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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 作者余光中因一首《乡愁》为大陆读者所熟知，其散文创作同样具有很大影响力，被誉为“文坛璀璨的五彩笔”、“当代散文八大家”之一，在大陆、香港和台湾都拥有较大读者群。
2. 从大陆到港台，从中国到欧美，余光中的一生都在漂泊，却认定大陆永远是自己的母亲，他的文字时刻都能引起游子的共鸣。
3. 作者学贯中西，是永远的华语文学大师，他的散文写尽一代人的乡愁、记忆与青春，传递跨越半个世纪的纯粹与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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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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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著名作家余光中的名篇合辑，精选了作者多篇经典散文作品，如《思台北，念台北》《凭一张地图》等。本书以“故乡”与“旅行”为主题，包括乡愁记忆、游记见闻等内容。书中有壮阔铿锵的大手笔，有细腻柔绵的小写意，还有深沉真挚的情感和思考，以及深厚的人文情怀。读者阅读此书可以进一步了解作者的内心，感受大师丰富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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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余光中（1928—2017）
文学家、诗人、学者、翻译家。
生于江苏南京，祖籍福建永春。曾任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
一生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的创作，在华语世界影响深远，其作品被广泛收录于语文课本中。
代表作品有《白玉苦瓜》《乡愁》《听听那冷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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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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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乡愁绵绵，莫问归期
万里长城
思台北，念台北
从母亲到外遇
思蜀
新大陆，旧大陆
第二章 故国千里，乡关何处
山盟
沙田山居
关山无月
水乡招魂——记汨罗江现场祭屈
片瓦渡海
清明七日行
故国神游
第三章 彼岸风景，诗意远方
石城之行
南半球的冬天
从西岸到东岸——第四度旅美追记
凭一张地图
海缘
山国雪乡
红与黑——巴塞隆纳看斗牛
第四章 万物可期，人间值得
地图
听听那冷雨
尺素寸心
娓娓与喋喋
