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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中原文明与世界互动视角下的中华大历史；一部特别视角的五千年发展史
这是一部关于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发展史。从尧舜时代到清末民初，揭示我们成长历程中的伟大、神奇、彷徨与遗憾。
这是一次关于中外交融的深刻思考。古代的我们并不像想象的那样隔离于世界。欧亚大草原、云贵高原、东海、南洋都是我们联通世界的桥梁。世界从未离开过我们的历史，只是我们很容易忽略它。把世界还给中国，才会在世界向我们袭来时，从容自信。
★秦制国家与财政国家的成长博弈。
秦制国家的特点：土地国有、编户制度、农业税收为主、服徭役兵役。汉与匈奴，唐与高句丽、中亚，在地缘政治引发的冲突中，边疆民族或秦制化，与中原王朝此消彼长，或对中原王朝造成沉重的负担，甚至成为改朝换代的诱因。
财政国家的特点：非农业税收为主，利用金钱进行资源配置。宋代曾经历非农业税收占财政收入主体的时期，王安石变法、蔡京的财政政策都是宋代财政国家化的重要标志，也积累了大量贵金属。不过，蒙元的征服又造成了中原的贫困。明初，中国又不得不走秦制国家的老路。虽然明后期出现了短暂的资本主义萌芽，但终因全球化的周期变化，遇上白银循环的终结，最终造成了大明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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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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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中国”这个词可以无比熟悉，也可以感到陌生。因为中国的幅员太辽阔，历史太悠久，多元一体的丰富性太五彩缤纷，而每一次盛世和每一次剧变中，中原、边疆乃至欧亚大陆的古老民族都曾扮演过关键性角色。你能否想象，“中国”这一名字的由来，乃是因为这片土地曾是科技最先进的地方？你能否想象，秦制或许与波斯和匈奴都有巨大关联？你能否想象，丝绸之路的主角之一可能是默默无闻的粟特人？你能否想象，华人也曾在南洋建立起共和国？从中国的远古时代到清末，本书摘取了十个鲜为人知又影响深远的历史片段，希望向读者呈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是被世界多元力量共同塑造之中国。本书视野宏大，视角独特，观点精奇，论述得当，并将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考古学等众多理论融会贯通，纵横上下五千年，为我们展示了许多曾被忽略又不得不叹为观止的历史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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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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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笑宇，山东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赴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世界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研究员，兼任宽资本产业研究顾问、腾讯腾云智库成员。著有“文明三部曲”（《技术与文明》《商贸与文明》《产业与文明》）。2021年第一届亚洲图书奖得主（《技术与文明》），是中国大陆知识界第五位，也是最年轻的获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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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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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为什么叫中国
第二章 秦始皇崇拜亚历山大大帝吗？
第三章 道教是一种“弥赛亚”宗教？
第四章 匈汉原来是一家
第五章 慕容复的真正仇家是高句丽
第六章 粟特人与唐帝国的历史转向
第七章 阿拉伯商人与宋代的财政国家进程
第八章 没有地理大发现就没有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
第九章 海外华人也曾“走向共和”？
第十章 孙中山的老师主张建立现代财政国家
