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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一段宫廷斗争史，一部简明大明史
◎历史名家鼎力推荐
百万册畅销书《三案始末》（马伯庸力荐）作者温功义另一力作。解玺璋、余世存、吕峥鼎力推荐！
◎名家名作
温功义，《大公报》老报人，其写作曾受茅盾等作家指点。史学功底深厚，尤为精通明史。
◎简明版白话《明史》，加强版《万历十五年》
据有丰富史料的基础上，以“宦官”为主线提纲挈领、抽丝剥茧地梳理了皇权、相权、宦官等宫廷的内部斗争，为读者展现了一幅栩栩如生的明代政治生态全景图。
◎一本书写透明代的辉煌与动荡
以大历史的视角，细数明朝万千气象：帝王心术的反复无常、权力角逐的残酷黑暗，以及官场风云的跌宕起伏。
◎可读性强
比学术史简洁明快，比野史公允可信。融二者优点于一体，是不可多得的明史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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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从洪武恢弘建国，到崇祯绝望自缢，大明王朝历经16帝，传承276年，昌明与荒唐兼具，辉煌与动荡并存。盛则扬威海外，万邦来朝；乱则流民四起，不堪一击。一个泱泱大国为什么会从当初的一统天下、气势逼人走到最终的千疮百孔、风雨飘摇，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是谁阻碍了大明王朝几度出现的中兴迹象？激荡时局的背后，蕴藏着多少权术与人心的博弈？
历史名家温功义以明代的宦官和宫廷为主线，详尽叙述了“土木堡之变”“夺门”“大礼议”等重要事件以及疑点重重的“梃击”“红丸”“移宫”三案。将大明王朝反复无常的帝王心术、残酷黑暗的权力角逐和光怪陆离的官场风云刻画得淋漓尽致。著者持论公允可信，笔法通俗易懂，措辞严谨而不艰深，让你透过明代的朝野斗争与宫廷生活，看懂大明帝国存在的各种弊病，找到其由盛转衰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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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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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功义（1915—1990），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大公报》的老报人。从小博学多才，资质过人，青年时期开始写作，曾受到茅盾等作家的指点，后于抗战时期从事新闻工作。业余时间博览群书，史学功底深厚，对明朝历史尤为精通，著有《明代的宦官和宫廷》及《三案始末》。其笔法通俗易懂，文字栩栩如生，叙述娓娓道来，将明朝历史的凝重与精彩表达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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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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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 明代宦官的概况 / 001
二 郑和下西洋 / 017
三 从永乐到宣德 / 037
