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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吕思勉，江苏武进（今常州）人，近代著名历史学家。他出生仕宦之家，家学深厚，自幼饱读诗书，博采众学。遍尝家道中落、生活窘迫、中年丧子、国难离乱的人间苦楚，仍怀揣一颗赤子之心，以求真务实之态度治学、教书。秉持着“一个人可以不入政界不做官，但不可以不效力于社会”的信念，虽然思想上几经转变，从追求儒家，向往大同到信服法家，最后服膺马克思，他始终以谋求社会改革、推动社会进步为一生之责任，这也成为贯穿他一生所求之精髓。
先生是诚朴谦逊的学者，是殷殷传教的老师，也是殚精竭力的社会改良者。他是护妻的丈夫，爱子的父亲。除此之外，他还是诗人、棋迷，甚至是猫奴。这样的一代大家吕思勉，实在有待我们去慢慢发掘。
在这本循着吕思勉人生轨迹，以他求学、治学、教书为主线的传记中，通过作者翔实的资料爬梳，你不仅可以品味形塑一位著名学者人生的渊源，还能聆听智者之言，积累治学方法，比如：历史究竟有什么用，治史的要点有哪些，如何看待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什么是真正的学者……
先生一生弟子众多，包括钱穆、杨宽、黄永年、唐长孺等等，他们对于这位老师有怎样的评价？答案便在这本书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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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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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近代著名历史学学者吕思勉的传记。吕思勉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教学工作，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同被列为现代史学四大家。他的治学以范围广博见长，方法上又注重排比分类，融会贯通。其著述涉及史学、文学、经学、文字学、文化思想等多个领域，规模恢宏，素为学界所推重，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本书以时间为脉络，通过翔实的资料，清晰地讲述了吕思勉先生的生平经历、治学道路、学术成就、思想见解，以及他对周围事物的看法，对人生的种种领悟，呈现出朴厚勤奋、严谨治学、淡泊名利、独立思考，对推动社会进步始终充满热情的一代学人风貌。在本书中，读者还能看到埋首书斋的历史学家生活中的另一面，比如为亲友讨公道、喜好下棋、迷恋养猫、记录物价等等，由此更加深入了解吕思勉先生及其所处时代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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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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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耕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史学史和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著有《历史学的真相》、《大学中国史》（合著）等，又编有《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合编）、《吕思勉国史通论》、《什么是历史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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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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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第一章 故居 家世 童年
