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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我们遭遇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势对学术提出了太多的问题。本丛书提出的所有问题都具有时代性，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问。追问的方向、追问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酝酿“思想”的过程，也是“思想”引领的过程，思想的菁华是在犀利敏锐的辩驳问难中凝聚结晶的。历史学的“核心关怀”凝聚在对于民族性格、文化底蕴的洞察，对于趋势、道路的探求。鉴于此，我们与当代史家一起深度阅读——思考——对话。 2《汉武英雄时代》是秦汉史研究大家王子今先生的著作。历史长河，有的地方潮平两岸阔，和缓平静，有的地方水势峻激奔腾，汉武帝时代就是一个激情迸发、积极进取的时代，一个民众劳作和奋争都取得了丰厚收获的时代。
3.作者用细密的考证展示了历史的细节，如对南宫公主的考证就引人入胜、欲罢不能，类似的考证所在多有，作者对研究前沿、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了然于胸，跟随作者的笔触，我们进入了历史的时空隧道，具有了历史探秘的阅读体验。
4.有人在谈到汉武帝的时候说：“汉武帝所有的事都‘愣’， 都过度，荷尔蒙旺盛……”以汉武帝和宋代以后 的历史时期对照，所谓“愣”，所谓“过度”，所谓“旺盛”以 及“人性”“张扬”等等，是汉武帝的个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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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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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史家讲史”丛书中的一种。教员青年读史时说：“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汉武帝时代是一个激情迸发、积极进取的时代，一个民众劳作和奋争都取得了丰厚收获的时代。武帝以“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的气魄与果敢，开展了“用兵匈奴”“打通西域道路”“南越归服”“夜郎入朝”“朝鲜置郡”“天马西来”等壮举。这一时期，地方分裂势力被肃清，楚文化、秦文化、齐鲁文化完成了合流的历史进程，形成了我们民族的基本文化形态的汉文化。丝绸之路上发现的汉锦织文“登高明望四海”反映了这一时期汉文化面对世界的雄阔的胸襟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同时期社会各领域杰出人物的故事，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群星闪耀、文化强势崛起、社会朝气蓬勃的古代中国的历史画卷。 此外，作者不避讳用“汉武帝的女人们”“栽培酷吏”呈现了汉武帝的多重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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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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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今，1950年生于哈尔滨，“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西北大学中华民族史研究中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顾问。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秦汉交通史研究”“秦汉区域文化研究”“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秦汉社会称谓研究”“秦汉时期的海洋探索与早期海洋学研究”“秦统一及其历史意义再研究”，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新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子课题“匈奴经营西域研究”。出版《秦汉交通史稿》《秦汉区域文化研究》《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秦汉史：帝国的成立》等学术专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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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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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001 前言：汉武英雄
007 刘彻和他的少年生活
008“梦日入怀”神话
012 从胶东王到皇太子
014 刘彻的兄弟姐妹
017 王宫的书香：河间献王刘德和鲁恭王刘余
019 江都易王刘非的武功
020 临江王悲剧
021 南宫公主的婚事
031 老祖母窦太后
035 十六岁的帝王
036 等待汉武帝出场的舞台
038 文景的遗产
042 窦婴和田蚡
046 汉武出猎
050 尊儒：建元初年的权力试探
055 武帝的文治
056 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059 公孙弘走上政坛