粉丝与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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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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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陆，旧大陆》
1
自从一九四九年七月的一个夏日，我在厦门的码头随母亲登上去香港的轮船，此生就注定了半世纪之久不再见大陆。当时年少，更非先知，怎料得到这一走，早年的大陆岁月就划然终止了。怎料得到，抗战的长魇也不过八年 就还乡了，而这次流离，竟然“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怎料得到，当时回顾船尾，落到茫茫的水平线后的，不仅是一屿鼓浪，而是厚载一切的神州。更未料到，从此载我荫我，像诺亚方舟的，是一座灵山仙岛。
但是不幸中隐藏着幸运，当日那黑发少年已经二十一岁了，汉魂已深，唐命已牢，任你如何“去中国化”都摇撼不了。所以日后记忆之库藏，不，乡思之矿产，可以一凿再凿，采之不尽。丹田自有一个小千世界（microcosm），齐备于我。如果当时我还是一个十三四岁甚或更小的孩童，则耿耿乡心，积薄蕴浅，日后怎么禁得起弥天的欧风美雨？
在妈祖庇佑的蓬莱米岛上一住八年，从台大的插班生变成师大的讲师，从文艺青年变成文坛新秀，从表兄变成男友、新郎然后是父亲，那时并不很怀念大陆，反觉得那一片空阔愈来愈陌生，那陌生的社会正取代了我熟悉的童年。
旧大陆的种种像因缘未了的前世，不续不断，藏在内脏的深处像内伤隐隐，隐隐未发。这么内耗兼偏安，到我三十岁那年，母亲死了，旧大陆似乎更远了。而几乎是同时，珊珊生了，她响亮的啼声似乎是一个新时代在叩门，铜环铿铿。也几乎是同时，新大陆在西半球召我。
2
三去美国，第一次读书，只留一年，后两次教书，各留两年。那时有志青年的正途正是留学，所谓镀金。我一年修得硕士，就迫不及待，匆匆回到岛上，只能算是镀银。我匆匆回来，为了还没有克服丧母之痛，为了丢不下还是新娘的妻子，而新生的女婴还没有抱够，甚至看清。
第一次旅美，我目眩于花旗帝国之新奇富丽，却心怀故国与故岛。
我的乡愁真正转深，在山河的阻隔之上，更与同胞、历史、文化绸缪难解，套牢成一个情意纠结，一个不肯收口的伤口，是在第二次旅美之后。文化充军、语言易境、昼夜颠倒、寒暑悬殊，使我在失去大陆之后更失去孤岛，陷于双重的流离。唯一能依靠甚至主宰的，只剩下中文了。只剩下中文永不缴械，可仗以自卫、驱魔、召魂。
美国的经验似乎是陌生的，但是又不尽然。我出身于外文系，对西方后来居上的第一强国当然不无了解，更不无向往。那时我们读的英文其实是美语，对当代西方生活的印象也大半来自好莱坞。不过我在去美国之前早已读过不少美国文学，甚至为台北与香港的美国新闻处译过五十多首美国诗，而我最早出版的两本中译小说：《老人和大海》《梵谷传》 ，也都是美国作家所写。
第二次去美国，教书的负担不算很重，而待遇又不薄，更值壮年，体能正当巅峰，自信臻于饱满。为了认识新大陆，做一个真正的现代人，我决定学驾驶，并且用三分之一的年薪买了一辆新车。从此美国之大，高速路之长，东岸与西岸之远，都可以应召而来，绕着我的方向盘旋转。我似乎驰入了惠特曼豪放的新史诗里，一目十行，纵览美利坚魁伟的体魄，汇入了第一世界的荡荡主流。
那当然只是方向盘后最初的幻觉。从大西洋浒到太平洋岸，四轮无阻，纵然踹遍了二十四州，也不过是被吸入了美利坚抖擞的节奏，随俗流转。高速的康庄大道无远弗届，但没有一条能接到长安。时速七十英里 ，纵使将芝城旋成急转的陀螺，也无法抖落岁月的寂寞。四轮之上的逍遥游，不过是一场睁眼的梦游。那几年，尤其当家人尚未越洋去相会，这一缕郁郁的汉魂，深切体认了寂寞的意义：绝对的自由，彻底的寂寞。第三次再去火鸡帝国，不但寂寞，而且孤高。命运把我的棋子下在西部的首都，城高一英里的丹佛，所谓Mile-High City 。不过这一次我不再逍遥梦游了，只孤悬在落矶峰群 的山影里，两年悠悠的岁月像一程延长的重九登高，但用以辟邪的不是茱萸和菊酒，而是，你再也想不到吧，西部的民谣、乡村歌曲、灵歌、蓝调、摇滚乐。
