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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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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外庐在史学批评理论上，融会了马克思的经济学史理论，运用唯物史观对历史学的发展过程做了科学的分析，对康有为、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胡适、钱穆、陈寅恪、冯友兰、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顾颉刚、张荫麟、宗白华等近代史家做了批评。侯外庐的史学批评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原理，通过分析历史学家学术内容中科学成分和非科学成分，科学地批评历史学家的贡献与不足，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吸收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良成果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是自我革命提供了助力，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海纳百川、去粗取精”的学术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最终成为中国近代史学“主径”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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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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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鹏宇，山西定襄人，历史学博士，忻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青年学术带头人，科研团队负责人，主要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在《近代史研究》《安徽史学》等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著作有《侯外庐近代史学批评研究》《侯外庐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论》（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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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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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侯外庐史学批评理论概述/
第一章侯外庐对康有为史学的批评/
第一节侯外庐对康有为史学的社会背景与思想性质的分析/
第二节侯外庐对康有为“两考”的批评/
第三节侯外庐对康有为史学影响的批评/
第二章侯外庐对章太炎史学的批评/
第一节章太炎在侯外庐学术世界中的独特地位/
第二节侯外庐对章太炎哲学理性主义特征的阐释/
第三节侯外庐对章太炎经学的史学化特征的分析/
第四节侯外庐对章太炎史学的成就及其进步意义的总结/
第五节侯外庐对章太炎史学局限性的批评/
第三章侯外庐对王国维史学的批评/
第一节王国维在侯外庐史学体系中的角色/
第二节侯外庐对王国维史学精神的理解与定位/
第三节侯外庐对王国维史学成果的继承/
第四节侯外庐批评王国维史学的学术意义/
第四章侯外庐对梁启超史学和胡适史学的批评/
第一节胡适、梁启超“整理国故”的学术史意义/
第二节侯外庐对梁启超和胡适学术旨趣及墨学研究的批评/
第三节侯外庐对梁启超和胡适清代学术史研究的批评/
第四节侯外庐1955年批判胡适的学术意义/
第五章侯外庐对钱穆史学的批评/
第一节“历史研究”与“文化阐释”：钱穆学术的分期与定位/
第二节侯外庐《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对钱穆史学成果的吸收与批评/
第三节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对钱穆史学成果的吸收与批评/
第四节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初版）第一卷对钱穆史学成果的吸收/
第五节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对钱穆史学成果的吸收与批评/
第六章侯外庐对冯友兰史学的批评/
第一节冯友兰学术思想的“紧跟”特征/
第二节侯外庐对冯友兰先秦思想史研究的批评/
第三节侯外庐对冯友兰汉代思想史研究的批评/
第四节侯外庐对冯友兰魏晋玄学研究的批评/
第五节侯外庐对冯友兰“抽象继承法”的批评/
第七章侯外庐对陈寅恪史学的批评/
第一节侯外庐与陈寅恪在历史观上的分歧/
第二节侯外庐对陈寅恪关于魏晋鼎革解释的批评/
第三节侯外庐对陈寅恪“阶级”观的批评/
第四节侯外庐对陈寅恪血统文化论的批评/
第五节侯外庐对陈寅恪门阀士族观的批评/
第八章侯外庐对顾颉刚史学的批评/
第一节鲍威尔与顾颉刚：“古史辨”在中西学术史上的普遍性/
第二节“破旧”与“立新”：侯外庐对顾颉刚史学的继承与发展/
第三节侯外庐批评顾颉刚体现的中国近代史学史辩证法/
第九章侯外庐近代史学批评拾遗/
第一节侯外庐对张荫麟史学的批评/
第二节侯外庐对宗白华史学的批评/
第三节侯外庐对周谷城史学的批评/
第四节侯外庐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个别错误倾向的批评/
附录一：侯外庐先生年谱简编/
附录二：我是怎样通读《资本论》的——写在博士论文通过答辩三周年之际/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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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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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侯外庐史学批评理论概述
白寿彝先生曾指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它面前，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有封建的，也有资产阶级的；有传统的，也有舶来的。只有对它们进行斗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才能占领阵地。”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41页。用这段话来形容侯外庐的史学是十分恰当的，我们可以说，侯外庐（1903—1987）的史学是在正面贯穿着对唯物史观的应用，而在反面贯穿着对唯心史观的批评，这一点在侯外庐对近代史学家展开的广泛批评中显得尤为突出。
