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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精装)

書城自編碼: 3740232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哲學/宗教哲學
作者: 李泽厚
國際書號(ISBN): 9787108028983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 2022-04-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32开 釘裝: 精装

售價:HK$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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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改革开放以来,曾对中国的思想文化形成笼罩性影响、堪称“精神导师”的人物,非李泽厚先生莫属。从“主体性哲学”到“情本体”,从“积淀学说”“西体中用”,到“告别革命”“实用理性”,李泽厚先生不仅是80年代“新启蒙”时期的大思想者,“文化热”“美学热”的灵魂人物;他晚年的各种思考和言说依然宏阔睿智,富有活力,是当代中国思想史不可缺少的篇章。
內容簡介:
中国近代思想在短短几十年内,从封建主义走到社会主义,如雷奔电驰一般,越过了欧洲思想发生成熟的数百年历程。本书收录李泽厚有关近代思想史的十篇重量级文章。论述中国近代走向未来的浪潮,也观照与这浪潮相对抗的正统派思想;以革命与改良为视角,对近代中国自太平天国至辛亥革命时期各主要思潮和重要思想人物——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严复、孙中山,章太炎、鲁迅等——进行系统论述和细致分析,将“革命与改良”定型为近代中国研究的基本格式。
本书首篇即从思想角度剖析,太平天国为何“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指出农民革命战争的诸多规律性现象。其后数篇详尽分疏戊戌维新思想及其代表人物,于康有为大同思想和托古改制的策略,评价甚高。此外,对严复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特殊地位,章太炎民粹主义的突出思想特征,上世纪初知识分子由爱国而革命的心路历程以及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的独特意义,都或详或略地予以点明和论述。
關於作者:
李泽厚(1930.6-2021.11),著名思想家,在哲学、思想史、伦理学、美学等多个领域均有重大建树,其原创性思想系统为“人类学历史本体论”。 1930年6月出生,湖南长沙人。1954毕业于北京大学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1988年当选为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1992年客居美国,先后任美国、德国等多所大学的客席讲座教授等。1998年获美国科罗拉多学院人文学荣誉博士学位。2010年入选世界权威的《诺顿理论和批评选集》。主要论著有《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美的历程》《华夏美学》等。
目錄
内容提要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思想散论
一 一个被改造的上帝
二 砸烂孔丘的牌位
三 冲击“四条极大的绳索”
四 《天朝田亩制度》
五 《资政新篇》
十九世纪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研究
一 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的“前驱先路”
二 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的发生与发展
三 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的高潮与
四 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的衰颓
康有为思想研究
一 哲学思想
二 “大同”空想
三 “托古改制”思想
谭嗣同研究
一 谭嗣同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二 谭嗣同的哲学思想
三 谭嗣同的社会政治思想
论严复
一 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
二 《天演论》的独创性
三 经验论及其归宿
四 “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
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论纲
一 两个关键环节
二 四个思想代表
三 一束历史教训
论孙中山的思想
一 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
二 民生主义
三 哲学思想
章太炎剖析
一 问题的复杂性
二 社会政治思想的特色
三 “依自不依他”的哲学思想
梁启超王国维简论
一 如何评价
二 启蒙宣传家
三 新史学的代表人物
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
一 早年的两个阶段
二 前期的两个阶段
三 知识分子的主题

后记
內容試閱
论严复

严复翻译《天演论》,介绍“物竞天择”思想,翻译《穆勒名学》,介绍逻辑科学特别是归纳法,以及翻译介绍《原富》《法意》等等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基本理论,都是为了要说明西方资本主义的“强盛”,并不在于“船坚炮利”之类“形下之迹”,也不在于“善会计”“善机巧”之类的注重功利事务,真正的关键在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论世变之亟》)。也就是说,“黜伪而崇真”的自然科学方法和“屈私以为公”的民主政治制度,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这其实也就是五四提出来的赛先生与德先生——科学与民主。

科学与民主不可分割。企图用西方科技来保卫中国封建的“中体西用”理论,自然成了严复批判对象。严复《天演论》的译序说:“西学之事,问涂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訑然谓彼之所精,不外象数形下之末,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谈,不咨其实。”这就是针对“中体西用”而言。严复随后明确指出,“体”“用”不可分割,一个国家的“政教学术”好像具备各种器官的生物,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是完整的统一物。它们的功能(“用”)与其存在(“体”)不能分开,不能把马的四个蹄子加在牛的身上,“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如果要“合而为一物”,连道理名义都讲不通,更不要说能够行得通了。严复举例说,中国以前没有枪炮,现在买来了枪炮;中国城市以前没有什么警察,现在设立了警察,凡此种种,就能解决问题,使国家富强吗?严复指出,“挽近世言变法者,大抵不揣其本,而欲支节为之”(同上),当然不能成功。

