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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回归“工夫”的儒学经典
“新编儒林典要”已出书目:
《太极图说、通书述解》(宋)周敦颐撰,(明)曹端述解
《近思录集解》(宋)朱熹、吕祖谦编,(宋)叶采集解
《慈湖家记》(宋)杨简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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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周敦颐,人称濂溪先生。接续儒家正脉,为宋代新儒学的开创者,《宋史》称赞说:“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
《太极图说》《通书》乃宋明儒学开山之作,成书以来备受尊崇,朱熹为之做注解,明代曹端依“朱解”再加阐述,名为“述解”,成为明清以来最受重视的注本;马一浮先生1940年代于复性书院刻印“儒林典要”,首列其书。此次整理,以复性书院精校本为底本,再加校点,堪称迄今最善之本。新增导读,梳理儒学源流,讲解工夫要点,提示今人身心修习方法、入手要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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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周敦颐,字茂叔,号濂溪,学者称濂溪先生。是宋明理学的发轫者,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之首,被当时及后世视为接续儒学正脉者,所以《宋史·道学传序》中说:“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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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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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序: 以工夫的眼光重看经典/刘海滨1
导读1
太极图说述解
太极图说述解序3
太极图7
太极图说25
诗37
赞太极图并说38
辨戾39
附: 朱子辩及注后记41
辩41
注后记44
通书述解
通书述解序孙奇逢49
笺通书述解孙奇逢51
通书述解卷上53
诚上第一53
诚下第二57
诚、几、德第三61
圣蕴第四65
慎动第五67
道第六69
师第七71
幸第八76
思第九77
志、学第十80
顺化第十一85
治第十二87
礼、乐第十三89
务实第十四91
爱、敬第十五92
动、静第十六95
乐上第十七99
乐中第十八105
乐下第十九107
圣学第二十108
通书述解卷下111
公、明第二十一111
理、性、命第二十二113
颜子第二十三115
师友上第二十四119
师友下第二十五121
过第二十六123
势第二十七124
文辞第二十八127
圣蕴第二十九132
精蕴第三十136
乾、损、益、动第三十一138
家人、睽、复、无妄第三十二140
富贵第三十三145
陋第三十四147
拟议第三十五150
刑第三十六151
公第三十七156
孔子上第三十八157
孔子下第三十九158
蒙、艮第四十159
通书总论164
通书后疏168
附录
宋史·道学传·周敦颐传173
通书后跋祁宽177
通书后记朱熹179
通书后跋张栻181
校后记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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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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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序:以工夫的眼光重看经典
刘海滨
时至今日,伴随外部环境的大动荡,时代精神正发生转折;风气的变化随处可见,比如电影和文学,从现实主义占主流到科幻、奇幻、仙幻之类持续风行。“由实转虚”所表征的其实是由外转内,不满足于物质的平面的生活,转而寻求立体的生命体验,寻求超越的精神之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们周围弥漫的复古风,来自对古人生活的好奇和向往,更根本的原因则是对于曾经的立体丰富的生命生活的追怀。它在每个人内心涌动,起初并不自觉,更进一步,就有了追究生命精神来源的需求,这是我们今天重读经典的根本动力。
一、经典的本义
文化的核心是经典,因为经典蕴含着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核心内容。此当无疑义。但什么是根本,什么是核心,每个人的认识可能不同,因此,各个时代对经典的认识(也就是那个时代的主流认知)也可能不同,有时候还会差异很大。在此意义上说,学问确有古今之别。换言之,古今学问变异的原因不在于学科的分类或使用工具的变化,而来自对经典的认识不同。
具体说来,不同时代对于经典的认知不同,有两种情况:一是对哪些书属于经典的认定有差别;比如儒家经典从“五经”到“四书五经”再到“十三经”,是经典范围的扩大。二是对经典的解释的差异,比如对于权威注疏的认定发生改变;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在成书的年代连同作者一起被排挤打击,后来地位逐步上升,到了明代则被定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标准解释。
