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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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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本书立足于探寻传统与现代文论的对立紧张、传承转化等重大问题，从“文艺美学及其元问题”“心本体及其生生底蕴”“文体的形而上学意味”“文心三角的动态诠释”“存在的澄明境界”等几个方面深入探讨了中国古代文心论传统的现代转化途径及转化形态，以此来阐释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体系，重新绽放中国古代文论的生命力，从而促进中国古代文论在当代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结语部分的“走向生生美学”更是为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承发展提供了可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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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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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程相占（1966—），男，河南新野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任山东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中华美学学会常务理事与生态美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美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生态语言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国际英文期刊Contemporary Aesthetics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美学、生态美学、环境美学、身体美学与生态批评，出版中文学术专著12部，译著3部，即将在英国出版英文学术著作1部，在中国、美国、英国、德国、波兰、土耳其等国发表中外文学术文章160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6项（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3项）。主要学术成就为：借鉴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生生”，提出了“生生美学”和“生态智慧C”概念，为中华美学精神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及其国际化建构了有效的理论框架；以生态审美为研究对象，提出了生态美学领域的生生本体论立场。8份英语论著被写入美国《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的“环境美学”辞条及其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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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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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目录：
绪 论 化解传统与现代的对立紧张
章 文艺美学及其元问题
节 作为“形而中学”的文艺美学
第二节 “文心三角”：文艺美学的元问题
第二章 心本体及其生生底蕴
节 本体论歧义与美学纷争
第二节 道本根、道本体与心本体
第三节 一心开多门
第四节 价值玄设：“谓之”话语的价值论底蕴
第五节 文心与水机：心本体的“随物赋形”
第三章 文体的形而上意味
节 文体辨析的历史状况
第二节 古代礼学视野中的文体辨析
第三节 审美形式：文体的形而上意味
第四章 文心三角的动态诠释
节 从“意不称物”到“乘物游心”
第二节 从“文不逮意”到“名象交融
第三节 道技两进：美是德性的符号
第五章 意境：存在的澄明境界
节 佛学的“缘起心枢”论与境界论
第二节 离形治心：中印思维方式的相通与融会
第三节 中国古代的文艺境界论传统
第四节 境界论传统的现代裂变与复归
结 语 走向生生美学
主要参考文献
跋生命故事与思想事件
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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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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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读章节：
新时期以来，在现代性的策动下，我国文论出现了观念多元化和形态多样化的发展态势，怎样建设面向未来的文论新形态，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应运而生的论题的实质在于：面对全球化程度日益加强的现实语境，如何将中华民族自身的文论传统资源作为内在基础和文化命脉，处理好文论建设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创造出既具有现代思维高度，又具有民族特色的新的文论形态。
在笔者看来，要完成这一使命必须以适当的文学观念为前提。综观古今中外的文学观念，“杂文学”观与“纯文学”观是两种对立互补的基本文学观念。前者是19世纪之前的传统性观念，注重文学与社会生活、道德教化的关系；后者是19世纪之后产生的现代性观念，注重文学自身的特性和规律。这两种文学观念各有历史贡献和局限性，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后者比前者进步。要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必须化解两种文论范式间的紧张关系。我们有必要深入分析造成传统与现代对立的思想文化根源，在宏观把握两种文论范式的基础上，探索化解它们之间内在紧张的操作程序。
促使我们产生上述思路的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论题。因此，我们这里就从对这一论题的述评开始。
一、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争鸣
