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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一部严谨的技术史著作，完整地描绘了19世纪初至当代的德国技术发展面貌。
本书聚焦于技术对于一个国家的形塑作用，关注技术发展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日常生活的影响。了解历史上的技术与社会、文化、具体的“人”的互动关系，有助于我们在人工智能时代以及充斥着更多未知技术的更遥远的时代，进行理性思考、保有人文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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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是一部德国技术史著作，研究时段为19世纪初至当代，核心观点为“技术塑造现代德国”。本书探讨了技术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介绍了在200年的现代德国史中，技术呈现出的多种形式。全书正文共8章，分为“追溯历史”和“新的方向”两部分。译稿共20万字、22幅插图。作者是德籍学者卡斯滕·乌尔（Karsten Uhl），他在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教授现代史和技术史，并且是米特堡-多拉（Mittelbau-Dora）集中营纪念馆负责人。译者为朱任东，曾出版多部历史译作，其中包括我社出版的《1918年11月：德国革命》。
作为一部概述性著作，本书涵盖了技术史的多个方面，例如城市技术、农村技术、高科技、日用技术、技术使用者等，相对完整地描绘了现代德国技术发展的面貌。此外，本书对曾被忽视的研究领域给予了关注，例如，在工业化历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农村地区，对技术史及其社会和文化应用至关重要的技术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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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德]卡斯滕·乌尔（Karsten Uhl），德籍学者，他在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教授现代史和技术史，并且是米特堡-多拉（Mittelbau-Dora）集中营纪念馆负责人。
译者简介：
朱任东，曾出版多部历史译作，其中包括我社出版的《1918年11月：德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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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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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导言
历史追随
Chapter 1 工业化塑造的社会
Chapter 2 城市技术
Chapter 3 高科技
Chapter 4 进步愿景
第二部分 新的方向
Chapter 5 高度技术化中的人类
Chapter 6 农村地区的技术
Chapter 7 日常生活中的技术
Chapter 8 对不确定性的担忧
结束语
附注参考文献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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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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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5
超越纪律：高效的身体
从20世纪末期开始，许多工人，特别是无技能劳工，会隐喻性地将他们的重复工作、例行公事与机器人相提并论。20世纪80年代末期社会学家对联邦德国金属加工行业的几名女性工人进行的访谈是这种自我认知的典型例子。这些工人抱怨在高度自动化、配备了计算机数控（CNC）机床的工作场所里，她们必须完成简单重复的任务，感觉自己不再是人类。她们觉得老板希望她们“像机器人一样”，不对单调的任务有任何抱怨。最后，她们感觉自己像机器人，失去了曾经的工作乐趣。这家工厂的管理层也有类似的观点，其中一名生产经理表示，他也把每个女工视为“多功能机器人”。只是出于成本考虑，工业机器人没有取代女性，这位经理承认“目前，我们还不能没有女工”11。
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的批评者就用“既是奴隶又是机器”来描述工厂工人的处境。12其中，卡尔·马克思的严厉批评尤为著名。正如在第四章中已经展示的那样，马克思引用了英国工业资本主义倡导者安德鲁·尤尔的话，但赋予了它们完全不同的政治意义。根据尤尔的观点，工厂经理的任务是“训练人们放弃他们随意的工作习惯，并将自己与复杂自动机械的一成不变的规律性结合在一起”。这种“工厂纪律”对于高效的生产是必要的。13按照尤尔的说法，工厂主和工人都会从这个体系中受益。因此，工业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认同在工厂中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非人性化。