故乡与故居
先世 父母
童年时的读书
江浦的生活
第二章 青年时代的学习生活
应小试 读史书
填词作诗
记日记
钦佩康梁 向往大同
尝试写小说
读遍正史
信服法家
第三章 走教学与治学之路
与虞菱成婚
教书生涯的开始
搜集故乡民谣
去南通教书
与朝鲜志士的交往
“与政治卒无所与”
学问在空间 不在纸上
第四章 来往于沪、沈、苏、常
初来上海
进商务 编医史
沈阳之行
散布革新之种子
世风与学风
《白话本国史》
回苏州教书
文字学研究与著述
“三燕渠”与熟诵法
第五章 初入光华
任教光华大学
弈棋
一个足兵足食的计划
服膺马列主义
赴安徽大学讲学
吃饭的革命
《白话本国史》讼案
瑞之讼案
专史的撰述
养 猫
第六章 孤岛上的生活与写作
国难时期
《吕著中国通史》
《先秦史》
《古史辨》与古史研究新方法
孤岛上的斗士
第七章 一片冰心
暂回常州故里
在乡间中学教书
一个治学的检讨
“家贫长苦饥”
患病与治病
“人何以为人 曰相人偶耳”
身居蒿庐 心忧天下
物价纪实与社会史研究
第八章 重返光华
上光华复校之策
因祸而为福 转败而为功
“史学沙龙”诱掖后进
《历史研究法》
《秦汉史》与《两晋南北朝史》
考试与劝学
“绝去名利之念”
第九章 尽瘁史学
入华东师大
晚年的几封信
参加“三反”及思想改造运动
《隋唐五代史》的写作
春蚕到死丝方尽
薪火传递
后 记
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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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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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1979年，我正在上海一家里弄加工组里当工人。高考的恢复，“引诱”了我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初中只读了一年，便停课闹革命了）的工人，也“想入非非、不安心本职工作了”（里弄加工组的一位领导，在听了我想考大学后给我的评语）。于是，向单位请了两个月的假，借来各种复习资料，开始自学“因式分解”呀、“解方程”呀。然而，天生没有数学“细胞”的我，虽然花了不少时间和功夫，进展却十分缓慢（高考时，数学仅得了三十分）。于是，弃“理”从“文”，经我姐夫的介绍，去华东师大一附中听“高考文科补习班”课，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附中的历史老师李永圻先生。
高考补习班的课，安排在附中教学楼三楼的一间小教室里，李老师讲的是世界上古史，记得第一次作业，是叫我们画古代埃及的历史地图。作业做好后，交李老师批改，他用红笔在我的作业上标出了我没有标出的地名和没有画全的尼罗河……这样的讲课和作业，约有五六次。这一年的9月，我考进了华东师范大学，学的是历史学。从此，与李老师的来往更多了，也由此见到了吕翼仁先生。
20世纪80年代初，正是吕思勉著作出版、重印最频繁的时期，《史学四种》《吕思勉读书札记》《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等陆续出版，每有一种著作出版，吕翼仁先生总是郑重地签了字盖好章，赠送我一本。就这样，我逐渐读了一些吕思勉的书，也逐渐了解了吕思勉的生平、思想和学术成就。
通常，海外学者将吕思勉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同列为现代史学四大家。但这四位史学大家的治史风格各不相同，陈垣的史学以新材料取胜，陈寅恪的史学是尖端精深而由小见大，钱穆的治史最擅长诠释发挥，任何材料在他的手中，总能说出一番新意来。吕思勉的治学，一是范围广博，规模宏宽；二是实事求是，融会贯通。他一生在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社会文化史、民族史、政治制度史、思想史、学术史、史学史、历史研究法、史籍读法、文学史、文字学等方面都有著述。其治学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涉及的内容之多，在近现代史家之中是罕见的。所以，史学家谭其骧先生称他是“以史学名家而兼通经、子、集之部，述作累数百万言，淹博而多所创获者，吾未闻有第二人”。