从古今之别的视野来看,首先是第一种情况,经典的范围明显扩大了,主要是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重要著作划入经典,同时人文经典的数量也有所扩充。而传统意义上的经典,虽然受重视的程度有所下降或起伏摇摆,但依然不可替代。这里透露出的信息是人类生活空间的扩张,以及重心的转移,其与第二种情况的古今变化紧密相连,而不若后者之深切著明,此不赘论。
就第二种情况的古今之别而言,二十世纪以来对经典的解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近人程树德曾说:“今人以求知识为学,古人则以修身为学。”这句话见于程先生撰于1940年代的《论语集释》,概括了古今对经典的不同理解,推扩一层,实则是古今之学的本质性差异。
以下就以《论语》为例,来看看经典解释的古今变异。朱熹的《论语集注》的权威地位,伴随着科举考试教科书的身份一直延续到清末;1905年废除科举之后,随同读经在教育系统中的弱化乃至取消,该书地位则持续走低乃至被彻底抛弃。及至今日,朱注重新被学界重视,但是以它为代表的经典解释并未回到原先的主流地位。当今在读书界影响最大的《论语》解读,以杨伯峻《论语译注》和李零《丧家狗》为代表;前者以其浅显易懂,译文流畅,在普通爱好者中流行数十年,且被作为文科学生的入门书,后者主要受到相对高阶的知识阶层的青睐。两本书写作形式和读者群体不同,对经典的认识理路却如出一辙。
就如这个书名,《丧家狗》说得直白,就是要去神圣化,还孔子“知识分子”的本来面目。杨著《论语译注》比较温和,因形式所限也没有直接阐发自己的见解,但是通过其译注,描画出的孔子也是一个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知识人”形象。不消说,杨李心目中的孔子都是以他们这一两代知识分子的形象为蓝本的。不能说孔子身上没有这些因素,但以这个整体形象比附孔子,则不啻天壤。这背后的根源是现代性的问题,彻底追溯分析不是本文的任务,简言之,现代人是扁平化的生命,生命应有的丰富层次和可能达到的高度被“二维化”了,物质性生活和头脑性知识是此扁平化人生的表征;现代知识人超出普通人的主要是“量”的增加(知识、专业技能或逻辑思维能力的增加),而非“质”的变化(生命的净化提纯)或“性”的改变(生命层次的提升)。古代文化人(不论中西)以追求精神境界的提升为人生目的,其间或许有层次的差别,比如立足人间的君子贤圣,立足出世的得道证果,其共同点是生命的净化和高度层级的提升,而此质和性的跃升需要付出持续的努力乃至毕生的精力。
或许有人会说:“所谓精神追求我们不是一直都在提倡吗?现代人并未抛弃精神、道德呀。”是的,这些词我们还在用,但是已经偷换了概念。精神、道德的提高,本义是向上的质的提升,而现代人却是在平面上使用这些词,说一个人道德高尚,只不过是说他遵守伦理规范,做事有原则,有正义感等;说一个人有精神追求,不过是说他文化生活丰富,艺术品位较高等。不错,古人的精神、道德也离不开这些内容,但这些内容最多只是提升自我的起点或方式。究其根源,之所以有这种偷换且不自知,是因为截断了这些词背后的天人连接。在人类各民族的上古神话里,都有天人往来交通的描述,后来“绝地天通”,天人之间断绝了直观形象意义上直接往来,但是精神的连通始终保持,作为人类文化的共同根基,并且成为文化基因灌注在每个词语之中。而现代化以来,这种精神的连接逐渐中断了,词语也成了无根漂浮之物。且以“道德”一词为例,略作讨论。
现代语境下的“道德”与古典的道德,并非一回事。就本义而言,“道”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德”是道在具体事物中的呈现。道下落到每个事物中,事物各自以其特有的方式呈现道,称为德。因此德一方面与道连通,一方面又是某一事物之为此事物的根据。如果没有德,某一事物就不成为它自己了,因此一个人如果没有德,就不成其为一个人。德对于人来说,是保证他是一个人的根本,并且是由此上通于道的依据(所以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由德上通于道则需要“修”,称为修身或修道,所以接着说“依于仁,游于艺”,就是修身的方法),因此是人的第一需要。后来把这两个字组成一个词,表达的正是道的根源性和彼此的关联性,所谓天人之际,所谓万物一体,俱在其中。因此,“道德”在传统话语中是最高序列的词,代表人类精神领域的源头,具有神圣性。
现代语境中“道德”的含义,大致对应古代汉语的“德”字的层面,但道的意义已经被弱化甚至切断了,因此“德”也就不是原来意义的德。现代语境中的道德,一般是指为了使人与人和谐相处,或者维系社会秩序而对个人的伦理要求,进而固化为社会行为规范。这里的德不再与道相连,因此也失去了其为人之根本和第一需要的意义,成为一个附加在自然人身上的,因应社会需要而后起的东西;因此,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而上通天道、与道合一的途径也湮灭不彰,此之谓“天地闭,贤人隐”。由此可见,现代一般所谓的道德,是实用主义的产物,与古典的道德相比,成了无源之水。
