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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荷兰海洋帝国的兴衰:17世纪大西洋世界的战争、贸易与殖民

書城自編碼: 3818685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歷史世界史
作者: 维姆· 克罗斯特
國際書號(ISBN): 9787545571257
出版社: 天地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3-01-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32开 釘裝: 精装

售價:HK$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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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1.视角独特。该书作者是一位学者,专注于研究15世纪至19世纪大西洋世界的历史、18世纪至19世纪大西洋革命时代的历史,以及荷兰建立海上贸易帝国的历史。另外,作者的研究视角具有比较性,在书中不仅讲述了荷兰建立海上霸权的历史,也对同一时期的西班牙、葡萄牙、英格兰、法兰西等国进行了比较研究,所以本书不仅仅是17世纪大西洋上的荷兰历史,也是那一时期整个大西洋历史的比较性研究和论述。
2.轻学术的写作风格。本书虽然是学术专著,但是作者的写作风格倾向于轻学术,阅读起来较为轻松,适合大众读者品评。
3.史料丰富。作者在研究17世纪荷兰在大西洋世界的历史过程中,对于大量的文献进行了阅读和梳理,他对于二手资料的研究非常透彻,书中引经据典,使得内容颇为详实、丰富。
4.正文与附文相得益彰。本书特别之处还在于,全书三分之一篇幅的注释内容。令想要更多了解那一段历史的读者,有更大的延伸阅读空间。可以说,正文是满满的干货,附文就是更加饱满的血肉。
內容簡介:
被誉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虽是小国,却凭借一系列现代金融和商业制度的创立,让17世纪成为荷兰的世纪。由于国土面积等天然因素的限制,17世纪末,荷兰逐渐失去左右世界的霸权,但荷兰人开创的商业规则至今依然在影响世界。
本书是一本轻学术的荷兰史读物,作者介绍了荷兰在17世纪这一黄金时代扩张海外殖民势力范围的历史,从20年代到40年代中期在非洲和美洲的迅速崛起,到经历联省战争、第二次英荷战争、与葡萄牙的战争逐渐衰落,并通过对荷兰水手与士兵的生活、荷兰商人与他国的交往与贸易、荷属殖民地的移民与管理等方面的叙述,展现了荷兰在广阔的大西洋世界留下的前所未有的印记。荷兰的殖民统治一方面导致了歧视、奴役和流血事件,另一方面也带去了他们自己的制度、法律实践和文化传统。本书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方面,多角度展示了“海上马车夫”荷兰如何建立并最终失去一个大西洋帝国的历程。
關於作者:
维姆·克罗斯特(Wim Klooster),生于荷兰的格罗宁根,美国克拉克大学历史与国际关系系主任,自2003年以来一直在该校任教。他的研究视角具有比较性,专注于研究15世纪至19世纪大西洋世界的历史、18世纪至19世纪大西洋革命时代的历史,以及荷兰建立海上贸易帝国的历史。著有《大西洋世界的革命》(Revolutions in the Atlantic World)一书。
目錄
目?录
引言 大转折//1
第一章 猛狮出闸
宗教法庭的威胁//007
荷兰在大西洋世界贸易的开端//013
发动战争//025
第二章 帝国扩张
西印度公司//040
私掠和海军行动//054
重获动力//059
先入为主之见//069
殖民化//075
在巴西和非洲的扩张//085
第三章 帝国衰落
巴西起义//107
公司的衰退//117
余波//127
与英格兰的竞争与战争//135II
荷兰海洋帝国的兴衰:17世纪大西洋世界的战争、贸易与殖民
第四章 在饥与剑之间
普通士兵们//164
家庭与外国人//170
风险与补偿//178
纪律与疾病//183
粮食//191
叛变与起义//202
第五章 跨帝国贸易
与非洲人以及美洲印第安人的贸易//214
对金银的追求//216
盐矿与糖料//225
奴隶贸易//230
与英属美洲和法属美洲的贸易//239
与西属殖民地的贸易//254
外国伪装下的国内竞争//267
第六章 移民与定居点
人口、职业和家庭//280
优势与特权//293
与尼德兰的关系//301
归正教会//308
第七章 异族人
英格兰人、瓦隆人与葡萄牙人//320
一个审判者不如两面橙色旗帜//326
宗教宽容//337III
目 录
土著邻居//345
奴隶制//352
归附//365
尾声 战争、暴力、奴役与自由//373
附录 1 _x0007_荷兰与法属加勒比的奴隶贸易(1653—1671)
//391
附录 2 _x0007_荷兰直接与西班牙进行奴隶贸易//394
延伸阅读//397
致谢//403
注释//405
內容試閱
引言 大转折