其实也不是辟邪，而是抵抗寂寞。第一次赴美，我修读的是现代艺术，但认真聆听的是古典音乐，从拉摩听到拉罗，从格希文听到拉赫曼尼诺夫， 其实大半都不算美国音乐，而现代艺术的大师也轮不到美国人。我只是站在美国的窗口，遥窥欧洲罢了。
第二次旅美那两年，正当四披头席卷西方，狄伦也崛起于美国， 我却仍奉古典音乐的正统，浑不知美国青年侧耳倾心的是另一种节奏，和众而又曲高。第三次才轮到我，一个迟到的周郎，来侧耳听赏。于是从却克·贝瑞到艾丽莎·富兰克林，从琼·拜丝到玖妮·米巧，从汉克·威廉姆斯到唐诺文到亚尔伯乐，我买了近百张的此类唱片。 至于四披头的唱片，包括那张封套对折的《花椒军曹寂寞芳心俱乐部乐队》 ，我更是搜罗齐全。美国知识青年厌弃正统的美国生活格调，有意“去美国化”，而且拔去“黄蜂”（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 ）的毒刺，所发展出来的嬉皮文化甚至反文化，要在这些江湖乐手的琴音歌韵里才能领会。
这种通俗而不庸俗的江湖风格，对我颇有启发，令我认真思考，摇滚乐何以热而现代诗何以冷，并且领悟，曲高未必和寡，深入不妨浅出。一九七一年我回到台湾，一气呵成的那几首民谣风的短歌：《乡愁》《乡愁四韵》《民歌》《民歌手》，后来果然入乐成曲，汇成了民歌运动，助长了校园歌曲，都是由美国黄蜂社会的此一另类文化所触发、转化而来。
3
第三次旅美后回到台湾，此生的“美国时代”就结束了。后来虽然又多次访美，但内心的波动已远不如前，自知新大陆的缘分已尽。一九七四年举家迁去香港，本以为可以近窥大陆，多了解一点日渐陌生的母亲，却没有想到，从此竟开启了去欧洲之门，得以亲近另一个旧大陆，西方的大陆。原本要用香港做北望的看台，不期更进一步，竟找到了西游的跳板。
第一次去英国，是从纽约起飞，伦敦入境的。这样的行程正象征倒溯的怀古。其实当初我去新大陆，也是从西雅图入境，然后是中西部，最后才是东岸。就怀古之旅而言，那渐入渐深的心情真可谓倒啖甘蔗。
美国东岸的地名，以“新”开头的不少，大家习以为常，恐怕很多人都不知道原名是指何处了。纽约人里有多少说得出“约克”在哪里呢？换了是纽罕布什尔、纽泽西， 恐怕也一样。我住惯了美国中西部，初去新英格兰，就处处觉得古旧。在那一带驾车，加油站的工人竟然对我说：Yes，governor ！这“化石口语”据说在今日的英国仍然通用，当时我却受宠若惊，幻觉是走进了旧小说里，听人称我一声“官人”。
这种古腔英国人也会带来东方。香港的“收银处”，中文已经古色古香了，但其旁的shroff 就更加冷僻，连在大字典里都查不到，美国人当然更不认得。
到了伦敦，才会觉得美国有多新，多大，多嚣张。英国的计程车是端庄的方轩，司机更像稳健的老绅士，谈吐斯文。泰晤士河边的国会大厦堂皇而不失庄重，那不倒翁的大笨钟阅世太深，钟面上却看不出多少感慨。只有朱红色的双层巴士满街游行，为迟暮而矜持的帝国古都带来童话的稚气。唐宁街十号该是全世界最不起眼的首相府了，跟白金汉宫的排场怎么相比？英国官署所在的White Hall 似乎迄无定译，不知该叫白厅、白堂或白衙。没有人不知道华府有个白宫，但敢说很少人知道伦敦有个白衙。
中文把美国的总统府译成“白宫”，歪打正着，恰中洋鸡的下怀。美国人尽管标榜民主，潜意识深处仍以帝国自命，但是总不好意思在波多马克河岸建一座皇宫，也不便在落矶山上盖一座古堡。其实，他们把甘乃迪与贾桂林是当做金童玉女的帝后来移情的。