064 太学的兴立
066 儒学领袖董仲舒
068 察举：选官制度的革命
071 武皇开边
072 用兵匈奴
080 打通西域道路
090 南越归服
094 夜郎入朝
099 朝鲜置郡
101 天马西来
113 中国文学艺术的一个收获季节
114 汉赋的成就
118 司马相如及其赋作
120 大隐金门东方朔
124 乐府：一种文化制度，一种文化风格
127 音乐家李延年
129 汉武帝“略输文采”？
135 中国文化的两座历史高峰
136 刘安·《淮南子》
139 司马谈·司马迁·《史记》
147 将星照耀北天
148 大将军卫青
153 霍去病：匈奴未灭，无以家为！
156 飞将军李广
165 博望侯张骞
170 苏武：忠烈的楷模
173 征和年间的动乱
174 汉武帝的神仙迷信和长生追求
180 太子刘据和他的博望苑人才集团
182 巫蛊之祸
186 思子宫和归来望思之台
188 英雄手笔《轮台诏》
193“昭宣中兴”的奠基人
194 钩弋故事
197 武帝的临终遗诏
199 富民侯田千秋
202 御史大夫桑弘羊
205 霍光秉政
208 匈奴“降俘”金日磾
211 汉武帝的情感生活
212 童话“金屋藏娇”
215 卫子夫霸天下
217 情爱的幻境：方士为致夫人魂魄
219 王夫人？李夫人？
225 汉武帝的女人们
227 汉武帝的政治性格
228 残厉的“告缗”
229 十二个丞相
233 栽培酷吏
235 李陵案例
237 汉武帝的暴政酷刑灭杀了多少英雄？
239 结语：汉武帝时代的民族精神
246 相关链接
247 新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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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代的民族精神
我们说“汉武帝时代”，通常是指汉武帝执政的历史阶段， 也就是刘彻于汉景帝后三年（前 141）正月即帝位到汉武帝后 元二年（前 87）二月去世这一时期，前后五十四年零一个月。 如果是指汉武帝生活的年代，则从刘彻于汉景帝前元年（前 156）出生到汉武帝后元二年（前 87）去世，前后近七十年。
现在对于“民族”的定义还存在不同意见。如果我们姑且 使用一般理解的“民族”一语的含义，承认汉王朝管理地域的 民众可以看作一个民族共同体，那么，是可以讨论当时这个共 同体的时代精神的。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回顾当时历史文化的 面貌，认识汉武帝时代的民族精神。
鲁迅曾经由鉴赏汉代铜镜这样的艺术品，发表过对汉代文 化特征的评论。他在《坟·看镜有感》中说：“遥想汉人多少闳 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汉唐虽 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 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绝不介怀。”对于美术风格，鲁迅又在 1935 年致李桦的信中说：“惟汉代石刻，气魄深沈雄大， 唐人线画，流动如生，倘取入木刻，或可另辟一境界也。”这里所说的“魄力”“气魄”，当然已经不限于艺术，而涉及了文 化精神。这位虽不专门治史却对历史有透彻理解的思想家评价 中国传统文化时往往多有悲凉感慨，然而他对于西汉时期民族 精神之所谓“豁达闳大之风”的深情赞赏，却以积极肯定的态 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总结当时人的历史创造时说： “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 古丝绸之路上发现的汉锦织文“登高明望四海”，正反映了这 一时期汉文化面对世界的雄阔的胸襟，而积极进取的意向，也 得到生动鲜明的体现。
“登高明望四海”表现出的立高怀远的文化精神，是汉代 文明繁荣的主要表现之一，也是中国文化史历程中我们至今可 以引以为自豪的闪光点。
鲁迅所谓“闳放”和“雄大”，既可以看作对“取材异域” 且“自出新裁”收获最为突出的汉武帝时代社会文化风格的总 结，也可以看作对当时我们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表述。当时 的汉人，比后来一些时代有更多的率真、更多的勇敢、更多的 质朴、更多的刚强。而我们国民性中为近代激进学者所深恶痛 绝的虚伪与懦弱、曲折与阴暗，在当时似乎还并不很明显。有 人说，当时是中国文化的少年时代，是有一定道理的。《太平 御览》卷七七四引《汉武故事》记录了著名的颜驷事迹：汉武 帝有一天乘辇来到郎署，看到一位白头发白胡子的“老郎”。 汉武帝问：“公何时为郎，何其老也？”回答说：“臣姓颜名驷， 江都人，以文帝时为郎。”汉武帝诧异这位在自己祖父当政时 就已经作了“郎”的颜驷，何以始终未得提升，又问道：“何其 不遇也？”颜驷答道：“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汉武帝时代“好 少”，如果超越帝王个人情趣，理解为当时的社会习尚，可能 也是适宜的。
有人在谈到汉武帝的时候说：“汉武帝所有的事都‘愣’， 都过度，荷尔蒙旺盛，当一个人的人性得到最张扬的发挥时， 肯定是他人的边界被压缩到最小的时候。汉武帝做事，除了他 自己痛快，谁都不痛快。”这样的评断，不免简单化绝对化之 嫌。专制帝王“做事”，自然大都是“除了他自己痛快，谁都 不痛快”。然而进行跨时代的历史比较，以汉武帝和宋代以后 的历史时期对照，所谓“愣”，所谓“过度”，所谓“旺盛”以 及“人性”“张扬”等等，是汉武帝的个性特征，同时可能也 是当时社会的一种共同的特征。
当时虽然是在专制制度之下，依然有不少敢想敢说敢做的 人，他们的心理，并没有完全被臣民的奴性所锁锢。侠风的盛 起，就是这种精神倾向的社会表现之一。