结语 “我们是谁”与“我们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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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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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据说在短视频时代，书是越来越难卖了。以前像我们这样的非虚构作者，都是凭喜好写书的。你喜欢哲学，他喜欢历史，那么就写本关于哲学或历史的书，挣点文字搬砖工的劳动报酬。但现在感谢互联网的压力，我们写一本书，得先想想能不能热卖，尤其是按照很多平台的成功经验，好像还得贩卖一下焦虑，才能卖得好。
所以一位对中国出版行业非常理解的编辑告诉我，你写历史题材，得抓住当代中国人的知识焦虑。这其中最大的一个焦虑，就是关于身份认同的。翻译成白话就是中国人凭什么成了中国人，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意味着什么。
我说这可是中国啊，真有那么多人关心身份政治吗？他说当然了，你想男人三大爱好，两性、足球、政治。两性不让谈，足球谈了就生气，那就只剩下政治了。现实政治红线太多，那最适合谈的当然就是身份政治。民族、国家、历史，都是身份政治的一部分。
我觉得这个分析当然是很一针见血的，但我们作研究的人最不擅长的就是迎合身份政治，因为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内容就是：当你没别的可炫耀的时候，你就只能炫耀你的身份，这就是身份政治为什么有那么多拥趸的原因。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北大毕业生默认的一句人生箴言，就是毕业十年后别提你是北大的。因为如果这么做，那就意味着你毕业十年后取得的成就都没能超过这个成就。
个人是这个道理，国家好像也是这个道理。这就是为什么塞缪尔·约翰逊博士说：“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因为无赖除了彰显他的身份之外，好像没别的成就可以提。
有段时间知识分子都是拿这句话来批判过激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似乎一个落后又愚昧的民族才会靠身份政治打鸡血获取自豪感。但“活久见”的是，这届美国大选之后，我们发现美国人好像也开始搞“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了。至少他们好像确实不太愿意有人打个飞机过去生孩子就能变成美国人，哪怕这是他们宪法里已经写进去的事实。
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感叹文科已死。我们上课时学关于身份政治的内容基本都是反面教材，到了政治家那里反而成指导手册了，我们这些做题家还是学生思维，活该做不了官也赚不到钱。
言归正传，我们要吃饭，所以要卖书。要卖书，好像是得迎合一下身份焦虑。所以据说替中国回答“终极三问”，也就是中国是什么、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的书，都能卖得好。
其实在这片土地上写这类书，就好像在日本写《名侦探柯南》一样，结论是给定的：柯南一定把案子给破了，你要关心的只是他怎么破。同样的道理，你读这类书，要关心的就是中国过去为什么行，将来为什么还能行，这就够了。
但是我们知识分子有个坏毛病，腿脚有问题，又老想站着还把钱挣了。这就像我有一次参加某个企业家交流会，有人慷慨激昂：我们只能相信中国经济好，因为我们别无选择。我当时就在想，你老婆孩子好像拿的是澳洲护照吧，你也不是没选择啊。如果你用没选择来论证你对一个事情有信心，那你讲这个话的客观作用好像只能是打击我对这个事的信心啊。
我作为一个热爱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同胞的三好青年，着实不想挣这种钱。但是市场规律是要遵循的，焦虑是要贩卖的，身份政治是要回应的。所以我思来想去，只能找到一个似乎略显刁钻的角度。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这本书，聊的还是关于中国为什么成为中国的历史。但是我想聊的不是你自己怎么成了你自己，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别人怎么帮你成了你自己。用学术术语来说，就是域外的世界力量是怎么塑造中国成为我们今天熟悉的这个中国的。
我本来给这本书起的名字叫“把世界还给中国”，意思是说，塑造我们中国成为中国的有很多来自世界的力量。有北方游牧民族的，有中亚波斯印度的，有南洋大航海探险的，当然也有西方的政治理论。没有这些力量的塑造，就没有我们熟悉的秦汉唐宋元明清。假设我们觉得中国过去行，我们得看到这些力量的作用。假设我们希望中国将来行，我们就还要继续期待这些力量发挥作用。
但是后来编辑说这个名字不妥，这意思好像是说世界过去是中国的所有物，后来被夺走，现在要归还中国对世界的合法所有权，你可不能这样表态，啊。“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的意思不是世界上除了中国没有别的国家了。
