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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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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1500年的中世纪哲学史，就是一部理性与信仰、科学与神学的争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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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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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基督教哲学1500年》的修订版，是一部专题研究公元2—16世纪西方中世纪哲学有关问题的学术专著。书稿遵循基本的学术规范，采取历史研究和哲学分析方法，结合国际上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全面介绍了中世纪哲学的思想来源、教父哲学、神秘主义、经院哲学、15—16世纪基督教哲学等各阶段哲学的主要内容与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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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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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敦华，比利时卢汶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全国高校教学名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第七届哲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主攻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基督教哲学。著有《基督教哲学1500年》《回到思想的本源》《西方哲学的中国式解读》《人性和伦理的跨人性研究》《当代英美哲学举要》《西方哲学通史》（古代中世纪部分）《现代西方哲学新编》《西方哲学简史》《圣经历史哲学》《马克思哲学要义》和《我思故我道——我的思想自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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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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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一版题为《基督教哲学1500年》，于1994年出版。2007年出第二版。读者们看到的第三版更名为《中世纪哲学长编》。这个题目受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启发。他说：
“长编”的意思就是放开手去整理资料，放开手去试写专题研究，不受字数限制，不问篇幅长短。一切删削、剪裁，都留待将来再说。“长编”是写通史的准备工作;就是说，通史必须建筑在许多《专题研究》的大基础之上。我写这本书就是“放开手去整理资料，放开手去试写专题研究”，为西方中世纪哲学史做准备工作。
我们如果翻开一本“中世纪哲学史”的书，可以看到时间跨度并不相同。早期的经典，如1928年出版的宇柏维希的《哲学史纲要》第11版的第二卷，盖耶尔写的《教父哲学和经院哲学》，1955年吉尔松的《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从2世纪的教父哲学开始，时间较长。可是，近来西方出版的中世纪哲学一般都从公元6世纪的波埃修开始，早一点的从公元5世纪的奥古斯丁开始，时间也不短，只是较短一些。中世纪哲学的时间下限，一般结束于14世纪的奥康主义。本书是一本“长中世纪哲学”，包括从2世纪开始的教父哲学，从11世纪开始的经院哲学，以及15-16世纪晚期的中世纪哲学。
我的理由主要有两点。第一，“短中世纪哲学”采用了世界史的分期，把西罗马帝国灭亡当做中世纪开端，把文艺复兴当做中世纪的结束。但是，我以为，哲学史上的中世纪是哲学史的“中间”时期，它上承古代哲学之余绪，下开近现代（modern）哲学之先河。如果没有教父思想中的古希腊罗马哲学要素（问题，概念，观点，方法），“短中世纪哲学”几乎是不可理解的;同样，如果没有中世纪哲学中拜占庭、阿拉伯、犹太和西方基督教几大文化传统的长期交流，中世纪中后期哲学几乎没有语境。第二，“长中世纪哲学”虽然有三个阶段，但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域，就是信仰与理性的关系，这个问题域决定了一个时期的哲学是不是中世纪的。按照这个问题域，吉尔松说中世纪哲学是基督教哲学，引起长期争论。现在人们把中世纪哲学分为东西方基督教与阿拉伯、犹太几个传统，认为把中世纪哲学称做基督教哲学不合时宜。但是我认为，“信仰”可以是不同的宗教信仰，如伊斯兰的kalām与falsafa的关系同样是中世纪阿拉伯哲学的基本问题。“长中世纪哲学”同时也是多传统的“大中世纪哲学”，信仰与理性关系问题域都是哲学关注的焦点。
谈到中世纪哲学的基本问题，不能不提吉尔松在1939年的演讲《中世纪的理性与启示》。吉尔松把中世纪哲学家对理性与启示的看法分为三个派别。第一个是信仰优先派，包括两个子集：一个是“德尔图良家族”，包括塔提安（2世纪希腊护教士）、达米安和贝纳尔（12世纪的圣徒）;另一个是“奥古斯丁家族”，包括12世纪的圣安瑟尔谟和13世纪的罗吉尔·培根。第二个是理性优先派，指阿维洛依及其13世纪的拉丁追随者。第三个是理性与启示的和谐派，即“托马斯家族”，包括中世纪和近现代的著名托马斯主义者。吉尔松认为，理性与信仰到中世纪后期逐渐被分离开来。邓·司各脱和奥康，神秘主义的“新热忱”，等等，把理性与启示之间的沟壑挖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深，乃至近现代，“哲学没有信仰，信仰没有哲学”。
我得益于吉尔松对信仰与理性的看法，主要补充两点意见。
第一，信仰和理性的关系是一个问题域，意义极其广泛。宗教信仰的类别，经文的选择，解经的权威性，有很大伸缩余地;虽然中世纪理性总是希腊哲学的理性，但希腊哲学派别众多，观点复杂，取舍余地更大，甚至没有权威可以判断是非。问题域也是变化的，问题的转化依时间、问题、思潮影响的变化而变动。12世纪的安瑟尔谟和13世纪的波那文图拉虽然都继承了奥古斯丁传统，但很难归于同一“家族”;圣达米安和圣贝纳尔反对的希腊理性的范围较小，反对的态度也缓和，很难说与德尔图良是同一“家族”。在“理性优先”的阵营里，12世纪的阿伯拉尔和13世纪的拉丁阿维洛依者的理性的含义也不一样。
第二，“长中世纪哲学”中，信仰与理性的关系也有稳定的方面，有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就是说，在不同时期总会出现信仰派、理性派和综合派三种立场，而最终胜利的总是综合派。即使中世纪晚期也不是以理性与信仰的完全分离而告终，也有综合派。总之，信仰派、理性派和综合派的划分，不是静态的模式，而需要在特定时期和具体问题的语境里来分析。这样的分析可称为“历史-学理分析”。我在“长中世纪哲学”几次大争论的语境中，运用历史-学理分析的方法做专题研究。本书的每章每节乃至每个分节，都是大大小小的专题研究。
与前两版相比，本书第三版的专题研究没有大的变化，只在最后一章删除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古代哲学复兴和时兴自然哲学等内容，而保留了与中世纪信仰与理性关系密切关联的几个专题。自本书第一版之后，30年时间里，国外中世纪哲学史、专题研究和资料编译有了爆发式增长，受学力和既有结构限制，本人只能在专题研究中尽量增订新资料，增改了近三分之一的引文和注释。
虽然有了这些更新，我不敢把本书的这些专题研究称做一部中世纪哲学史，因为哲学史需要史论结合、论从史出，而本书的专题研究虽然贯穿信仰与理性关系的线索，但没有自己特有的理论概括，充其量只能算作一个长编。希望读者不吝指教，给我以写出自己的中世纪哲学史乃至西方哲学通史的希望。
最后，请允许我对本书责任编辑和特约编辑的辛勤工作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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