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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顽固与脆弱:古代历史上的泛权力

書城自編碼: 3631635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歷史歷史普及讀物
作者: 张程
國際書號(ISBN): 9787519045944
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1-06-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32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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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作者从一担价格相当于知县一年俸禄的天价大米开篇,通过53个精彩纷呈又令人难以置信的历史故事,讲述了中国古代复杂的政治制度和官场生态。见微知著、纵观横览,解读古代制度是非,揭秘人性真伪,透视历史发展之规律,启发清风正气之思考。从构思到本次出版历经10年,从定稿到出版修改8遍有余,青年文史作者张程继《故宫传》、“乱世三部曲”力作!
內容簡介:
圣旨为何竟成一张废纸?
堂堂巡抚怎能跌入诈骗团伙的圈套?
太后、皇帝、大臣几方谋划就为了杀一个太监?
是谁在乾隆后期以一己之力对浙江全省官员发起了反腐挑战?
作者从一担价格相当于知县一年俸禄的天价大米开篇,通过53个精彩纷呈又令人难以置信的历史故事,讲述了中国古代复杂的政治制度和官场生态。

中国古代的权力泛化犹如一张无形的大网,牢牢地笼罩着那些朝代,无论是衙门高官,还是江湖人士,哪怕只是老老实实的平民百姓,都逃不脱“泛权力”的覆盖,总会有意或无意地、主动或被动地被权力泛化所影响。小到一个人的故土姻亲,大到官场氛围里的心照不宣,一桩桩一件件都可以成为滋生和壮大“泛权力”的土壤。这一个个挣扎在泛权力网络下悲惨而脆弱的人生让我们不由掩卷深思。以史为鉴,我们可以从中读出悲哀、读出警示、读出为人处事的深刻道理。
關於作者:
张程,浙江临海人,北京大学政治学学士、外交学硕士,中央电视台“法律讲堂”栏目主讲人之一。目前写作兴趣集中在中国政治制度史和社会变迁史,从朝贡制度研究切入中国政治制度的变革。多年来陆续发表有《紫禁城家风与明清国运》《“中国之治”的制度史遗产》《看看当年苏联老大哥》等文章。已有《故宫传》《制度与人情》《清朝反贪大案》和“乱世三部曲”等多部图书出版。
目錄
第一章揭开泛权力的面纱 / 1
第一节苦役库丁缘何诱人 / 2
第二节衍生权力的分类 / 11
第三节巡抚被骗案 / 27
第四节食利者 / 36
第五节古代城池里的衙门 / 41
第六节白纸黑字是如何被突破的 / 45
第七节实践是真相的唯一入口 / 53
第八节制度的短与长 / 62
第九节选官制度的变异 / 68
第十节圣旨是如何变为废纸的 / 78

第二章案中乾坤:历史丛林中的奇案 / 87
第一节桃花源只是个传说 / 88
第二节定罪是门大学问 / 97
第三节乱判胡同女尸案 / 103
第四节“苏州哭庙案”的不同解释 / 114
第五节浙江仓库亏空案 / 122
第六节总督难翻案 / 130
第七节杀个太监真不容易 / 138
第八节冤案是怎样炼成的 / 146
第九节杨乃武洗冤实录 / 155
第十节谁将珍妃推下井去 / 164
第十一节 “被害人”归来 / 175

第三章拍案惊奇:文艺作品中的奇案 / 183
第一节白鼠精的无底洞到底有多深? / 184
第二节蒋门神的霸道网络 / 191
第三节梁山泊的排名学问 / 199
第四节特殊的报恩法 / 207
第五节多收了四块钱 / 215
第六节暗度陈仓抢节敬 / 223
第七节卸任前乱判糊涂案 / 230
第八节钦差查案到浙江 / 237
第九节“总督的红人” / 245
第十节愣头青与好官 / 252
后记 / 260
参考文献 / 264
內容試閱
前言

从“海盐之漕”谈起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段光清奉委出任浙江海盐知县。
海盐县政务的一大要点,也是难点,就是“办漕”。全国漕粮年定额为400万担,海盐一个县就超过了5万,可谓是一个漕务大县。段光清自述:“余昔坐书房时亦闻有漕规之说,不知海盐漕规之弊乃有如此之甚也!”新县太爷到了任所后,才真正领教了传说中的“漕规”。那么,海盐漕务有什么弊端呢?