在17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的半个世纪里,大西洋世界经历了意义深远的变化。尽管到1620年,基本上仍然是伊比利亚人(Iberians) 独自占领着美洲的土地,在非洲建立起桥头堡,进行跨大西洋的 贸易,与土著人交战或相安无事。但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英格兰 人、法兰西人与荷兰人加入了他们。尽管墨西哥、秘鲁和巴西一直 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新世界(New World)的活动中心,这些 新来者却在小安的列斯群岛(Lesser Antilles)和北美洲建立了繁荣的定居点。如果说制造黄金是西属美洲的经济基础,那么种植经济作物就成了北欧人建立殖民地的经济基础。随着奴隶制在新殖民地的发展,非洲被更深入地拉扯进了大西洋世界。荷兰人在这场巨大的转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殖民 地和贸易港。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荷兰人在17世纪中叶很少靠自己种植作物,而是作为商人无处不在,他们贩卖商品和奴隶,购买农产品,跨疆界发放贷款。荷兰人的触角就这样深入其他大西洋帝国,以至于他们的活动推动了英格兰《航海法案》(English Navigation Acts)的颁行、葡萄牙跨大西洋舰队系统的建立、法属加勒比制糖经济的兴起,还有瑞典人和丹麦人在加勒比地区和北美交易非洲俘虏和离散的犹太人活动的开始。荷兰对大西洋世界发展的
影响表明,人们仅关注荷兰本身并不能充分了解荷兰历史,因为每个殖民王国都以各种方式与他国相联系。尽管文化影响、战争与边境冲突会将相邻的殖民地联系在一起,但是对美洲许多地方来说尤为重要的是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 荷兰人踏上非洲和美洲的土地,对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在17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荷兰人提供的枪支使易洛魁联盟(Iroquois)击败了他们的敌人。同样地,荷兰人对贝壳串珠的需求(他们卖给北美土著人的一种贝壳珠子,这种珠子被北美的土著人用作外交目的,他们把这种物品当作显赫尊贵的财产,并赋予它们以极大的精神意义)导致本地制造商的产量呈指数级增长。这场生产力革命是美洲印第安人的经济体从自给自足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一个方面。而在非洲西南部,荷兰人的活动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对罗安达(Luanda)港口的占领改变了当地的政治状况,并把在这里俘获的非洲人送上了欧洲人的奴隶船。1
本 书 讲 述 的 是 大 西 洋 历 史 上 的“ 荷 兰 时 刻 ”(The Dutch Moment)——17世纪中叶的几十年。在这期间,荷兰人在广阔的大西洋世界留下了前所未有的印记。转折可能注定会发生,但是如果没有荷兰人,这个进程可能会推迟并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尽管一 些美国历史学家承认荷兰人在大西洋世界发挥的重要作用,但由于 缺乏深入的了解,他们经常低估或夸大荷兰人的影响。相比之下,大西洋世界的荷兰学者一直以来都被过去在荷兰东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VOC)工作过的同人们看作海外历史系学生而遭受忽视。此外,这些学者一直偏爱研究某一时期的单个殖民地,忽略了整个大西洋世界的背景。因此,尚无作品讨论荷兰在大西洋世界所特有的影响力,这正是我 希望通过本书来填补的空白。
在历史学家的解读下,大西洋上的荷兰人经常被夹在缝隙之间。人们对其他国家势力的关注使荷兰人在其间变得微不足道——他们唯一值得一提的角色是闯入者,是住在近海的局外人。我希望能够纠正这一错误,不是通过为大西洋历史增加另一个帝国层面的内容,而是帮助我们更充分地理解整个17世纪的大西洋世界。显然,荷兰人在殖民非洲和美洲时带去了他们自己的制度、法律实践和文化传统。他们建立殖民地的方式也不同于他们的欧洲竞争对手们——这些国家以一种即兴的方式构建起了他们的大西洋帝国,荷兰人却是精心策划的。西班牙临时入侵阿兹特克(Aztec)帝国、葡萄牙人偶然发现巴西,同样偶然的是英格兰人在百慕大和新英格兰(New England)的殖民以及法兰西人在加勒比海的私人行动,这些事件的偶然发生均与荷兰人对其伟大计划的精心策划形成鲜明的对比。1621年之后的几年里,军事目标居于最高地位。荷兰人在谨慎备战后攻克了埃尔米纳(Elmina)、库拉索岛(Cura?ao)这样的重要基地,更不用说巴西。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荷兰并非特例。西班牙的大西洋帝国早期就已经是一个领土型帝国(territorial empire),因为它是建立在充足的本土劳动力基础上的,而葡萄牙和英格兰的大西洋帝国在最终成为领土型帝国之前,数代人都是靠海而生的。这种转变发生于荷兰的目标从贸易控制转向商品生产管控之时。葡萄牙在巴西的崛起,