如是,“道德”“精神”“性命”“心灵”“修身”这些词的本义都连通着天道,是故孔子说“下学而上达”,抽离了“天”之维度,亦不成“人文”;如此“天人合一”的人文,才可以“化成天下”(见《易经·贲》彖辞),此之谓“文化”。现代性的弊病在于将立体的上出的精神维度拉低到平面的“量化”的物质和知识层面,从而取消了人通过自我修炼成为“超人”以自我实现这一向度。因此,古今人的特质不妨分别用“知识人”和“文化人”[ 美籍罗马尼亚裔学者伊利亚德(1907—1986)曾创设“宗教人”概念,用以与知识化的现代人相区别,宗教人所指的内涵略同于本文说的“文化人”,都指向精神的丰富和提升;中国传统“文化”观念所涵甚深广,可以包含一般理解的宗教。伊利亚德有很多宗教文化学、神话学的著作,对此问题多有精辟的分析和洞见,可以参阅。]来指称。站在古人的立场上,如果历史定格于此,那就不仅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是“人将不人”。幸好,对于现代性弊端的认识伴随着现代化进程而逐渐深入,由知识人再到文化人的转折已经悄然来临,而且携着科学这件利器的回归,某种意义上可能是更高层面的回归。就如历史上常见的情况,根本性的变化往往先从边缘地带发生,逐渐渗透到主流文化形成风气,再带动底层民众的转变。当今之际,边缘向主流渗透之势已成,但主流仍旧唱着老调,因此这些话虽然也已不新鲜,还是得一说再说[ 笔者深知,这样的论述很难使自居现代知识人者信服,所谓“只缘身在此山中”,道理不难懂也不难验证,问题是障蔽已深,自以为是,正坐孟子“自暴”之病,所谓“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本丛书的目标读者是对于传统修身之学心向往之,至少是保持开放的心态,愿意倾听内心的声音的人,固步自封者不足与论。]。
传统的经典,不论中外,都是以精神提升为核心的。经典的类型不同,情况亦有所差别。宗教类经典以出世为目标,当然是以精神提升为主的。世间经典,比如儒家类,则精神提升与世俗生活兼顾,即“内圣外王之道”,但仍然是以自我的精神提升为主导,以精神生活贯通物质、社会生活,此之谓“吾道一以贯之”,“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具体说来,就是需要按照一定的修养方法,经过积累淬炼而发生质变,达至某种超越凡俗的精神境界。推己及人,又可以分为自我提升、帮助他人两个方面,即学习与教化,自觉和觉他。
仍旧以《论语》为例。《论语》有两个核心关键词,一个是“学”,就是自我精神提升的过程,用宋儒的话说:学是为了“变化气质”,“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朱熹《论语集注》引程颐语)。另一个词是“君子”,即学的目标:达到一定的精神高度,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君子只是一系列境界坐标中的一个,往上还有贤、圣等。“学不可以已”,学习是无止境的,人生就是不断攀升的过程,孔子现身说法,用自己的一生诠释这个过程:“吾十有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孜孜以学,精进不已,以差不多十年一个台阶的速度将生命提升至极高的地位,生动而明确地示现了学习是精神的提升,是质的飞跃,乃至性的改造。但是如果换成现代的知识化的眼光,则会作出另一种解读。
就如《论语》开篇第一章: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字面意思很简单,但是如何理解其真实含义,对于现代人却是一个考验。比如第一句,“学而时习之”,很容易想当然地把这里的“学”等同于现代教育的“学习知识”,那么“习”就成了“复习功课”的意思,全句就理解为学习了新知识、新课程,要经常复习它——直到现在,通行的《论语》译注包括中学课本,基本还是这么解释的。但是,我们每天复习功课,真的会快乐吗?
其实这里发生了根本性的理解偏差。古人学习的目的跟现代教育不一样,其根本目的是培养一个人的德行,成就一个人格完满、生命充盈的人,所以《论语》通篇都在讲“学”,却主要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在讲做人的道理、成就君子的方法。学习了这些道理和方法,不是为了记忆和考试,而是为了在生活实践中去运用、在运用时去体验,体验到了、内化为生命的一部分才是真正的获得,真正的“得”即生命的充盈,这样才能开显出智慧,才能在生活中运用无穷(所以孟子说:学贵“自得”,自得才能“居之安”“资之深”,才能“取之左右逢其源”)。如此这般的“学习”,即是走出一条提升道德和生命境界的道路,达到一定生命境界的人就称之为君子、圣贤。养成这样的生命境界,是一切学问和事业的根本(因此《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样的修身之学也就是中国文化的根本。
所以,“学而时习之”的“习”,是实践、实习的意思,这句话是说,通过跟从老师或读经典,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成为君子的方法,就要在生活实践中不断(时时)运用和体会,这样不断地实践就会使生命逐渐充实,由于生命的充实,自然会由内心生发喜悦,这种喜悦是生命本身产生的,不是外部给予的,因此说“不亦说(悦)乎”。
接下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指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共学,互相交流切磋,生命的喜悦会因生命间的互动和感应,得到加强并洋溢于外,称之为“乐”。
如果明白了学习是为了完满生命、自我成长,那么自然就明白了为什么会“人不知而不愠”。因为学习并不是为了获得好成绩、找到好工作,或者得到别人的夸奖;由生命本身生发的快乐既然不是外部给予的,当然也是别人夺不走的,那么别人不理解你、不知道你,不会影响到你的快乐,自然也就不会感到郁闷了。
以上的说法并非新创,从南朝皇侃的《论语义疏》到朱熹的《论语集注》,这种解释一直是主流。今天之所以很多人会误解这三句话,是由于对传统文化修身为本的宗旨不了解,先入为主,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了现代观念去“曲解”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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