不过英国毕竟不算正宗的欧洲。直到一九七八年，我五十岁时，走在香热里榭 的街头，甚至登临凯旋门上，才真有实践欧土的感觉。如果伦敦是美国人的阁楼，藏着祖父的日记，巴黎就是欧洲人的阳台，可览邻居的花园。巴黎的成功在于包容拔萃，说它是欧洲首府也许还有争议，但是当欧洲的艺都应该同然。梵谷、毕卡索、夏高、莫地里安尼、史特拉文斯基从各国蜂拥来朝圣，肖邦、王尔德、邓肯、布朗库西殊途同归，都来此安息。 欧洲之子爱伦坡没有死在巴黎，太可惜了，幸好他终于复活在法国。
凡坐船进纽约港的人，都会仰见矗立的自由女神，一手握着法典，一手高举着火炬，欢迎前来投奔的移民。那景象太有名了，简直成了美国的店招，却是法国人送给美国人的，设计人也是法国雕塑家巴尔托地 。这是法国精神启发美国的最显赫地标，但其光芒却遮蔽了同一造型的雕塑，许多游客竟然不知道还另有一座，具体而微，竖立在塞纳河上，格禾纳尔桥 畔的一个岛上，正是美国人所回赠。
从初践欧土迄今，我去过的欧洲国家已有十七，约为我周游列国之半；加起来旅欧的时间只有六个月，但启发颇多。于此十七国中，所见当然有深有浅，浅的像卢森堡，只有一夕，他如丹麦与匈牙利，各仅两晚；至于意大利，只到了科摩与米兰，是从瑞士入境，当晚就回露加诺了。
比较深的是西欧的大国，依次是英、法、德、西。我在这四个国家都开过车，也搭过火车。在英国与德国且开过长途；尤其是在德国，从北到南，自波罗的海畔一直到波定湖 边，纵贯了日耳曼的全长，不但路况完美，秩序井然，而且高速无限，真不愧飙车的“乌托邦”（Autobahn）。德国人在我所见的欧洲人中，是最爱整洁、最守秩序、最为勤奋的民族，一大清早日耳曼人就浩浩荡荡，在街上健步来去了。西班牙人正相反，不但早上人少，而且午休很长，晚餐要拖到九点以后，生活节奏一贯的悠悠缓缓，只有斗牛和跳佛拉曼戈 时才使出劲来。
南欧与北欧之分，全凭阿尔卑斯山系，再加上比利牛斯一脉吧。瑞士恰在分水脊上，南下的火车入隧道之前，轮踩的还是德语地区，一出隧道，咦，怎么竟闯进意大利语区了呢？德国跟西班牙的对照，也正是北欧与南欧，新教与旧教，矜持与朗爽，日耳曼子音切磋与拉丁文母音圆融的互异。至于法国，则介乎其间，难以归属南北，只能视为西欧。英国更其如此，还带一点偏北。
相对于西欧，东欧从哪里开始呢？德国以东应该就算东欧了，不但由于地理方位，更因波兰、捷克、匈牙利与巴尔干各国多用斯拉夫语，对西欧说来显已非我族类了。我去欧洲二十多年间，前半期多游西欧，后半期也去了东欧，包括匈牙利与捷克，而波兰与俄罗斯甚至各游了两次，对这些国家认识更深。
九十年代初，匈牙利开而不放，观光条件仍差，服务态度生硬而冷漠，但是多瑙河中分的布达佩斯却难掩国色，临流自鉴，明艳十分动人。一条斜行的大街以阿提拉（Atilla）命名，而匈牙利人姓在名前，也令我感到惊喜。至于布拉格，早已敞向西欧甚至全世界了，没有旅客会不喜欢。年轻俊美的海关官员竟然会和旅客开玩笑，反比美国的海关可亲。
在布拉格拥挤的地铁车厢里，一位小学生竟然让座给我。这种礼貌在“自由世界”也很罕见。华沙的街头，汽车也非常有礼，常常慢下来，甚至停下来，让行人过街。莫斯科的麦当劳速食店根本不播音乐，街边确有乞丐，但那些老妪的衣衫都朴素而整洁，只静静坐着，脚边放着空盘，并不追缠游客。满街都是纤修高挑的丽人，轻灵的步态似乎踏着天鹅湖而来，至于小孩子，几乎找不到一个不好看的。
在圣彼得堡，一位俄国教授请我们去他家做客。狭窄的客厅里临时搭起一张餐桌，主客六人必须在迫挤的沙发、书架与钢琴之间绕道而过。那是二〇〇〇年初夏，俄国正苦于粮荒，许多人都被迫上山去采菇充饥了，主人却罄其所有，做了美味的肥菇与鱼汤飨客，我们嚼着、咽着，感动而又不安。想到普希金与托尔斯泰的子孙还有人正蹲在街角行乞，我几度要掉下泪来。
二次大战以后，英语与美国文化逐渐风行；所谓英语，其实是美语，这方面的全球化早已开始了。五十年来，台湾接受西方的影响，主要以美国为门户，其实美国文化只是西方文化的下游。我去欧洲，乃是溯其上源，正如爱伦坡所喟叹的：“回到希腊不再的光彩，和罗马已逝的盛况。”然而迄今我始终无缘去两地：原本计划好的亚波罗神庙 之旅，和威尼斯海上之行，先是阻于波斯湾的交兵，继又挫于南斯拉夫的内战。
