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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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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成功申遗，成为我国第一个获得“世界文化遗产”称谓的史前城址。为了庆祝良渚申遗成功三周年，推进良渚古城与良渚文明研究向纵深发展，良渚博物院特策划了“中国古代文明论丛”丛书，旨在对距今5000年前后的诸多较为成熟的古代文明进行介绍和对比，探讨中国文明形成的原因与历史脉络。陶寺遗址地处中原，以其宏大的规模、完善的城址设施、精美的墓葬器物，成为探讨中国文明形成的关键性遗址，本书即以陶寺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为对象，重在介绍其在中国文明形成的起点的关键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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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这是一部系统阐述陶寺邦国文明的论著。该书在介绍陶寺文明形成的历史背景、陶寺都城选址因素、陶寺早、中期都城基本状况、陶寺晚期殖民地社会状况的基础上，展示了考古、文献、人类学证据链绳论证陶寺都城“尧舜并都”的观点，最后总结陶寺邦国的文明成就及其在中国文明中的地位与贡献。
该书最终试图强调，“中国”概念最初诞生时有明确标准的，即“地中之都，中土之国”，以圭尺“地中”刻度为物化标志。中国文明是指“中国”概念诞生之后、中华文明的核心也就是中国文明核心形成之后的文明。中华文明则不仅包括中国文明，还包括“前中国”时代的文明。所以，陶寺是中国文明核心形成的起点，而非中华文明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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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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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努，笔名何驽，北京人，1963年出生。2001年获得北京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博士学位。1988年至1999年，在湖北荆州博物馆考古部工作。2001年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二级研究员，山西队队长。主要从事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曾主持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陶寺遗址专项”和“公元前3500年至前1500年黄河、长江及西辽河流域精神文化的发展研究”。2020年起，担任“中华文明探源研究”项目“中原和海岱地区文明进程”课题负责人。研究领域涉及中国早期国家、文明起源考古、精神文化考古理论研究等。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二百余篇。著有《怎探古人何所思——精神文化考古理论与实践探索》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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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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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王 巍 1
弁 言 …… 1
第一章 陶寺文明形成的历史背景 …… 1
第一节 中国文明起源模式的理论概说 / 1
一、 “中原中心论”说 / 1
二、 苏秉琦先生的“满天星斗”与“多元一体”说 / 2
三、 严文明先生的“重瓣花朵”说 / 6
四、 张光直先生的“相互作用圈”说 / 7
五、 李伯谦先生的“神权、王权两种模式”说 / 8
第二节 各文明起源中心发展概况 / 9
一、 长江下游地区 / 10
二、 长江中游地区 / 13
三、 海岱地区 / 17
四、 西辽河流域 / 22
五、 黄河中游地区 / 24
六、 晋陕内蒙古交界地区 / 26
第二章 陶寺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学术简史 …… 29
第一节 陶寺遗址概况 / 29
第二节 考古发掘与研究历程 / 30
一、 第一阶段（1958 ～ 1998年） / 30
二、 第二阶段（1999年至今） / 31
三、 陶寺遗址研究历程简述 / 33
第三章 陶寺都城选址 …… 37
第一节 地理环境 / 37
一、 地貌 / 37
二、 水系 / 39
三、 土壤 / 39
四、 矿产 / 40
五、 古气候微环境 / 41
第二节 顺乎宇宙：“风水”和宇宙观的因素 / 42
一、 塔儿山“祖山” / 42
二、 微地貌与宇宙观方位 / 43
第三节 陶寺都城选址的政治因素推测 / 54
第四章 陶寺早期都城遗址 …… 59