四 王振擅权和土木之变 / 065
五 保卫都城与上皇回京 / 085
六 南内的禁锢和夺门 / 109
七 夺门以后 / 129
八 明宪宗·汪直·东厂和西厂 / 147
九 以勤政传称的明孝宗 / 167
十 正德年间，宦官之势复起 / 187
十一 嘉靖初年的议礼 / 213
十二 朝臣门户之渐兴 / 237
十三 冯保和张居正 / 265
十四 万历一朝政务的败坏 / 291
十五 从万历到天启 / 309
十六 天启间的魏忠贤 / 329
十七 崇祯铲除魏忠贤 / 351
十八 明代的灭亡 / 367
附表 明朝君主世系图 /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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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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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宦官究竟起自何时，由于文献不足，已不易查考。以记有宦官的书籍而言，最早的应是《周礼》。据此可知，宦官早在殷、周之时便已有了。在《周礼》中，宦官被称为阉、寺、竖等。这三种称呼，自始并无贬义，但因时间的变易，到了宦官又被称为内监、中官或太监的时候，再以阉寺称之，则已带有一些贬义和蔑视，若以奄竖或是宦竖为称，则不但带有轻贱之意，而且也是斥责他们时的用语了。
最早宦官的工作大概主要是守门，这从那些早期的称谓便不难看出。阉，《说文解字》的解释是“竖也，宫中阉阍闭门者，从门奄义兼声”。这里，它以阉竖相互对释，可见二者的职司必极相近。寺，《周礼·天官》说是“寺人掌王之内人”，也有监察出入之意，也许寺便是监护内宫门户的人。汉时，宦者常被任为黄门令，一般宦者又习有小黄门之称，黄门即宫门，宦者主要用于守门，于此亦可概见。
早期既只限于守门，而且那时的宫室也并不大，所以宦官的人数不是很多，百人左右已足够了，因而《周礼》又有“奄寺不及百人”之说。然而这只是在早期，后来宫室日广，职事日多，宦官的人数一直都在增多，降及明、清，宦官的人数早已成千上万，若以拥有宦官的王府合计，数目就更多了。
说到宦官的来源，在早大概只有两条：一是由于战争的掳掠，二是得自籍没罪人的家属。在奴隶制社会时，对外作战，掳获奴隶原本是作战的目的之一，把掳来的幼童净身（阉割）而为宦者，当然也是例有的常事。这种做法不仅古已有之，直至明清，一直还是宦官的来源之一。把罪人的家属没而为奴，这也是行之已久的古法。在这些被没而为奴的家属中便有不少年幼的人被净了身，送进宫去，成了宦官。秦时的赵高，便是这类人中最出名的一个。在宦官的需用不多之时，从上述的两个来源得到的宦官原本足用，但到了需用日多之时，便又时见不足，得另辟蹊径了。
另外的途径有二：一是由宫中的执事太监各向自己的家乡去招选；一是等候一些自宫求职的人自行来投。
那些回乡招选的太监，大都是在宫里已经混出了些头面的宦官，他们自愿干这个差事，一是可以回乡夸耀一番，二是可借此增添自己在宫中的势力。他们所要收的都是乡中较贫苦的幼童，所以首先便要与幼童的家人洽谈他们的身价。一经谈妥，幼童便算已经纳入他的门下，由他为之净身，有时甚至还要改姓，然后便被带入宫去，在他或是比他的身份更高的宦官名下做个小太监，开始练习宫中的诸般事务。由于一经谈妥便要离家、净身、入宫，所以去做宦官也被称为“出家”。
自宫求职，那是宫中并未派人前去招选，而有些人家想要入宫求活，自行先净了身，设法请求入宫的一种做法。这些人虽被称为自宫，其实很多并非出诸自愿，常是由于生活实在困难，父母又受了一些在宫廷中有些门路的人的诱惑，才把自己的孩子先自净了身，希图能被收容进宫，当上一名宦官，借以求生，并图个升发的机会。这些人都比由宦官选招的人稍大些，甚至还有些是将近成年的人。当然也有些确是出于自愿而自宫的，这类人的年龄就更大些，有些已是成年人了。这些人都是身临困境，迫不得已才走上了这一条路的。譬如明末盛极一时，被称为九千岁的大珰魏忠贤，便是这类人中的一个。魏忠贤原是个市井无赖，游手好闲，无所不为。他是因为输了钱，欠了很多赌债无法偿还，想躲进皇宫，赖掉那些赌债，才想到了自宫求职这一条路的。
