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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了凡四训(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三全本)

書城自編碼: 3736139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古籍古籍整理
作者: 张景,张松辉 译注
國際書號(ISBN): 9787101155792
出版社: 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 2022-03-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32开 釘裝: 精装

售價:HK$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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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1.融合儒释道,阐述“命由我作”的积极人生观。
2.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袁了凡毕生感悟倾囊相告。
3.深刻影响了曾国藩、稻盛和夫等人的命运。
4.注释精当,译文雅畅,评注助解读更为深入。
5.附录功过格,为诸多《了凡四训》中之可阅读、可实操全本。
內容簡介:
《了凡四训》本为明代思想家袁了凡的训子书,该书由四部分组成,分别是“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和“谦德之效”。融合儒释道三家思想,以亲身经历阐述命由我作、善恶报应之理,使得该书一问世就成为受欢迎的家训之一,风行四百多年。时至今日,其思想和智慧依然鲜活。本次以1922年佛学推行社发行,上海中华书局承印的《袁了凡先生四训》中的原文为底本进行校勘、注释、翻译、评注,并附录《袁了凡居士传》《云谷大师传》《功过格》。全书不出校记,注释力求详尽,翻译尽量直译,评注立足原文并结合历史事例进行解读和阐发,帮助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凡四训》。
關於作者:
1.原著者:
袁了凡(1563—1606),名黄,初号学海,后改号了凡。明代著名思想家。其命运受孔先生、云谷禅师两位影响极大。著述二十多种,广涉天文、水利、理数、历法、教育、军事等,传布广者即《了凡四训》。
2.译注者:
张景,哲学博士,副教授。已出版《孙子兵法(译注与解析)》《论语译注与解析》《韩非子译注》《抱朴子外篇》(三全本)等多部专著。
张松辉,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文学史教学科研工作。已出版《老子研究》《庄子研究》《庄子疑义考辨》《庄子考辨》《先秦两汉道家与文学》《汉魏六朝道教与文学》《唐宋道家道教与文学》《元明清道教与文学》《儒释道与文人》等十多部学术专著。
目錄
前言………………………………………………………1
篇 立命之学………………………………………1
第二篇 改过之法………………………………………64
第三篇 积善之方………………………………………91
第四篇 谦德之效………………………………………175
附录一 袁了凡居士传…………………………………192
附录二 云谷大师传……………………………………202
附录三 功过格…………………………………………231
內容試閱
一个人的命运,究竟是上天注定的,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那么又该如何去改善命运?这一问题,大概是古今中外的人们所普遍关心的问题。明代袁了凡先生在他的《了凡四训》中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对这一问题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