伴随着领土扩张,是在17世纪逐渐完成的,英格兰则是直到18世纪中叶才达到相同的阶段。尽管历史学家对荷兰海洋帝国的印象总是“海运的”或是“商业的”,西印度公司(West India Company, WIC,于1621年之后统治荷属大西洋的股份制公司)对于荷兰建立领土型帝国也起了作用。在美洲取代西班牙的梦想——这驱使一些荷兰的探险者前往新世界——关键是征服了位于上秘鲁、深入南美洲内陆的波托西(Potosí)矿业中心。并且,拥有波托西与建立拥有土地的帝国息息相关。尽管没有成功占领波托西,但是在入侵巴西后,荷兰人对领土的欲望重新显露。面对世界上最大的产糖区域,荷兰人屈服于创建帝国的诱惑。在东印度群岛(East Indies)也同样如此,在那里,香料诱使荷兰人占领了香料生产地区并控制了那里的土地。
荷兰在大西洋上的帝国是在战场上建立起来的。为打赢与西班 牙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的独立战争,荷兰人在海外部署军队耗时数十年——有时是毫无预兆的。人们很难估计荷兰人和伊比利亚人之间的海外战争的规模,在这些战争中,荷兰人起初士气满满,后来逐渐衰退。在巴西的战争是17世纪大西洋沿岸发生的规模最大的帝国间的冲突,而这一战争却被历史学家们低估了。吸引历史学家眼球的是1689年至1815年的英法第二次百年战争,最近他们对“七年战争”的兴致勃勃也表明了这一点。但是,大西洋帝国之间早期发生的对抗却很少受到关注。因此,“和平是常态,战争是例外”这一值得商榷的观点始终存在。
与西班牙的战争是17世纪大西洋世界众多牵涉荷兰的战争之一。事实上,葡萄牙在与西班牙联合时,在海洋上和陆地上都是荷兰战争的受害者。然而,在葡萄牙人起义并获得独立之后,一切都没有改变。荷兰人占领了葡萄牙在非洲和巴西的殖民地,引发了另一场 持续数十年的战争。同时,在第二次、第三次英荷战争期间,出于商业竞争的主要目的,大西洋再次成为主战场。荷属美洲殖民地濒临毁灭但得以幸存,可是它在联合省(United Provinces)与法兰西战争期间并没有进一步扩张,因为大西洋世界的战争更多了。牵涉荷兰的众多起武装冲突表明,在大西洋世界,17世纪中叶并不只是一个新时期的开端,而且是一个持续战争的时期。像荷兰人一样,英格兰人和法兰西人也开始在新世界殖民,并在西非建立奴隶贸易基地,但他们到达大洋彼岸的方式是相对和平的。荷兰人的出现则伴随着无穷的暴力。人们对荷兰人的关注揭示了这一点,即新世界的17世纪中叶远非一个和平殖民的时代——尤其是来自不列颠群岛(British Isles)的殖民——而是充斥着鲜血的时代。是暴力促成了大变革。
从某种意义上讲,荷兰在大西洋世界的军事规模特别引人注目,捍卫和扩张帝国边界的士兵和水手的比例远超其他帝国。在非洲沿 岸的荷兰贸易中心不存在殖民地人口,在美洲的人口规模也从未扩大。然而,无论荷兰人在美洲的定居点多么简陋,他们仍然难以养活自己。为了生计,他们仍旧依赖于共和国的物资供应,而这些物资供应往往需要很久才能拿到。除了日常缺少食物,驻军士兵们还遭受着其他方面的剥夺。尽管驻军士兵对于荷兰海洋帝国十分重要, 但是殖民地政府、西印度公司和联省议会(States General)总是事后才会想到这些士兵。他们的疏忽最终导致士兵拒绝战斗,从而丧失了部分殖民地。
荷兰在大西洋世界的另一个特点是大多数移民来自城市,而且他们缺乏农业技能。在失去巴西和新尼德兰(New Netherland)之后,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们承认,正如巴巴多斯最近的转型所表明的那样,与英格兰移民不同,荷兰人并不适合当殖民地的农夫。2 但是,正如董事们所强调的那样,荷兰人是一流的商人。如果说帝国是荷兰在大西洋世界的支柱之一,那么贸易的确是另一支柱。荷兰在大西洋世界的贸易于16世纪后期开始兴起,在17世纪最初的10年衰退到中等水平,然后被置于西印度公司的保护之下。与其更著名的对手—— 东印度公司不同,东印度公司在存续期间始终保持着主要垄断地位,而西印度公司由于商业表现欠佳,很快就被迫放弃了大部分垄断。作为在巴西的殖民冒险的意外结果,西印度公司在17世纪中叶确实 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奴隶贸易公司。荷属巴西殖民地的终结并没有减 缓荷兰人在非洲的贸易进程,与之相反,尽管贸易目的地逐渐向新世界以外扩张,荷兰人实际上扩大了在非洲的贸易。的确,荷兰人在大西洋世界的贸易量远远超过了在荷兰人占领的港口和要塞的贸易量。荷兰人在西语、法语和美洲英语区的交易规模十分出众,在一些地方,商人的数量经常超过各个首府的商人数量。因此,进入荷兰市场(尤其是阿姆斯特丹市场)的经济作物产自美洲的所有地区。此外,由荷兰人的奴隶贩卖船运送的奴隶常常是在荷兰人管辖之外的非洲海岸的港口和要塞装载的。如果外国人是在荷兰人的帮助下建立了自己在大西洋的势力范围,那么,同样地,荷兰人建立自己在大西洋的势力范围也离不开其他人的帮助。他们的舰队和军队里有大量的外国人,这些人主要来自欧洲西北部的国家。在荷属殖民地定居的人难以计数,有时能多达当地所有人口的一半,他们都出生于欧洲或者新世界等外国地区。尤其特别的是,在荷属美洲殖民地有很大比例的犹太移民,他们的经济开发能力对于在殖民地生存下来非常关键。这些犹太移民和他们的家人通常出生于葡萄牙或法兰西。他们或在阿姆斯特丹,或在其他荷属殖民地,重新过上了正宗犹太式的生活。美洲犹太教也因此在荷兰发展起来。