自宫求职既已成为宫中宦官的一条来路，自然也就有了它的供求关系。求过于供，这倒没有什么，无非是宫中人手稍紧一些，及时派出宦官回乡招选，便可加以调节。供过于求，可就有些麻烦了，宫里面的人数已足，再难安插，而自宫求职者却仍源源而来，群聚京畿左近，到处流浪，惹是生非，实在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明代是个宦官用事极久极盛的朝代，故自宫求职一事也以明代为盛。在明宪宗成化年间，自宫求职的人已经多到了无法安插的地步，明廷曾经多次明令严禁，但事已积之，早已势如波涛，虽加严禁，却也难有实效。这个情况，在《明宪宗实录》中已有几次谈到，这里选录几节，以见一斑。
成化十一年（1475）十二月，礼部奏：“近有不逞之徒，往往有自宫其弟□子侄，以希进用，聚至四五百人，告乞奏收，群众哄然，阻遏无计。”奏入，有旨：“此辈逆天悖理，自绝其类，且又群众喧扰，宜治以重罪。但遇赦宥，锦衣卫其执而杖之，人五十，仍押送户部，如例编发海户当差。自后有再犯者，本身处死，全家发边远充军。礼部仍移文天下禁约。”
十三年三月，自宫以求用者积九百余人，礼部以闻，上曰：“此辈以规避差役，违禁自宫，锦衣卫其执杖之，人三十，遣还当差，有再犯者，必罪不宥。”
十六年六月，礼部进自宫者至千余人，喧扰宫府，散满道路，乞照旧例，令巡城御史、锦衣卫五城兵马等官逐回原籍宁家。
二十一年正月，周洪谟等疏言：“自宫求进称为净身人者，动一二千人，虽累加罪谪，旋得收用，若不痛惩，无有纪极！今各王府累求内使，宜量以赐之，否则，仍发原籍原卫。今后宜依先年枷
项放遣事例，勿复收用。”
《明世宗实录》对自宫之事亦有所记载，嘉靖十一年（1532）五月，记道：“时自宫无票帖未收者尚数千人，先是，正德二年（1507）九月，申男子自宫之禁，令锦衣卫五城兵马限三日尽逐出之，有潜留京者，坐以死。时宦官窃权者，泽及九族，愚民尽阉其子若孙以图富贵，有一村至数百人者，虽严禁亦不之止也。”
从以上所引各条来看，最先自成化十一年开始禁逐，至嘉靖十一年所记，历时已逾三朝，达五十余年。多次严禁、杖逐，非但不能禁绝，反而越禁越多：人数从成化十一年的四五百人，到成化末年，十一二年间，已增至动辄一二千人了。到了嘉靖年间，未收用者更已达数千人，甚至一村之中，自宫者便已多达数百人了。这个势头实在惊人。明宪宗认为这些人自宫是为了规避差役，明世宗又说这些人是贪图富贵。这两种说法虽非全虚，但却都没能说到根本之处，主要的原因应该还是人们的生活日困，无以为生的人太多，所以才会有这样多的人不惜自残其身，或是伤及子孙，以求找到一条求生之路。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才会弄成这样的局面。
民间对于宦官，历来好评不多，提到宦官常带有一些轻贱憎恶的情绪。这种看法一是由于形貌，二是由其行为。宦官因为受过阉割已是一种六根不全的人了，在形体上表现出的是光面无须，嗓音尖窄。这种身残形变的人，原已使人易生憎厌，加以宦官外出办事，每每以为身在皇家，高人一等，显出一种倚势欺人、威福自恣的样子，而其所干的事又通常都是替皇家来盘剥人民，自然就令人更觉可恨可厌了。