第一节 早期都城遗址概况 / 59
第二节 早期宫城 / 60
一、 早期宫城围壕与城墙 / 60
二、 宫城城门 / 63
三、 早期“凌阴” / 67
第三节 早期“下城” / 69
一、 早期下城城墙 / 69
二、 下层贵族居住址 / 71
第四节 早期王族墓地 / 72
一、 早期王族墓地的概况 / 72
二、 墓葬的等级再分析 / 73
三、 祼禘礼器组合 / 77
四、 龙盘上蟠龙的解读 / 79
五、 墓志石分析 / 90
六、 毁墓现象 / 91
第五节 早期仓储区 / 92
第六节 早期普通居民区概况 / 94
第七节 陶寺早期都城的水系概述 / 97
第五章 陶寺中期都城遗址 …… 101
第一节 中期都城遗址概况 / 101
第二节 中期宫城 / 103
一、 中期宫城城墙的改建与扩建 / 103
二、 中期宫城的给排水系统 / 104
三、 核心建筑IFJT3的基本情况 / 106
四、 东厨 / 111
第三节 外郭城 / 112
一、 外郭城城墙 / 112
二、 西城门 / 115
第四节 中期王族墓地 / 117
一、 中期王族墓地的基本概况 / 117
二、 王墓标本IIM22 / 117
三、 官僚墓葬标本IIM26 / 123
四、 墓葬的等级 / 126
五、 墓志石现象 / 128
第五节 观象祭祀台 / 130
一、 建筑结构 / 130
二、 地平历历法分析 / 133
第六节 工官管理手工业区 / 137
一、 手工业区基本概况 / 137
二、 核心总领建筑IIIFJT2 / 138
三、 陶寺中期工官管理手工业分析 / 139
第七节 陶寺中期城址普通居民的生活 / 141
第六章 陶寺晚期遗址殖民地社会 …… 144
第一节 陶寺文化与石峁邦国关系的简单梳理 / 144
一、 都城的沦陷 / 145
二、 政治报复 / 150
三、 殖民社会状况 / 154
四、 殖民经济特色 / 155
第二节 昙花一现的复辟与最终覆灭 / 157
一、 宫城的复建 / 157
二、 地坛的复建与再次摧毁 / 159
第三节 陶寺晚期的日常生活 / 160
第四节 陶寺晚期洪水问题 / 162
第七章 陶寺遗址与尧舜之都的考古证据链 …… 164
第一节 考古证据链与文献证据链拧合 / 165
一、 陶寺出土文字自证 / 165
二、 与《尚书?尧典》的拧合 / 166
三、 陶寺圭尺与“允执厥中” / 174
四、 “豮豕之牙”与文德之治 / 174
第二节 考古证据链与人类学证据拧合 / 176
一、 陶寺蟠龙与“尧诞传说” / 176
二、 陶寺文化核心区与“尧王”方言分布 / 177
三、 陶寺地名的由来 / 177
四、 考古发现古唐国线索 / 178
第三节 “尧舜并都”的分析 / 179
一、 陶寺早中期都城与“尧舜禅让” / 179
二、 浮山尧庙村遗址与“丹朱食邑” / 181
三、 双头龙玉佩与舜诞的传说 / 182
四、 彩绘勾连纹与“舜” / 183
五、 有关舜的物用在陶寺的发现 / 183
六、 洪洞万安遗址与“妫汭” / 184
七、 洪洞历山遗址与“舜耕历山” / 188
八、《尧典》与《舜典》的关系 / 190
第八章 陶寺文明成就在中国文明中的地位与贡献 …… 195
第一节 陶寺文化物质文明成就及其特征 / 195
一、 陶寺文化物质文明成就 / 195
二、 陶寺文化物质文明特征 / 196
第二节 陶寺文化精神文明成就及其特征 / 197
一、 陶寺文化精神文明成就 / 197
二、 陶寺文化精神文明特征 / 202
第三节 陶寺文化制度文明成就及特征 / 203
一、 陶寺文化制度文明成就 / 203
二、 陶寺文化制度文明特征 / 212
第四节 陶寺文明对中国文明的贡献 / 213
注 释 …… 215
后 记 ……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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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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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五千年中华文明”之说自被提出以来，始终面临着科学的审视。寻找切实可信的中华文明之源，成为数代学人的情结和使命。它不仅是我国学者潜心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国际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研究领域。这一问题的解答，关系中华民族历史的展示与构建、文化自信的建立与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等一系列问题。
2001年，国家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集结了包括考古学、历史学和自然科学各大学科在内的20多个学科、60多个单位的400多位专家学者的力量进行攻关。该项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距今5 500 ～ 3 500年间最能反映社会发展状况和权力强化程度的浙江良渚、山西陶寺、陕西石峁和河南二里头4个都邑性遗址以及黄河、长江和辽河流域的中心性遗址作为工作重点，开展大规模考古发掘和周围地区聚落分布调查，获取方方面面的信息，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进行研究。