如果没有他们在巴西、圭亚那[亦称“狂野海岸”(Wild Coast)]、新尼德兰、安哥拉和黄金海岸精心维系的本土同盟,荷兰人也无法取得军事胜利。事实上,荷兰在大西洋上的帝国是一个典型的跨帝国、跨国家、多种族的国家。同时,它还是一个旨在造福联合省的帝国。由于战争是西印度公司存在的首要原因,因此许多潜在的投资者不愿意购买公司股票,从而推迟了第一批军事远征队的出发时间。更多有冒险精神的人更喜欢战争而不是贸易,因为他们能从中更快地积累财富。在“荷兰时刻”的大多数时候,私掠船利润丰厚,银器是首选的战利品——至少在西班牙还是敌人的时候是这样。当只剩下葡萄牙是伊比利亚唯一的敌人时,运送巴西糖料的船就成了主要目标。
美洲土著在荷兰海洋帝国的战略目标中被视为理想盟友。因为西班牙与各地的美洲印第安人交战,所以人们推测美洲印第安人将会与荷兰人结成同盟。但实际并非如此,荷兰人与美洲土著建立关系很是困难。淘金热、随意攻击和不时地奴役让荷兰人并没有讨得当地人的喜欢。不过,商业往来仍然将他们联系了起来,并且在个人层面建立了许多可靠的持久的联系。宗教基本无法成为一个好的切入点。即使牧师们带着传播福音和引入文明的双重目标而来,还是很少有当地人转为信仰加尔文教(Calvinism),他们向当地或新世界的非洲人传教的努力也收效甚微。起初,黑人没有被迫沦为奴隶,但巴西对强制劳动的需求使殖民地的荷兰人改变了主意。不
论在布道还是出版作品中对奴隶制提出的任何异议都因此被搁置一边。殖民地的神职人员需要在宗教场所中履行职责,而宗教场所还尚未准备好。抛去阿姆斯特丹这一有名的特例,宗教信仰自由在荷 兰共和国(Dutch Republic)其实并不常见,却成为大多数殖民地的典范。信仰自由是为美洲殖民地最初的行政架构所确立的一项原则,被普遍认为对于殖民地未来至关重要的宗教组织甚至也被赋予了信仰自由的权利,从而保障了社会的稳定。无论如何,荷兰人没有兑现其原本所允诺的信仰自由,将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是高昂的。
“荷兰时刻”,不仅使荷兰人成为大西洋世界的中间人,而且 本身就是大西洋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因为它联通了17世纪以前以伊比利亚人的扩张为主导的时代与第二次百年战争。尽管“荷 兰时刻”可能有些短暂,但它以多种方式在更广阔的大西洋上留 下了自己的印记。就像荷兰人以学徒身份从早期的海洋探险一步步开始一样,其他人也很快从荷兰人所精通的航海、制图、种植和 奴隶贸易方面有所借鉴与收获。荷兰的商业援助使英格兰和法兰西尚在初期的殖民地与已臻成熟的西属殖民地都能得以维持。相比之下,荷兰的军事运动则给伊比利亚半岛殖民地的许多地区以及后来的法属和英属殖民地的居民带去了一系列的伤亡与挥之不去的恐惧。这种权力的展示最终在17世纪70年代末走向终结。荷兰人并没有从大西洋世界中消失,而是在新的、被削弱的、非武装的西印度公司的辅助下开启了殖民历史的新篇章。他们在大西洋沿岸仅存的埃尔米纳、库拉索岛和苏里南等殖民地在没有军事介入的情况下仍然完好无损。而荷兰人在此时的角色也发生了逆转:他们从进攻者变成了防御者。
尽管历史学家多年来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17世纪荷兰在大西洋世界的存在,但近几十年来它已成为一个被众人研究的领域。通过亨克·登海耶(Henk den Heijer)对西印度公司机构历史的研究、吉斯·赞德弗利特(Kees Zandvliet)对西印度公司使用地图的研究以及亚历山大·比克(Alexander Bick)从微观历史学角度对1645年的西印度公司的审视,为研究西印度公司提供了新视角。本杰明·施密特(Benjamin Schmidt)说明了美洲在荷兰意识中的重要性,丹尼·诺兰德(Danny Noorlander)发表了大量关于荷兰在大西洋世界的神职人员的论文,马克·莫伊维塞(Mark Meuwese)探索了荷兰人与非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之间的商业和军事联系。与美洲印第安 人的相互关系也是洛德韦克·胡尔斯曼(Lodewijk Hulsman)关于圭亚那的论文的研究主题。亚普·雅各布斯Jaap Jacobs)的专著、威廉·弗里霍夫(Willem Frijhoffff)关于埃维特·威廉姆斯(Evert Willemsz)的传记、唐娜·默威克(Donna Merwick)和保罗·奥托(Paul Otto)关于荷兰人与当地人关系的著作,以及苏珊娜·肖·罗姆尼(Susanah Shaw Romney)关于荷兰人与非白人互动的讨论等都引领了对新尼德兰的研究。埃瓦尔多·卡布拉尔·德梅洛(EvaldoCabral de Mello)和米希尔·范格罗森(Michiel van Groesen)的出版物丰富了关于荷属巴西殖民地的文献,克拉斯·拉特尔班德(KlaasRatelband)几十年前出版的手稿也细述了安哥拉和圣多美的荷兰殖民时期。还有,菲利帕·里贝罗·达席尔瓦(Filipa Ribeiro da Silva)对于荷兰人横跨西非西海岸的活动有了新的阐述。