对于宦官在形体上的变异感到憎厌，很多方面乃是由于受到长久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读书人更加憎厌宦官。读书人一向读孔孟之书，习圣人之礼，对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一语是奉行唯谨的，肤发且不敢伤，伤及本根，形变身秽，那还了得，真是“所恶有甚于死者”。西汉的太史公司马迁，因替败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而触怒了汉武帝，被处以宫刑，刑后他痛不欲生，只是为了要完成他的《史记》一书，才忍辱苟全，勉强活下来的。他在《报任安书》一文中，曾多次说到宫刑使人感到的奇耻大辱。他说：“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者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袁丝色变，自古而耻之。”他又依次历数诸刑，最后才提到宫刑，说是“最下腐刑极矣！”《文选注》于此释曰：“宫刑腐臭，故曰腐刑。”由此可见宫刑给人带来的切身的耻诟。太史公之身受宫刑，是由于汉武之一怒，应说是一场飞来的横祸，比不得那些自愿以此作为宦官的人，但他还要自憎不已，觉得已经成了“天下观笑”的人。并非自愿，尚且如此，对于甘心以此自献的宦官，洁身自好者对他们的轻视和鄙视，当然就更不待言了。
说到宦官来到民间总是干些倚势欺人、祸国殃民的事，实在也有很多必然的原因。首先，凡是能够出宫来为皇室办事的宦官，为首的常常都是在宫中已经爬上去的有些头面的人物，能跟着他出来的，也都是看着他的颜色干，一心想爬上去的各类小太监。但在这个数以千计的宦官群中，要想设法爬上一个较好的阶层，实在是很难的。因为竞争的对手都是六根不全、注定无后的宦官，他们为了竞争不得不拉帮结派，并投在已经攀上高位的大宦官的门下，以便得到援引。但因他们的特殊环境，彼此之间以诚相见的可以说是绝少，相互猜忌、排挤倒是常事。有利可图时，仇者可以暂时相亲；一旦逢到灾难，任谁都可出卖。很多一时颇有权势的大宦官，被扶植起来的门下倾害至死的事，实在是很习见。正因如此，巧于钻营的宦官都得练出很多狡诈的本事，才能保住自己，顺利地向上爬。还有，宦官所侍奉的不是后妃嫔御，便是诸王公主，这些人都是天潢贵胄，万不可轻易触怒。惹恼了这些人常会有不测之祸，所以对其更要尽心趋奉，不可或违，但得其高兴，就是把白的说成黑的，黑的说成白的，也得满口称叹，装得像是真的一样。“指鹿为马”，他们的老前辈赵高，老早就给他们留下了示范的教材。
他们在宫中是历尽那么多艰辛才爬起来的，一旦到了民间，自然便要任性而为，恣情掳掠一番了。况且他们出宫办事，多半总是奉命去向民间罗掘财物。为了便于复命，并也用以自肥，当然要大肆搜刮，扰得人民财竭力尽。出来办事的宦官要多捞些余润用以自肥，实在也是非常必要的：一来可以有些额外的供献，以博讨主子的欢心；二来出外办事是个肥差，宫里的大宦官也都在等着他们的供献。此外，如果出了什么差错，这些也可用来作为保命的本钱。
宦官们最怕的是朝政清明，一切井然有序，因为越是这样，他们就越少可以任性胡为。反之，朝政越是混乱，宦官们便越能得逞。宦官为害之烈，大多都在每个王朝的末世。因末世的宫廷常是贪奢无度，常常放出很多宦官到民间去任意搜刮，为害也就越厉。史册说到宦官为害之烈，每以汉、唐为言，实际上指的也都是汉、唐的末代。
史册所谓宦官为祸最烈的汉代，指的乃是东汉，特别是从汉和帝（刘肇）到汉灵帝（刘宏）的那一段时间。东汉时的宦官之所以得势，乃是由于他们帮助皇帝打倒了专擅朝政的外戚，渐次掌握了朝权和禁军之故，而外戚之得以专权，则又是幼主在位很难避免的事。因为皇帝年幼，太后临朝，垂帘听政乃是必然之事，而太后的家人由于帮助太后理事而得总掌朝纲，也就是无可避免的事了。但等到皇帝年事稍长，自理朝政的心意日切，而久于专权的外戚却又恋恋不肯归政，自然不免要发生冲突。皇帝深居宫中，在他的左右能为之效力的只有一些宦官，他既不满于外戚，自然只有和宦官在暗中计议，共同设法除去外戚。宦官于是就有了主管朝政的机会。不过也有些已近成年的幼主，对于专权的外戚还并无太多的不满，倒是宦官们看不过外戚们长久掌权，怂恿着皇帝设法把外戚们除掉。但不管是皇帝主动召集宦官，或是宦官说动了皇帝，结果反正都是一样：去掉了外戚，朝权便告易手，外戚倒后，宦官的势力便为之大增。更巧的是，自汉和帝以来，撇开那些为时极暂的少帝、冲帝、殇帝等人不说，即便是在位略久的诸帝，竟也全都是尚在冲年便即帝位的，所以太后临朝，外戚主政便不断重复，而宦官们协助皇帝又除去外戚，就不断地又重复了多次。
