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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对日战争总检讨，研究中日战争不可不读！唐德刚抗战研究系列长文在大陆初次结集出版！五十年中日荣辱易位，聚焦历史深处的反思！硝烟散尽七十年，两国心结依旧未解，血的教训警示两国未来！
◇中国现代史丰富的宝库，海内外史学界公认的“民国史长城”——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珍藏内容大陆完整呈现！
◇唐德刚经典系列作品《从晚清到民国》《从甲午到抗战》《书缘与人缘》《史学与红学》同步重磅上市！
◇对日战争总检讨，研究中日战争不可不读之作！
◇唐德刚抗战研究、尤其是“汪精卫投敌始末”的系列长文在大陆初次结集出版！
◇除唐德刚外，本书还辑录了吴相湘、黎东方等台湾近现代史研究大家的相关文章，堪称台湾中日战争研究经典之书！
◇从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中日两国五十年荣辱易位。到今天我们回头看，历史深处值得反思。
◇两次中日战争硝烟虽已散尽七十余年，但两国心结依旧未解，血的教训警示我们正视历史，面向和平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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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自1894 年始，中国与日本发生了两次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惨败，日本崛起为帝国主义强国；1937—1945 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浴血奋战，取得全胜之局，自此中日荣辱易位。这两次战争的原因、进行的经过、*后的结果，以及它们对亚洲和世界全局所产生的影响都完全不同。
本书辑录了唐德刚、吴相湘等史学大家关于两次中日战争的重要文章，其中唐德刚关于“汪精卫投敌始末”的系列长文首度在大陆结集出版，带读者在历史深处反思两次中日战争中中国之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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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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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1920—2009），安徽合肥人。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历史系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硕士、博士。曾先后任职于省立安徽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长期从事历史研究与教学工作。著有《从晚清到民国》《袁氏当国》《段祺瑞政权》《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五十年代的尘埃》《战争与爱情》等，作品包括历史、政论、文艺小说多种，以及诗歌、杂文数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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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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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对日战争反思
杨元忠 唐德刚：中日黄海血战中国海军大败的讨论
唐德刚：台儿庄大捷的历史意义
唐德刚：纪念抗战 对日索赔
唐德刚：八年抗战史新解杂录
黎东方：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初步总结
吴相湘：从屈辱的马关条约到日本无条件投降
第二编 汪精卫投敌始末
唐德刚：高宗武探路、汪精卫投敌始末（一）
唐德刚：走火入魔的日本现代文明
——“高宗武探路、汪精卫投敌始末”之二
唐德刚：使中国全土“满洲化”的和战经纬
——“汪精卫投敌始末”之三
唐德刚：从通敌到出走的曲曲折折（上）
——“汪精卫投敌始末”之四
唐德刚：从通敌到出走的曲曲折折（下）
——“清精卫投敌始末”之五
唐德刚：从高宗武之死，谈到抗战初期几件重要史料
第三编 日本侵华罪行再探讨
吴天威：日本向袁世凯所提“二十一条”与新发现的孙中山“日中盟约”
——为纪念“五九国耻纪念日”七十七周年
梁敬：“九一八”事变的内幕——并论日本篡改教科书之可悲
姜国镇著 唐德刚序：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从军慰安妇
吴天威：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五十三周年
——国人亟应注意日本否认侵华、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的阴谋
李恩涵：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岂容抹杀
——驳日本众议员石原慎太郎之两度狂言
沈云龙：论设立“国耻纪念馆”的重要性
——为纪念“九一八”事变五十一周年而作
吴相湘：日本篡改教科书的对策
——用真材实料来争一时和千秋
吴天威：凭吊日本侵华细菌战大本营原址
平涛编著 李立德提供：日本“慰安妇”事实俱在
——从其曝光经过与深入搜集探索
沈云龙：惊闻胜利泪沾巾