马克思以尤尔的描述为出发点，但观点更进一步。在他的描述中，工作中的人类身体几乎成为机器的一部分。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工厂及其“军营般纪律”已经颠覆了传统的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手工业和作坊中，工人使用工具；而在工厂中，机器利用他。”因此，工人已经成为机器的“活的附属品”。对于马克思来说，这具有人类学的维度，工人及其身体通过终身执行纪律产生了变化。工人从童年开始就被“教导，以便他能够学会将自己的动作适应机器整齐划一且不停的运动”。最终，工人被转变为“精细机器的一部分”14。此外，身体还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工业劳动消耗了神经系统，而“肌肉的多样化运动”15减少了。总体而言，工厂工作“没收了每一点自由，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智力上的”。它已经将劳工的“整个身体转化为自动化、专门化的工具”16。
马克思对工厂纪律的描述至今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劳工史和身体史学家都倾向于将马克思的批判视为准确的历史描述。因此，哈里斯（Harris）和罗布（Robb）相信许多工人“将自己的身体视为机器”17。正如之前女工将自己与机器人进行比较的表述，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然而，正如接下来将要展示的，这种关于身体的机械化观念是不完整的。最重要的是，它忽视了工人的自主性，即使在“军营般纪律”的环境中，他们也能够拥有相对自由的时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是“具有自主性的机器”18。此外，人们普遍对管理层的意图存在误解。管理者和工厂所有者并不是以工作场所的人身纪律化作为最终目标；相反，纪律只是打造能创造强大生产力的人身的多种手段之一。接下来将要展示的是，管理层不仅关注如何执行纪律，更加注重如何利用工人的身体和智力来为企业的利益服务。
19世纪中叶，对劳动人身的关注是随着对高效率人体的兴趣而出现的—尽管那时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工人身体和健康的关注最初并不是来自工厂主，而是来自外部。工作条件导致的疾病和事故使某些工人的身体成为政治关注的对象。例如，普鲁士军队抱怨童工降低了未来士兵的健康状况。 因此，普鲁士在1839年禁止了9岁以下的儿童参加劳动，但对16岁以下儿童的劳动时间的规定仅仅是减少到最多10小时。然而，由于地方当局执行这一措施的能力有限，实际上很少发生改变。1853年，工厂检查员逐渐接管了这项任务。他们的报告并未立即带来多大程度的改善，但至少引起了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关注。最终，由于技术的发展，许多儿童从事的辅助工作不再被需要，童工的数量逐渐减少。19世纪80年代，职业安全措施主要关注青少年和妇女这两个脆弱群体。对于妇女，人们普遍担心“德国工人阶级母亲的深刻危机”。揭露工厂劳动导致妇女道德和身体衰败的恐怖故事，将导致出生率下降和疏于照顾儿童。1891年，日益频发的工业事故以及化工工人所面临的越来越多的新风险，引发了工业法规的普遍改变。那时，国家认为一般工人的身体也值得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19
在大多数情况下，男性从关于工作的身体性别假设中受益最多。一旦决定由谁来完成哪项任务，一定的习惯就会建立起来，在不久的未来对任务进行性别化。工程师设计的机器考虑到了哪些人会操纵这些机器。因此，机器的高度、大小、手柄和按钮的位置区分了男性、女性和儿童劳工。20在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关于“男女能力不同的文化态度”为性别化劳动分工铺平了道路。男性的体力被认为与掌握“重型和高速运动的机器”21有关。尽管在许多情况下，体力与操纵机器无关，但这种将机器与男性身体联系在一起的观念产生了长期影响。如果男性与女性在同一场所工作，有关性别差异以及谁适合与技术器械一起工作的假设，导致了技术劳动与非技术劳动的性别等级。例如，在19世纪德国的洗衣中心，男性工人负责维修和保养机器，而女性同事实际上负责洗涤工作。只有男性在机械上的工作被认为是技术劳动，并相应地获得高薪。在这方面，技术发展造成了工作中的性别歧视。22