吕思勉自二十三岁起就“专意治史”，除了教学工作外，他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放在文史研究和写作上。每天清晨起来，就埋头于阅读写作，一直工作到深夜，五十年如一日。他先后把“二十四史”读了数遍，又参考其他史书以及经、子、集部的文献，将辑录的史料进行析解、分类、排比、考证，写成一条条札记。这些札记或是对史实的考证，或是对文献资料的订误，更多的是对史事的分析研究。由于研究的不断深入，许多札记都曾一再补充修改。这种写札记的方法，承继于前辈乾嘉学派的传统，但是乾嘉学者以考证为目的，吕思勉则并未就此止步，而是把札记考证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以此为基础，进而探索“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变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他的那些有系统、有分量、有见解的论文、著作，就是在这种坚持不懈地有计划地阅读和写作的基础上，再加以综合研究、融会贯通而成的。所以，历史学家杨宽先生说自己的老师是“读书广博而重视融会贯通、著作丰富而讲究实事求是的一位史学家”，是很确切的。
1993年5月，杭州师院成立“吕思勉文史研究所”，邀吕翼仁、李永圻先生去参加成立会。那时，吕翼仁先生已自知患了癌症，然而她非常乐观，很想去杭州一游。在征得医生黄华瑞同意后，李永圻先生和我及我的夫人吴依慰陪她一同去杭州。会后，我们一同“泛舟西湖”，还在“花港观鱼”处小坐吃藕粉。那是吕翼仁先生晚年最愉快的一次旅游。回沪后不久，她的病情便转危。如今，吕翼仁先生去世已有三年了，但杭州之行仍历历在目……
1995年4月，陈启能先生来上海，组织“往事与沉思”丛书的编写，向我介绍了丛书的编写计划，并嘱我写一本《吕思勉传》。其后，我一直忙于其他事务，《吕传》的写作一拖再拖，直到1996年的下半年才开始动手。1997年4月，史学理论学会在海口开年会，陈启能先生来信要我一定去海口参加年会，学友朱政惠、陈丽菲也都约我一同去，我因忙于《吕传》的写作而没有去。半个月后，我去访陈丽菲，她向我介绍了海口会议的情况，还一再遗憾我没能去参加会议，我又再三向她解释我的忙碌，她则认为，我之所以未去海口，还是因为我的性格不好结交。末了，她说：“你在写吕思勉的传，你的人也愈来愈像吕思勉了。”这当然是一句玩笑话。无论是在学问还是在论道德修养上，吕思勉先生都是我辈人高山仰止的楷模。然自忖，或许在性格方面也有某些相近之处吧。那一日晚上，我坐在书桌前继续《吕传》的写作，不期然地又翻到了那一段不知读过多少遍的话：
真正的学者，乃是社会的、国家的，乃至全人类的宝物，而亦即是祥瑞。我愿世之有志于学问者，勉为真正的学者。如何则可为真正的学者？绝去名利之念而已。显以为名者，或阴以为利；即不然，而名亦是一种利，所以简言之，还只是一个利字。不诚无物；种瓜不会得豆，种豆不会得瓜；自利，从来未闻成为一种学问，志在自利，就是志于非学，志于非学，而欲成为学者，岂非种瓜而欲得豆，种豆而欲得瓜？不诚安得有物？然则学问欲求有成，亦在严义利之辨而已。
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这是时势使然，人人都在“名利场”中追逐，怎能做到绝去名利之念呢？李永圻老师常常对我说：多读老先生（指吕思勉）的文章，尤其是他的日记序言，对于道德修养的培养极有帮助。他很希望老先生的道德修养能够发扬光大。然而，吕翼仁先生的看法则不同，她说：“父亲带走了一种道德标准。如果今天仍按这样的标准来为人处事，恐怕连饭都没得吃……”每想到此，我便感叹不已，这倒不是感叹什么“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而是“世态人事”的“此一时，彼一时”，与其去感叹“生不逢时”，倒不如自责何以不能适应时势。