我一想也对，只好商量改成现在这个题目，叫作“世界之中”，意思是中国不光是中国人的中国，也是全世界的中国。
这个道理乍看起来好像有点唐突，但仔细想一想，逻辑也很简单。这就像上海不光是上海人的上海，而且是中国的上海；深圳不光是深圳人的深圳，而且是中国的深圳。你能这么叫证明你本身的优秀性超越了地域性。像我的老家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高兴镇厉家湖村，就没资格叫中国的厉家湖，因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愿意为厉家湖这片热土添砖加瓦的，肯定比不上愿意为上海和深圳添砖加瓦的。
你能够用你域外的上位概念来指称你，这是一种光荣和责任，这意味着来自域外的力量愿意来你这里发光发热，而你也愿意接纳他们，让你成为他们一种更好的选择。
这就是我们热爱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理由。不是因为我们没的选择，而是因为它一直在提供着不一样的选择。
是为序。
结语（选）：
我们很多人对很多民族都容易形成刻板印象，但读多了历史，你就会发现，许多刻板印象并不是“自古以来”，它们形成的时间其实都相当短暂。
今天的瑞士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富庶、进步和“永久中立”，但在1848年以前，此地多属农村，又在阿尔卑斯山间，穷乡僻壤，是环境恶劣的“四战之地”。瑞士雇佣兵曾因骁勇善战著称，曾于1499年击败施瓦比联盟，但也在1515年败给法军。此后他们虽然很少从事对外战争，却因为宗教改革经常爆发内战（1656年的维尔梅根战争，1712年的托根堡战争，1798年被法军占领，1847年独立同盟战争）和农民起义。今天富庶的瑞士，是工业化之后才诞生的。
今天人们普遍认为法兰西的军队软弱而德意志的军队强悍，然而在两百年前，人们对这两个民族的印象是相反的。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创作于1865—1867年，描写的是拿破仑战争时代的事。那里面安德烈公爵的父亲老博尔孔斯基对拿破仑的评价是：“波拿巴（即拿破仑）生来有福分。他的士兵很精锐，而且他先向德国人进攻，只有懒人才不打德国人。自从宇宙存在以来，大家都打德国人。他们打不赢任何人。他们只晓得互相杀戮。他就是凭这一手闻名于世的。”这便是当年德国人给欧洲其他民族留下的印象。德国人扭转这个印象，也不过是最近一百五十年的事。
今天日本给人的印象是干净、整洁、秩序井然，福利制度全面且贫富差距不大。然而在1910年日本作家长冢节的小说《土》中，尽管日本已经开始了成功的工业化，但农村妇女因为医疗条件差而死亡，儿童普遍挨饿，女孩被送到惨无人道的黑心工厂去工作，每天十二个小时轮班，宿舍肮脏至极无法入眠，大城市周边贫民窟无处不在。即便在“二战”前，日本的工业建设也不过就是那个样子，而日本人扭转这个印象，也用了三十年的时间。
今天许多中国企业家在“出海”时，计算越南、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埃塞俄比亚或苏丹的劳动力性价比，认为那些地方工人懒惰、愚昧、教育水平低下，不如中国人勤劳勇敢、聪明刻苦。然而倒退回20世纪80年代，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或中国台湾的企业家看大陆，其实也带有类似的偏见。大陆人扭转这种刻板印象，也用了一代人的时间。
沧海桑田，世殊事异，谁说是什么就一定是什么？过去的失败不代表将来会一直失败，过去的辉煌也不代表将来会一直辉煌。只有那些永远不拥抱变化的民族，才无法甩去他人对自身最消极的刻板印象。
历史学里有一个说法：我们的历史观取得进步，往往不是因为发现了新的史料，而是因为我们用全新的视角看待自己的过去。19世纪中叶的德意志民族用“懒惰”定义自己吗？并不是这样。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发现，德意志人从中世纪开始就是精于商贸和探索的民族，他们有辉煌的汉萨同盟，而今德意志人要复现这种传统。19世纪中叶的日本民族用“闭关锁国”定义自己吗？并不是这样。吉田松阴开塾授课，所讲的内容也不过是《论语》《孟子》《孝经》《礼记》《庄子》《孙子兵法》《史记》《资治通鉴》《三国志》《后汉书》《新论》和《日本书纪》《古事记传》等中日经典著作，然而维新派就是可以从中开出变法自强的新道。
一百年前，有不少绝顶聪明的才学之士讨论过国民性问题，他们讨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不外乎要重新树立中国人的骄傲。然而张之洞写《劝学篇》，以“教忠”“明纲”为先，似乎不感念大清之爱民，不以三纲五常为本，便不配做中国人。至于倭仁论“以忠信为甲胄、礼仪为干橹”，似乎连搞了洋务运动、学了洋枪洋炮的，都不配做中国人。至于19世纪中叶政府收购了洋人修筑的铁路，再行拆毁，那意思是坐火车都不配做中国人了。
为什么定义“中国人是谁”要以限制某种可能性为前提呢？
在这个意义上，我更钦佩的是梁启超、何启这样的人。有人说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中无武勇，梁启超便挖掘中国历史上的武士精神，说中国人也可以做武士；有人说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中不开拓，梁启超便挖掘中国历史上的殖民英雄，说中国人也可以大航海；有人说新学旧学势同水火，何启便写文章说，孔孟之道与西人讲自由、民权殊途同归，中国人不必限制自己的可能性。