最先引起外戚与宦官之争的汉和帝，是在章和二年（88）二月，于汉章帝刘炟去世后继位为帝的，那时他才只有10岁，由于年岁太小，不能自理国事，所以由他的母亲窦太后临朝，外戚窦宪因而得以主政，掌握了朝权。待到永元四年（92），宦官郑众利用汉和帝不满于窦宪的一切专断的机会，暗中与和帝谋议，杀死了窦宪，朝权初次落入了宦官之手，他们实力大增。
元兴元年（105）汉和帝去世，殇帝刘隆继位为帝，他在位不及一年便早死。又由汉安帝刘祜继位，刘祜即位时仅13岁，所以又由邓太后临朝，外戚邓骘主政。公元121年，邓太后去世，邓骘仍旧紧握朝权，不肯放手。那时汉安帝已成年，不能再行等待，他便与宦官江京、李闰等人在暗中谋议，设法除掉了邓骘，夺回了朝权。宦官们经过这次斗争，势力较之以前，又增长了一步。
延光四年（125）汉安帝去世，最初继位的是被称为少帝的北乡侯，由阎太后临朝，外戚阎显当政。这次是因宦官们感到不满，由孙程等19名宦官带头闹事，杀了阎显，改立了当时年仅11岁的刘保为帝，也就是后来的汉顺帝。这时，宦官的势力已比昔日更强，所以敢于自己起来废立改立。
建康元年（144），汉顺帝去世，继之而立的有冲帝刘炳和质帝刘缵，这两个人都是幼年便被立来继位，但又都是即位不久便夭折了的。最后登上帝位的是汉桓帝刘志，他即位时15岁，原已不算太小，但却仍旧依照惯例，由梁太后临朝，外戚梁冀当政。梁冀是所有当政的外戚中最横暴的一个，汉桓帝受其欺压，早已极为愤恨，终于在延熹二年（159），桓帝与内监单超等人暗中计议，安排妥当，先动手杀了梁冀和他的家人，然后又把梁冀的党羽三百余人也都拿住杀了。在桓帝即位之际，宦官的权势原已增大，但经梁冀专权多年，对宦官不断予以压制、分化，宦官的势力已经弱了很多，如今一举除掉了梁冀，消灭了他的党羽，宦官重又掌权，他们的势力重又振兴起来。宦官们这次做得比以前更为彻底，他们把朝中事务几乎全都抓尽，不但朝内朝外大小官职差不多都为他们自己或是他们的党羽所据，甚至连朝野名流和太学生的利益也都成了他们攫取侵夺的目标。名流和太学生们为此对宦官极为不满，不断指责他们，说他们“虐遍天下，民不堪命”。
永康元年（167），汉桓帝刘志去世，继之登上帝位的是年仅12岁的汉灵帝刘宏。新即位的皇帝刘宏又因年幼不能理事，例由窦太后临朝，外戚窦武主政。当朝的窦武，一上来就感到棘手，因为宦官们得势已久，朝中诸务尽都落入了他们的手中，很有些尾大不掉之势，他的政令很难施行。窦武很想把这些跋扈的宦官除掉，却又怕自己力量不足，招来不测，就想联合当时的名流共同除去他们。他不断与名流李膺、陈蕃等人私下商议，还安排了动手的步骤。然而事机不密，他们的布置还未就绪，却已为宦官们得知，并且在他们动手之前就先下了手。建宁元年（168），宦官们开始动手，先杀了窦武、陈蕃和他们的全家，随后又杀害了李膺、范滂等一百多人，并把和陈蕃、李膺等常通声气的所谓清流者们也都抓了起来，予以禁锢，人数六七百人，还有太学生们，被捕的也有一千多人。杀掉了外戚窦武和名流多人，宦官们的势力至此而益增。
公元189年，汉灵帝去世，少帝刘辩继位，何太后临朝，外戚何进主政。那时宦官的势力已大到空前，朝中一切都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何进当朝不过是挂个空名，朝中诸务几乎毫无可由他着手之处，何进心有未甘，也想动手除掉这些宦官，他找到手中握有相当武力的司隶校尉袁绍商谈此事，但又怕袁绍握有的武力不够充足，暗中又派人到陇中去招请当时领军屯驻在扶风的前将军董卓，要他率领所部即行进京，想让他与袁绍合力，一举灭绝宦官。何召集兵马，干得有欠周密，董卓应召，还在路上，宦官们却已先知道了。他们大为吃惊，抢先在宫中动起手来，不但杀了何进，就连何太后也被他们杀了。在外边的袁绍，听说宫里的宦官们已经开始动手，为了自保，便也纵兵杀入宫去。混乱之中，袁绍干得倒很得势，他吩咐杀入宫中的军兵，见到宦官便杀，一个也别放过。他这一仗杀得很是彻底，宫中的宦官几乎被他完全杀尽，甚至一些没有胡须的人，也被误认为是宦官，全被杀了。宦官与外戚之争，经袁绍这样彻底一干，宦官一时元气大伤，算是终于告一段落。但紧跟着的却是董卓率军入京，赶走了袁绍，废了少帝刘辩，另外立了汉献帝刘协。汉献帝是汉代的最后一个皇帝，他先在董卓的手中，后来又转入曹操的手中，苟延残喘地当了31年的皇帝，其时虽然不再有宦官与外戚之争，但汉之为汉，却已名存而实亡了。