嘉靖十二年(1533)十二月十一日,袁了凡先生出生于浙江嘉善(今浙江嘉善),初名表,后改名黄,字坤仪,又字仪甫,初号学海。后来遇到云谷禅师,明白了“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的立命之学,于是就不愿再做一个受制于命运的凡夫俗子,故改号为“了凡”,也即从此了却凡夫之身的意思。
了凡先生祖籍在江南吴江(今江苏苏州吴江区),晚年又归隐于吴江,所以一般认为他是江南吴江人(见彭绍升《袁了凡居士传》)。但由于他的祖父袁祥入赘到与吴江相邻的嘉善殳氏,而且他也出生于此地,因此他又被视为嘉善人。
了凡先生十四岁时,父亲去世。遵照身为医生的父亲遗愿,了凡先生放弃了举业而开始学医。十七岁时,他偶遇善于预测命运的孔先生,在孔先生的鼓励下,重拾举业,并于第二年进学(考中秀才)。这应该是了凡先生人生的个转折点。由于他对孔先生的命运预测深信不疑,认定一切皆已命中注定,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便听天由命,随遇而安,不思进取了。正是因为进取心不足,了凡先生先后于二十岁、二十三岁、二十六岁、二十九岁、三十二岁时参加了五次乡试,全遭失败。
隆庆三年(1569),已经三十七岁的了凡先生从北京回到家乡江南,拜访了南京栖霞寺的云谷禅师。在云谷禅师的恳切教导下,了凡先生悟得了建立在因果报应思想基础之上的立命之学,于是改号为“了凡”,从此努力行善,积极进取,以图改善自己的命运。这一年应该是了凡先生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
隆庆四年(1570),三十八岁的了凡先生参加应天府(今江苏南京)乡试,在参加了六次乡试后,终于中举。此后,他又分别于三十九岁、四十二岁、四十五岁、四十八岁、五十一岁参加五次会试,也均未成功。就在第五次参加会试失败的那一年(万历十一年,1583)九月十三日,了凡先生“复起求中进士愿,许行善事一万条”(《立命之学》),他决心以善心善行感动天地鬼神,以求取科举功名。
万历十四年(1586),已经五十四岁的了凡先生经历了五次会试失败,终于在此年考中了进士,并奉命协助赵用贤清核苏松(今江苏苏州及上海松江区一带)钱粮,事后上《苏州府赋役议》,未被接受。万历十六年(1588)授顺天府通州宝坻(今天津宝坻区)知县,任职期间,政绩卓著,深受百姓爱戴。
万历二十年(1592),六十岁的了凡先生调任兵部职方主事。此时倭寇入侵朝鲜,朝廷决定出兵援朝。蓟辽经略宋应昌上疏朝廷,请了凡先生到军营辅助、筹划军事,并负责督察救援朝鲜的军队,于是了凡先生就与刘黄裳一同渡过鸭绿江入朝。平壤战役时,提督李如松以权诈手段战胜倭寇,了凡先生反对李如松以诈取胜的行为,认为这种行为有损于明王朝的威望,并禁止其部下斩取民众首级报功。两人遂成嫌隙。不久,李如松兵败碧蹄馆,他为了推脱自己的责任,反而以十项罪名弹劾了凡先生。不久,朝中有拾遗官弹劾了凡先生在任宝坻知县期间放任百姓逃税,了凡先生为此受到处分,削去官职,回到家乡吴江,从此闭户著书。
万历三十四年(1606)七月,了凡先生辞世,终年七十四岁。天启元年(1621),朝廷追叙了凡先生征讨倭寇的功劳,追赠尚宝司少卿。
了凡先生少年时即聪颖敏悟,卓有异才,对天文、术数、水利、军政、医药等无不研究,一生著述颇丰。据不完全统计,共计有著述二十余部,主要有《了凡四训》《训儿俗说》《袁氏易传》《尚书大旨》《春秋义例全书》《祈嗣真诠》《宝坻劝农书》以及袁了凡兄弟共同编写的《庭帏杂录》等。

《了凡四训》是一本流行极广、影响极大的劝善书,其核心思想就是“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立命之学》)。本书共分四个部分,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核心思想进行论证。
部分:立命之学
可以说,了凡先生六十九岁时为儿子袁天启撰写的《立命之学》是全书的精华部分。所谓“立命”,就是自己把握、创造自己的命运。关于“立命”一词,《孟子·尽心上》已经提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了凡先生在云谷禅师的启发下,继承了这一思想。他在本篇中现身说法,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普通民众的命运是先天注定的,而那些一心修德、终身行善的人,完全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
