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似乎一直处于某种尴尬的境况。当人们把“哲学”了解为现代学术体系中的一个学科或知识体系的时候，“中国哲学”便一直受到质疑，人们甚至怀疑中国是否存在“哲学”这种东西。但当人们把“哲学”领悟为一种民族文化的本根意识，以及与之相关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精神诉求、价值理念的时候，则中国显然不是没有“哲学”，甚至还有很丰富的“哲学”。在语词的使用上，由于汉语本身的构词特点，“中国哲学”所表达的意思，既可以是Chinese philosophy，也可以是philosophy in China，还可以是 philosophy in Chineselanguage。事实上，正是这些大小不同的问题的相互纠缠，导致人们对“中国哲学”的质疑变得极为复杂。为避免语词使用上的某种尴尬，本文对“中国哲学”一律加上引号，希望其具体语义基于语境是可以被还原的。
一、文化主体性焦虑:从“合法性”到“汉语哲学”
1914年，北京大学设立“中国哲学门”(1919年改为哲学系)，标志着作为学科的“中国哲学\正式成立。1919年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1924年谢无量著《中国哲学史》，1934年钟泰著《中国哲学史》，尤其是同年冯友兰著二卷本《中国哲学史》，则可以被视为作为一个学科门类或知识体系的“中国哲学”在中国的基本确立。这一系列的“中国哲学”著作，实为此后“中国哲学史”的撰写以及“中国哲学”之研究建立了基本架构、叙事模型、言说方式以及基本的研究范式。也许是由于诸贤皆意识到中国古来是不曾存在过“哲学”一词的，所以诸贤也皆诉诸“中国哲学”概念之界定。谢无量先生说:“今世学术之大别，曰哲学，曰科学。哲学之外，旧籍所无，盖西土之成名，东邦之译语，而近日承学之士所沿用者也。虽然，道一而已矣。……扬子云曰通天地人之谓，通天地而不通人之谓伎’。儒即哲学也，伎即科学也。……谓之曰儒学，谓之曰道学，谓之曰理学，佛氏则谓之义学，西方则谓之哲学，其实一也。”“道一而已”，名虽不同而不妨实质之同，这一观点大抵为诸先贤所共同持循。其构建“中国哲学”的方法，也大抵为比照“哲学”( philosophy)的基本问题、理论构造，而对中国典籍中的类似问题及其表述进行不同程度的拣择、裁剪、叙述、阐释。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这一“选出而叙述之”的合理性，则在于中国“本有”相当于西洋之所谓“哲学”的学术内容:“西洋所谓哲学，与中国魏晋人所谓玄学，宋明人所谓道学，及清人所谓义理之学，其所研究之对象，颇可谓约略相当。”唐君毅先生也说:“哲学与哲学概论之名，乃中国昔所未有。然中国所谓道术、玄学、理学、道学、义理之学即哲学。”冯友兰、唐君毅的观点，其实皆以谢无量为本。正是由于中国本有可以称之为“哲学”的学术内容，所以冯先生说:“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所谓中国哲学家者，即中国某种学者，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家名之者也。”在他看来，中国所缺乏的仅仅是“哲学”这一名称，而并不缺乏实际存在的“哲学”之内容，如胡适之所谓关于“人生切要的问题”之论述，中国更是从来都不缺乏的。因此，照着西洋“哲学”之名称，而将中国固有之学问予以“选出而叙述之”，借以构建“中国哲学”，是全然合理而无可非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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