4
另一个旧大陆，近十年来却不断召我回去，不是回希腊与罗马，而是回去汉唐。我曾戏言：“欧洲是外遇”，然则回到自己的旧大陆，该是探亲，不，省亲了。
自从一九九二年接受北京社科院的邀请初回大陆以来，我已经回去过十五次了，近三年来尤其频密。例如南京，我的出生地，也是我读过小学、中学、大学的古城，三年内我就回去了四次，最近的一次是今年五月，去参加母校南京大学的百年校庆。像我这样在两岸三校（南大、厦大、台大）都是校友的人，恐怕很少了。这样的“圣三位一体”隐喻了我身逢战乱的少年沧桑，滋味本来是苦涩的，不料老来古币忽然变成现金，竟然平添出许多温馨的缘分。在南大校庆的演讲会上，我追述这一程夙缘，把“挤挤一堂”的热切听众称为“我隔代又隔代的学弟学妹”，赢得历久不歇的掌声。
十年来我去过的省份，如吉林、辽宁、黑龙江、湖南、山东、广西，都是第一次去；而访问的名城，如北京、苏州、武汉、广州，小时候也无缘一游。听众和记者常问我回乡有什么感触，我答不出来，只觉得纷沓的记忆像快速的倒带，不知道该在哪里停格，只知道有一样东西咽不下去又吐不出来，像苦涩的喉核，那深刻而盘踞的情结，已根深蒂固，要动大手术才铲除得掉，岂肯轻易被记者或听众挖出。若是母亲能复活，而我又回到二十一岁，那我就会滔滔不绝，向她吐一个痛快。
我的祖籍福建永春，迄今尚未能回去，每次到厦门，都为行程所限，只能向北遥念那一片连绵的铁甲山水，也是承尧叔父的画境。中学时代整整住了七年的四川小镇，江北县悦来场，是我记忆的藏宝图中一个不灭的坐标，也是我近作长文《思蜀》的焦点。我在心底珍藏着它的景象，因为它是我初识造化的样品，见证巴山蜀水原来就如此，也见证一盏桐油灯映照的母子之情。真希望晚年还有缘回去一吊。
至于常州漕桥，我的母籍兼妻乡，也是我江南记忆的依托，今年四月五日倒是回去了一趟。那天正好是清明节，我存 和我随众多表亲与更繁的后辈，去镇外的葬场扫墓。只见好多位舅舅的葬处，墓简碑新，显系“文革”期间从他处匆匆迁来，也就因简就陋了。小运河仍然在流着，水色幸而不浊，流势也还顺畅，远远看得见下游那座斑剥的石桥，小时候那句童谣“摇摇摇，摇到外婆桥”似乎还缭绕在桥栏杆上。此外，一切都随波逝去了，只留下河边的一大片菜花田，盛开着那样恣肆的黄艳，像是江南不朽的早春，对忙于加班的蜂群提醒：“有些东西永远是不会忘记的。”
乡愁真的能解吗？恐怕未必。故乡纵能回去，时光不可倒流。山河或许长在，但亲人和友人不能点穴或冷冻，五十年不变地等你回去，何况回头的你早已不是离乡的你了。何况即便是山河本身，也难保不变形变色？洞庭不是消瘦了么，湘夫人将安托呢？再迟去一步，三峡就不再是古迹的回廊了。
所以乡愁不全在地理，还有时间的因素，其间更绸缪着历史与文化。同乡会该是乡愁最低的层次；高层次的乡愁该是从小我的这头升华到大我的彼端。七年前我在吉林作协的欢迎会上，追述自己小时候从未去过东北，但老来听人唱“长城外面是故乡”，仍然会震撼肝肠，因为那歌声已深入肺腑；说着，竟忍不住流下泪来。未来如果有人被放逐去外星，回望地球该也会落泪，那便是宇宙的乡愁了。
韦庄词说：“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难道老了再还乡就不会断肠吗？李清照词却可以代我回答：“春归秣陵树，人老建康城。”就算春色不变，而归人已老，回乡的沧桑感比起去国的悲怅，又如何呢？
孩时的旧大陆早已消逝，只堪在吾心深处去寻找。我回到生我育我的南京，但父母和同学都已不在，也没有马车辘辘，蹄声铿铿，驶在中山路旁。秣陵树当然还荫在两侧，都是刘纪文市长开路时栽植的法国梧桐，但是树犹如此，还认得当时爱坐在马车夫旁座的少年吗？
不，旧大陆我已经回不去了，迎我的是一个新大陆，一个比美国古老得多同时比美洲更新的大陆。高速公路从上海直达南京与北京，鲜明的绿底白字，说，左转是杭州，右转是无锡。以前是我在美国，用一本中国地图来疗乡愁，现在，是我在新建的沪宁高速公路上，把那张地图摊成廿一世纪明媚的江南水乡。想不到，六十年代在北美洲大平原上的逍遥游，一转眼竟能跳接到姑苏与江宁之间，通向吴越的战场，六朝的古迹。
