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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1900—2002)是当代哲学诠释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强调“对话”在哲学中的地位,极为重视课堂研讨,从1949年起长期在海德堡大学任教,并开设哲学诠释学研讨课。本书首次出版于1976年,由伽达默尔本人及其学生戈特弗里德·伯姆所编,精心挑选了诠释学相关的经典文献,多篇为首次中译出版,是学习哲学诠释学的重要教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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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伽达默尔将全书分为四大板块:浪漫主义诠释学前史、浪漫主义诠释学、狄尔泰与狄尔泰学派、哲学诠释学。书中涉及诠释学之开端、法律诠释之准则、诠释的种类与形式等问题,收录了斯宾诺莎、鲍姆加通、施莱尔马赫、狄尔泰等哲学家的重要文章,对诠释学的源流、现状与发展进行了整体性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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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20世纪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被誉为哲学诠释学的奠基人。他继承并发展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思想,将传统诠释学从文本解读的方法论提升为探讨人类理解本质的哲学体系。在《真理与方法》(Wahrheit und Methode,1960)中,他系统构建了哲学诠释学理论,将诠释学从传统的文本解释方法提升为探讨人类理解本质的哲学体系,强调理解的历史性、语言性和实践性。
戈特弗里德·伯姆(Gottfried Boehm,1942— ),德国哲学家、艺术家,曾就读于科隆、维也纳和海德堡。伯姆在美学、诠释学与现象学领域都具有独特的影响力,发展了形象艺术领域中的美学诠释学。1968年在伽达默尔的指导下,以《透视性研究:早期现代哲学与艺术》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译者简介:
洪汉鼎,著名学者,主要研究斯宾诺莎哲学、当代德国哲学和诠释学,推动了西方诠释学在中国的研究与传播。现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典阐释学研究中心主任暨首席特聘专家、山东大学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心兼职特聘教授。主要著作:《斯宾诺莎哲学研究》《当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真理与方法〉解读》《客居忆往》等。编译作品:《诠释学:真理与方法》《斯宾诺莎书信集》《神、人及其幸福简论》等,并担任汉译《伽达默尔全集》主编。
高语含,青年学者,图宾根大学哲学系博士生。著有《老子疏义》,译有库萨的尼古拉《窥道路向(论“不异”)》等。此外还参与了《伽达默尔全集》第五、六、七、十卷的部分翻译与校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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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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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Ⅰ 浪漫主义诠释学前史
Ⅱ 浪漫主义诠释学
Ⅲ 狄尔泰与狄尔泰学派
Ⅳ 哲学诠释学
诠释学重要文献列表
重要人名对照表
重要术语对照表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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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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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代对诠释学所投入的兴趣本身就需要一种诠释学的解释,而且这里无疑有一种历史的指向。只是这种指向需要非常辛苦才可获得。因为诠释学虽然是一门古老的哲学与神学方法学和方法论的辅助学科,但在其后却经历了它自身独立的发展和理论造就。这倒不是因为它是某种次要学科,一旦更重要的东西被解释了,我们才需要运用它,而是出于相反的理由:因为诠释学向度,即理解(Verstehen)和相互理解(Verst?ndigung)在其中发生作用的领域,从一起步就支配了人类的社会生活。正是理所当然的东西的隐蔽性,才阻碍了对诠释学的方法论辩护和对诠释学普遍意义的察觉。
所以,自那时以来习惯的诠释学实践,其方法论意识的最初步伐绝不会注意到理解和相互理解的核心地位,而且在学者与文本交往的狭窄领域也从不会达到一种清晰的理论的自我意识。人们称之为“诠释学”的东西,更多是作为真正方法论思想成果的实践规则和有用辅助知识的收集物。所以,诠释学的历史研究很长时期处于一种相当贫乏的状态,尤其是图书馆甚至没有收藏那些被冠以纯粹辅助书名称的书,因为它们尽管在实践上有广泛影响,但不被看作有科学价值。如果我们让诠释学转向一种更深刻的兴趣,那么我们为此要感谢两个人: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以及他的传记作家威廉·狄尔泰--一位是德国浪漫派及其“历史”世界观的开例者,另一位则是“历史学派”的晚期代表,他在认识论和科学理论的时代从逻辑和哲学上重新证明了浪漫主义遗产的合法性。正是狄尔泰作为第一人致力于这种遗产的研究,而我们这里呈现的所有文本都进一步继承了他的研究。
如果我们今天提出一个回顾我们世纪这一时代的问题,那么这就意味着,某种像时代意识这类东西将我们与世界战争时代分隔开来。看起来,年轻一代人的生活感情好像不再被那种恐惧所严重支配,这种恐惧等待着那种作为当今的历史复杂性的不可避免之结果的可怕灾难。这是现在支配所有人的期望,即人们可以学会去适应那些以相互毁灭来威胁他们的强大统治工具,并且一种对现实的清醒估价和合理妥协的准备将打开通向未来之路。在这种期望的照耀下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什么是我们生活于其中并且对其延续充满信心的这个世纪的基础呢?
追问一个时代、世纪或时期的基础问题,其所追问的,虽然是某种并非显而易见的东西,但却标示出在我们周围作为直接在场的东西的统一特征。也许说20世纪的基础存在于19世纪,听起来是一种肤浅的回答。然而,这确实具有某种我们可以以之出发的真理,即以西欧迅速工业化为形式的工业革命时代开始于19世纪,并且 20世纪只是继续那个时代所建立的东西。19世纪自然科学的伟大发展在本质上就包含有我们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因为我们只是更彻底地和更合理地利用那些由19世纪的科学发现所导致的实践的可能性。然而,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出现了一种真正的划时代意识,它把19世纪牢牢地归并入过去的范围之中。这不仅在于资产阶级时代——它把对技术进步的信仰和对稳定自由和完美文明的满怀信心的期待结合起来——已经走到了尽头,它不仅只是一个脱离时代的意识,而且首先是有意识地退出这个时代,并且是对这个时代最尖锐的拒斥。“19世纪”这一术语在20世纪最初十年的文化意识中获得了一种特有的意味。它听起来好像是一种耻辱性的语词,有如无真实性,无风格,无趣味诸概念——它是一种粗鄙的唯物主义和一种空洞的文化激情的结合。新时代的先驱们在对19世纪精神的反叛中团结在一起。我们只需想一想现代绘画,它在我们的世纪的前10年通过立体派对形式的摧毁找到其革命性的突破,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建筑,它告别了过去世纪那种具有历史性特色的外墙装饰艺术,并将一种全新的生活情感以不断增加的明确性来加以表现,因为它没有房间留给密友和宠物,取而代之的是所有空间的透明性和概观性。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小说,它不再叙述情节,或者想一想诗歌,它使自己的陈述神秘化,即使在对过去的文化世界具有极大的依赖性,我们也必须承认,在我们生活的实际形式中的所有这些改变——它的精神性的衰落和社会存在在一个匿名责任性的时代中的作用——都是“正确的”。这是很有征兆性的,即卡尔· 雅斯贝斯早在1931年就用“匿名的责任性”这一概念描述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在这一概念的特征中,对现实状况的无幻觉的认识和生存决断的文化批判的激情结合在一起。哲学通过依然保持科学世界定向在意识中的界限而与当代事件相伴随而存在。
如果我们在这里要谈论20世纪的哲学基础,那么我们并不是说哲学代表着这个世纪的真正基础,而是相反,因为哲学以前所是的东西是否在当代的生活整体中具有一席之地,这还是一个未决的问题。近代历史中哲学与科学之间旧有的对峙在我们这个世纪达到了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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