这本书的写作，首先得感谢李永圻老师，他是吕思勉的学生，一生追随老师读书问学，老师去世后，他又协助吕翼仁先生整理老师的遗稿。他在生活上一无嗜好，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整理老师的遗稿和料理老师的身后事上，几十年如一日，从无间断。他得知了我的写作计划，便把他编写的《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借给我，帮我一起设计写作体例，每每是我在我的家里写作，他在他的家里思索，时不时通过电话将他想到的各种材料告诉我，我则将他的口述回忆记载下来……书稿写成后，他又逐字逐句地审阅，提出修改方案或补充必要的材料。所以，严格地说，这本书是我与他一起写成的，没有他的帮助，本书的写作是无法完成的。
本书得以完成，还得感谢陈启能先生，感谢他对我的支持和鼓舞。责任编辑陈丽菲女士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曹伯言教授、上海教育出版社的庄葳编审在百忙之中审阅了拙稿，并提出许多修改意见。在此，谨表诚挚的谢意！
本书如能帮助读者了解吕思勉的生平、人品、思想、学术成就和治学方法，并从中得到启迪、有所收获，那么笔者写作的愿望也就达到了。
张耕华
1997年9月
第一章 故居 家世 童年
故乡与故居
1884年2月27日（光绪十年甲申二月初一），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吕思勉（字诚之）诞生于江苏常州十子街六-八-十号的吕氏故居的东宅。
吕思勉的先世原来居住在江苏宜兴，自明代永乐年间，开始由宜兴迁居常州，到了清代，吕氏一族就成了阳湖（常州府属县）人了。
常州是一座有着二千五百多年文字记载的历史文化古城。春秋时属吴国，称延陵邑，为吴公子季札的封地。秦时设延陵县。汉代改名为毗陵县。晋时置晋陵郡，分治武进、晋陵两县。隋朝废郡制，于常熟县设常州，后常熟县划入苏州，移州治于晋陵，常州之名由此而始，并一直沿用到明、清（其间曾改称过长春、尝州等，但都为时不长）。到清代，常州已是政府赋税的主要来源地区之一，有“江南财赋甲天下，苏松常镇课额尤冠于江南”之说。其时，常州为府城，统领武进、阳湖、无锡、金匮、宜兴、荆溪、江阴、靖江八县，时称“中吴要辅，八邑名都”。民国初，废常州府，阳湖县并入武进县，城区一度称武进市，但习惯上还是沿袭着明清以来的常州旧称。
在吕思勉的童年时代，常州府城的城区面积不大，东西、南北都只有三华里，这就是当时所谓的“穿城三里”。城区面积虽然不大，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除了有府衙门外，武进、阳湖两县的县衙门也设在城里。那时候，城区还有城墙和城门，走上城墙，可以看到乱草丛里残留的雉堞（城上的矮墙，如齿状排列，用作掩护），城门也还有实际的用处，1924年江浙战争，因怕败兵抢掠，有时就可以临时闭城。随着年月的流逝，这些城墙城门逐渐败坏，如今已全无踪影了。
吕氏的故居位于常州十子街的中段。常州十子街的街名，缘于北宋名人邹浩的家世。邹浩的先祖邹霖，由浙江钱塘迁居常州，邹霖之父邹元庆，生有十子，邹霖是第十子。他始居常州之后，子孙遍及城乡，一门科第不绝。邹家后裔为纪念其迁居常州的始祖，名其地为十子街。就这样，十子街的街名，历数百年而一直沿用至今。
关于十子街，吕思勉的女儿吕翼仁有一段描述：
十子街在常州城的东北部，是条又狭又短的横街，东接娑罗巷，西通化龙巷。街中心是石皮铺的，两旁砌着砖石。由于街面狭，日照少，东西街梢又各有一口公井，家里没有井的居民，都到公井上淘米洗菜和拎水，不下雨的日子，街上也总是湿漉漉的，下雨之后，自然更没有干的时候。特别是下了雪，雪被行人踩坚，成了冻雪，真是走一步滑一滑。甚至街中心的雪融化之后，两旁一堆堆污泥冻雪，还要维持好些日子。
十子街尽管有这些缺点，也有其独特之处。在以“多福多寿多男子”为颂祷的年代，十子意味着多生贵子。所以在嫁娶吉日，我们那时叫做周堂，花轿哪怕绕道，也要经过十子街，花轿一肩接着一肩，整天锣鼓声不绝于耳。吉日前一天是铺新，我们叫做铺行架，箱笼也要经过十子街。这时候街道两边家家户户，门口都站着几个大娘大姐，铺新的日子看嫁妆，吉日良辰看新娘。实际上新娘坐在花轿里是看不到的，但是送亲的姑娘奶奶们坐的小轿，个个浓装艳抹，珠光宝气，后来送亲的人索性不坐轿坐人力车了，看的人自然格外便于观赏。
——而最最富有诗意的，却是一深黄昏，油灯如豆，街上传来“香又香，糯又糯，香炒热白果”的叫卖声，惜乎我那时是幼孩，今天也远不是诗人，描绘不出当时的情景。