是啊，我回去的是这样一个新大陆：一个新兴的民族要在秦砖汉瓦、金缕玉衣、长城运河的背景上，建设一个崭新的世纪。这民族能屈能伸，只要能伸，就能够发挥其天才，抖擞其志气，创出令世界刮目的气象来。
二〇〇二年六月于高雄
《片瓦渡海》
1
从江北国际机场出来，天已经黑下来了。毕竟是大陆性气候，正在寒露与霜降之间，夜凉侵肘，告诉远客，北回归线的余炎早抛在背后了。明蓉把我们接上工商大学的校车，平直宽坦的高速公路把我们迎去南岸。路灯高而且密，灯光织成繁华的气氛。不过长途的终点若是一个陌生的城市，而抵达时又已天黑，就会有梦幻之感，感到有点恍惚不安。
说重庆是一个“陌生”城市，未免可笑。少年时代我在这一带足足住过七年，怎么形容也绝非陌生；但毕竟是六十年前的事情，沧桑之余，无论如何也绝非“熟悉”了。车向南行，渐浓的夜色中，明蓉指着对江的一簇簇摩天楼说：“那边正是重庆，你还认得出吗？”我怎么认得出呢？成簇成丛的蜃楼水市，千门万户，几乎都在五十层以上。六十年不见，重庆不但长大了，而且长高了那么多，而且灯火那么热闹，反而年轻起来。不但我不敢认他，他，只怕更不认我了吧？
第二天一早，王崇举校长就来翠林宾馆，陪我们夫妻在校园散步。校园很广，散布在斜向江岸的山坡上，高楼丛树，随坡势上下错落，回旋掩映，所以散步就是爬山。秋雨霏霏，王校长和我共伞，一面指点着寒林深涧，有山泉泠泠流来，穿石桥更往下注。他又带我们和徐学转上一条很陡的山径，青板石阶盘旋南去，没入蔽天林荫。他说这条路叫做“渝黔古道”，工商大学的校园正是起点。我们仰望一径通幽，怀古未已，王校长又带我们曲折下山，来到一个井旁。那是一口开敞的古井，宽约四尺见方，水面一片虚明。王校长说这是传说已久的仙泉，饮之可除百病，而且不论雨旱，总是水量饱满。我立刻用瓢舀了仙水，浅尝了一口，顿觉清甘入喉，又喂了我存一口。这才注意到附近的瓶瓶罐罐，散置了一地，村民或用手提，或用车推，几乎不绝于途。黄老之治的校长在一旁顾而乐之，有福与民共享。
两岸交流以来，这是我第三次访蜀，却是第一次访渝。承蒙蜀人厚爱，每一次待我都像游子还乡，媒体报导都洋溢乡情。这一次回重庆，前后七天，演讲三次，前两次在工商大学与教育学院，依次是“中文不朽——面对全球化的母语”“诗与音乐”。第三讲在三峡博物馆，题为“旅行与文化”。此外，工商大学更为我安排了紧凑的日程，先后带我去了朝天门、瓷器口、悦来镇、大足石刻博物馆、江碧波画室、重庆艺术学院。
2
凡是未登朝天门北望的人，都不能自称到过重庆。因为这是水陆重庆的看台，巴蜀向世界敞开的大门。有人不免会想到三峡，不过三峡长胜于宽，历史与传说回音不断，就像河西走廊一样，与其说是大门，不如说是长廊。
门谓朝天，据说是明初戴鼎建城，依九宫八卦之数置门十七之多：朝天门在重庆半岛尖端，面向帝都金陵，百官迎接御史，就在此门。
细雨洒面，烟波浩渺，嘉陵江从西来，就在广场的脚下汇入了长江的主流，共同滚滚北去，较清的一股是嘉陵之水，主流则呈现黄褐。江面颇宽，合流处更形空阔。俯临在水域上空，重庆、江北、南岸，鼎立而三，矗起的立体建筑，遥遥相望，加上层楼背后的山影叠翠，神工之雄伟，人力之壮丽，那气象，该是西南第一。