在我看来，这才叫知识分子里的真英雄。
亚里士多德有一种关于事物变化的学说，叫作“潜能与现实”理论。
所谓“潜能”，就是事物可能呈现的样子。譬如一块木头，它可以成为一只碗，也可以成为一张桌子，也可以成为一尊精美的神像。它成为什么，这要看在雕刻它的木匠眼中，它可以成为什么。如果这位木匠一辈子只会做碗，那么再好的木头，也只能变成一只碗。木匠头脑中束缚自己的框架，就成了木头的桎梏。
而这个“现实”，在哲学界前辈的文献中，有一个非常浪漫且优美的译法，叫作“隐德来希”。这既是对拉丁语entelecheia的音译，也是对它的意译：“隐在事物中之德如何能按我们的希望到来。”这便是“现实”。其实我倒以为，这个词可以有一个更地道的中文翻译：成全。在诸多可能性中，把最好的那个带出来，便是成全。
被局限的头脑想要的成全，其实往往不是成全。郑渊洁以前有篇童话，说上帝想让大灰狼罗克成为第一个攻克癌症的人，所以赋予他喜爱观察生物的天赋。但罗克的父母想要培养他做钢琴家，于是砸锅卖铁给他请钢琴老师。上帝希望纠正他们的做法，便让钢琴出故障，而罗克的父母卖血也要让罗克学钢琴。上帝没有办法，只能把人类攻克癌症的时间推迟一百年。
被局限的成全不是成全，只有让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意识到在自己体内本来具有无限的可能性，由此催生出那种积极昂扬感，才有可能锻造真正的成全。
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的故事，曾经被那么多人忽略，却是关于我们这个文明的可能性。
其实所有的历史写作，本质上都是筛选。同一个时代有亿万生灵、亿万个故事，其中因为个体本身的成就和故事本身的精彩而得以被记录、保留，或者被口头传颂从而诞生的一手史料，本就筛选去了百分之九十九，余下百分之一。而当时的历史记录者可能为了刻画时代的风气与精神，又会按照自己头脑中对时代的理解，再从这些一手史料中筛选剩下的百分之一，把它们缀连起来，录入史籍。后世的历史学家如果写一部通史，就只能从这些史籍中再筛出百分之一，让它构成对这个时代的记忆。而如果诸位读者不想费心力去读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或者威尔·杜兰的《世界文明史》那些大部头的通史著作，只愿意从我们这些“二道贩子”手里择些东西浅尝辄止，则又要经历一道百分之一。
连续四个百分之一的筛选，就只剩亿分之一。这就是真相：人类社会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所阅读到的历史，可能只是原始历史资料的亿分之一。而这从亿到一的筛选中，如果有任意两到三步是被记录者或者写作者头脑中的框架所束缚，那么你能获得的，就只是世代积累的刻板印象的加总，距真正丰富无限的历史，可谓远矣。
当然，没有人能还原那“亿分之亿”的历史真相，但是我们有另外一种办法，那就是，以不同的标准进行筛选。譬如，如果过去我们以为中国人长于道德讨论而弱于科技研发，那么我就想告诉你，中国之所以名为“中国”，就是因为我们曾经是科技最先进的古文明。如果过去我们以为中国与世隔绝，那么我就想告诉你，中国历来不曾远离世界，也不可能远离世界。如果过去我们以为游牧与农耕势不两立，那么我就想告诉你，也有从事游牧的中国人，他们对中国历史的塑造，或许比农耕者更深刻。如果过去我们以为中国人错过了大航海时代，那么我就想告诉你，也有在大航海时代雄霸一方的中国人，有共和立国的中国人，有身兼中西之长的中国人，有跟莱特兄弟同时造出飞机的中国人。
世界之中，也可以说是把世界还给中国，就是把这样一些可能性还给我们自己。我们明明可以好好说话，明明可以好好拥抱这个世界，明明可以在科技、商业和文化领域拔得头筹，为什么要封闭自己，不去睁眼，看看别人所思所想的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我们流俗的民粹主义意见中表达的那些东西？为什么我们的先辈都能够正视这个世界，正视我们自身不可或缺的世界性，而我们有些人却不能？高铁、5G、移动互联网，这些进步中哪一项能够缺少与世界的健康交流，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只是用这些成就来助长另一些人的骄傲自大、固步自封？
我相信再优秀的人，他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东西，他自己也可能只懂其中的十分之一。而对其余事物的理解，很可能是被某些并不优秀也不专业的人塑造的。这剩下的十分之九中，历史理解与历史记忆也许占到很大的比重，因为我们多数人都不会选择成为历史学家，但多数人愿意从历史阅读中汲取智慧与力量。不过，如果我们的历史记忆是被那些固步自封的想法筛选掉的，甚至这种筛选将我们定义得越来越窄小，那将对我们所有人造成不可磨灭的伤害。因为世间最大的遗憾，并不是我们“做不到”，而是我们“本可以”。
我想在这本书中送给你的，就是历史上我们曾经做到的那些事，和它们可能启迪我们在这个时代应该做到的那些“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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