经过20年的不懈工作，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显著：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所言非虚：距今万年奠基，八千年起源，六千年加速，五千多年进入（文明社会），四千三百年中原崛起，四千年王朝建立，三千年王权巩固，两千两百年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多元融合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源泉，开放包容、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动力，文化软实力是增强中华文明创造力和影响力的保障。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与世界其他三大原生文明基本同步，辉煌的文明成就毫不逊色。它是世界四大文明中唯一延绵至今、未曾中断的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
尤为可贵的是，该工程提出了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做出了原创性贡献。关于文明的定义及相关概念，国内外学术界存在诸多分歧。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提出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这一阶段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形成了阶级、王权和国家。我们提出“文明起源”与“文明形成”两个概念，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者是文明社会孕育和产生的不同阶段，先有文明因素量的积累，后有社会质的变化。国家的出现是文明形成的标志。关于进入文明社会的认定标准，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冲破“文明三要素”（文字、冶金术和城市）的桎梏，提出了新的观点：即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这一新的标准不仅基于中国考古学的大量发现与丰富例证，将国际社会对中国文明仅有3 300年的认知局限扩展至5 000多年，而且也适用于国际上的其他原生文明。
这一工程出版成果丰硕，如《中华文明探源》《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文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集萃》等让我们对中华文明形成的时间、脉络和特点的认识逐渐清晰。在考古学家孜孜不倦地攻克史前难题时，有必要组织一套面向社会大众的，能够全面反映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关键时期的文明丛书，既是对考古资料的一种梳理，也是成果的及时公布和转化。故而，我们选取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八个考古学文化或典型遗址，即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凌家滩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和陶寺遗址，以期生动、立体地展现各文化的特质，介绍考古工作的特殊性和趣味性。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是我国入选世界遗产的第一处史前文化遗址。作为中国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的一个区域性早期国家的权力与信仰中心，良渚古城遗址以其时间早、成就高、内容丰富而展现出长江流域对中华文明起源阶段“多元一体”特征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城市考古遗址的空缺，为中国5 000年的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其向心式三重结构的空间形制与湿地营城技术展示了世所罕见的极高成就，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堪称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
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后，我们对五千年前后的文明进程关键时期的局面，更有必要在更大的时空维度中做一介绍，阐释“满天星斗”，表现中国文明形成的“多元一体”的历史趋势。良渚博物院站位高远，不局限于一时一地，跳出长江下游从整个中国的视角来看待早期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大问题，依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卓有成效的工作成果，在2020年底提议组织一套早期文明比较丛书，次年春经多次讨论后正式启动。该丛书将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踏入初期文明阶段的几个主要考古学文化纳入主题，从整个中国的大视野来看待良渚文明的起源和发展问题，这不仅是对良渚文化考古研究的再次深入，对于早期文明起源的探索也必然会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本丛书一套8册，包括《良渚：中华文明之光》《红山：中国文化的直根系》《凌家滩：中华文明的先锋》《陶寺：中国文明核心形成的起点》等，均由相应遗址的考古领队或研究学者执笔撰写，具有很好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不可回避的是，由于组稿和编撰的时间较短，各位作者白天奔波于田野一线，晚上整理资料后还要埋首各自图书的撰写，涉及大量资料的梳理和系统思考，难免不够全面和完备。尽管整体上看丛书体例统一，但也存在一些小问题，实属遗憾……然而，瑕不掩瑜，抛砖引玉亦可！