唐代宦官的声势称盛，开始于唐德宗（李适）在位的兴元元年（784），那时唐代的藩镇割据之势已成，因而唐德宗对于领兵在外的将领们都不放心，要派出一些他所亲信的宦官去监视他们。他最初派出窦文场和霍仙鸣这两个宦官，让他们到左、右神策军中去做监军。等到贞元十二年（796）时，唐德宗便将左神策大将军柏良器的官职贬去，而任窦文场为左神策军中尉，霍仙鸣为右神策军中尉，并明令左、右神策军此后俱由中尉来管辖。这样一来环绕京畿一带的禁军便全落入了宦官的手中。窦、霍二人又不断加以扩充，后来所辖人数竟达十五万之多，他们的势力也随之增大了。晚唐时期的宦官由于手中掌握了这么大的兵力，他们的声势实已远远超过了东汉末年的宦官。东汉之末的宦官不过只杀了几个外戚，对于皇帝可是一个也没敢杀过；晚唐的宦官可就不同了，那时不但很多皇帝的拥立和废黜都由他们做主，就连一些皇帝的生死，常常也是由他们来决定的。
晚唐时期，第一个由宦官所立的皇帝乃是唐宪宗李纯，他是由宦官俱文珍和当时的一些朝臣联合着拥立的。那是在唐德宗去世后，唐顺宗李诵初立，局势未定，俱文珍等趁机把他拥上帝位的。李纯因为是由宦官拥立而得帝位的，所以他就特别倚信宦官，其中最为他看重的便是宦官吐突承璀，他任命吐突承璀为内常侍，知内侍省事，统率所有的宦官。他还任命他为左神策军中尉，不但把禁军交由吐突承璀来掌管，甚至将当时中外诸将的调动指挥权也交由吐突承璀来管。唐宪宗一共做了15年的皇帝，他是由宦官所立，但到后来，也是被宦官给杀掉的。唐宪宗为了求仙和长生，很早便开始服用丹药，由于药性燥烈，他变得性情烦躁怪异，动辄便要杀人。常在唐宪宗左右的，差不多都是些大大小小的宦官，因此在他性发时被杀的，常常也就是这些宦官。唐宪宗李纯，倒是个颇能有些作为的皇帝，在平定各路藩镇上，他还做出了一些成绩。由于他的性情，那些拥立了他的大宦官们，早已兴起了废立之心，想另立一个和顺点儿的皇帝来代替他。不过唐宪宗又颇具杀伐手段，宦官们也不敢轻动。然而唐宪宗的暴烈，终于使得他们忍无可忍，就在元和十五年（820），宦官寻到个机会把唐宪宗杀了。
由于唐宪宗还在世时大宦官就已想着要试行废立，所以在那些大宦官的心目之中，各有各的继位人选。宦官梁守谦和王守澄等人所看中的人是皇太子李恒，他们认为，父死子继，这样最为合适，也少争端；然而，有军权在握的吐突承璀却不赞成，他想要使之继位为帝的是和他亲近的澧王李恽。他们相互争持着，一时不相上下。但得到弑杀唐宪宗机会的是梁守谦和王守澄那帮人，他们杀掉了唐宪宗后，先把唐穆宗李恒拥上了帝位，然后顺手又把吐突承璀和澧王李恽也都杀了。宦官们胆敢杀掉一个在位已有15年的还有些作为的当朝天子，跟着又杀了一个有争位身份的亲王，这实在是旷古未有的奇事，而更奇的却是，满朝的文武官员竟眼看着他们不断地杀，却都不敢言，连说个“不”字的都没有。由此也可看出，晚唐时宦官们的势焰之大，已经到了何等的程度。
由梁守谦和王守澄所立的唐穆宗李恒，在位为时实在很短，他和唐宪宗一样，也是个渴望长生，拼命乱服丹药的人。他在位只有4年。从元和十五年（820）初，到长庆四年（824）初，他便因所服丹药的药性发作而短命身亡了。继唐穆宗李恒被立为帝的乃是唐敬宗李湛，他也和唐穆宗一样，是个只想着过自己的放纵生活，对于朝政绝不过问的人。这样，在他在位之时，朝政便更进一步地落入了宦官们的手中。唐敬宗比唐穆宗在位的时间更短，他从长庆四年登基，只坐到宝历二年（826），在位还不满3年，便被一心想要拥立唐宪宗的儿子李悟为帝的宦官刘克明所杀，结束了他的皇帝生涯。。。