在中国古代,对待命运的看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宿命论,也即人们常说的“命中注定”;二是报应论,也即人们常说的“善恶有报”。这两种观点截然相反,一直无法较好地圆融在一起。
商纣王就是典型的命定论者,在周文王的势力不断扩大时,纣王却深信“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为!”(《史记·宋微子世家》)纣王认为自己当天子是命中注定,是上天的旨意,既然如此,人就无奈其何。于是他对周王朝的兴起淡然处之,就像早期笃信宿命论的了凡先生那样:“余因此益信进退有命,迟速有时,澹然无求矣。”(《立命之学》)放弃人事努力的宿命思想导致纣王国破家亡。因此,墨子就坚决反对宿命论,他指出,如果相信一切都是命中注定,那么王公大人也就不会再去尽心听政断狱了,农夫也就不会再去努力耕田种地了,妇人也就不会再去尽力纺绩织纴了。所以他得出结论:“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术,非仁者之言也。”(《墨子·非命下》)还有一些思想家则摇摆于二者之间,孔子即是如此。他提出“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的主张,其弟子子夏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这一几乎人人皆知的名言;但孔子同时又在《周易·坤卦·文言》中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由此可见,孔子同时具有宿命论与报应论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命运观,但他并没有对这两种命运观进行较为圆融的解释。
了凡先生《立命之学》的精巧之处有二:
一是他把宿命论与报应论这两种命运观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了凡先生认为,对于那些既不努力行善也不肆意作恶的普通人来说,他们的命运早已被上天注定;而那些努力行善与肆意作恶的人,其命运则会随着各自不同的行为而发生不同的变化。换言之,宿命论与报应论适应于不同的人群。当然,了凡先生在不否定命定论的基础上,更强调报应论。
二是了凡先生在融合这两种命运观的时候,不是停留在抽象的理论层面,而是与自己的亲身经历结合在一起,他把自己笃信宿命论时的生活情形与悟得“命由我作”后的命运改善情况作一鲜明对比,用亲历的事实印证善恶有报的真实不虚。了凡先生边说理,边叙事,相互彰明,再加上这些话是对其子袁天启讲的,态度恳切,语言朴实,所以具有极强的说服力。
第二部分:改过之法
既然善恶有报,那么改正错误、消除罪孽就成为一个人的当务之急,所以了凡先生就自然而然地提出如何改过的问题。在这一部分,了凡先生阐述了具体的改过方法:
首先,改过需要“三心”,即羞耻心、敬畏心、勇敢心,也就是要求改过者在明辨是非的基础上,带着满怀愧疚的羞耻之感与战战兢兢的敬畏之心,去勇敢地改正错误。
其次,了凡先生提供了改过的三条途径,一是从事上改,二是从理上改,三是从心上改。“从事上改”是就事论事,强制自己不做坏事;“从理上改”是指想清楚道理后,再去顺理成章地改正错误;“从心上改”是指从心底深处清除一切错误念头。了凡先生认为,“从心上改”是好的方法,一旦心中有了正念,就如同“太阳当空,魍魉潜消”一样,所有的错误念头与过失行为都将自然消失。
后,了凡先生还指出改正错误后的一些可喜征兆以及作恶多端者的表现,并列举了前代贤人的改过经验,以供改过者参考。
第三部分:积善之方
改正过失、消除罪孽只是做人的底线,并不能使人得到福报。一个人要想把握、改善自己的命运,还必须不断地积累自己的善行。于是了凡先生在阐述“改过之法”之后,接着就为人们提供了“积善之方”。
本篇首先用孔子、舜帝的故事引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坤卦·文言》)这一道理,接着用十件事实进一步对这一道理予以印证;为了避免行善时出现偏差,了凡先生还不厌其烦地辨析了行善的真与假、端与曲、阴与阳、是与非、偏与正、半与满、大与小、难与易等八个问题;为了指导人们行善,了凡先生又列举了与人为善、爱敬存心、成人之美、劝人为善、救人危急、兴建大利、舍财作福、护持正法、敬重尊长、爱惜物命等十类具体的行善内容。
本篇在开篇立论的基础之上,层层展开,步步深入,具有严密的逻辑性与极强的说服力。
第四部分:谦德之效