然而,我们仍然缺少一本书,它可以提供荷兰人在大西洋世界的概述,探讨荷兰在海外殖民地的创建,跨越帝国边界的经济贸易目标以及对建立某种帝国的追寻。另外一个必要的修正是应当将巴西置于荷兰在大西洋势力范围的首要和中心位置。令人惊讶的是,在历史学家和外行人眼中,新尼德兰是17世纪荷兰最著名的殖民地,而很少有人知道在同一时期巴西的大部分地区也处于荷兰人的统治之下。从整个北美尤其是纽约的角度来看,对新尼德兰的关注很容易理解。但是,花时间在西印度公司和联省议会档案馆或研究当代小册子类文献的历史学家很快发现,对于荷兰而言,新尼德兰并没有那么重要,反而是未被研究的荷属巴西殖民地非常关键。在许多(如果不是全部)荷兰政客和商界精英看来,巴西是荷兰在西半球的重要殖民地,为此他们愿意发动由成千上万士兵和水手参加的长期的、有时似乎是永无休止的战争。在军事人员方面,巴西使所有其他荷兰殖民地和贸易站显得微不足道。从西印度公司决心占领葡萄牙在非洲的两个主要据点(埃尔米纳和罗安达)以控制非洲奴隶贸易的输出从而使巴西获益的决定中,人们也可以推断出巴西在当时受重视的程度。很能说明问题的这两次入侵都不是从共和国而是从巴西发动的。荷属巴西殖民地尽管只存续了短短30年,却对大西洋世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在征服伯南布哥(Pernambuco)之后,荷兰人首次系统化地参与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到1803年,荷兰船运送了超过50万名非洲人到达新世界。同时,荷属巴西殖民地为在美洲的犹太人能够正常生活铺平了道路。在美洲的第一批犹太教堂在累西腓(Recife)正式打开大门之后,其他荷属和英属殖民地也纷纷效仿。并且,最早搬去那些殖民地的犹太人通常是来自巴西的定居者。他们由此也成为加勒比和北美的犹太社区的开拓者。在巴西进行的军事冒险活动高昂的开支,无疑导致了西印度公司的破产。在巴西国库已经见底的情况下,西印度公司还在巴西进行殖民扩张。在拿骚-锡根(Nassau-Siegen)的约翰·毛里茨(Johan Maurits,1604—1676)总督统治荷属巴西殖民地时期,西印度公司永远失去了恢复财务稳健的机会。在西印度公司解散之前,荷属巴西投降了,这一事件引起了联合省对曾经一度繁荣的殖民地的怀念,该殖民地正是人们认为约翰·毛里茨“伟大”的体现。在荷兰殖民巴西的后期,约翰·毛里茨被公认为公正与仁慈的王子,在他治下做出的所有负面的政策决定都被归咎于他那些无用的顾问们。在荷兰投降之后,巴西殖民地经济的发展还成为荷兰和其他国家参考的范式。 比如,荷属苏里南的发展归功于前种植园殖民地,而在巴西一度繁荣的制糖业为法属和英属加勒比海地区的殖民地也带来了启发。因为在加勒比海地区建立外国殖民地发生在17世纪的20年代和 30年代,也是在这一时期,爆发了荷兰与西班牙争夺巴西的战争,所以我们可能会想,后者是否为前者提供了机会,特别是因为直到1640年葡萄牙独立之前,荷兰在巴西的对手是哈布斯堡帝国。尽管西班牙皇室并没有派遣大量船只或士兵前往巴西(这些军备本来只是为了保护小安的列斯群岛免受外国入侵),但西班牙在荷兰入侵巴伊亚(Bahia)和累西腓之前就饱受帝国的过度扩张之苦。因此,在巴西的战争必然只会加剧其财政困境。
荷兰海洋帝国规模之大在巴西明显地展现出来,这在本书的前四章表现得更加具体化。在第一章中,我提供了对早期荷兰海洋帝国和帝国间活动的调查;在第二章中,我详细介绍了从17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期荷兰在非洲和美洲的迅速崛起。在第三章中,我讲述了荷兰海洋帝国势力的逐渐衰落。一路走来,荷兰在大西洋的地位既因战争而崛起,也因战争而衰败。尽管荷兰人希望对标的是葡萄牙(而非西班牙)的船只、殖民地和贸易站,但是他们成为伊丽莎白时代the Elizabethans)的继承者。没有大西洋的视角就无法理解17世纪的联省战争。尽管与哈布斯堡王朝军队在非洲和美洲的军事对抗是欧洲战争的对外延伸,但在第二次英荷战争和与独立的葡萄牙的战争中,殖民问题在荷兰国内仍然是突出的问题。在第四章中,我将对士兵和水手的生活进行全面的论述,他们在大西洋这个熔炉中建立与保护荷兰海洋帝国的征程中应占中心位置。荷兰与其他国家的交往是本书余下各章的主题。随着供求关系轨迹的变化,荷兰商人穿行于整个大西洋以寻找商品和市场。在此过程中,他们成为最主要的奴隶贩子,正如我在第五章中所揭示的那样。与这些商人的流动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荷兰人对移民美洲的抵制(第六章),由此造成的结果是荷属殖民地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其他国家的欧洲移民或非加尔文教徒的欧洲裔美洲人。宗教宽容政策的引入是为了对宗教多样性的管理,但这一原则总是受到归正教会(Reformed Church)牧师们的挑战,有时还会受到世俗权威的限制或禁止,因为他们害怕人民的分裂甚至是“第五纵队”(FifthColumn,反对派,间谍集团)的形成。尽管荷兰人也开始依赖非白人(参见第七章),但他们普遍的观点是,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人不符合文明的标准,热衷于将他们商品化也是如此,从而导致了歧视、奴役和流血事件。
正如我在本书结尾强调的那样,暴力已经以传统和非传统的方式成为殖民地生活的主题。尽管17世纪的荷兰人与外国的土地和人民建立了许多友好的关系,但“荷兰时刻”确实是暴力时刻。

发动战争