海盐县的百姓,分三六九等,有绅户、衿户、讼户等名目。绅户,就是在任或者卸任的官宦人家。绅户缴纳漕粮,每担并不交足一担,缺斤少两,习以为常;衿户,是有科举功名在身、但没有做官的士人家庭,每担交足一担,依法办事,不能缺斤少两。官府也不多收滥取。
讼户,则是正在县衙打官司的百姓人家,都是那些久拖不决的案件的当事人家庭。或许是迫于当事人反复上诉、越级上访等压力,海盐县默许“讼户交米,或一担加一斗,或一担加二斗不等”。也就是要多收他们一两成的漕粮。而对于一般老百姓,“漕粮非一担收至两担以外,不能运到京师”。也就是说,“三户”以外的布衣平民,法定的一担漕粮的义务,至少要缴纳两担以上才能过关。所以,每到临近收漕的时节,海盐县衙就挤满了报案的、上访的人,大家都来争当“讼户”。
在“三户”之外,还有更厉害的“包户”。一些强者,仗势包揽他人的纳粮,收取好处。比如,强者向平民每担按照一担五斗来征收漕粮,只缴纳官府一担,赚取五斗好处。而一般小户,乐于接受包户的“公道标准”,纷纷投靠他们,请他们代交漕粮,以避免官吏的敲诈,避免更大的损失。
这还仅仅是征税对象群体中的漕规,与之相对的收税群体中的弊端更多。除了正常的地方官吏、差役外,段光清发现,“自粮道、帮官、旗丁、委员及各衙门所荐收粮朋友,皆有漕规”。有关部门的官吏,都想从中分一杯羹。清朝有专门的漕运、河道系统,两大衙门实行“条块结合”的管理模式。他们自然要从漕粮征收中自肥,雁过拔毛。省、道、府等上级官府的长官们又“推荐”了不少“朋友”,帮海盐县征收、起运漕粮。如此美意,段光清是不敢拂的。
漕粮由专门的船队沿大运河北运。其间,官吏验收尺度的宽窄、押运兵丁看管粮食的松紧、贩运船夫装运粮食的快慢,甚至是船老大心情的好坏,都能影响海盐漕务的成败。自然,他们每个群体都发展出了潜规则,都能从中得到实惠。此外,作为“统治民族”的浙江八旗子弟(旗丁),借口漕粮供应京畿,主要是为了满足京师八旗的生活需要,也自告奋勇,前来帮忙。对这些爷,段光清即便打心底里觉得就是群纨绔子弟、痞子流氓,表面上也不敢得罪。最终,“旗丁又于每年收县帮费之外,又收民间折色米三四千担”。段光清问前任:“这些人已经收了我们海盐县的帮费,为什么还要收折色米?”前任回答:“此亦明知而不能解者也。”向来如此,谁又有办法改变呢?
起初,漕粮征收谷米实物,后来因为运费、勒索等额外开支都强迫县里支付,海盐就开始征收“折色”。也就是征收银两。至于漕粮按照什么标准折算银两?银子又怎么个收法?这就又大有文章可做啦。
综上前述,前任知县向段光清感叹:“海盐之漕,所以不可办也。”这差事,简直没法办!(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
没法办,也得办!绅户、衿户、讼户、包户、漕口、河道、上司的朋友、旗丁、押运兵丁、船夫等等群体层层筛过后,学者估计,清代每运一担漕粮到北京,老百姓实际缴纳的粮食在三担以上。这还没算上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如果按照综合成本来算的话,一担漕粮的成本逼近40两白银。(倪玉平:《试论道光初年漕粮海运》;李作栋:《新辑时务汇通》卷67)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段光清一年的俸禄是45两白银。一担漕粮几乎可抵一个知县的年俸。北京官民吃的是天价大米!