台湾学者林毓生的《思想与人物》一书，主要收录作者1975—1983年用中文所写的不同类型的文章，原在台北出版。1987年7月增补部分内容后将书名改为《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1988年12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再版。1995年李泽厚以“再说‘西体中用’”为题在广州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举行讲演，其中提到林毓生的学说，并将“转化”二字改为“转换”，将“创造性转化”改为“转换性创造”。1995年下半年曹顺庆发表《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一文，提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主张，此后他又在不同文章中多次重申这个主张。1996年10月17日，由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陕西师大中文系联合举办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在西安举行。《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在显著位置开设《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的讨论》专栏，此后两年各期该专栏大都有文章发表。1997年出版的由曹顺庆主编的《中外文化与文论》第3辑也设置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专栏，发表了八位学者的笔谈，1997、1998年出版的该刊第4、5辑均开设《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专栏。于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成为文艺理论界一个引人注目的论题。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一书主要论述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化问题，书中肯定了五四所揭橥的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的目标，但对五四思想的实质内容与思想方式的某些方面进行了严厉批评。书中探讨了五四思想中全盘反传统主义的历史渊源，提出许多反传统的五四人物并未能从传统一元论的思想方式中解放出来，以致犯了许多形式主义的错误。所以作者提出了“迈出五四以光大五四”的口号。该著试图重新界定中国人文传统优秀素质的现代意义，从纯正自由主义的角度提出：一个丰富而有生机的传统，既是维持社会与文化稳定的条件，同时又是促进社会与文化进步重要的条件之一；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等五四理念，不能经由打倒传统而获得，只能通过对传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从而逐渐建立起一个新的、有生机的传统来逐渐获得。林氏认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当前重大的课题。全书有多处提及“创造性转化”，都是针对“重建中国人文”这一目标而发的。概括地说，“创造性转化”的含义包括：一、它必须是创造性的，即必须是过去没有的东西；二、这种创造，除了需要精密而深刻地了解西方文化外，还需要精密而深刻地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在这个深刻了解、交互影响的过程中产生了与传统的辩证连续性，在这种辩证连续性中产生了我们过去没有的新东西，同时这种新东西又与传统有辩证的衔接。林氏的理论根据是“文化与社会系统互相不能化约”的观念，即思想、信仰、价值的文化层面，与社会、政治、经济组织的社会政治结构层面必须区分开来，并区别对待。五四的整体反传统思想即犯了“文化化约主义”之谬误。文化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虽然相互影响，但传统中许多令人厌恶的行为模式与制度，并不是传统思想与价值造成的，反之亦然。总之，林著的观点是，面对未来，只有从传统中转化得来的东西，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
我们之所以较为详细地介绍林氏的观点，是因为其观点所涉及的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等问题，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经常提到的话题，具有突出的代表性。近百年来出现的“中体西用”、“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等论争，都是针对中国传统与现代的尖锐冲突而发的，李泽厚的“西体中用”针对的也是这一世纪矛盾。“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论题，同样是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对立思想框架中展开的，也就是说，这一论题只不过是“中国传统的现代转化”这一学术口号在文艺理论领域的具体化。从我国目前的学科分类来看，中国文学是一级学科，文艺学是属于文学的二级学科，它下设文学理论与中国文学批评史等专业方向。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的本质是如何处理这两个专业方向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这里就以这两个专业方向之间的关系为观察角度，对有关的讨论进行一些简单的述评。
应该以古代文论为本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这是曹顺庆、张少康、蒋述卓、蔡钟翔等人的观点。曹顺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一文认为，当今世界文论中基本上没有中国人的声音；中国现当代文坛没有自己的理论，中国人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办法说话。他提出了一套“初步设想和具体做法”：首先是从话语角度对中国传统文论进行发掘整理；其次是在与西方文论话语对话中使中国文论凸现、复苏与更新；再次是将初步复苏的中国文论话语放到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甚至是外国文学中，测试其有效性及可操作性，在实践中对传统话语进行改造与更新；后，在“杂语共生态”中，在广取博收中，逐步建立起既立足于本民族深厚文化根基，又适合当代文学实践的中国文论新话语。曹顺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载《中外文化与文论》1996年第1期。他在《再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一文中又指出，中国文学理论之所以创造乏力，是因为它中断了传统，被人从本土文化精神的土壤中连根拔起；而传统中断的内在学理原因，在于传统的学术话语没有能够随着时代生活的发展变化而及时得到创造性的转换，因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失去了精神创生能力，活的话语退变为死的古董，传统精神的传承和创新也就失去了必要的手段，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当今文论的严重“失语症”。究其原因，一是长期以来我们过分看重西方理论范畴的普适性；二是对文学理论建设的当代性重视不够。文章重申了“发掘整理—对话运用—博收重建”的操作步骤。
张少康的思路与曹顺庆相似。他回顾了五四以来我国文艺学的发展历程，认为我们的文艺学始终没有超出“西学为体”的误区。他在《走历史发展必由之路——论以古代文论为母体建设当代文艺学》一文中提出，当代文论建设必须以古代文论为母体和本根，要在中国古代传统文论的基础上，而不是按照西方的体系模式，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学。文章提出的目标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文艺观的指导下，以中国古代文论为母体和本根，吸取西方文论的有益营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学。蒋述卓的思路与曹顺庆的观点更接近。他提出古代文论的“今用”是现实的需要与召唤，“用”的要点有三：一、立足于当代人文导向与人文关怀，面向当代人文现实，开展现实与历史的对话，吸收古代文论的理论精华；二、立足于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的继承与发扬，寻找古代文论的现实生长点，探索其在理论意义上和语言上的现代转换；三、从继承思维方式和批评形式入手，将古代文论特有的思维方式以及独有的批评方式与技法融入当代文学批评与理论中去，创造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当代文论。蔡钟翔也认为，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需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道难关，难点在于近百年来中国文化（不仅是文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出现了断裂，今天要把这条断裂的线索再接起来是有很大的难度的。他说：“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不是改头换面地恢复传统，而是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拾洋人之牙慧不行，守古人之衣钵也不行，要立足于创新。”