十子街是一条小街，但它所处的城区东北角却是风景秀丽、人文荟萃的地方。那儿有一条白云溪，今文经学派的创始人庄存与的故居就在溪畔，附近还有诗人黄仲则的故居“两当轩”，与十子街隔街相望的有清代常州第一状元吕宫的宗祠。另外，著名学者洪亮吉，历史学家赵翼、屠寄都曾在这里生活过。
吕氏故居是一幢硬山造（结构）的清代建筑，坐北朝南，原分东西两宅，各有大门进出。两门中间，还有三间小屋子，两扇小门，外通十子街，内有一条长弄，通东西两宅。由于房屋进深，人来人往，若从大门进出，开门关门很不方便，所以小门是整天开着的，甚至为了保持小门敞开，吕家将这三间小屋租给别人住，名为租，实际上并不收钱，条件是给吕家守门，便于家人的通行。
吕氏故居的东宅，早在吕思勉父亲的手里，就典给别人了，直到抗战后期，才由吕思勉收回自用。吕家自住西宅（即吕氏故居的十号）。西宅比东宅略小，大门进去的第一进是门屋，也叫门堂屋。在吕思勉的家乡，这种门堂屋常常是租给成衣铺的，目的也不是要收租金，而是希望大门畅开，进出方便。吕家的门堂屋比较小，所以没有出租。门堂屋在十子街临街，入内是一个小园，种有金桂、淡竹，还有一株西河柳。西河柳可用作药材，邻居街坊经常有来摘讨的，所以，虽说是一株，实际上总只剩下半株，“垂头丧气地站在园角”。小园的北面通天井，也种些十姐妹、香圆树、石榴、葡萄等。天井北面是第二进，共有三间大厅，厅的北面有三间翻轩，东面的一间用作卧室。天井的两旁是侧厢房，东向的侧房用作卧室，西向的侧房用作储藏室，西厢房的北面是厨房。天井的北面是一条走廊，一头与厨房相连，一头通向第三进的上房。上房是四楼四底，楼下三间用作卧室，一间用作客堂和吃饭，楼上两间用于卧室，另两间用作书房和藏书室。
抗战时期，吕氏故居的西宅为日寇的炸弹所毁，现只存东宅。1983年11月10日，吕思勉故居被常州市人民政府定为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1月，常州市文管会呈报《常州市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建议名单》，内列入吕思勉故居，并对吕氏故居及文物保护的范围作了如下的说明：
吕思勉故居在常州十子街新生里四号及十子街八—十二号，坐北朝南，为硬山造清代建筑，共四进二十一间。第一进为门屋，入内为天井，西首有厢房一间，天井右首植紫藤一株。第二进为大厅三间，罗砖地，后有翻轩。西首有厢房一间，后面为天井、花台。第三进为厅房三间。中间客堂，东西卧室各一间，均和合玻璃，天井东首另有卧室一间。第四进为楼屋上下各三间，西首楼下一间为书房。尚存吕思勉生前所收集之古籍图书、字画等20大箱。西首原有菜圃及起居室、读书处、厨房等屋，已毁。
1987年12月31日，常州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公布第二批常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同时公布《常州市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吕思勉故居被列入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通知》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市文化局应在近期内会同规划处对上述文物保护单位划出保护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并逐步建立健全文物资料档案；现文物的使用单位和居民，都必须严格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负责保护好文物的安全，不得损毁、改建、添建或拆除，并负责必要的维修。”
先世 父母
吕思勉出生在一个世代仕宦的家庭。清初的先祖吕宫，字长音、苍忱，号金门，清代常州第一状元，《清史稿》中有传，《中国人名大辞典》对他的一生作了这样的概述：
明末举于乡，顺治初擢一甲一名，授内翰林秘书院修撰，累官弘文院大学士，太子太保。立朝矜尚气节，虽持大礼，不立异同，独辩流品，于前朝明阉党，屏之尤严。著撰甚富，授门人吴侗校理，遂失之。
吕思勉在《中国史籍读法》中，也提到过这位先祖：
