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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1.一部结合社会史与思想史视角的南宋道学发展史,再现“南宋群星闪耀时”。
2.突破以程朱道学为主流的道统思想史视域,将朱熹的思想置于更广阔的学术背景下,对宋代儒学、道学的群体研究和学理内涵做出了新的多样化拓展,在朱熹与其他道学家的对话、争论中揭示朱熹思想成为儒家正统和文化权威的过程,呈现文化权威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微妙关系。
3.著名学者史华慈、陈来、韩明士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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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道学在北宋儒学复兴运动中,原本只是一个旁支,到了南宋却逐渐发展成主流;而道学一词的内涵,在程朱学术被钦定为“正统”后,也由原先较宽阔的理解,变成专指程朱学术的狭义用法,使得同时代其他道学人物的贡献被后人所忽略。
本书虽题为《朱熹的思维世界》,事实上是一部南宋道学史,书中有别于传统的论述,为此领域提供了一个长期欠缺的独立新观点。全书将南宋的道学发展分成四个时期,并将朱熹置于其中的历史脉络中,一方面探讨朱熹与当时学者的论学过程和思想交流,考察其如何逐步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最后甚至突破政治的禁锢,取得道学权威的地位。一方面则析论当时的历史背景与政治氛围,并阐述各时期道学代表人物的思想与对道学的贡献,呈现道学在发展过程中的多样性与开放性,让世人一窥道学在定于一尊前较完整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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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田浩(Hoyt Tillman),美国著名汉学家,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1944年生,本科学习美国史和欧洲史,研究生转向中国史研究。1976年于哈佛大学东亚系取得博士学位,主要导师是史华慈(Benjamin l.Schwartz)和余英时。主要从事宋元思想史研究,著有《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朱熹的思维世界》(增订版)、《旁观朱子学:略论宋代与现代的经济、教育、文化、哲学》等,合著有《文化权力与政治文化:金元时期〈中庸〉与道统问题》,编有《宋代思想史论》《文化与历史的追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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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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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自序 1
田浩教授与宋代思想史研究 1
作者的话 1
鸣谢 1
增订版序一 1
增订版序二 1
原版序 1
绪论 1
第一部 第一时期(1127—1162) 13
第一章 南宋第一代学人:张九成与胡宏 20
第二部 第二时期(1163—1181) 33
第二章 张栻 41
第三章 朱熹与张栻 56
第四章 吕祖谦 82
第五章 朱熹与吕祖谦 105
第三部 第三时期(1182—1202) 137
第六章 陈亮 152
第七章 朱熹与陈亮 168
第八章 陆九渊 200
第九章 朱熹与陆九渊 216
第十章 朱熹的祈祷文与道统观 251
第四部 第四时期(1202—1279) 277
第十一章 朱熹门人与其他道学家 283
结语以及感想 302
参考文献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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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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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自序
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再版《朱熹的思维世界》(增订版)和《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使我有机会增加这篇自序,进一步阐明我对于书中所涉之宋代儒学和朱熹的支配地位等重要议题的最新思考。
如所周知,朱熹在其“醇儒”的名义下,为《四书》《五经》以及某些历史和哲学文本作注,整合了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创立或重建书院、在书院讲学,朱熹广泛传播他的思想,吸引了数量空前的弟子和追随者。朱熹与其他士大夫合作,帮助地方建立社仓,促进当地社会力量之间的合作,加强宗族内部的团结。他利用不多的地方仕宦机会,向朝廷上疏,奏报地方社会的情况;即使在朝仅46天,他也抓住入对之机,向孝宗面奏剳子。政争中,与朱熹往来的一些重要官员被罢黜,当政者将他们逐出朝廷,有的人甚至被放逐。而且,朝廷还禁止朱熹讲学和出书。虽然朱熹没有被流放(或许因为他年事已高),但他在庆元六年(1200)去世时,朝廷极力阻止士大夫参加他的葬礼。嘉泰二年(1202),朝廷解除了对道学的禁令;嘉定五年(1212),朝廷又以朱熹的《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立于官学。淳祐元年(1241),宋理宗下诏令朱熹从祀孔庙,《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