但是，我们还要明确一个事实：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唯心主义史学的批评态度，绝不是历史虚无主义式地将其价值一概抹杀，因为这种做法事实上就走到了唯物史观的对立面。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待历史上的唯心主义的文化遗产时，一向是科学地批判其学术价值，吸收其合理内容而摒弃其不合理内容，这是符合基本的辩证法原理的。
马克思曾经指出亚当·斯密对劳动价值论构建的巨大贡献：“这里，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给生产劳动下了定义，亚当·斯密在这里触及了问题的本质，抓住了要领。他的巨大科学功绩之一（如马尔萨斯正确指出的，斯密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仍然是全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就在于，他下了生产劳动是直接同资本交换的劳动这样一个定义，也就是说，他根据这样一种交换来给生产劳动下定义，只有通过这种交换，劳动的生产条件和一般价值即货币或商品，才转化为资本（而劳动则转化为科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但他又指出：“斯密本人非常天真地活动于不断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探索各种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或者说，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隐蔽结构。另一方面，他同时又按照联系在竞争现象中表面上所表现的那个样子，也就是按照它在非科学的观察者眼中，同样在那些被实际卷入资产阶级生产过程并同这一过程有实际利害关系的人们眼中所表现的那个样子，把联系提出来。这是两种理解方法，一种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另一种则只是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入简单概括的概念规定之中。这两种理解方法在斯密的著作中不仅安然并存，而且相互交错，不断自相矛盾。”马克思解释了斯密的功绩与局限性，这就科学地评价了其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地位。
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对唯心主义史学家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进行了科学的批评，他说：“这部著作（《德国农民战争》——笔者注）并不奢望提供独立研讨过的材料。相反，关于农民起义和托马斯·闵采尔的全部材料，都是从戚美尔曼那里借用的。他那部书虽然有些缺点，但仍然不失为一部最好的真实的史料汇编。并且，戚美尔曼老人热爱自己所研究的对象。在他的书里到处表现出来的那种为被压迫阶级辩护的革命本能，后来使他成为法兰克福的极左派的最优秀代表之一。如果说，尽管如此，戚美尔曼所作的论述还是缺乏内在联系，如果说他没有能指明那个时代的宗教上政治上的kontroversen（争论问题）是当时阶级斗争的反映，如果说他在这个阶级斗争中只看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善良者和凶恶者以及凶恶者的最后胜利，如果说他对于决定斗争的开端与结局的那些社会关系所持的见解带有很大的缺点，那么，这一切正是这部书问世的那个时代的缺陷。相反，就当时来说，这部书是德国唯心主义历史著作中值得嘉许的一个例外，它还是写得很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的。”恩格斯就是在批判戚美尔曼史学的基础上继承了其合理内容，最终运用唯物史观写成了经典的史学著作《德国农民战争》。
恩格斯在给福尔马尔的信中曾说：“最主要的是，认真自学从重农学派和斯密到李嘉图及其学派的古典经济学，还有空想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著作，以及马克思的著作，同时要不断地努力得出自己的见解。”列宁指出：“马克思以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形成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通过对经济制度的研究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马克思继续了他们的事业。”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唯心主义传统文化遗产的批评态度，是承认其合理内容并吸收其科学成果部分，并且还对其学术成绩做出历史的、高度的赞扬，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待一切文化遗产的正确态度，也是侯外庐批评近代史学时的基本态度。
以侯外庐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吸收了近代史学优秀的思想与成果，抛弃了其唯心主义的成分，进而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中国现代史学的“主径”。当然，这种吸收与抛弃的比例由于对象的特殊性是不同的，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点，在本书具体章节中会有清楚的展现，此处笔者仅就侯外庐的史学批评理论依据做一简要说明。
侯外庐早年的学术工作主要是翻译《资本论》和经济学、经济学史研究。1930年，侯外庐从法国回国后留在了哈尔滨法政大学任教，担任经济系教授。此时，侯外庐除了翻译《资本论》之外（他是最早的《资本论》第一卷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之一），还在1930、1931两年间撰写了不少经济学论文。“九一八”事变后，侯外庐辗转到了北京，又因授课和翻译《资本论》的原因，撰写了政治经济学史的著作。可以说，在1940年完全转向历史学研究之前，侯外庐主要从事的是经济学研究。在1940年以前，只有“经济学家侯外庐”而没有“历史学家侯外庐”。本书不再赘述。本书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由于这种学术经历的特殊性，侯外庐的史学批评理论是建立在马克思的经济学批评理论之上的。
马克思的经济学批评理论中有两个基本的学术概念：“古典经济学”（或称“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自重商主义经济学以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便经历了这两个历史阶段。这两个概念，在马克思的经济学批评理论中有着划分某一学说历史地位的作用，从这两个概念出发便可以提纲挈领地理解侯外庐的史学批评标准。