中国近代曾经经历过学习西方“船坚炮利”工艺技术的阶段,没有解决问题,原因就在不明体用不可割裂,科技与政教不可分开,科学与民主不可分开。严复较早从理论上注意了这个问题。

那么,什么是西方社会的“体”呢?当时大多数先进分子,甚至后来的人,都把民主政治作为这个“体”。严复也是主张资本主义的民权或民主的,所以他才猛烈抨击韩愈的君主专制、君权至上论,指出“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缘卫民之事而后有也”(《辟韩》),因为人民中间有各种纠纷欺夺祸害,自己又忙于“耕织工贾”,所以才设立“君”、“臣”等等来保护自己,“故曰:君臣之论,出于不得已也。惟其不得已,故不足以为道之原……”(同上)封建专制统治,不是应该如此或必然如此的天经地义,韩愈主张的君主专制的原道,不过是窃国大盗的道理罢了。“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严复认为,这才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的命脉:“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同上)

但是,严复比当时其他许多人更深刻,在他看来,“民主”还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根本。“民主”不过是“自由”在政治上的一种表现,”自由”才是“体”,“民主”不过仍是“用”。“自由”才是资本主义的实质,严复认为,这正是中国社会所为害怕和反对的。他说:

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论世变之亟》)

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原强》)

严复把斯宾塞的社会机体论竟一改而为反洋务派“中体西用”论的武器∶“一群之成,其体用功能无异生物之一体。”(《原强》)“身贵自由,国贵自主,生之于群,相似如此”(同上)。国家为生物,个人为细胞,都要有自由。自由才是根本。甚至到较晚时期,严也仍在理论上认为:

故今日之治,莫贵乎崇尚自繇,自繇则物各得其自致,而天择之用存其宜,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自至。(《老子评点》)

严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了解比改良派任何其他人更为深入,他把个人自由、自由竞争,以个人为社会单位,等等,看做资本主义的本质,从政治、经济以及所谓“物竞天择”的生存竞争进行了论证。并且指出,民主政治也只是“自由”的产物。这是典型的英国派自由主义政治思想,与强调平等的法国派民主主义政治思想有所不同。在中国,前者为改良派所主张,后者为革命派所信奉。然而,以“自由贸易”为旗号的英国资本主义,数百年来的确建立了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更为稳定、巩固和适应性强的政治体系和制度。其优越性在今天也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严复当年的眼光是锐利的。

严复的“自由”、谭嗣同的“平等”、康有为的“博爱”、完整地构成了当时反封建的启蒙强音。

严在理论上比改良派其他人物要坚实,并且他的《辟韩》也的确是《仁学》的前驱,他的《原强》是梁启超《时务报》《清议报》好些文章的先导。严复提出了一些带有普遍规律性的问题,并采取了真正近代科学的形态。严复强调的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向。所以章太炎说他是“知总相而不知别相”(《菿汉微言》)。所谓“总相”,就是这种包括中国在内全世界各国向前发展的普遍规律。这种规律(走向资本主义)是主张中国走特殊道路的章太炎所当然不赞成的(详本书论章太炎文)。严、章二人的分歧对立,实际代表中国近代两种不同要求和两种思潮倾向。但它们又同属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这一共同主题之下。所以,即是主张“自由为体”的严复也仍然把国家的自由(即独立),把富强、救亡远远放在个人自由之上,这就构成严复的理论思想(“自由为体”)与实际主张的一个重大的内在矛盾。

严复尽管在理论上是先进和彻底的,但如前所说,他在现实政治主张中,却比康、谭要慎重和保守,他尽管在理论论文《辟韩》中反对君主专制,但同时却认为,“然则及今而弃吾君臣可乎?曰是大不可。何则?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又坚决反对立即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他认为,根本问题在于进行教育,只有每个人都能够自强自治,然后才可能实行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国家也才会繁荣富强。所以,严复才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项以作为变法改革的根本。“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原强》),但总的观点和方案是,强调制度由教育决定,变法改革首先在于对人民进行新式教育。这就与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要求立即改革政治制度颇为不同了。他说∶

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至于发政施令之间,要其所归,皆以民之力智德三者为准的。(《原强》)

严复这种观点正是与他的“物竞天择”的生物学的社会观点,与他的所谓“以自由为体”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社会观点,密切相联系的。将政治民主归结为个人自由,把社会进化归结为人各自强,从而也就把尖锐的政治斗争归结为一般的教育任务,严复终于把自己一生完全献身于译著、教育事业,成为中国近代教育救国的先驱。“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在伦敦答孙中山语,引自王遽常《严几道年谱》)他把“愈愚”当做拯救中国的“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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