——谨以个人辛酸回忆纪念抗战胜利三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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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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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书社依据台湾的《传记文学》，分类编纂，陆续出版“传记文学”书系，这是两岸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大事、喜事。
1962年2月5日，时值春节，曾在北大读书的刘绍唐向当年的校长胡适拜年，谈起胡适长期提倡传记文学，而始终未见实行，向老师透露，自己正准备创办《传记文学》月刊。胡适虽肯定其志，却以为其事甚难，办月刊，哪里去找这么多“信而有征”的文字，因此不大赞成。不料当年6月1日，绍唐先生主编的《传记文学》竟在台北出刊了。自此，直到2000年2月10日，绍唐先生因病在台北去世，历时38年，共出版453期。每期约30万字，453期就是约13590万字。此外，传记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传记文学丛书”和“传记文学丛刊”，其中包括《民国人物小传》《民国大事日志》等许多民国历史方面的著作。
尽人皆知，绍唐先生没有任何背景，不接受任何政治集团、经济集团的支持，只身奋斗，孤军一人，却做出了台湾官方做不出的成绩，创造了中国出版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因此，绍唐先生被尊为“以一人而敌一国”，戴上了“野史馆馆长”的桂冠。
我在大学学习中国文学，毕业后业余研究中国哲学，1978年4月，调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参加《中华民国史》的编写，自此，即与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在众多历史刊物中，《传记文学》为我所关注。但是，我和绍唐先生相识则较晚，记得是在1995年9月，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当时，台湾史学界在台北召开学术讨论会，我和其他大陆学者31人组团越海参加。这是海峡两岸学者之间交流的起始阶段，有如此众多的大陆学者同时赴会，堪称前所未有的盛事。我向会议提交的论文《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根据毛思诚所藏《蒋介石日记类抄》未刊稿本写成。当时，蒋介石日记存世一事，还不为世人所知，绍唐先生很快通知我，《传记文学》将发表该文。9月3日，闭幕式晚宴，由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出版社招待。各方学者，各界嘉宾，济济一堂。我因事略为晚到，不料竟被引到主桌，和绍唐先生同席。那次席上，绍唐先生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好客、豪饮。次年，我应“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陈三井教授之邀访问该所，在台北有较多停留时间。其间，我曾应绍唐先生之邀，到传记文学出版社参观。上得楼来，只见层层叠叠，满室皆书，却不见编辑一人。绍唐先生与我长谈，详细介绍《传记文学》创刊的过程及个人办刊的种种艰辛。绍唐先生特别谈到，办刊者必须具备的“眼力”“耐力”“定力”等条件，可惜，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未能将绍唐先生所谈追记下来，至今引为憾事。绍唐先生交游广阔，文友众多，因此宴集也多。每有宴集，绍唐先生必招我参加，我也欣然从远在郊区的南港住所赴会。许多朋友，例如旅美华人史学家唐德刚等都是在这样的场合下认识的。在台期间，台北史学界为纪念北伐战争70周年，召开北伐及北伐史料讨论会，我根据原藏俄罗斯等处的档案，撰写《1923年蒋介石的苏联之行及其军事计划》一文参加，绍唐先生不仅到会，而且当场确定《传记文学》将发表拙文。我离开台北前，绍唐先生再次将我引到他的藏书室，告诉我，凡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喜欢什么就拿什么。我因为“近史所”已赠我大量出版物，又不好意思，只挑选了《陈济棠自传稿》《傅孟真先生年谱》《朱家骅年谱》和李济的《感旧录》等有限几种，回想起来，至今仍觉遗憾。
绍唐先生自述，他有感于两岸的文士因为历史原因等种种关系，“许多史实难免歪曲”，因此，创办此刊，以便“为史家找材料，为文学开生面”。我觉得，绍唐先生的这两个目的，比较成功地达到了。政治对学术，特别是对历史学的干预，古已有之，但是，学术特别是以真实为追求目标的历史学，又忌政治和权力的干预。绍唐先生在台湾的白色恐怖余波犹在的年代，能够不怕“因稿贾祸”，创办刊物，发行丛书，保存大量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史资料，供千秋万代的史家和史学爱好者采用，这是功德无量的盛事、盛业。刊物虽标明“文学”，但是，取文、选文却始终恪守历史学的原则，排斥任何虚构和想象，这也是值得今之史家和文家们借鉴和注重的。
绍唐先生去世后，《传记文学》由中国新闻界的前辈成舍我先生的后裔续办，至今仍是华人世界中的著名历史刊物，衷心希望绍唐先生的事业和精神能长期传承，永放光彩，衷心希望“传记文学”书系的出版，能得到读者的喜欢，助益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
杨天石
2015年5月于北城之书满为患斋
九月来临，秋高气爽，正是郊游好时光——却也有人说：秋风秋雨，愁煞人。
不论如何：九月、九月，在百余年中日两国关系史上，确实是特具历史意义的一月。以往五十几年中，华夏子孙每逢这“九月”都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一八九四年“九一七”以后，是愤慨痛恨的“苦”涩味。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是忍辱负重咬牙切齿声。
一九四五年“九九”：接受日本投降，后胜利终属于我中国，是喜形于色“甜”在心头的欢呼快乐声。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幼，经过半个世纪的艰苦奋斗，终于反败为胜，洗雪了马关春帆楼的耻辱。