针对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呼声，一些学者则反对情绪化的鼓吹和不切实际的建构。陈洪、沈立岩和罗宗强提出应该以求真之心对待古代文论，争取达到“不用之用”的自如境界。陈洪、沈立岩合作的《也谈中国文论的“失语”与“话语重建”》一文，分析了有关“失语”之论的内在心态，着重提出应该如何看待一种传统的变迁兴替，如何面对民族性与世界性、传统性与现代性、人文与科学等一系列范畴在对峙中所产生的种种进退失据、择取为难的理论困境及连带而生的复杂心态等问题。文章认为，五四反传统运动对理性的呼唤，对科学与民主的追求，是对明末清初以来重理性、重主体的思想文化趋势的一次跃升式承继，是基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穷则变，变则通”的豹变。虽曰“反传统”，但实为更深层次的传统再生，且确实形成了新的传统。因此，简单将其视为“传统断裂”或文化“失语”，是不够妥当、公允的，也是对历史演进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之辩证关系理解不足的表现。他们认为，五四以来，与文化思维模式的深层转变密切相关，中国的文学理论及批评也发生了深刻的范式革命。我们逐渐有了一套区别于两千年传统的话语系统，而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基本上是用这套话语体系来书写的。“作为近期的操作方式，传统文论与现代文论似仍应以各自体系的内部调整为主，辅以彼此借鉴与渗透为宜，一如中医与西医之关系。”
在此基础上，罗宗强进一步敏锐地指出，我国反反复复讨论古代文论“古为今用”的问题，实在是一种很特异的现象。这多少流露出中国学术界的急躁心态。作为学术研究者，应该以一颗平常心对待古代文论而不是汲汲于用，首先应该以求“历史之真”为目的，以期更好地了解传统，更正确地吸收传统的精华。只有在全面地深入地理解的基础上，才能自如地应用。对古代文论的研究，可以扩大我们的知识面，提高我们的传统文化素养。只有具备深厚的传统文化的根基，才有条件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因此，利用古代文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尚需积之以时日”。
与种观点明确对立，而与第二种观点接近的是钱中文的看法。钱中文认为，将当代文学理论建立在古代文论的基础上显然是不可能的。原因在于，古代文论是古代文学创作的理论总结，并且大多是诗学著作，各种术语没有明确的界定，而且多半借自哲学、伦理学等领域，在总体上已经不适合用来阐述在现代性启蒙下发生的新文学现象。新文学在思想趣味、形式上都与古典文学大异其趣，并且逐渐形成了一套借用欧美文艺理论进行阐述的新的术语规范。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并非使古代文论现代化，而是将古代文论作为资源，把其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与当代文学理论在内涵方面有着共通之处的概念，即有普遍规律性的部分整理出来，赋予其新的思想、意义，使之汇入当代文学理论之中，成为具有当代意义的文学理论的血肉。在今天建设新的文学理论的时候，我们实际上面临三种文论传统：古代文论传统、西方文论传统、近百年来形成的现代文论传统。作为当代文学理论基础的，只能是现代文学理论。现代文学理论体现了我国文学理论现代性的不断生成，大体上与我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相适应；而古代文论中的不少话语在语义上已经与当代文学理论不相通用，我们不可能用古代文论的话语来阐述当代文学现象。
在讨论过程中还涉及了其他一些问题，我们这里就不再一一罗列了。从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问题的表层是中国古代文论与当代文论的关系，而深层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公正地说，早在1996年“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研讨会召开之前，已经有学者在思考这个问题。陆海明于1988年7月出版的《古代文论的现代思考》一书，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探索书系”的一种，蒋孔阳先生在书系“总序”中指出，书系的出版目的是要促进我国文学理论的现代化。
该书回顾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展历程，总结了它在当代学术背景下的新拓展，提出“从基本理论问题入手，使古代文论面向当代”的主张。徐中玉先生也认为，研究古代文艺理论“需要并能够‘古为今用’”，“还原”（研究古籍原意）与“生发”（现代阐释）只要目标一致，“两种功夫应该也能够统一起来，互相补充，相得益彰”。
如果我们将目光放宽到20世纪上半叶，就会发现，中国古代文论实际上早就在进行着“现代转换”，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等人，都是在会通中西文论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理论创造的，在他们的论著中，中国古代文论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具体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文论的实际情况来看，几乎任何一部文艺学、美学著作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中国古代文论的相关内容，特别是对于意境问题的论述、对于文学体裁的研究等。“古代文论与当代文论建设”就可以构成一个值得反思、总结的学术课题。既然如此，在20世纪末，大张旗鼓地讨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就不能不更加令人深思：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症结，在促使着学者们探讨这一问题?
从以上的争鸣述评可以看出，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仍然在左右着学术界。因此，我们可以说，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绝不是什么新问题，而是一个贯穿整个20世纪乃至更长一段历史时期的老问题，其初源头甚至可以上溯到1840年鸦片战争。从那时开始，随着中西文化之间矛盾冲突的日益加剧，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论争就持续进行，成为一个纠缠难解的理论难题。“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论题，只不过再一次触及了这一难题。为了解开这一历史难题，我们必须深入追究其产生的理论根源，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理清造成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紧张的理论根源，以便于我们跨越各种人为因素，为化解这一对立紧张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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