我清初的祖宗吕宫，乃是明朝一个变节的士子。他入清朝便考中了状元，官做到大学士。其时年事尚轻，正可一帆风顺，大做其清朝的伪官，却忽然告病回家了。而其时实在并没有什么病。这是何缘故呢？我们族中相传有一句话：说是由于当时的皇太后要和他通奸，他知道嫪毐是做不得的，将来必遭奇祸，所以赶快托病回乡了。虽有此说，也不过将信将疑的传述着，没一个人敢据为信史的。（因无人敢笔之于书，但凭传说，故久而模糊也。）然一读清朝的《国史列传》（中华书局所印行之《清史列传》），却得到一个证据了。传中明载着：当他告病而未获允许时，王士祯曾参他一本，说他病得太厉害了，“人道俱绝”。试问太监岂不是官？若说无关紧要，则历代宦官握有宰相实权，甚或超过宰相者甚多，“人道”的绝不绝，和做官有什么关系？这便使我们族中的传说，得到一个坚强的证据了。这便是当时作史、后来修史的人，苦心留给我们的真实史料。
吕思勉的高祖父吕子珊，为嘉庆十五年庚午顺天乡试举人，曾任河南偃师知县。曾祖父吕佑逊，是道光二年壬午乡试举人，曾任安徽旌德教谕。祖父吕懋先，国学生，曾任江西奉新县知事。吕家世代读书仕宦，到吕思勉时已有数百年了。
吕思勉的父亲吕德骥，字誉千，生于咸丰二年（1852）七月廿五日。年轻时即享有文名，曾任江浦县学教谕。他为学勤勉，信服经义，对《易经》深有研究。著有《抱遗经室读书随记》及诗集若干卷。1906年，吕思勉撰写了《誉千府君行述》一文，记述了父亲的生平事迹，其中有一段写道：
府君少有至性，严重如成人，九岁发逆陷常州时，先大父知江西奉新县事，道梗音问不通。府君随先大母庄恭人奉先世神主避居武邑循理乡之龚家村。方是时，江宁安庆既陷，长江上下游皆贼踪。欲觅人之江北通音问于戚族，不可得。先大母体故羸弱，重以兵乱，仓皇出走，忧且劳，旧有肝疾剧作，以是岁六月转徙丰北乡之乌墩遂弃养。府君哀恸躄踊如成人，虽在乱离之际，附身附棺之物，必周且备。既殓，遂葬先大母于依东乡之芙蓉圩。既葬，闻贼兵至，时邑人避难芙蓉圩者数十家，闻难皆欲弃府君行，同邑金华亭先生独异府君，谓同行者：是子非常人也。乃间关挈府君抵江西，达先大父任所，时府君与先大父不相见者既四年矣。比相见，父子相持泣，左右莫不感涕。华亭先生为先大父述避难时事，道府君年少不苟，临难如成人。先大父喜，延师课府君读。府君奋勉力学，日初出而作，夜漏三鼓始息，于书无所不读，而尤好治经史之学，尝曰：通经可以致用也，读书万卷而无益于世，虽多，亦奚以为。故为学不屑屑治章句，亦不为高远之论，务在平易达民情可措诸当世而已。
母亲程梫，字仲芬，号静岩，生于咸丰三年（1853）八月十八日，是武进名士程兆缙的次女。程夫人幼年读书不多，后来靠自学，也能书能文，著有《逸秋诗钞》及《读书随笔》各一卷。二十三岁嫁到吕家，“于家务躬履俭素，婚丧宾祭诸事，咸亲自经纪，井井有条”。那时，家里人口众多，下有一大帮学龄儿童，上还有婆婆华夫人，经济上相当拮据。华夫人为人老实，不善应付，家中开支等，都墨守成规，亲戚来借贷的，也不问真伪，有求必应，这种借贷，常常是有去无回的，这就增加了家庭的困难。旁人了解情况的，总劝程夫人要节约开支，她怕婆婆不高兴，总是顺着她，这种局面，直到华夫人去世后才逐渐扭转。尤其难能的是她督教子女读书极其严格。程氏育有一男一女，男即吕思勉，女吕永萱，长吕思勉九岁，也能诵经史，并工诗词，著有《碧云词》若干卷。吕母虽然疼爱儿子，但督教功课从不马虎。吕思勉的女儿吕翼仁后来回忆说：“祖母爱我父亲自不用说了……直到父亲结婚之后，祖母总还称他‘宝宝’。可是我父亲交代功课时，若有半点含糊，书就从他头上飞过去了。”正因为 如此，小辈们给她取了个外号叫“老虎”，甥儿们叫她“老虎舅舅”（常州的习俗，甥儿侄女叫姑母为伯叔或舅舅）。吕思勉从小就喜欢下棋，围棋、象棋都能下，看到父亲与人对弈，心里就痒痒的，但是他知道母亲正教他读书，是不会允许他下棋的，所以，那几年始终没有在母亲面前谈起下棋的事。
童年时的读书
吕思勉六岁时，就开始跟从同邑薛念辛先生读书，而他与史学发生关系，约在八岁的时候。他后来回忆说：
我和史学发生关系，还远在八岁的时候。我自能读书颇早，这一年，先母程夫人始取《纲鉴正史约编》，为我讲解。先母无暇时，先姊颂宜（讳永萱）亦为我讲解过。约讲解到楚汉之际，我说：我自己会看了。于是日读数页。约读至唐初，而从同邑魏少泉先生（景征）读书。先生命我点读《纲鉴易知录》，《约编》就没有再看下去，《易知录》是点读完毕的。
童年时的阅读，培养了他对历史的兴趣，“故于史部之事，少时颇亲”。后来，父亲又取来《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经世文编》等书，让他随意翻阅，“亦觉甚有兴味”。私塾老师所教读《通鉴辑览》，涉及历代治乱兴亡的事，更是读得津津有味。