天价大米,权力作祟。每个群体,只要有些实权在手,就盯上漕粮漕务,牟取私利。漕口、河道衙门自然不必说了,绅户有官员身份,衿户有科举功名,不是亲密接触公权力,就是有权力网络能间接影响地方政务;讼户虽然没有公权力关系,但能利用官司和上访等行为,对地方官吏造成负面影响;运输船只上的一般兵丁和船夫,看似无权无势,可人家也利用经手漕粮的一线身份,在微观和实践层面上,对漕务施加影响。总之,所有人都有或大或小的、纸面之外的实际权力。这些权力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大到一担粮食数十两白银的好处,助推天价大米的产生。
海盐的漕规,是各方面群体长年累月博弈之后的结果。大家都接受了现实。比如,老百姓接受了“三户”的存在,默认了不平等,忍受盘剥。他们的反抗,最多是争当“讼户”。而且,一些百姓还欢迎“包户”的出现。这可看作不同群体在权力因素下的现实选择。又比如,以段光清为首的地方官吏,接受了条条块块、各级衙门插手分肥。清帝国体制下的相关衙门和人群,都有公权力在手,段光清作为体制内的人,谁都得罪不起,他能做的只是维护现有漕规的平稳运行:大家都按“规矩”办事,该拿多少就拿多少,不能多贪多占。旗丁在帮费之外,可以拿走三四千担粮食;海盐县的“包户”包揽漕粮的规模也是有“规定”的,“举人包米一百六十担,副榜八十担”。每个群体发挥权力的空间、获取利益的规模,都有约定俗成的限制,不能无限制发挥。
层层累积,海盐漕务的现实情况和朝廷纸面上的规定,千差万别。估计,每个新接触的人都会像段光清那样,发出“漕规之弊乃有如此之甚也”的感叹;离任时,又会像他的前任那样发出“明知而不能解者也”的苦叹。
《顽固与脆弱:古代历史上的泛权力》一书,对准这些中国古代“明知而不能解”的权力现象,认为存在权力泛化,进而提炼出“泛权力”的概念。它包括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在微观层面上,古代权力所有者的实际权力与法定权力不相符,常常存在额外的、不明确的权力。比如,相同岗位上的不同官员,实权有大小,作为有高低。此外,白纸黑字上的权力是固定的、明确的,但很多个体,通过分沾公权力,或者通过关系网络,获取了事实上的权力。比如,海盐县包户对一般百姓就有包揽漕粮的权力。第二层意思是在宏观层面上,政府力量的扩张是中国古代史的一大趋势。明清时期,官府公权力泛滥,横行到其他领域,大有“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的趋势。
本书会对泛权力及其衍生概念进行一番论述,并辅以大量案例讲解。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不管有否意识,古人都置身于泛权力网络的笼罩之下,极难置身其外。即便遁世如陶渊明者,也未能完全超脱于权力网络之外,隐居生活是相当不如意的。
笔者于2010年10月出版了《泛权力》一书,引起了一些反响。一些读者不认可中国古代权力的泛化。他们认为,很多古人置身于权力笼罩之外。此外,官府公权力也受到了诸多制约。宗法制度、儒家思想、传统道德等,在精神和现实上都制约了公权力。即便公权力有心扩张,落后的技术也限制了这种倾向。黄仁宇先生认为,中国古代始终没实现细致的科学管理,就是受技术因素的制约。同样,古代中国疆域没有继续拓展,也是受政府管理的技术因素制约。这种制约,在公权力拓展上也同样存在。古代县衙门要想渗透到商贸领域,必然对全县的商户、物流和人员进行登记和管理。这就超过了古代政府管理的能力。总之,权力泛化是一个值得商榷的话题。
我们还可以用海盐县漕务的例子,来争论权力泛化这一话题。个体权力泛化,在海盐县客观存在。泛权力概念,针对微观权力现象,是有解释力的。
清朝中期以后,朝野上下都认识到了漕务弊端,认识到漕运系统成本畸高。漕粮征运对相关百姓和地方社会的骚扰,不是几两银子可以计算的,它对涉及地域的整个社会产生了消极作用。那么,为什么要保留腐败、低效的漕运系统呢?为什么不把京畿粮食供应问题委托给市场呢?以吝啬著称的道光皇帝在登基之初,在部分官员的支持下改漕粮河运为海运。漕粮海运,时间有保证,运抵天津的粮食成本大为降低——虽然还是很贵。可惜的是,漕粮海运仅此一次,就在强大的反对声浪中夭折。为什么这项利国利民的改革“下不为例”了呢?我们似乎也能从泛权力的角度来解析。
