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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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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吸收国内外人权理论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注重从中国与世界、国内法与国际法互动的视角观察和思考问题，承继和发展了中国近年来在人权法领域的研究特色，体现了较强的中国立场和中国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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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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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立足于重大人权观念和人权制度诞生的具体语境、催生与引领人权观念和人权制度的历史人物事件，以及人权理念的实践方式等，阐述了世界人权与中国人权的历史发展与未来展望。全书共分为七章：第一至三章介绍人权基本问题、人权实践发展史，以及人权理论的产生与演进；第四章系统展开现代人权谱系，论述现代人权的分类、属性等核心内容；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阐释人权的国家保护与国际保护；第七章对人权的前沿问题及发展方向提出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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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何志鹏，男，满族，1974年生，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法学院、国家发展与安全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吉林大学人权研究院执行院长，吉林大学涉外法治研究院院长。
主要从事国际法理论、人权理论、法学教育的研究，出版个人专著11部，主编学术文集3部，合作翻译出版著作4部，参与撰写专著、教材20余部；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300余篇，其中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转载40余篇次。研究成果曾获得第七、第八、第九届J育部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钱端升法学奖，韩德培法学奖等；入选第八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J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2016）、“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2021）、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 人才（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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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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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第一章 人权的基本问题
第二章 人权实践的历史发展
第三章 人权理论的产生与演进
第四章 现代人权谱系
第五章 人权的国家保护
第六章 人权的国际保护
结论:人权走向未来
主要参考文献
索 引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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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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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回望中国人权法40余年的发展进步，其成绩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如果说在20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人们讨论人权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还含有破冰的意味，思考和分析的主题仍然是中国是否应当探讨人权问题，那么到了21世纪初，人权知识则经受了一次大规模的拓展。由于中外人权学术交流合作的开拓和推进，诸多西方的人权著作进入中国，国际社会的人权实践也被中国学术界所关注。在理论深层，人们追问，人权是谁的权利？是哪一种权利？在制度层次，无论是联合国宪章层次的人权机制，还是全球人权的条约机构；无论是欧洲的人权体制、美洲人权机制，还是非洲的人权机制，其规范基础及运行方式都受到了中国学者的关注和研讨。可以说，在那个阶段中国人权理论经历了一个初步的飞跃期。
然而，在那个时段的短暂繁荣之后，中国人权研究并没有乘势而起，而是进入了一个沉静发展的时期。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最主要的问题恐怕还是以西方为主体的人权理论和人权实践与中国的具体社会文化情境未能有机融合。所以，学术研究进入了瓶颈。如果再照搬照抄西方的人权论著、人权观点，那么在学术上几乎没有增益和价值；而单纯地介绍西方的人权实践以及介绍国际人权制度，也基本上已经达到了饱和状态。这是中国人权研究在21世纪初短暂繁荣之后，进入沉静期的一个关键理由。
而在此之后，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的中后段，人权研究再一次缓慢兴起。这不仅源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人权方面提供了更充实的话语基础和叙事材料，也源于一系列人权学者、学术机构，尤其是国家级人权研究基地的积极努力。此时，进一步总结归纳、提炼、表述中国的人权话语，努力讲好中国人权故事，形成更有影响力的中国人权叙事，成了中国人权研究界和实践界的关键任务。
在这种环境中，无论是东北还是西南，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还是边陲地区，对于人权问题研究的热情再度兴起。而且，此时的人权研究更多强调中国自身的观念和实践，强调中国人权的理论自觉与实践自省，更多地从中国自身的话语立场与实践出发，去构建人权领域的理论和观点。这就使得我们的人权权利方面的研究更具有实践意义，更能够体现中国的特质。
正像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探索过程中找到了时代化和中国化的道路，社会主义在摸索和实践中找到了中国特色，现代化在学习和实践的过程中找到了中国版本、中国模式一样，人权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积极探索前进的过程中，找寻到了中国的特质。但此时需要关注的问题就是要平衡全球共同观念及追求与中国自身的主张及特色之间的关系。从实践上看，共性是在不同地区个性实践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所归纳出来的；而从理论的逻辑推演看，共性既可能来自对不同理论的比较、归纳分析，也可能来自对于先前人们普遍认可的一些原则和观念的支持和追随。
改革开放以来的40余年间，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坚实的法律、政策、措施，通过实践维护人权来确保人们对于中国人权实践的信心。这种自信首先体现在对生活质量逐渐提升的认可，进而上升到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总体政治、经济、社会探索的认可。中国逐渐发展进步的人权故事具体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权事业的方向和步调的选择和坚持。
如同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诸多学科和知识体系，中国的相关概念、论断、知识框架需要在传承中汲取营养、开拓创新一样，人权，作为一个从西方传来的政治概念和学术概念，与诸多来自西方学术的概念和问题一样，在中国人权理论界经历着“冲击－回应”的过程。尽管在近代之前的稳定社会里，中国有着稳定的社会文化，但是与人权宗旨有着一致性的民本学说与人权理念仍然存在着旨趣上的差异。在中国现代史的初期，很多中国思想家、政治家、理论家接触了人权概念，开始思考中国语境内的人权问题。一方面积极引入西方的观念和学说与中国的社会相对照，另一方面在本土资源中寻求对应的观念和解释。孙中山所主张的民权主要是指民众之主权，也就是以人民管理政事，其思想来自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还包括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的观点，孙中山还在《建国方略》中提到了民权，初步目标就是让人民群众学会当家作主的一系列主张。民国初年的人权讨论是那一阶段各种思潮中的一朵浪花，它启迪了一些觉醒民众的思想，却没有形成系统的人权理念和人权制度。
中国人权理论话语的呈现，是在外国的批评指责之下总结归纳表达出来的。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中国的人权问题没有被中国国内的人权理论界所关注，也没有成为国际人权理论政治实践所关注的问题。在1949-1971年间，中国的治理处于国际社会的注意范围甚至视野之外。但随着中国逐步推进改革开放，很多西方国家开始有兴趣也有渠道了解中国。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它们就会把中国和一系列的人权问题直接联系起来，以各种各样的话语方式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治理模式、施政过程进行发难，由此形成一个在话语和理论上围堵中国的格局。在中国被西方进行人权领域的指责和批判的初期，理论界还是总体上秉承着将人权视为资本主义观念的立场，将人权研究视为理论禁区。这使得中国的理论界在人权问题上很难有所作为，甚至未能形成人权研究的思想与学术共同体。随着人们对西方的批评认识的日益深入，中国政治领导层认识到，放弃人权的话语权而任由西方人进行阐释和解读，对于中国发展是相当不利的。1991年，《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出版，开启了从政府角度阐释中国人权的历程，也进一步使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对人权的兴趣，并且应对西方的理论架构，阐释中国自身的人权话语。从人权理论建构的过程上看，中国人权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倡导人权与权利的重要性，第二阶段，解析西方人权的基本理念和理论逻辑；第三阶段，逐渐确立中国的人权话语体系、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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