倚立在螺旋形栏杆旁边，我有“就位”之感。此刻我站的位置，正是少年时代回忆的焦点，因为两条大河在此合流，把焦点对准了。人云回乡可解乡愁，其实未必。时代变得太快，沧桑密度加深。六十年前，在这码头随母亲登上招商局的轮船，一路顺流回去“下江”的，是一个十八岁的男孩，胜利还乡的喜悦，并不能抵偿离蜀的依依。那许多好同学啊，一出三峡，此生恐怕就无缘重见了。那时的重庆，尽管是战时的陪都，哪有今日的重庆这么高俊、挺拔？朝天门简陋的陡坡上，熙熙攘攘，大呼小叫的，多是黝黑瘦小的挑夫、在滑竿重负下喘息的轿夫、背行李提包袱的乡人，或是蹲在长凳上抽旱烟的老人。因为抗战苦啊蜀道更难，我这羞怯的乡下孩子进一趟城是天大的事，步行加上骑小川马，至少一整个下午；而坐小火轮顺嘉陵江南下，一路摇摇摆摆，马达声虐耳扑扑不停，也得耗两个钟头。那时候，泡茶馆是小市民主要的消遣；加一包花生、瓜子或蚕豆，就可以围着四方小桌或躺在竹睡椅上，逍遥半个夏日，或打瞌睡，或看旧小说与帝俄小说的译本，或看晚报，或与三两好友“摆龙门阵”。这一切比起今日的咖啡馆、火锅店，似乎太土太老旧了，但今日的重庆，新而又帅，高而又炫，却无门可通我的少年世界。
不过倚望着逝者如斯，不舍昼夜，我仍然有“归位”的快感。人造的世界虽剧变而难留，神辟的天地仍凿凿可以指认。脚下这两条洪流，长江远从漠漠的青藏高原，嘉陵江远从巍巍的秦岭，一路澎湃，排开千山万壁的阻碍，来这半岛的尖端会师，然后北上东去，去撞开三峡的窄门，浩荡向海。这千古不爽的约会，任何人力都休想阻挡。如果黄河是民族的父河，长江该是民族的母江，永不断奶，永远不可以断奶。江河是山岳派去朝海的使者，支流与溪川，扈从无数。嘉陵江簇拥着长江，是何等壮阔的气派，这气派，到下游汉水率百川来追随，我也曾在晴川阁上豪览。
我这一生，不是依江，便是傍海，与水世界有缘。生在南京，童年多在江南的泽国，脚印无非沿着京沪铁轨，广义说来，长江下游是我的摇篮、木马。抗战时期，日本人把我从下游赶来上游，中学六年就在这脚下茫茫的江水，嘉陵投怀于母水的三角地带，涛声盈耳地度过。战后回到石头城，又归位于浩荡的下游。所以我的早年岁月，总离不开这一条母河。至于其余岁月，不是香港，就是台湾，河短而海阔，一条水平线伴我，足足三十二年。
而今重上朝天门，白首回望，虽然水非前水，但是江仍故江，而望江的我，尽管饱经风霜，但世故的深处仍未泯，当年那“川娃儿”跃跃的童心。
3
那一片未泯的童心引我，在访渝的第五天，载欣载奔，终于回到悦来场。
毕竟是六十年前的事了，为了我能够顺利寻根，重庆工商大学的胡明蓉女士事先曾三度到北郊的悦来场，去探访我的母校与故居。时光的迷雾岂能一拨就开？苏武回头不过十九年，陆游再遇也仅四十年，而过了六十载呢，岂能奢求母校与故居依旧，痴痴地等一个少年回家。明蓉锲而不舍，旧址是找到了，但是屋舍都已经拆了改建，连老树也未能逃过斧锯。所幸长寿的人还留下一些，犹可见证我劫后归来的幼稚前身。
最后，她给了我一张“清单”，上面的十五个人名分成四类，计有青年会中学的同班同学两人，校友十人，童年玩伴两人，校工一人，每人名后还注明现况与电话号码。她还说，名单上的人大半会来迎接，住得远的会有的士接送。
那一天阴雨顿歇，一行人乘了两辆车向北驶去。悦来场在重庆北方约四十公里，是渝北区所辖，现已改名悦来镇。到镇上已近中午，与区镇领导、媒体记者等有简短的会谈，接着便去看江边的码头。
浓绿的树荫下，石阶宽阔，顺着坡势斜落向江边。连日秋雨，阶石和草坡还没有收干，泥味和水气沆瀣一体，唤醒记忆深处蠢蠢的嗅觉。青苔满布在石砌的短栏上，阴郁一如当年。最难忘的是坡底滔滔的江水，一路迂回从秦中流来，到此江阔水盛，已成下游，流势却仍湍急，与我少年的脉搏呼应。
我在外这么多年，大陆的江湖由大变小，由深变浅，由清波变成浊流，最令回头的浪子伤心。黄河，你怎么瘦了呢？长江，你怎么浊了呢？最令我惘然的，是水运宪、李元洛带我在岳阳楼下坐小艇去君山，湖波浩淼，与天争地，那气象，仍然说得上“乾坤日夜浮”。千层的浪头起伏，汽艇快时，似乎犯了众怒，汹汹然都来船头拦阻，来船尾追逐。遗憾的是湖水一概混浊，实在对不起古来咏湖的名句。在外多年，我常对着地图，幻想思乡之渴可以豪饮洞庭。但眼前这不清的洪涛，岂能解渴？“浮光耀金，静影沉璧”的透澈，只能向《岳阳楼记》去奢求了吧。