“漕盐兵河四大计”,漕运居于清朝国计民生的四大计之首。先不说漕运、河道、仓场、户部和地方的诸多衙门和群体,从漕规中分肥,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反对改革。更重要的原因,笔者认为是清朝政府将漕运作为一项影响(甚至是控制)社会的重要手段。漕粮征运的多少、急缓影响相关地方的社会稳定;漕粮的减免、调拨,是政府调节经济的一大措施;漕运解决了数以十万计人口的生计问题,安排了数以千计的官吏;最高层掌握对漕运工作的评价权,这也是钳制官员进退祸福的手段之一……综上,漕运的存在,虽然对社会不利,对官府是有利的。官府利用漕运,渗入方方面面,影响社会。后人很难把漕运当作一个简单的粮食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权力泛化是存在的。那么,在盐运问题上,在治河问题上,“固执腐败的低效”的问题同样存在。
请各位读者细想,古代城池的中央是恢宏的地方衙门,城建以衙门为中心,其他建筑围绕衙门展开。按照古人信奉的价值观,在衙门当差、读书当官,始终是一种荣耀。官本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所以,“泛权力”概念还是有争论意义的。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陈辉祖特大贪污案告破。乾隆皇帝很自然就联想到,陈辉祖贪污的这些钱都是浙江省的官银,那么浙江省的仓库就会因此出现亏空。他想知道到底亏空了多少,陈辉祖一案对浙江的财政收支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因此下令浙江省清查各州县钱粮亏缺之弊。
皇帝认定了浙江有亏空(逻辑上也是如此),而且下旨清查,浙江省官员不得不办。可又不能认真彻查。各个道府州县都有亏空,由来已久,数额都不小,如果告诉乾隆皇帝实情,不知道龙颜大怒到何种程度,不知道会有多少人顶戴落地甚至身首异处。于是,通省上下官吏,还有那些曾经在浙江为官的人,一致倾向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将仓库清查一事敷衍了事。
这一查就是三年多,查到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二月,经乾隆皇帝多次催促,浙江巡抚福崧不得不抛出一个清查结论:浙江各地仓库钱粮亏缺33万余两,地方官员正全力弥补。鱼米之乡、财赋重镇的浙江在乾隆时期有80个县,才亏空了33万余两,平均每个县才亏空4100两,谁信呢?乾隆皇帝觉得福崧严重侮辱了他的智商,震怒,下旨将浙江巡抚福崧和布政使撤职。浙江官员不是不愿意清查仓库吗,乾隆干脆派曹文埴、伊龄阿作为钦差大臣前往浙江彻底盘查各府州县仓库,伊龄阿同时接任浙江巡抚,务求查出实情来。
曹文埴、伊龄阿等人不敢怠慢,很快就在四月初上奏:经过盘查浙江仓库尚亏缺30余万两。这个结论照抄福崧的调查结果,不能让乾隆满意。再者,曹文埴、伊龄阿是二月任命的,从北京走到杭州、办理交接手续还需要个把月时间,四月初就把调查结果奏报朝廷了,清查的时间也就几天,明显是想敷衍了事。因此,乾隆不客气地驳斥了曹文埴、伊龄阿,饬令其认真盘查。
此时,一封奏折将已经开始冒烟的矛盾彻底激化了。浙江学政窦光鼐上奏说浙江全省仓库亏空巨大,仅嘉兴、海盐、平阳三县的亏缺每县都超过了10万两。如此算来,浙江80个县的亏空当数以百万计。《清稗类钞》说窦光鼐是接到了乾隆皇帝的密旨,要求他陈述亏空实情,窦光鼐回奏了实情。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窦光鼐都揭开了浙江亏空黑幕的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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