土木堡之败发生在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十五日，正好是中秋节那天，当时北京还正在过节，还没知道什么。但是两天之后，全军覆没、皇帝被俘北行的消息便传来了。这个消息有如晴天霹雳，使得京畿一带民情大乱。凡是有人从征的人家，都极为悲痛，想要从军，为亲人报仇。还有些人家，也和他们一样，想着要挺身而起，抵抗也先来攻。但是也有些人只想逃避，又不知应当躲向何方。朝中的大小官员也都极为惊慌，他们很是诧异，五十万大军，怎么一下子就完了，并且还把皇上也给丢掉了呢！他们之中很多人觉得，丢了皇上比全军覆没还要可怕。败讯传来，当时留守在京的郕王朱祁钰，一得到这个消息，便立即将朝中诸臣都召集起来，和他们商议。大臣们在听到天子蒙尘（即天子蒙难）时，都呼天号地、相对痛哭，却没有人说到应付当时情况的办法。最先说到当前情况的是侍讲徐珵，他是个读书很多、并以多识多能闻名于世的 人，他在天文、地理方面研究得最为精深，另外在阴阳方术等方面也极有研究。徐珵的发言首先提到了历数、星象，他说日来天象凶险，大不利于北方，只有向南迁都才可以避开凶危，因此他主张即行南迁。徐珵的话还没说完，兵部左侍郎于谦便厉声大呼：“言南迁者，可斩也！”于谦接着说出了他的看法，他以为京师乃天下之根本，是绝不可轻动的，一动则大势去矣！宋时的南渡，就是个现成的例子。赞同于谦意见的人一时很多，包括大太监金英、吏部尚书王直，还有身兼礼、户两部尚书的胡濙等，他们不仅赞同于谦，同时也都严厉地叱责了徐珵。迁都不可行，话题自然转到了守城，因为瓦剌获得了那样的大胜，即将乘胜前进，来窥北京，已是尽人皆知、无可避免的事了。
说到守卫京都，众人的眼光都不约而同地转向了于谦。当时于谦虽然只是个兵部左侍郎，但他的饱学精干却是众所周知的。随军从征并在土木堡遇难的兵部尚书邝埜，在先便曾多次称道于谦，认为自己的才干远不及他，每有要事，总要认真向于谦请教。邝埜去后，兵部的事务便都落在了于谦的肩上，他对各处的军情了解得也更清晰了。所以说到保卫京都，大家便都盯住了他，认为只 有于谦才可当此重任，一切都该先听他的。那时的阁臣陈循及老臣胡濙、王直等人，官阶虽说都在于谦之上，也都衷心赞同，并无他意。
土木堡兵败、天子蒙尘的消息传到了宫中，也与在外廷一样，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其中受到最大震动的首推孙太后。她不仅受惊最重，而且忧虑也最多。她不断地焦虑着，苦苦地盘算如何才能保住她和明英宗的利益。她想，最好是能替明英宗把皇位保住，朱祁镇保住了皇位，她这皇太后的位分也就稳住了。她首先想到，明英宗临去出征时，给郕王定下的称号是留守。所谓“留守”，应是有个皇帝在外时才能有的一个称号。留守要管的事情不多，不过留在后方，办一些皇帝留下来的事而已，一切都还要那个在外面的皇帝来掌管。在所有的留守中，实际比起来，又以郕王朱祁钰这一次的留守为最差，管的事也最少，因为明英宗朱祁镇几乎已经把整个政府都带在了身边，什么事他都在外面办了。可是如今变了，外边的皇帝已经被俘，什么事全堆到郕王这个留守的身上来了！他名不副实，不会生怨吗？孙太后觉得郕王一定会生怨，所以赶紧传旨命郕王改称为监国。监国是在皇帝不能理事时，可以代理朝政的。孙太后想，朱祁钰得了这个称号，名实俱当，应该可以免生异心，不会窥伺皇位了。但是保留住了皇位，孙太后还怕有什么闪失，不久，她又下诏，把明英宗朱祁镇的长子朱见深立为皇太子，她觉得如此，一来这皇位就更稳固，将来朱祁镇如能回来，皇位自然仍是他的，即或他回不来了，皇位也不会留给别人，还是稳稳地落在他儿子的手里。布置下了这么周全稳妥的两手，孙太后极为得意，她想这样一来朱祁钰就不会格外生心了。
郕王朱祁钰初时确实没有格外生心想到什么别的事，土木堡的消息一到他就忙起来，忙得什么都顾不上。孙太后把她那两件安排很轻易地就办下来了，正是由于这个。最让郕王着忙的有两件大事，一件事是，他得尽心关注京畿一带的防务；另一件事则是他要清查王振专擅误国的罪行，还要惩办王振的党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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