正如所谓的男性能力使他们适合从事与机器相关的技术性劳动，对应的所谓女性特质更促成了工作中的性别等级划分。在通常情况下，女性被认为非常灵巧且耐心。实际上，许多女性从小就习惯做针线活儿，因此培养了这些品质。因此，只要不需要体力或机械技能，重复性工业工作很快就成为女性的领域。此外，相比于男性，女性被认为天生地能抵御单调乏味。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种对表面的女性特质的断言，一直盛行于德国的工作科学中。这意味着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 许多女性被雇用从事流水线工作。23“二战”期间，由于劳动力短缺，女性劳动力对德国工业变得至关重要。专家建议为流水线上的女性播放音乐广播，从而将音乐的节奏附加在工作的节奏上。24纳粹的另一个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的方案是强迫劳动，其理由也是抵御单调乏味，但更加残酷。纳粹坚信德国的优越性，认为东欧的强制劳工天生适合德国男性技术工人无法忍受的单调任务。25在这个背景下，性别歧视与种族主义显然是相互交织。在20世纪的德国，合理化意味着德国男性有很好的机会从事技术性工作，甚至晋升为白领职位；而女性则占据了大部分非技术工岗位，她们需要完成重复性任务。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移民工人加入了这个新的福特主义无产阶级群体。26与此同时，男性劳动的古老形式在20世纪并没有完全消失。重体力劳动仍然很重要，特别是对于20世纪早期的现代基础设施项目来说，比如修建运河或桥梁，但常常被忽视。27
然而，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对于工作中的身体和健康问题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医学专家开始对工人的身体感兴趣。例如，矿工的身体成为“系统研究和生物政治学的对象”。一个新的卫生制度建立起来，以控制、规范矿工，特别是他们的健康和生产能力。28在这种背景下，新兴的工作科学把精确控制劳动人身变为工业社会乌托邦愿景的基础。与主要关注手工艺的法国同行不同，德国的工作科学更加强调工业劳动。正如安森·拉宾巴赫所指出的，德国的工作科学学者最初关注的是将身体与机器的需求相适配。劳动的人身必须与“机器的节奏”协调一致。29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泰勒主义科学管理的追随者们同样聚焦于工人的身体，在魏玛共和国，工业合理化在一定程度上基于“身体的合理化”。这种机械化的理想是一具不会疲劳的人体。30
在解决疲劳问题方面，技术解决方案在20世纪20年代末尤为突出。1929—1932年，德国举办了一场关于高效工人座椅的巡展。这次展览呈现了一种“机械化纪律形式”31。这个概念的基本思想是全面控制工人的身体动作，即使这些动作是无意识的。历史学家詹妮弗·卡恩斯·亚历山大（Jennifer Karns Alexander）认为这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德国特色，德国专家强调克服“工人个人的自主权和个性化”32的理念。然而，亚历山大忽视了除了纯粹的外部纪律，对劳动力身体的管理还采取了许多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外部纪律越来越多地被工人的自我纪律所取代。
20世纪初，更为重要的是，许多德国专家寻求调整工作环境以满足工人的身心需求。生产中的人的因素不再仅是机械化生产的一个问题；相反， 工程师和管理人员开始将工人看作为公司利益而培养的人力资源。在这方面，性别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工作场所设计师和工作问题专家对女工非常关注，认为女工需要一个特殊的环境才能在工厂里工作。这种对工作环境的关注促使人们思考整个劳动力群体，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专家们强调工人的人性和肉体性质。这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变：不再认为克服人类运动的某些限制就足够了，而是必须在工厂中创造一个对人力资源最有利的人性化环境。33此外，工作场所的体育锻炼计划被视为缓解工作单调性的解药。34
即使是非熟练劳工在某种程度上也被视为对公司有一定价值的人力资源。因此，公司开始关心工人的身体。例如，1908年前后，位于汉堡的莱哈尔特（Reichardt）可可工厂出版了一套15张的明信片，展示了殖民地的工作环境和现代德国工厂。这套明信片同时展示了喀麦隆种植园中像奴隶一样艰苦的体力劳动与德国现代工业的社会福利（见图5.2和图5.3）。与殖民地的强制劳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似乎对人的因素有所关注。当然，这些明信片是用于公共宣传，但仍然显示了殖民地与殖民者之间的差异。德国工厂内设有工人食堂，甚至为女工提供了游泳池。35德国可可工厂虽然有非常多的非熟练工人， 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他们具有提高未来生产能力的潜力。员工休息空间创造了提高士气和照顾身体健康的条件。这种工作效率与人性化之间的多维关系在第一章中已经被广泛讨论过。
总而言之，在现代工厂中强制实施纪律从未完全成功。正如阿尔夫·吕特克所证明的那样，工人总会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去抵抗任何试图全面执行纪律的尝试。这种自主性不应与有意对抗管理相混淆。相反，这些日常的“短暂逃避”或“四处走动和交谈”对工人来说似乎是完全正常的。其中许多涉及与其他同事的身体接触，以戏闹甚或身体暴力的形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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