本书承认朱熹的著作及其活动在儒学和国家正统中的支配地位,同时,特别重视与朱熹同时代的其他儒家的贡献,这超越了学界对朱熹个人才华的传统认识。在研究中,我发现朱熹刻意而巧妙地将自己塑造成儒家经典的权威诠释者和道学群体的领袖,朱熹的这一努力使得南宋朝廷在他身后,将他的学说作为儒家正统,并在淳祐元年将道学的敌对者王安石逐出孔庙而将其配享孔庙,这进一步增强了朱熹狭隘道学的负面影响。
有些朋友和同事显然对我的观点感到难以理解,以至于有人在描述我的主张或论据时,和我的实际表述大相径庭,因此我想重申并阐释关于宋代儒学的一些主要观点。首先,曾有学者问及余英时老师对我的影响,我想通过余先生和我的一次谈话,来展现他是如何帮助我确定朱子研究的方向,并简要讨论他在我研究朱熹的三个阶段,为我写下的三篇序言的指导作用。余先生为我的《朱熹的思维世界》(增订版)撰写的序言捕捉到了我的新发现,这使本书的张力得以体现。我在《文化权力与政治文化》中开始讨论这个议题,但我在此将详细说明。其次,我试图阐明对多个术语误用的担忧,特别是关于“理学”“道学”“新儒学”和“Neo-Confucianism”等术语的使用。我并非简单地用一个术语代替另一个,而是通过更加细致和具体地考察儒学内部的不同圈子、群体或谱系诸问题,使得这些术语的使用更加明晰。第三,我将进一步关注与朱熹同时代的儒者,将他们视为儒家思想家,认真对待。我确信,更深入地考察这些儒者,将增强我们对于作为哲学家的朱熹及其时代作用的理解。
第四,在黄勇和吴启超主编的朱熹哲学指南里,我撰写的部分简要介绍了1990年以来我与许多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在研究与朱熹同时代儒者的课题上存在的重要相似与交汇之处。1990年以来,学界对与朱熹同时代的儒家思想家,比如张九成、胡宏、张栻、吕祖谦、陈亮和陆九渊等人的思想、著作和活动的探讨日趋增加,这个趋势使我深受鼓舞。在采用了朱熹对同时代儒者的评判几个世纪之后,近几十年来的研究揭示了其中逐渐增强的独立性,从而摆脱了朱熹对这些儒者的否定性评价与丑化;而且,近些年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以更加严肃的态度考察这些儒者。较早的研究成果倾向于将这些同时代的人视为与朱熹持截然相反观点的对手,最近的研究则能够看到他们与朱熹在一些重要领域具有共同目标和一致之处。学术界越来越强调这些儒者的思想对朱熹以及后世的影响,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比起朱熹的思想,这些同时代儒者的某些思想可能更有助于我们思考当今的时代课题。
第五,我将简要介绍马恺之(Kai Marchal)教授研究成果的精彩部分,以此说明近几十年来宋代儒学研究所取得的进展。马恺之关于吕祖谦研究的英文与德文成果见解深刻,他认为吕祖谦善于利用历史与制度史,并结合吕氏家族在宋代的高级仕宦经历,形成一种实用的政治哲学;皇帝更倾向于接受朱熹的哲学思想,主要是因为在该体系下,注重皇帝的个人修养,可以利用皇帝在道德、哲学方面的优势提升其个人权威,有利于加强皇权;与朱熹不同,吕祖谦认为过于关注皇帝的道德修养是不恰当的,因为统治机构需要在改善治理的同时对皇权加以限制;这一改革主张威胁皇权,自然很容易被皇帝察觉。至少在儒者中,吕祖谦较早发现仅仅依赖皇帝的自我修养和德性来治理天下具有局限性,因此,可将其称为黄宗羲这类思想家的先驱。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宋代和随后的政权采用了吕祖谦的治理观念,中国的历史会大不一样。
最后,我将讨论两位主要西方汉学家的近期成果,并结合自己的观点和研究,进一步说明我们在关于朱熹及其同时代人以及道学演变研究上不断取得的共识。其一,包弼德(Peter K.Bol)教授的新书Localizing Learning重点关注了我最喜欢的术语“道学”,这与他此前以“Neo-Confucianism”(程朱理学)为中心的论著形成鲜明对比。似乎与他过去低估吕祖谦作为思想家和道学领袖的倾向相反,他的新书与我对于吕祖谦作为思想家的重要性以及对于吕祖谦影响和遗产的评价很接近。包弼德教授认识到,他以前过于轻易地接受道学的主张,认为对文学的关注与公共议题或事务无关。他现在承认博学和文学对于宋明时期的士人网络和身份认同有多么重要;而且,这是吕祖谦遗产的一部分。包弼德还讲述了明代士人对于博学和文学的追求最终如何挑战和削弱了道学的统治和学术地位。吕祖谦包容其他儒家,这与他和张栻向容易对他人动怒、不考虑其他学者观点的朱熹提出忠告形成对比。与我对此事的关注相似,包弼德也重视朱熹坚持与那些有错误思想的人作斗争。包弼德教授最近的研究似乎含蓄地支持我长期以来的观点,即尊重吕祖谦对道学、博学和文学的广泛支持,他甚至可能也支持我对于朱熹的狭隘道学、朱熹自我标榜为经典权威解读者和“醇儒”最终判断者的担忧。
其二,我强调与蔡涵墨(Charles Hartman)教授之间的共同观点。我们都认为,宋代思想家、官员和历史学家的政治背景对促进或阻碍道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此外,我们都提出要警惕宋代思想史,尤其是对道学历史和哲学的选择性、片面性和歪曲性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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