战争和贸易并不泾渭分明。私掠船是从非洲和美洲获取财富的另一种手段,商船船长也会毫不犹豫地扣留敌船。1600年前7个月里,在大西洋上航行的77艘荷兰船中有27艘是私掠船,78这些船紧随伊丽莎白时期著名的私掠船船长们,如弗朗西斯·德雷克和约翰·霍金斯的脚步。
1585年开始,荷兰人自然而然地与其英格兰邻居建立了联系,当时在英吉利海峡另一侧的西班牙—荷兰战争开始引起了伊丽莎白女王的担忧。此前一年,奥兰治的威廉被西班牙国王所雇的法兰西杀手暗害,西班牙从而控制了荷兰的海港。所有英格兰船在西班牙的港口被扣押后,伊丽莎白女王决定于1585年8月与荷兰联省议会签署“非此类条约”。女王承诺提供广泛的军事支援,作为交换,荷兰人要在所有军事支援到位后交出泽兰港的布里尔(Brill)以及弗利辛恩和拉梅肯斯(Rammekens)。并且,条约还约定由英格兰的莱斯特伯爵(Earl of Leicester)担任荷兰总督,两名英格兰人获得省议会议员的席位。79
1585年至1604年,荷兰在与西班牙的战争中赢得了英格兰的援助,其中一半的援助来自私掠船所得。80对此,西班牙的主要反应就是在1588年派出无敌舰队(Gran Armada),其目的不仅是征服英格兰,而且要重新征服荷兰,但是除非英格兰被彻底击败,否则这一目的根本无法实现。81无敌舰队的失败只能进一步加强英荷同盟。
最初,荷兰人在经验丰富的英格兰私掠船的庇护下采取行动——这些私掠船已经骚扰西班牙的船只和殖民地数十年。但是荷兰战争本身在16世纪90年代也受到大西洋的影响。哈布斯堡王朝的敌人们于1596年在西班牙所属大西洋沿岸加的斯港的封锁中联手。1.2万名英格兰士兵和1.5万名荷兰士兵在英方指挥下参与了这场突袭。加的斯港遭到洗劫,但西班牙的商船队(越来越多地使用该港口而不是塞维利亚的港口)运往美洲的货物安然无恙。尽管这场突袭给西班牙人带来了明显的恐慌,但英荷并没有获得任何经济上的成功。这次行动也没能阻止西班牙人组织第二支舰队,但是由于天气因素和技术上的不足,这支舰队无法到达北海(North Sea)。82
1597年后,荷兰的海上作战通过以下海军部进行统筹协调:阿姆斯特丹、梅兹(Maze,位于鹿特丹)、泽兰(米德尔堡)、弗里斯兰[多克姆(Dokkum)和后来的哈灵根]以及西弗里斯兰(West-Friesland)和诺德克瓦蒂埃[(Noorderkwartier,恩克赫伊曾(Enkhuizen)和霍伦交替使用]。在联省议会的监督与管理下,这些区域性的机构在战争中建立、获得财政支持、装配军舰,并参与对抗敌人的战斗。在战斗中,荷兰人在突袭加的斯后开始独立行动。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英格兰没有对西班牙采取军事行动,而在1604年,即伊丽莎白女王去世1年后,英格兰王国与腓力三世签署了和平条约。与此同时,由于巴尔塔萨·德穆谢隆的2艘船于1596年攻击了控制黄金海岸的要塞——葡萄牙的圣乔治堡,大西洋战争继续进行,这次袭击以失败告终。2年之后,巴尔塔萨的部下在普林西比岛找到了一个新的目标,一小批葡萄牙定居者在那里经营着有非洲奴隶工作的甘蔗种植园,埃里克斯正是在那里被捕的。这一次袭击成功了,农民和工匠们正要将这块土地变为他们新的殖民地。然而,在荷兰的援军到达之前,由于意见分歧以及伴随雨季而来的热病,这批新殖民者放弃了这座岛。83
德穆谢隆也参与了当时最雄心勃勃的一场行动。联省议会授权约翰·范奥尔登巴内费尔特(Johan van Oldenbarnevelt,荷兰省行政长官,仅次于总督的主要官员)代表他们于1599年3月与德穆谢隆以及彼得·范德哈根(Pieter van der Hagen,另一位来自佛兰德的富有的难民商人)签署一份私密合约。他们奉命组建一支舰队并在接下来的2年内进入伊比利亚港口,俘获尽可能多的敌舰,袭击敌方岛屿、城镇和港口并将其占领。他们任命来自莱顿的经历过与西班牙的战争的彼得·范德杜斯(Pieter van der Does)为舰队指挥官。他因在11年前俘获了1艘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帆船而闻名。5月15日,有73艘船从弗利辛恩起航,其目的是像切断安特卫普与海洋的联系那样封锁里斯本。当荷兰人错过了从东印度群岛驶来的葡萄牙舰队时,范德杜斯命令部分舰队像弗朗西斯·德雷克当年一样前往加那利群岛。尽管荷兰人征服了拉斯帕尔马斯(Las Palmas),摧毁了多艘敌船,但西班牙人还是进行了顽强的反击并击退了对手。84之后不久,在10月中旬,荷兰人轻易地占领了葡萄牙的糖岛圣多美,也就是这次航行的最终目的地。85在葡萄牙文件中被称为“低地德意志联邦的路德宗”的这些荷兰入侵者之后遭遇了一连串的坏运气。当下雨时,粮食供应减少,热带疾病像野火一样蔓延。至少有15名军官和1,800名士兵死亡,其中一部分死在了岛上,另外一部分死在了离港的船上,其中就有海军上将范德杜斯。86在他去世后,一支小分队越过海洋袭击了巴西首府萨尔瓦多,但已为时太晚。除了对圣多美造成巨大破坏(荷兰入侵者烧毁了城市以及他们经过的每一座教堂和制糖厂)外,这次远征的主要用意在于让西班牙人知道荷兰人也有能力组织一支庞大的舰队。
这场巨大的金融危机使荷兰当局对新的商业冒险进行了反思。在大规模航行中唯一可以预期的利润是在途中俘获的敌舰。尽管私掠船有时会影响远征航行的速度,但海军部和联省议会依然支持这种做法,认为私掠船的战利品至少能部分弥补船长们付出的代价。在1606年至1607年,在东印度公司的财政支持下,荷兰海军部向伊比利亚半岛分别派出了3支不同的舰队,以期俘获往返于葡属东印度群岛的舰队。虽然后勤问题阻碍了这些行动的成功,但在第三次与成功擦肩而过之后,在直布罗陀(Gibraltar)袭击西班牙舰队的绝佳机会出现了——这一次,荷兰人终于成功。在与哈布斯堡王朝的长期战争中,西班牙舰队的溃败作为荷兰海战的重要功绩之一被载入史册。87
