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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王亚南是我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教育家,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厦门大学的首任校长,是《资本论》全三卷的首译者之一。其一生著作等身,共有近40部著作和译著,340篇左右的论文和讲稿。《王亚南著作全集》是一部融政治性、学术性和时代性为一体的学术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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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卷为《王亚南著作全集》第7卷,曾于1949年前后以繁体字竖排出版。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把政治经济学当作对象而研究其发展的历史,要由形式的编述阶段,进到科学的系统的研究阶段,那不仅是关系研究者学力或其经济学修养的问题,同时还更是关系研究者社会立场或其研究出发点的问题。一个研究出发点或其社会立场极具正确的学者,虽然不一定就可写出一部很好的政治经济学史,但一个对各家学说分别都有相当造诣的学者,如其他为社会立场所限制,对于某一侧面研究,即对于某一家某一派某一方面的说明,即使可能有所成就,可是他决无法写出一部科学的系统的经济学史。为什么呢?
政治经济学史是以政治经济学为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是以资本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在一切社会科学中,也许可以说,政治经济学是最容易表现阶级偏见,或最容易表现资本主义社会的偏狭性的。与其说,一个站在拥护资本主义立场的经济学者或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很不易认清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本质,从而,极难彻底地把握资本生义的运动法则。那么,站在拥护资本主义经济立场的经济学史研究者或撰述者,他封各家各派的学说,根本就不可能有一个明确的理解,若进一步要他依据正碓的历史方法,很客观很科学地把各家各派的学说系统组织在一个学史形式的大全体中更是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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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王亚南,原厦门大学校长,现代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家。毕生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的开拓者之一。著有《中国经济原论》《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等。
王洛林,王亚南之子,著名经济学家,曾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华东交通大学经管学院名誉院长,厦门大学副校长、党委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第十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五届中央委员,第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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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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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再版序言
第一篇 政治经济学史研究绪论
第一章 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史
第二章 政治经济学说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表现的基本规律
第三章 政治经济学史研究方法问题
第二篇 政治经济学前史
第一章 古代希腊社会的经济思想
第二章 古代罗马社会的经济思想
第三章 中世社会的经济思想
第四章 近代社会初期的重商主义思想
第三篇 说明的经济理论体系
第一章 由重商主义过渡到重农学说的演变历程
第二章 魁奈及重农诺子的经济学说
第三章 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
第四章 马尔萨斯的经济学说
第五章 李嘉图的经济学说
第六章 李嘉图以后经济学界的分野
第七章 约翰·穆勒的经济学说
第四篇 辩护的经济理论体系第
第一章 经济科学的支离与蜕变
第二章 历史学派的经济学说
第三章 奥大利学派的经济学说
第五篇 批判的经济理论体系
第一章 前驱者及其未成熟的批判理论
第二章 马·恩的时代,其生世及其思想体系
第三章 政治经学
第四章 社会主义的经济思想
第六篇 当代三大经济思潮
第一章 个人主义经济思潮
第二章 国家主义经济思潮
第三章 社会主义经济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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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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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王亚南(1901-1969)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教育家,马克思的经济学巨著《资本论》(全三卷)的首译者之一,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厦门大学的首任校长。
王亚南一生始终坚持不懈地追求真理,孜孜不倦地翻译、研究、著述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促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为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赞扬,是一位德高望重、蜚声中外的名家大师。
王亚南,字直淮(植槐),号渔邨,1901年10月14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团风镇(今黄冈市团风县)王家坊村。王亚南5岁时,其父王明榔(号凤亭)就把他送入私塾读书,希望他能通过读书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
王亚南自幼学习刻苦,在塾师指导下背诵了《论语》《诗经》等大量经典名著,在心里种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11岁时父亲病逝,他在母亲和大哥的支持下,于第二年秋天进入黄冈高等小学校(今黄冈实验小学)读书。1915年秋天,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位于武昌的湖北省立第一中学(今武汉第十四中学)。在中学里,他更加发愤读书,每天晚上还到一位商人家里做家庭教师,靠挣来的钱支付学费和维持生活。
王亚南读中学时,正是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他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也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1919年中学毕业后,他在一个小学教了一年多的书,1921年考入武昌中华大学教育系,并先后以中文系和英文系为辅系。其时,“教育救国论”颇为盛行,王亚南也希望能通过普及教育来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状况,使中国由弱变强。
在大学里,他一边如饥似渴地读书,一边继续兼做家教及到楚材中学兼课,用挣来的钱养活自己,并部分接济家庭。由于他既当学生,又兼教师,因此每天都要比别人更辛苦、更忙碌,经常夜阑更深还在油灯下刻苦攻读。博览群书大大丰富了他的知识,提高了他的理解能力;而现实的满目疮痍,各种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对苏俄社会主义实践的初步了解,又激发了他“改造社会”的热情。
1926年冬,王亚南大学毕业后到武昌成城中学任教。此时,北伐军已攻克武汉三镇。王亚南通过时任湖北中小学教师党义训练所教导主任的同乡王仲友,认识了该所负责人董必武,并多次到训练所听课,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对大革命充满了向往。
1927年5月,成城中学停办。经王仲友介绍,王亚南毅然奔赴长沙参加北伐军,在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教导团任政治教员。不久,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大地,王亚南怀着悲愤的心情离开长沙返回武昌。
1928年年初,因为在武昌找不到工作,王亚南和同乡夏康农一起来到上海。上海之大,谋职同样不易,于是他又辗转来到杭州,借住于西子湖畔大佛寺,准备写一部反映鄂东水乡风情和青年求索人生的自传体长篇小说。而此时,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刚从一所中学离职的郭大力,正好也借住在大佛寺内。两个年轻人一见如故,几番倾心交谈后,确立了为“改造社会”而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志向,随后商定了一个庞大的翻译计划:用6~8年时间翻译5部世界经济学名著,包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约翰·穆勒的《经济学原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
直到现在为止, 用“经济思想史”, 用“政治经济学史”这类名色出版的著述, 虽然不算十分稀少, 可是依据这门史学, 依据科学的历史方法论来写作的经济思想史或政治经济学史, 却竟是凤毛麟角, 不易多见了。 原来经济学史这门学问, 也如同其他社会科学史乃至一般文化史一样, 单把已有的现成材料, 依照一定的方式, 将其搜集、 拼凑、 编列起来, 原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用一位英国名文化史学家的话说:‘ 任何一个著作家, 不论其思想如何落后, 天资如何鲁钝……只须在数年中, 稍事涉猎相当的书籍, 即可妄列于史家之林, 而撰述一部伟大民族的历史。’( 注—见( Buckle) 著“英国文化史”上册胡译本第三页) 可是,如其历史不只看为是叙述事实, 编排史料, 而同时更着重在发现那些事实中的定律, 或发现那些意识之流中的形成演变定律, 则那种历史的撰述, 就真是谈何容易了。
有关经济思想或经济学说之历史的研究, 曾被分别采行了各种的方式, 为了解说或批评的便利, 我打算在不十分妥当的指出下列三个研究方式的时候, 附带把我手边可以找到的国外有关著述, 例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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