古典经济学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产物，是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有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等，他们的学说具有很多科学因素的萌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继承的主要遗产。古典经济学家们大多具有一定的诚实性，他们努力想发现经济规律。正如马克思所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力求通过分析，把各种固定的和彼此异化的财富形式还原为它们的内在的统一性，并从它们身上剥去那种使它们漠不相关地相互并存的形式；它想了解与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不同的内在联系。”
庸俗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暴露以及阶级斗争尖锐化时期的产物，是一种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利益的理论说教，代表人物有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1767—1832）、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1773—1836）等，马克思指出：“随着政治经济学的深入发展，它不仅自己表现出矛盾和对立，而且它自身的对立面，也随着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现实矛盾的发展而出现在它的面前。与这种情况相适应，庸俗政治经济学也就有意识地越来越成为辩护论的经济学，并且千方百计力图通过空谈来摆脱反映矛盾的思想。”又说：“庸俗经济学家实际上只不过把陷入竞争中的资本家们的奇怪想法翻译成一种表面上比较理论化的语言，并企图借此来说明这些想法正确而已。”可见，庸俗经济学是一种维护落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学理形式，庸俗经济学家们经常是捉襟见肘地修补着漏洞百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激情澎湃的赞歌为行将就木的资本主义制度献上一曲挽歌。
从本质上来说，历史学和经济学一样，都是特定社会形态基础上的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而且都产生于阶级时代，正如白寿彝先生指出的：“迄今的一切的历史观都有其时代性和阶级性。”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学批判的一般理论同样适用于对历史学的批判。
由于社会性质与阶级关系的巨大变革，鸦片战争以后逐渐形成的中国近代史学，呈现出尤其纷繁复杂的局面。对近代史学的批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后的一个重要的学术任务，是继承近代优秀史学遗产的必然要求——继承的前提是批判，就像吃榴莲的前提是剥壳一样。
我们可以借鉴马克思主义古典经济学的概念，认为侯外庐有一个重要的史学批评理论术语——“古典史学”，这个术语是笔者总结的，侯外庐本人没有直接用“古典史学”这四个字，但是，其学术内涵是存在的。这个概念对中国史学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学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有利于我们在宏观研究史学史时，对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线索的梳理与把握。
侯外庐虽然没有直接用“古典史学”这个术语，但他对“古典派学者”有一个比较精辟的论述，他说：“忠实于研究态度的人，他们对于周代社会的现象方面，无力透视，可能轻下规定结论，然而因了忠实于材料，则敢于接近真实的东西，亦就可能获得部分的真理。这是向上阶段的古典派学者所具有的通例，比之著于背诵教条而敢于否认材料的学人，特高一筹。我以为王国维是前项学者的代表，顾颉刚冯友兰（见其著《中国哲学史》言周代社会一节）以至张荫麟亦具雅度。” “古典派学者”实际上就可以理解为“古典史学”的代表人物，可见，侯外庐对待“古典史学”的态度，和马克思对待古典经济学的态度是一致的。
中国近代史学史的发展是以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为背景的。一方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下，反帝反封建成为中国近代史的主要课题，资产阶级革命是中国近代革命的性质。因此，资产阶级文化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相较于传统的封建主义史学，资产阶级史学最大的特点就是提出了科学化的要求。在这种条件下，近代杰出的资产阶级史学家突破了传统的封建史学，对历史进行了在当时条件下的科学研究，取得了一些显著的学术成果。尽管这种科学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但是，由于他们主观上追求真理的诚实态度，或多或少地、不自觉地发现了许多历史学上的真相，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部分历史学家创造了中国近代史学史中的“古典史学”，“他们的研究成果成为从传统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桥梁”
另一方面，在近代史发展中，尤其是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以后，一批历史学家抱着落后的意识形态不放，有意识地对中国历史按照其意识形态进行歪曲，参照马克思主义“庸俗经济学”的概念，我们可以将这种形态的史学命名为“中国近代庸俗史学”。庸俗史学的范围是比较大的，有自由主义的庸俗史学，有封建主义的庸俗史学，还有打着唯物史观旗号的庸俗史学。在中国近代史学史的研究当中，清楚地辨认古典史学、庸俗史学以及科学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工作，是梳理中国近代史学史线索的必要前提。
以侯外庐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进入历史学领域起，就担任了批评近代史学的学术任务，他们在此基础上，继承和发扬了中国近代史学的优秀史学遗产，摒弃了其不科学的成分，“海纳百川、去粗取精”，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中国近代一切优秀史学传统的当然继承者，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史学最终能够成为中国现代史学“主径”的重要原因，也是本书写作的旨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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