谦虚不过是各种美德之一,而了凡先生专列一篇阐述谦虚之德,可见作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
了凡先生开篇就引用《周易》与《尚书》的格言,说明谦虚的益处;接着一连讲述了五个故事,用事实证明“满招损,谦受益”(《尚书·大禹谟》)的道理;后强调,求取功名、福祉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只要自己能够立定志向,时时保持谦虚,处处与人方便,就一定能够得到上天的福佑,就一定能够获取功名。
在简要介绍全书主要内容之后,我们还有三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
,关于了凡先生的身份定位问题。
综观这四个部分,可以说了凡先生在论述“命由我作”这一主张时,汲取了儒、释、道三家思想,在这三家思想中,又以儒、释两家为突出。了凡先生用来“立命”的方法,主要是建立在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基础之上,再加上这一思想是受教于云谷禅师,他晚年在家修持时又自号“了凡居士”,因此不少人视了凡先生为佛教中人。这一看法不无道理,但并不全面。因为统观全书,了凡先生主要还是一位儒生,他本质上是一位有着佛教信仰的儒家人物。
了凡先生出生于以儒家五经相传的家庭,从小就接受儒家教育,其父袁仁说:“吾祖生吾父,岐嶷秀颖,吾父生吾,亦不愚,然皆不习举业,而授以五经古义。生汝兄弟,始教汝习举业,亦非徒以富贵望汝也。伊、周勋业,孔、孟文章,皆男子当事。”(《庭帏杂录》上卷)。而了凡先生用来教育其子袁天启的,也首先是儒学:“汝今十四岁,明年十五,正是志学之期。须是立志求为大人。大人之学,‘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此不但是孔门正脉,乃是从古学圣之规范。”(《训儿俗说·立志》)从这里不难看出,袁家对子孙的期待是成贤成圣,而非成佛。
了凡先生在云谷禅师的启发下,对佛教的因果报应深信不疑,先后下定决心要做三千件、一万件善事,他做善事的目的不是为了成为出家的高僧,进而成佛,而是为了求取科举功名,担负起治国平天下的儒家责任:
袁公既仕,以其学施于用,为邑宰则惠泽在邑,擢郎署则谋猷在郎署,参军事则功绩在边陲。……公志不大酬,而还以其学教于家,训诸其子天启。(沈大奎《训儿俗说·序》)
讲这段话的沈大奎是了凡先生的“通家之好”,他总结了凡先生修善积德的目的在于施惠于百姓、献策于朝廷、建功于边陲,他所说的“不大酬”的“志”,是指了凡先生的远大政治抱负未能得到实现。了凡先生在《积善之方》中所列举的十位积德行善的人物,在《谦德之效》中所列举的五位谦光照人的文人,他们所得到的福报无不是本人或其子孙进士及第,进而成为造福国、民的一代名臣。简言之,了凡先生从儒生身份出发,借用佛教的积德行善这一路径,终通过科举考试,实现一位儒生治国平天下的夙愿。
第二,贯穿全书的主旨是修心问题。
了凡先生在论述修德行善的时候,紧扣一个“心”字。在谈到把握自我命运时,了凡先生深信六祖惠能“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从心而觅,感无不通”(《立命之学》)的教诲,认为要想为自己“立命”,首先要从“心”做起。在讨论“改过之法”时,了凡先生特别强调羞耻心、敬畏心、勇敢心这“三心”;他在提供改过的三条途径时,也把“从心上改”放在重要的位置上:“过有千端,惟心所造;吾心不动,过安从生?……过由心造,亦由心改,如斩毒树,直断其根,奚必枝枝而伐、叶叶而摘哉?”(《改过之法》)在谈到“积善之方”时,了凡先生反复强调的是“存心”:“君子与小人,就形迹观,常易相混,惟一点存心处,则善恶悬绝,判然如黑白之相反。”(《积善之方》)因此当一女子把自己仅有的两枚铜钱捐给寺庙时,寺庙住持亲自为她举办了忏悔仪式;富贵后的该女子再次携带数千两银子到该寺庙施舍,而寺庙住持仅仅让自己的徒弟为她举行了一场回向仪式而已。其原因就是:“前者物虽薄,而施心甚真,非老僧亲忏,不足报德;今物虽厚,而施心不若前日之切,令人代忏足矣。”(《积善之方》)至于本书第四部分所讲的“谦德”,更是一个“心”的问题:“此心果谦,天必相之。”(《谦德之效》)只要心存谦德,上天就会处处护佑于他。
善恶皆由心生。所以说了凡先生处处把握着一个“心”字,是把握住了为人处世的关键。
第三,关于不执著于追求福报的问题。
