成方阵形的农田（即井田），以拒绝骑兵及战车之突击。这一个方阵，成为一个小的抵抗单位，同时又成为共同劳作的经济团体。所以中国古代军制即包含于农制之中，所谓“寓兵于农”。春秋两季更有大规模的打猎—有收获的秋季演习—或运动会，这种寓兵于农的精神之发展，后来又造成了长城与运河。这长城与运河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利用农民的乡土观念，做精神武力的基础，其结果有一缺点，就是战术上防守性强而进攻性弱，但是随着经济力的自然发展，他的攻击性迟缓地自然膨胀。如汉、唐、元、清之于陆，唐、明之于海。所以中国国民的军事特色，就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的一致。我于世界民族兴衰，发见一条根本原则，就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者亡”。生活上之和平与战斗，本是一件东西从两方面看，但是依人事的演进，常常有分离的趋势。不是原来要分离，因为愚蠢的人将它看作分离。财政部长见了军政部长的计划就要头痛，老粗又大骂财政部长不肯给钱。
近世史上曾国藩确是一个军事天才家，所以湘军虽是内战，但是就国民性看来是成功的。他知道乡土观念是富于防守性的，所以步要练成一种取攻势的军队。政府叫他办团，他却利用办团来练兵。他一面办团，利用防守性维持地方，保守他的经济来源；同时又练一种能取攻势的兵。他能在和平的经济生活与战斗的军事生活分离状况之下双管齐下，使分离的变成一致。
但是他的天才所以能发展，却更有一个原因，这就是环境，能给予他及他的左右一种事业的长期锻炼。因为同太平军天天打仗，不行的人事实上会自己倒，行的人自然地得到了权力。但是现在谈国防，谁能用国家的存亡来做人才的试验场呢？
所以我说中国近来衰弱的原因，在于知识与行为的分离。读书的人一味空谈，不适事实；做事的人一味盲动，毫无理想。因此将我们祖先的真实本领（即经济生活与战斗生活之一致）丧失了。
姑就军事来举一个简单的例。不到十年前，一字不识的人可以做大元帅，做督军。他们自然具有一种统御人的天才，但一点常识也没有，在现在怎样能担任国家的职务？反之，在今日南京各军事学校当教官的，十之七八还是终身当教官，没有直接办事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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