当时慷慨豪放，重义轻死的所谓“游侠”的活跃，也体现了民间风尚的特点。荀悦在《汉纪》卷一○《孝武一》中说： “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 荀悦强调了他们“立气势”“立强”的精神特征。司马迁《史 记》特别为他们立传，又称述其独异于社会其他人等的品格， 说他们能够“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不既信，不倍言”，所 谓“仁者”“义者”，与他们相比，也有不足。他们实际上在另 一层次上实践了“仁”“义”。司马迁注意到游侠精神传递的 悠远，这种传递，并不凭借经典文献而得以承继；也注意到游 侠社会声誉的广大，这种声誉，也并不凭借权势地位而得以张扬。司马迁写道：世间“闾巷之侠”，“匹夫之侠”，虽然往往 违犯当时法禁，对于社会却并无贪求，因而值得肯定。其名声 之远播，群众之追随，不是没有原因的。对于放纵私欲，奴役 贫民，欺凌孤弱的行为，游侠其实也是鄙视的。司马迁不满意 将游侠与“暴豪之徒”等同的官方见解，似乎反映了一种“体 制外”的思想个性。然而他的见解，也是大体符合历史真实 的。汉武帝时代的“游侠”曾经进行过引人注目的表演。他们 的活动和影响，为当时的社会风貌涂染了鲜丽的色彩。而司马 迁的态度，则表现出较高层次的文化人的情感倾向。看来，当 时文化“正统”的力量还并不十分强大，人们坚持与执政者不 同的立场，发表与执政者不同的意见，尚有一定的自由空间。 《汉书·游侠传》分析游侠兴起的背景时所谓“禁网疏阔，未 之匡改也”，应当说是客观的分析。
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不同，这种 变化往往也是与文化节奏的历史差异有关的。汉武帝生活的历 史时期，社会有一种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借用当时人的表述 习惯，这种时代精神表现出“奋迅”（《史记·乐书》）、“骋驰” （《淮南子·修务训》）、“奔扬”（《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驰 骛”（东方朔《七谏》）的节奏特征。汉武帝执政，用事四方， 以武力拓边，尚武之风益起，影响到社会生活节奏转而更为骤 急。当时人们热心一种飞车竞驱的“驰逐”运动，《史记·货殖 列传》和《汉书·东方朔传》中都有反映。被《淮南子·说林 训》称作“追速致远”的这种追求高速度的竞技形式，为社会 上下普遍喜好。汉武帝喜好亲手击杀熊和野猪，挽弓纵马，追 逐野兽，也可以看作相关社会风尚的表现。
《汉书·陈汤传》记载，西汉晚期，甘延寿、陈汤经营西 域，克敌立功，有“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壮语。这种强烈 的国家意识，应当是在汉武帝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时开始形 成的。这种意识的心理基础，是民族自尊心。不过，我们在进 行相应的心理分析时，应当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注意与民 族沙文意识和军事霸权主义划清界限。我们看到，汉武帝决策 发起对匈奴的远征，有足够的雄心和魄力，但是他本人的民族 情结，其实一点儿也不狭隘。比如匈奴贵族子弟金日?受到信 用，甚至受顾命，辅幼主，就是明显的例子。著名秦汉史学者 劳榦在为《创造历史的汉武帝》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旧说非 我族类，其心必异，然自武帝托孤于休屠王子，天下向风，共 钦华化，而金氏亦历世为汉忠臣，虽改朝而不变”。这样的历 史事实，值得我们深思。当时汉王朝的主力军中有“胡骑”部 队。“巫蛊之祸”时，和政府军抗争的太子刘据争取“长水胡 骑”和“宣曲胡骑”的支持而未遂，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之 一。汉人私自越境前往匈奴地区的诸多“亡人”，也把中原先 进技术带到了草原地区。而张骞和苏武都曾经娶匈奴女子为 妻，体现了在当时民族关系中，在战争的怒涛之下，也有亲和 的缓流。
就汉武帝时代社会文化风格的总体趋势而言，按照鲁迅 的表述，“闳放”是基于“自信”“雄大”的另一面，则是“深 沉”。这是我们认识和理解汉代社会的精神现象时应当注意的。
秦汉时期对于外域文化的认识，由于交往的有限，而怀有 某种神秘感。秦始皇和汉武帝“并海”巡行的壮举以及所倡导 的狂热的海上求仙运动，都可以作为反映当时人外域文化观的例证。
汉代民间西王母崇拜的盛行，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较为普 遍的“天下”观或称“世界”观的文化现象。民间这种基于对 远域国家部族的模糊了解所产生的迷信意识，是关心中国历史 文化的人们所应当注意的。《易林》中所谓“西见王母”“西过王母”“西遇王母”“西逢王母”而皆蒙福祉诸文句，都反映了 西王母崇拜的这一心理背景。汉代受到普遍崇拜的吉祥永寿之 神西王母，在当时巫风大畅的背景下，可以看作西方神秘世界 的一种典型象征。或许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当同样来自西方的 佛的形象在中土民间意识中得以确立并且逐渐高大起来之后， 西王母神话的影响便渐渐削弱了。
秦汉时期，是中原华夏文化主动西向，同时又空前集中、 空前强烈地感受到西方文化东来影响的历史阶段。对于西方见 闻的疏略，对于西方认识的模糊，对于西方理解的肤浅，使得 西方文化具有了某种神秘的色彩。当时人对于来自外域的新鲜 事物，一方面有所欢迎，一方面又心存疑惧。《史记·秦始皇 本纪》说，秦始皇沿海巡行，在琅邪梦与海神战，又听信占梦 博士的话，以为海上恶神以大鱼蛟龙为前沿警卫，如果除去， 则善神可致，于是“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果然在之罘见 巨鱼，射杀一鱼。这样的记载，反映了这位帝王在探索外域文 化时既以为神奇又深怀疑惧的心态，而同时内心仍然保持着一 种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尊。
不过，在汉武帝时代，这种自信和自尊又有超过其合理 度，而演变成一种文化虚荣的情形。《史记·大宛列传》写道， 汉武帝对于“外国客”，散财帛以赏赐，供给以厚重丰饶的消费条件。“行赏赐，酒池肉林”，又令“外国客”参观各仓库府 藏之积累，以显示汉帝国的广大富足，希求对外国代表形成心 理震慑。这种意识在后来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系统进行交往的 历史中，也是有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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