如今大局底定，二十一世纪、亚洲太平洋新岁月即将来临。何况自古智慧圣人都出生于亚洲：孔子、释迦牟尼、耶稣基督、穆罕默德，多少年来接受全球千千万万人的顶礼膜拜。
今后，我们黄色皮肤的儿女们，实更应和白、黑、棕诸色人种紧密携手，共同努力为全球人类谋幸福、开万世太平。
远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即距今约一百四十年以前，扶桑三岛就有人狂热地鼓吹侵略中国。吉田松阴（一八三○— 一八五九）即其中著名的一人。当时，日本同中国一样，遭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吉田松阴没有倡导东亚被侵略国家相互支持，共同为摆脱屈辱地位而奋斗，却积极主张侵略周围国家。尤其所著《幽囚录》，其中有云：“今宜急修武备……谕琉球朝贡，会同各诸侯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攻之势……。”“割取朝鲜、满洲，并吞中国，所失于俄美者，可取偿于朝鲜满洲之地。”同时，桥本左内（一八三四—一八五九）也著论认为如不兼并中国、朝鲜的领土，“日本就难以独立”。
吉田和桥本都是幕政改革派，吉田是著名思想家，明治维新的先驱者。日本著名政治元勋山县有朋、木户孝允、伊藤博文、井上馨等都是他的门徒，深受他的教诲。后来，伊藤博文为吉田松阴所讲学的“松下村塾”题诗，表达对吉田的敬意，诗曰：“道德文章叙彝伦，精忠大节感神明。如今廊庙栋梁器，多是松门受教人。”足见吉田对当时日本影响的深巨。而这批门徒秉承师训，一八九四年（甲午）发动对中国侵略战。一九一○年，吞并朝鲜，将其做“渡满之桥”，进一步向我东三省侵略；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企图一举沦中国为其“保护国”；一九一八年，迫使中国签订“共同防敌军事协定”防俄，巴黎和会上日本要取得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激起“五四爱国运动”。中国人的民族意识逐渐增加强固。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先后发生，海内外炎黄子孙不甘心做亡国奴，一致奋起对日抗战，志愿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决心在“以空间换取时间”总体战略指导原则下，尽全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战，争取后胜利。经过八年苦战，终于实现“紫金山下受降台，青天白日压太阳”。又一次以事实证明中华民族是经得起严酷考验的。
笔者撰《第二次中日战争史》自序即指称，这样才显示日本侵略中国的由来久远，结果侵略必败。而国人所称“甲午战争”——这一名称显示不出中日关系升沉演变的历史意义，故应改作次中日战争。
近一百年来，中国与日本发生两次战争，这两次战争的原因、进行的经过、后的结果，以及它们对于亚洲和世界全局所产生的影响都完全不同。但古今中外战史上一项重要原则，不仅没有因此需要修正改变，并且又一次获得证明——这就是在任何战争中哪一方能取得胜利取决于哪一方的错误比较少。
九十几年前，梁启超评论次中日（甲午）战争时指陈：这只是李鸿章和日本作战，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没有参与这一战争，是中国所以失败的主因。二十几年前日本藤原彰教授对于梁氏这一论点加以引伸：当时日本已演进为近代国家，中国还在封建君主统治之下，没有国家军队，只有李鸿章个人的淮军云云。但相湘肯定：他们所指陈的只是中国失败原因之一二。主要原因是当时清朝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光绪帝欲有所作为，慈禧却不给予权力，文武百僚一切都必须揣摩迎合慈禧旨意。更加重要的是中国地理形势，处于日本与俄国两恶邻的夹攻中，五十几年前，蒋廷黻教授形容“钳形夹”里，更是一般人所说：不是前门拒狼，就是后门进虎。
一八四一年，中英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被贬谪到新疆伊犁实地观察，比证他在广东对英人的认识，提示警语：“百年后为中国患者，其唯俄罗斯乎！”对于中国人尤其三湘人士大有影响。光绪初，俄国侵占伊犁要地，曾纪泽（国藩长子）以出使英法大臣奉命赴圣彼得堡交涉，终于保全若干领土主权。左宗棠更以必死必胜信心命人抬棺同行，率领湘军西征。当时人有诗记之：“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对日抗战胜利后，相湘乘车经西安兰州间，目睹左公柳尚存）卒以平定阿古柏叛乱，慑服俄人。新疆从此新建行省，与内地各省一律。一百余年，汉人移居新疆日多。如今甘肃省兰州至新疆省边境与俄国铁轨接通。由江苏连云港经陇海铁路、兰新铁路到俄境直达通车已远至荷兰阿姆斯特丹，是欧亚内陆第二交通要线，沿途所经比西伯利亚铁路人口物产繁盛。
左宗棠不仅谨记林则徐的警语，且认识到海疆的重要，福建省福州马尾造船厂，就是他主持营建的。不幸于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争中被法国舰队击毁。
当中法战争时，香港码头的华工爱国心殷，不惜损失工资不为法国商轮装卸货物。孙逸仙先生时在香港求学，阅报知这些事情后，“革命思想油然而生”，且拟投效海军，未能如愿，乃决心先医人救人再医国救国。十年以后，中日黄海海战不利消息传出，再也忍无可忍，就到檀香山联合华侨创立“兴中会”。
李鸿章在一八六○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以后，就认识这是“中国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自古外寇都是来自西北、东北陆地，其文化水准远低于中国；如今外夷却是挟坚船利炮侵我海疆。与往昔情形完全不同。中国近代史研究先驱蒋廷黻教授曾撰专题论文刊载《清华学报》，说明李鸿章这一卓识。同时他主编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一书中也有专章论述《海防与塞防之争》，因为这是清朝朝野关系国家存亡的主要论题。这一辩论结论是塞防海防同等重要，也就是防俄御日两个国防大计不可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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