吕思勉的父亲生前是不赞成人自教子弟的，他认为自教子弟“非因溺爱失之宽纵，即因期望太切失之过严”。 所以，吕思勉自受业从师后，一直是聘请教师在家中教读。十二岁时，魏少泉先生因事赴新疆，依父亲的本意，是想再延请教师的，但这时家庭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变化。吕家原有田二十余亩，一向是供佃户耕种而不收田租的，条件只是要佃户照料吕氏先祖的墓地。吕家在城中有住宅两处，市房两处，除一处自己居住外，其余都出租。一家七口（即继祖母、父亲、母亲、两个姑姑，姐姐吕颂宜及吕思勉），粗衣素食，尚能自足。在吕思勉十岁时，再从伯父郎山君病逝于江西。郎山君以官为家，卒后一无所有，却留下妻子女儿等七人。与吕家虽是再从，但已为最亲近的一支了。于是，父亲便接他们到常州一同居住，家中的人口一下子增加了一倍，生活上的拮据是可想而知了。所以，自吕思勉十二岁以后，就不再延请教师了，由父亲亲自教授，父亲无暇时，母亲和姐姐也帮助讲解。他后来回忆说：
魏先生去后，未能延师，由予父自行教授。予母及姊，皆通文墨，亦相助为理。此时予已能作文字，予父尝命予以所作，就正于石小泉先生，后又使从族兄少木（编者按：即吕景枬）先生游，先后凡三年。惟皆未坐塾，但以文字就正耳。薛以庄老先生者，念辛先生之伯父，而予父之师也，予父偿从之学九年；清末，主芜湖之中江书院。予父又以予所作之文字，邮寄请正。生平就学之经过如此。
旧时的读书是要背书的，私塾老师常常使用一种“通背”的方法来教学生学习国文。所谓“通背”，就是要学生不仅背出前一天教过的书，还要把以前教过的一道背一遍。所以，旧时读书，每天单是背书，就要花去相当多的时间。吕思勉不主张背书，他后来教女儿读书，也不要求背书。吕翼仁曾回忆祖父教父亲读《尔雅》的情形：
当时读书要背，可是我父亲却不愿意背《尔雅》。他看到祖父读书极其专心，而且一段书没有看完的时候，决不放下书来做旁的事，就钻这个空子。每到祖父聚精会神地看书的时候，父亲就把《尔雅》塞过去，说要背书，接着就背起来了，等到祖父看完一段书，开始听父亲背书，父亲已背到最后几句了。
江浦的生活
1892年，吕思勉的父亲选授江浦（今南京市浦口区）县学教谕，家眷也一同随往江浦居住。这时吕思勉才九岁，到1897年， 父亲辞职返回常州，吕思勉在江浦一共生活了四年。这几年的生活情况，在他后来所写的《青年时代的回忆》一文中有详细的记载：
几行衰草迷烟柳，一片斜阳下酒楼，又是深秋时候。
这使我回忆起青年时代的情景来了。一个小小的镇市，镇的西尽头，有两间破旧的楼屋。这楼其实不高，因其在镇的尽头，更无遮蔽了，望出去，却觉得空旷。楼屋既旧，屋中桌椅等的陈旧破败，更不必说。然而镇上只有这一个酒家，沽些村醪，亦略有些下酒物，如豆、花生之类。要吃热菜，却没有了，除非是到外面小饭店去叫。爱喝酒的人，约几个朋友，到那里去高谈阔论，猜拳行令，每人喝上两三斤酒，固然是好的，假使醉翁之意不在酒，独自踱得去，靠着窗棂，拣个坐儿，眺望那霜稻登场野色宽的情景，亦无不可。镇上可以眺望的建筑，除此之外，再没有了。如此行来，倒也自得其乐。如有知己的朋友，约一两个去，谈谈说说，自然更好。到暮色苍茫，大家就各自散了，或者独自回去，因为窗外再没有什么可以眺望了……
家里，自然也有亲戚朋友来。来了，也留人家吃饭，酒不过数行，菜不过数簋。比平时吃晚饭，时间略为延长些。饭罢，回家的略坐告辞，留宿的，谈谈，也就道了安置。长夜之饮，是我在青年时代，没有见过的。
逢时过节，大家都空着游玩，自然是比较热闹些。趁这机会做小买卖的也多，自然看见的东西，比平时要多些。然亦总不过如此，无甚可以刺激得起兴趣的。
小镇的市面是很冷落的，生活也很单调，但也有吕思勉爱恋难忘的东西，那就是用木刻套版印制的图画。这种图画“小的，只有现在连环画这么大，一张纸长尺许，宽倍之，平均分成十六格或二十格，每格各画一个故事。大的，却比方桌面还大些，只画一个故事。人物都奕奕有神”。他最喜欢的是战争题材的图画，如关公温酒斩华雄、李元霸三锤击走裴元庆、八蜡庙等。
然而，给吕思勉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小镇上人见闻的闭塞。他写道：
这时候的人，见闻是很窒塞的。还记得甲午战时，有些人根本不知道日本在哪里，只约略知道在东方罢了。我家里算是有书的，便翻些出来看。还有亲戚朋友来借看。我还记得：翻出来的三种书，一种是《海防论》，一种是《海国图志》，一种是《瀛环志略》。那自然《瀛环志略》是最新的了，然而在《瀛环志略》中，还找不出德意志的名字。于是有人凭空揣测，说德意志一定就是荷兰。因为在传说中，德意志很强，而在《瀛环志略》中看，荷兰国虽小，也颇强盛的，那自然是他并吞他国后改名的了。