荷兰人也将与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带到了美洲。私掠船队大量涌入美洲水域,在16世纪的最后几年里,由私人组织的2支船队离开荷兰港口以寻求通向东亚的更快的贸易路线,并且打击南美西海岸的西班牙势力。88尽管他们照搬了英格兰人通过麦哲伦海峡的做法,俘获了几艘西班牙船,并短暂占领了智利南部沿海奇洛埃岛(Chiloé)上的一个小镇,但并未造成持久的破坏。不仅如此,荷兰人还损失了大量的船员。89这次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在秘鲁的西班牙守军提前采取了预防措施,他们的总督早已预料到了荷兰远征军的
到来。
在17世纪初期,频频组建的荷兰海军令哈布斯堡王朝感到恐慌。尼德兰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阿尔贝特大公(Archduke Albert),在1606年写给腓力三世的信中提到,荷兰计划组建由七八十艘船组成的共载6,000人的舰队,以袭击西班牙海岸的波多贝罗(Portobello)和卡塔赫纳(Cartagena)港口并占领哈瓦那。90但联省议会在当时实际派出的远征船队的规模要小得多,仅由3艘船和1艘游艇组成,目的地是巴西。这支船队没能攻占堡垒,他们在遭受严重损失后返回了家园。91哈布斯堡的担心还涉及荷兰人与西班牙人的联系。有这样一个例子。在圣多明各的拉亚瓜纳(La Yaguana)停留的荷兰指挥官宣布了一份来自总督毛里茨亲王(Prince Maurits)的声明,该声明承诺向岛民提供保护和军事援助,只要他们放弃效忠西班牙国王与他们的罗马天主教信仰。92荷兰对古巴也发出了宗教方面的威胁,至少在那里的西班牙地方长官是这样说的。他声称,外国的海盗和海盗船(可能是荷兰人的)散发了一些小册子,里面充斥着翻译为当地语言的异教邪说。93由于不再容忍外国人与西班牙居民的往来,西班牙印度群岛议会(Spanish Council of the Indies)最终决定开始减少2个地区的人口:伊斯帕尼奥拉岛的北部海岸(圣多明各)和委内瑞拉东部的新埃奇亚(Nueva Ecija)。一个转移古巴2个城镇的人口的计划最终没有实施。94
1600年与智利的美洲土著相遇时,荷兰人发现反对西班牙统治的美洲印第安人是潜在的盟友。荷兰舰队抵达智利时,恰巧在马普切(Mapuche)发生了大规模反抗西班牙统治的事件,最终导致了维尔迪维亚镇(town of Valdivia)的毁灭和许多居民的死亡。当荷兰人到达时,他们可能被误认为是西班牙人,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时有50名荷兰人被当地人所杀。95尽管如此,双方还是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西班牙。新世界其他地方的美洲印第安人也希望能与荷兰人组成对抗西班牙的统一战线。1613年,荷兰私掠船和来自圭亚那的加勒比弓箭手联合发起进攻,重创了在特立尼达定居的西班牙人。96同样,特立尼达的一名尼普乔(Nipujoe)土著男子定期参加打击西班牙的荷兰远征队。作为从被奴役或被强制劳动中逃出来的人,他显然有理由进行报复。97圣达菲(Santa Fé,即今天的哥伦比亚)宗教法庭的主席对荷兰人与美洲印第安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感到惊讶:“印第安人欢迎荷兰人的到来,是因为荷兰人尊重他们原始的生活方式。”此外,荷兰人“允许他们拥有充分的自由,而不用承受任何税负、强制劳动、宗教以及思想带来的约束”。98
荷兰人还把伊比利亚半岛殖民地上被奴役的黑人视为可能的盟友。在17世纪20年代(见本章下文)出航的拿骚舰队成员显然相信秘鲁的黑人是“第五纵队”。总督声称,荷兰人为殖民地奴隶带来了解放的希望和大箱武器。并且,舰队的一部分人还前往皮斯科(Pisco)去煽动那里的奴隶起义。99当地奴隶与荷兰人之间潜在的同盟关系并没有消失。1637年,西班牙殖民当局报告称,1艘来自古巴的船抵达邻国圣多明各,并带去了惊人的情报——由80艘船组成的舰队正要从荷兰共和国起航。据称,此次出航是对殖民地的黑人和混血儿给奥兰治王子写的一封信的回应,信中称只要荷兰派500人驶往他们所在的岛,他们就向荷兰人投降并交出该岛。最终,这一切传言均被证明不属实。100
西班牙守军最终将荷兰人赶出了圣多明各和古巴。1605年,在古巴南部,六七艘西班牙帆船和其他30艘(其中有24艘船属于荷兰)参与违禁贸易的欧洲船发生海战。这场海战对荷兰指挥官亚伯拉罕·杜瓦恩(Abraham du Varne)以及船上的全部船员都造成了致命打击。101西班牙当局在圣多明各同样毫不妥协,来自鹿特丹的一艘船上的5名男子于1607年付出了代价之后,荷兰人才知道这一点。当他们在一个被疏散的城镇附近上岸时,一名中士和他的士兵突袭了他们。3名荷兰人被判处死刑,另外2个未成年人被送往西班牙的皇家战舰上服役。102西班牙也在阿拉亚(Araya)的咸水湖(荷兰人自1599年以来一直在此免费采盐)对荷兰人进行了猛烈的反击。1605年,由18艘船组成的载有2,500名船员的西班牙舰队致使许多盐商丧生。103