我们希冀这套丛书可以依托各地丰富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开展良渚文明与中国各地大体同时期的区域文明的比较研究，展现中国各地区文明起源、形成的路径和特点，以使读者更好地感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和其中蕴含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增强对中华文明的认知和认同，为增强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
中国考古学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二〇二二年九月
弁 言
2019年7月6日中国浙江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不仅是中国再次向世界正式宣告“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而且还得到了世界的公认。这对于中国文明研究在世界舞台上的闪亮屹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让世界主流的认识确认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生生不息的历史史实。
经过中国考古学家半个多世纪的艰辛努力，中国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五千多年瓜瓞绵绵的中华文明走过了多元一体化的道路。从距今5300年前后开始，长江流域、黄河流域、西辽河流域纷纷开启各自的文明化进程，形成多个文明起源中心，呈现出“满天星斗”状态的多元文明中心格局。距今4300年前后，随着长江流域和西辽河流域文明起源中心的衰落，黄河中游地区的文明中心异军突起，先进文明因素向中原汇聚并在此熔炼，呈现出“月明星稀”的一体化态势，形成了“重瓣花朵”的“花心”部分，中国文明核心开始形成，中国文明最核心的一些特征基因开始稳定。如果将中华文明比喻为一株参天大树，各地的文明起源中心便犹如几大根系，向上生长，并在中原地区形成大树的主干，经过四千多年的不断生长，成为今天中国文明的欣欣向荣、硕大的树冠。
若将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史当作一个整体看，可称之为中华文明。陶寺遗址作为中华文明核心形成开始的关键节点，明确诞生了“地中之都，中土之国”的“中国”最初概念，距今4300年之后的中华文明主干，可称之为“中国文明”。也就是说，中华文明是东亚大陆多元文明不断熔炼的结晶，其中无疑包括中国文明；中国文明则不是中华文明的全部。正是本着上述理论认识，我著本书以展示陶寺遗址以及陶寺文化如何成为中国文明核心形成的起点。
说到文明，从近代到今天，不同阶段、不同学者、不同学术流派有着不同的定义。虽说文明的定义五花八门，但是最重要的观点其实也就三大类。一类是人类文化的进步达到了一种“高等级的生活方式”，相对来说“脱离了野蛮和原始”阶段，便可称之为“文明”。一类是注重人类的科学技术的进步，也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相对来说“脱离了野蛮和原始”阶段，便可称之为“文明”。前两类观点，缺乏明确的文明“门槛”，导致文明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不甚清晰。还有一类，也是比较主流的观点，看重文明的社会组织发展的高度，即认为文明是国家社会的文化，所以判断文明有着明确的门槛—国家。
尽管从考古角度判断早期国家社会存在许多问题与争论，但是，毕竟“国家”还是可以作为明确的文明“门槛”的，因而从理论上说，国家作为“文明诞生”的标志得到了多数学者的遵从。我个人也认同这样的定义。
既然文明是国家社会的文化，那么文明的内涵是什么？以往学界曾经流行的用于判断文明社会的“文明要素”，如城市、文字、金属器等都可以作为文明的内涵，但绝非全部。如果我们将文明定义为国家社会的文化，那么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政治制度文化便对应着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所以，我们认为文明的内涵，不仅是指城市、文字、金属器等具体的文明要素，更是指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三大类。
中国夏商周三代文明之前的史前（Prehistoric）文明，极度缺乏文字记载，即便是夏商周三代文明，相关的文献记载也不算丰富，可算作原史阶段（Proto-historic）。不论是史前还是原史时期的文明史，都主要依赖考古进行探索。
准此，研究陶寺文明也是以考古探索为最根本的手段。因此，本书主要介绍陶寺遗址考古发现的重要收获，力图揭示陶寺文明的国家社会性质，然后总结其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的成就与特质，从而分析陶寺文明作为中国文明核心形成起点的地位与作用。
