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的一个下午，我与苏珊在伯克利的校园里不期而遇。她告诉我说，加州大学邀请她来做场讲座。我告诉她我刚开始为KPFA电台制作并主持一档形式自由的午夜广播节目，也提到我和我的朋友汤姆·拉迪——不久之后，他就成了太平洋电影资料馆（Pacific Film Archive）的馆长——将在当天晚上采访电影制作人肯尼斯·安格，讨论他的电影《天蝎星升起》。我问苏珊是否愿意过来一起聊聊，她一口答应了。（在她的日记中，她将安格的《极乐大厦揭幕》收录进了她的“最佳电影”片单。）
1967年，我搬到伦敦，成为《滚石》杂志的第一位驻欧编辑。我在1970年回到纽约，继续为该杂志工作和写稿。苏珊和我有一些共同好友。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偶尔会在纽约和欧洲的某些晚宴、电影放映会、音乐会（摇滚音乐会和古典音乐会）和人权活动中遇到彼此。我一直都想为《滚石》杂志采访苏珊，但未曾开口跟她提过此事。不过，在1978年2月的时候，我觉得时机或许到了。她广受好评的《论摄影》一书已于前一年出版，另外两本书也即将面世：《我，及其他》，一本收录了八篇短篇小说的小说集，她曾称其为“以第一人称展开的一系列冒险”；以及《疾病的隐喻》，苏珊在1974年至1977年间接受了乳腺癌的手术和治疗，身为癌症患者的经历促使她写作了这本书。因此，当我最终决定问她是否可以考虑做个采访，并建议我们从这三本书谈起时，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有的作家觉得，接受采访的体验就如诗人肯尼斯·雷克斯罗斯在参加了一场特别扫兴的鸡尾酒会后曾描述的那样，即“在晚餐前没事找事”。伊塔洛·卡尔维诺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他的短文《一次访谈之前的遐想》（“Thoughts Before an Interview”）中，他抱怨说：“每天早晨我都告诉我自己，今天一定要写点东西。然后，事情就找上门，让我无法写作。今天……今天我有什么事情要做？哦，对了，他们会来采访我……上帝救救我吧！”不过，到目前为止，对采访最为拒斥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J.M.库切。库切在接受大卫·阿特维尔（David Attwell）的采访时宣称：“但凡我有一点先见之明，从一开始就不会和记者有任何瓜葛。访谈十有八九就是和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交流，但访谈模式的惯例又准许陌生人跨越陌生人之间的交流本该有的界限……另一方面，对我来说，真理与沉默、反思，以及写作的实践有关。言语并非真理的源泉，而是苍白的、临时的写作。法官或采访者不期然挥舞出来的刀剑无法揭示真相，相反，那是一种武器，彰显出访谈固有的冲突本质。”
苏珊·桑塔格的见解有所不同。她曾经跟我说：“我喜欢访谈的形式。我喜欢访谈，是因为我喜欢交谈，我喜欢对话，我知道我的很多思考都来自与他人的交谈。在某种程度上，写作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写作时，你独自一人，能够对话的只有你自己，这从根本上来讲是有违天性的活动。我喜欢和人说话——这让我不觉得自己孤僻——交谈让我有机会了解自己的想法。我不想去了解读者，因为这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我肯定想知道任何一个个体的想法，而这需要面对面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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