在大西洋沿岸的非洲,从事海运的荷兰人还试图从伊比利亚人手中抢夺殖民地。继远征圣乔治堡失败、短暂占领普林西比之后,征服圣乔治堡的机会再度出现——1606年,1名葡萄牙逃兵从要塞逃跑后被埃富图(Efutu)的当地人抓获,然后被带给了阿克拉(Accra)的荷兰商人。商人们将他带到荷兰。在荷兰,这个士兵告诉商人们城堡内补给不足,士气低落。荷兰人认为征服的时机已经成熟,几名商人联手于1606年夏末组织6艘军舰出航远征。然而,葡萄牙人对荷兰人也非常了解。荷兰军队到达阿塞布(Asebu)的穆里时,一支由米纳黑人组成的葡萄牙军队已等候多时,数十名荷兰人惨遭杀害。104尽管停战以后在穆里的葡萄牙军舰有所增加,但6年后,受萨布(Sabu)国王的邀请,荷兰人毫不畏惧地返回了穆里。根据联省议会的命令,一座堡垒(不久后被称为拿骚堡)即将建立以保护利润丰厚的黄金贸易。荷兰因此在非洲建立了他们的立足点。105
尽管荷兰人和伊比利亚人在海外的战争毫无缓和的迹象,但国内却陷入停滞状态。荷兰共和国国内的舆论分为两个阵营:主战派与主和派。奥尔登巴内费尔特作为主和派的领导人力主休战,而总督毛里茨则站到了主战派一方。主战一方得到了忠实的加尔文派教徒以及对私掠船和战时贸易怀有莫大兴趣的人们的支持。奥尔登巴内费尔特成功说服了总督和城镇议会——我们需要停火——他赢得了这场
争论。
在1606年开始的谈判中,西班牙提出荷兰抢先到达东、西印度群岛的问题。面对西班牙的异议,奥尔登巴内费尔特本考虑放弃征伐,但之后他决定维持原本的决定,否则恐会激起荷兰国内大规模的抗议。的确,荷兰代表团高度重视与印度群岛的贸易往来,为此他们甚至拒绝接受西班牙作为承认荷兰主权而在1608年2月提出的唯一交换条件——撤离印度群岛。尽管一位西班牙谈判代表向西班牙国王报告时称他确信荷兰人会放弃前往印度群岛的航道,但从没有明文记录下这一点。106经过漫长的谈判,双方终于在1609年达成了停战12年的协定,西班牙国王承认起义7省为“自由的土地、州和省”,不受西班牙国王的统治。只要达成停战,现有的领土边界就不会改变,至少自西班牙于1585年征服安特卫普以来就形成的南荷兰与北荷兰之间的边界因此得以继续维持。
停战期间,荷兰人的一项主要行动就是1614年对南美西海岸的远征。在迅速驶向太平洋之后,由经验丰富的航海家约里斯·范斯皮尔伯格(Joris van Spilbergen)指挥的由5艘船组成的舰队遭遇了西班牙的由6艘船组成的舰队,后者虽然士兵众多但是火力一般。随后发生的卡涅特之战(Battle of Ca?ete)以范斯皮尔伯格一方取得巨大的胜利而告终,他们用损失40名士兵的代价击沉了西班牙海军上将的船只,西班牙方面则损失了至少400人。接下来,荷兰人威胁要进攻卡亚俄(Callao),但由秘鲁总督指挥修建起的防御墙骗过了范斯皮尔伯格,让他放弃了大规模的进攻行动。当荷兰舰队最终向西航行时,西班牙当局肯定松了一口气。107
与此同时,荷兰共和国本身也处于内战的边缘。2名大学教授关于神学的争论引发了矛盾,使得支持建立尽可能多地接纳新教徒观点的广泛教会的人——抗辩派(Remonstrants)和阿民念派(Arminians)——与提倡对加尔文主义教义进行正统改革的人(反抗辩派)对立起来。在奥尔登巴内费尔特的领导下,荷兰的城市治安官同意设立一个宽容的教会,以保护抗辩派的牧师免受另一方的攻击。反抗辩派的支持者中有许多本来就是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和地方官的对立方,他们更是趁此机会强烈反对奥尔登巴内费尔特一方。原本潜藏在战争之下的国内紧张局势被激化,他们把宗教争议变成了不同群体集结起来的国家层面的问题。108
一场内战即将来临,毛里茨支持反抗辩派,并于1618年发动了政变。他利用他的新权力清除了荷兰省的市镇议会中的阿民念派。在这种高度紧张的气氛中,归正教会的代表们召开了一次全国会议以解决有关阿民念派的争议。参会者们明确谴责示威者为异教徒,是他们让国家和教会陷入了混乱。大约在同一时间,联省议会判定奥尔登巴内费尔特犯叛国罪,并公开处决了他。这样一来,恢复对西班牙战争的障碍已彻底清除。尽管奥尔登巴内费尔特渴望实现长久的和平,但在1621年休战期结束后,主战派仍决心要再次投入到战争中去。而那时的荷兰人终于成为他们自己的主人,他们在1616年履行完对盟友所负的财政义务。那些曾被交出去的城镇最终回到了荷兰人的统治之下。109
尽管1609年的停战协议和1616年对英格兰的最终履约使荷兰共和国实现了自治,但联合省的居民们在16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他们自己的商业活动。阿姆斯特丹和其他港口的商人们利用战争带来的机遇及随后安特卫普的没落,与地中海、印度洋和大西洋的众多港口都建立了直接的贸易联系。在非洲,尽管荷兰人成功地挑战了葡萄牙人,但他们仍然是巴西贸易中的新人,在与西属美洲利润丰厚的贸易中扮演了一个小角色。在停战之前和停战期间制订的建立西印度公司的计划,就是为了让荷兰人在大西洋世界的商业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与伊比利亚人的战争正是使荷兰这头雄狮咆哮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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