本书有一个明显的矛盾之处,那就是了凡先生一边赞美不执著的行善原则,一边又大讲行善者的福报:
又为善而心不著善,则随所成就,皆得圆满。心著于善,虽终身勤励,止于半善而已。譬如以财济人,内不见己,外不见人,中不见所施之物,是谓三轮体空,是谓一心清净,则斗粟可以种无涯之福,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罪。倘此心未忘,虽黄金万镒,福不满也。(《积善之方》)
了凡先生接受了佛教思想,认为行善者不要自我感觉到是在行善,更不要求受惠者的回报,这也是道家所提倡的“大仁”与儒家所提倡的“安仁”。了凡先生接着又提醒行善者:只有不执著于行善,才能够“斗粟可以种无涯之福,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罪”。不仅如此,本书所列举的大量事例,无不是以福报去劝诱人们行善。对于这一矛盾言行,我们只能用周安士先生的一段话予以解释:
立命之说,发于孟子,而能身体力行、历历有验者,则了凡先生一人而已。……世俗见人力行善事,便从而讥之曰:“作善须无心,若一执著,便生望报之想。”此种议论,未尝不高明,然而阻人勇往之志多矣。农夫终岁勤动,而曰尔无望收获;士子十年辛苦,而曰汝勿想功名,彼能欣然从之乎?(憨山大师《云谷大师传》附注)
周安士先生认为,不执著的主张固然高明,然而对于世人来说,要求他们种地不求收获,读书不求功名,实在是强人所难。换言之,对于世人,只能用福报去劝诱他们行善。关于这一点,了凡先生在《积善之方》中也给予了明确回答,他在讲述子贡赎人不领取赏金、子路救人接受酬谢这两个故事后,说:“自俗眼观之,子贡不受金为优,子路之受牛为劣,孔子则取由而黜赐焉。乃知人之为善,不论现行而论流弊,不论一时而论久远,不论一身而论天下。现行虽善,而其流足以害人,则似善而实非也;现行虽不善,而其流足以济人,则非善而实是也。”也就是说,在评价人们的善行时,不能只看当下的效果,也要考虑是否会为后世带来不良的效应;不要只看某个人的道德水平,也要看整个天下民众的道德水平。由此可见,以福报劝诱民众行善,是不得已而为之。

不少人都认为《了凡四训》是一本作于了凡先生六十九岁时的训子文:“(袁了凡)著《戒子文》四篇行于世。”(彭绍升《袁了凡居士传》)“袁了凡先生训子四篇,文理俱畅,豁人心目。”(印光法师《了凡四训·序》)而实际并非如此。《了凡四训》中的四个部分并非同时写就,也非来自同一本书。
部分《立命之学》撰写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了凡先生时年六十九岁。他总结自己一生的经历与经验,以此来训导儿子。该文原名《立身篇》或《省身录》,收录于了凡先生的《游艺塾文规》中。《改过之法》与《积善之方》则是了凡先生的早年作品,属于《祈嗣真诠》中的两篇文章,篇名分别为《改过》《积善第二》(又名《科第全凭阴德》)。《谦德之效》是了凡先生的晚年之作,原名《谦虚利中》。所谓“谦虚利中”,意思是谦虚谨慎有利于考中科举,是专为修习举业的士子所著。这篇文章也曾收录于《游艺塾文规》。
根据日本学者酒井忠夫《中国善书研究》(刘岳兵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考证,《了凡四训》的四个部分原本各自成文,因为它们的主旨较为一致,都是在阐述善恶有报、命由我立的思想,所以明末时期流行于扬州一带的《阴鸷录》(和刻本)就把《立命之学》《谦虚利中》《改过》《积善》四篇收录在一起。到了清朝初年,《丹桂籍》首次把这四篇合称为《袁了凡先生四训》。
《了凡四训》在辗转传抄、刻印的过程中,各版本文字有所不同,我们这里呈献给读者的是以中华书局1922年《袁了凡先生四训》影印本为底本。我们在写作中,除了译注之外,对一些有歧义的地方和一些能够进一步发挥之处,还增加了“评注”部分,以便帮助读者对该书的含义有更深入的理解。《了凡四训》一书虽然较为通俗,但也涉及许多历史事件、典章制度、人物地名,再加上我们的学识所限,不当之处,还望方家与读者不吝指出。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尚荣、徐敏、赵锐的《了凡四训》,还有李娟与李月娥编辑的《了凡四训》、林志鹏与华国栋的《训儿俗说译注》等,这里特向他们表示谢意!
张景 张松辉
202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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