以良渚文明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史前第一波高潮始于距今5300年，止于距今4300年。以陶寺文明为代表的中国文明核心的形成始于距今4300年前后，形成中华文明史前第二波高潮。陶寺文明的出现，则处于第一波浪潮退潮、第二波浪潮涌起的潮头，其背后大的文明史发展背景、中国史前文化兴衰的格局变化，都有助于理解陶寺文明在中原地区的形成。
与良渚遗址和良渚文明不同的是，陶寺遗址在文献上有明确的“尧都平阳”之说。长期以来，学界便存在认为陶寺遗址为“尧都平阳”的观点。我们在回答了陶寺遗址为国家文明的人类学考古问题之后，便必须回答“尧都平阳”这一历史考古学的问题。而回答历史考古学问题的方法论，应当是考古学、文献学、人类学证据链有机地拧成一根证据链绳，每个证据链或许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与局限，每个单独的证据可能存在不同的解释、质疑，甚至反证，但是，一旦有机地拧成一根证据链绳，便会形成一股“合力”—同一个指向性—指向历史的素地。因此，本书试图运用考古学、文献学、人类学证据链绳方法，来阐述陶寺遗址为文献所谓的“尧舜之都”，向世人展示“何以尧舜立中国”。
后 记
良渚博物院的夏勇先生约我为《中国早期文明论丛》系列写一本有关陶寺文明的书，我其实明白他们编纂这套丛书的主要目的是更好地从比较的视野来更透彻地认识良渚文明。陶寺遗址的年代恰好比良渚文化晚，如果说比较，陶寺文化与良渚文化在时间与空间上均缺乏直接的联系。虽然，陶寺文化的厨刀、玉璧、玉琮看似与良渚文化的“破土器”、玉璧、玉琮有着某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尽管苏秉琦先生力主陶寺的厨刀要到良渚文化的“破土器”中找原型，不无道理，但是，我始终认为，陶寺文明与良渚文明虽不至于“关公战秦琼”，但毕竟差着“辈分”，二者恐怕没有直接的关联。即便如此，良渚文化与陶寺文化都处在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的“大网络”里，从文明形态、经济基础、精神文化、政治体制以及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贡献等诸多方面，就良渚文明与陶寺文明进行比较分析，还是很有意义的。我想，这很可能正是良渚博物院《中国早期文明论丛》系列将陶寺文明纳入进来的初衷。
我本人从事陶寺遗址考古与研究二十年，但对良渚文化与文明的认识与研究十分有限，进行良渚文明与陶寺文明的比较研究，超出了我的学术能力，然而对陶寺遗址、陶寺文化、陶寺文明的考古研究，还是有一定的深度。这二十年来，我发表了一系列有关陶寺文明研究的论文，散见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正好趁此机会，将我这些年来有关陶寺遗址与文明研究的成果系统梳理与编纂一下，补充一些近年来我的新认识或新观点，著成此书，名曰《陶寺：中国文明核心形成的起点》，使读者对陶寺遗址、陶寺文化与文明，有一个比较系统和全面的了解，免去读者四处搜索文章的麻烦，若有兴趣，自己再进一步去做良渚文明与陶寺文明的对比分析研究。
在此我需要申明一下，中华文明与中国文明是两个有关系却又存在区别的概念。中国文明是指“中国”概念诞生之后、中华文明的核心也就是中国文明核心形成之后的文明。中华文明则不仅包括中国文明，还包括“前中国”时代的文明。我认为，良渚文明显然属于“前中国”时代的中华文明。所以，陶寺是中国文明核心形成的起点，而非中华文明的起点，良渚文明要早于陶寺文明。或许我的观点并不能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同，但这是我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考古资料，以及对中华文明与中国文明理论概念所作出的分析与阐述，留待将来去考验吧。
感谢良渚博物院给我的压力与动力，给我一个发表本书的机会！否则，本书的完成与发表还不知要拖到何年何月。
陶寺遗址的考古研究是以考古发掘为基础的，虽然研究的学术观点是我的，但是考古工作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全体新老队员、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现改称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合作兄弟们共同辛勤工作的结晶，更得益于考古所历任主要领导如刘庆柱、王巍、陈星灿等所长对陶寺遗址持续发掘与研究的全方位鼎力支持。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恩师李伯谦先生虽然不主攻陶寺研究，但是持续关注我们在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新发现与研究新进展，他曾多次亲临陶寺发掘现场考察，或参加陶寺遗址学术研讨会，对陶寺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工作常有研讨和点拨，在此特别向李老师表示衷心感谢！
最后还要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编辑们，为编辑此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何 努
于通州广通不舍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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