中日战争后，小镇上的人又传说着刘永福的故事：
那时候，中国战败了，把台湾割给日本。刘永福据着台南抵抗，内地侈传他的战绩，真是无奇不有。有的说：刘永福知道日本的马队要来了，派几百个人，一人肩着一根竹竿去抵抗。吩咐他：见日本兵，便把竹竿抛在地下跑回来。那些人遵令行事，日本兵的马，跑到竹竿上，都滑跌了，马上的兵，都跌下来。刘永福却早在旁边埋伏了兵，一拥而出，把日本兵都打死了。又一次，日本兵在水边上，刘永福传令，收集了几百顶箬帽，把他浮在水面上，日本兵看见了，以为中国懂得水性的兵，泅水来攻了，一齐发枪射击。到枪弹放完了，刘永福的伏兵却出来，把日本又打得大败。有人说：刘永福奇谋妙算如此，政府为什么不早用他做大将呢？有人说：政府本来征求过他的意见的，刘永福要和各外国同时开仗，把他们一齐赶掉。政府认为这事太大了，所以不敢。有人说：以刘永福之才，就和各国同时开仗，怕什么？不过国运是难说的，万一打得正得手，刘永福倒病死了，那就成为不可收拾之局了。又有人说：刘永福算得什么？听说他的计策，都是一个白发的军师，替他出的呢。后来刘永福内渡了，又有人说：就是这位军师，替他定下计策脱身的。因为仰观天象，知道气数如此，台湾终于不能守，不必枉害生灵。所以定下计策，自己先走三天，却留下一个锦囊妙计给刘永福，叫他三天之后，依计而行。
果然神不知，鬼不觉地走脱了。
吕思勉感慨地说：“这些话，现在说起来，好像是造作出来，以博一笑的。然而我敢说：这都是我在小时候，亲见亲闻的事。”那时候的人，除了科举之外，什么都不知道，而且“说这些话的人，都并非下层社会中的人，有几个，还是读书明理的士子呢”。
一般的民众没有受过文化教育，见闻闭塞，愚昧无知，而读书明理的人不仅不能影响他们，还常常附和一气，这给少年吕思勉很深的刺激。在他的日记、笔记里，这一类记录很多。如：有一则笔记名为《茶肆中之所闻》，记载了1917年时他在茶馆中听到的一段对话：
某甲曰：吾连殇七子，奈何？某乙曰：此汝前此所殇之子为祟也，掘其墓，发其棺，视其尸不坏者焚之。则汝后此所生之子免矣。且曰：若某若某，皆生子屡殇，皆以此免。斯时茶肆中，读书明理之人，亦有三数，无一人发言诤之者，无知识之人则皆附和之。驽牛曰：中国数千年之文明古国，而其现状至于如此，哀哉！
驽牛，是吕思勉的笔名。这种对社会“一般状况”的关注， 后来成为他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他后来在《历史研究法》中写道：不知环境，对于任何事情，总是不能明白的，以致对于任何时代，亦都不能明白。史事有“特殊事实”和“一般状况”之分，对于“特殊事实”都是后人比当时人了解得更明白；而“一般状况”如物质生活、人情风俗、思想状况等，总是前人比后人了解得更明白。但在传统史籍中，因守着“常事不书”原则，有关社会上的一般状况的材料是最缺乏的，而这又是现代史学研究最想要了解的。现代史学上的格言，是“求状况非求事实”，这不是不重事实，状况原是靠事实然后明白的，所以异于昔人的，只是所求者为“足以使某时代某地方一般状况可借以明白的事实”，而不是无意义的事实而已。所以，求状况的格言，是“重常人，重常事”，常人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所做的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风化，决不能知道山崩的所以然，如其知道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例如，考校某时代的学术思想如何，便可推测其时的士大夫，对于某种政治上的事件，怀抱何种感想；如再博考其时平民社会的情形，则又可推测其时的老百姓，对国事的态度如何；既知道士大夫和老百姓对待国事的态度，就可解释其时政治上某种事件，当局者何以要取某种措置的理由，并可评论其得失。“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知道古今兵器之不同，则其战术的不同，亦只是当然的结果，如风化之于山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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