所以近年在大陆水上行旅，偶见清波畅流，就特别赏心注目，甚至喜极泪下。去年端午在汨罗江边祭屈，见到水清流畅，觉得这样的江水还值得一投。此刻我回到嘉陵江边，发现流势仍旺，水色未浑，梦中的童话竟然未损，终于宽心一笑，向坡底的沙岸走去。水边铺石为台，就算是小码头了，但不见船来投靠，一如六十年前。只有三五妇人，对着江水在洗衣服，背后散置着五颜六色的塑胶桶或竹篓，令我想起当年粗衣陋桶，木杵捣捶的村姑。她们见一糟老头子，后面跟着一群领导和媒体，约略知道是怎么回事，再见有人照相，就纷纷要把大篓小桶之类清出现场。我大声说：“不要拿开，就是要照你们随便的样子，愈乱愈好！”大家笑了。我又对她们说：“我又不是外人，只是当年的‘下江人’。你们还没有出世，我就常来这江边了。我在悦来场山上的中学读书，家就在上游五里的清溪口。每星期回家一定要经过这里，不但在河里洗过脚，有时还在沙滩上小便呢。”她们哈哈大笑，我又补一句：“那时蹲在这里洗衣服的，大概是你们的祖母或者婆婆。”
终于大家让我独自面对江水，冥想过去悠悠的岁月。那时，我的父亲和母亲不但健在，甚至年轻。那时，我有许多小同学、小玩伴，食则同桌，睡则连床，上课时坐在同一条长板凳上，六十年后我还能说出十几个人的名字，甚至绰号。江水静静地流着，在我面前闪闪逝去的，是水光呢还是时光？对江的山色在眼前还是在梦里？水平线上是一排密实方正的巨岩，有三层楼高，更上面迤逦不断的是竹林连着竹林，翠影疏处掩映着灰瓦人家。河太阔了，听不出有无狗叫。一切浑茫的记忆，顿时对准了焦点。那时夜里，间歇的是犬吠，不断的是江声……忽然有人在坡顶叫喊，说我的同学们到了。
4
六十年不见的同学，也一直未曾通讯，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当年也无非乡下的孩子，村童村姑而已，男孩子不是惨绿少年，女孩子也不是闺秀少艾。就算是出自绅良人家，在当年的学风与战时的简朴之中，也不可能怎么矜持摆谱。温馨记忆里的小朋友，一回头，忽然都变了脸，改了相，成了名副其实的“老同学”，情何以堪。
说时迟，那时快，从镇口的牌坊下，四五十级的长板石阶斜斜垂落，放一道时光之梯下来，迎我上去。人群从牌坊下涌出，簇拥着八九个老人步下阶来，笑语喧阗，神情兴奋。明蓉立刻为我们“介绍”。老同学面面相觑，我的双手都来不及握。大家的表情，惊喜里有错愕，亲切中有陌生，忘我的天真之中又有些尴尬。岁月欺人，大家都老了，可堪一叹。不过都还健在，而且不怎么龙钟，也无须搀扶，又值得高兴。笑语稍稍退潮，我才大致分出一点头绪：女生来会的有四位，男生则有五位。不知怎的，她们似乎保养得好些，反应也较敏捷；他们就更显风霜，也许羞怯，也显得比较迟缓。
其中一位女生李义芳，远在酆都，本来不想长途坐车，幸好她孙女在课本上念过我的《乡愁》，不但鼓动祖母，而且一路陪同。另一位女生朱伯清，是我初中同班同学，更显得亲切，还说得出同班其他人的名字。除了笑时眯眼曳出鱼尾纹外，她脸上仍然白净无斑，可以想见当年的姣好。大家七嘴八舌，都忘情忆旧。返老还童，这一景跨世纪的重逢，引来满街的镇民围观，看时光的魔术如何变化。我拥着朱伯清的肩头，回头用川话向观众嚷道：
“你们晓不晓得，六十年前她们都是美女！”
大家一阵哄笑，又簇拥我们到一家茶馆里去坐定。十个初中同学，加起来近八百岁了，围住四方的木桌，用传统的盖碗冲浓郁的沱茶，气氛非常怀古。接着就上了一辆大车，开去上坡五里外的青中旧址。
说是旧址，因为当年从南京迁来的青年会中学早已撤走，后来校舍也拆了，不但人非，物也面目大变了。一行人踩着雨后泥湿的田埂，越过一丛又一丛竹林，来到旧址，面对着残留的一面山形粉刷高墙，在一个半废的院子停下。护墙木板纵横成方格，空洞的窗框里伸出些干苞谷叶。我指着危墙说：
“那后面就是男生宿舍了。女生宿舍要讲究些，有典雅的月洞门可通，却是男生的禁区。”
“你还记得别的东西吗？”朱伯清说。
“那太多了，”我说，“教室、饭堂都不见了。”
“去教室的小路，”她说，“还通过橘树园。”
“对。橘树不高，可是绿油油的树荫，结了许多果子。”我说，“对了，那棵大白果呢？”
“早锯掉了。”萧利权说。
“太可惜了，”我叹息，“树老成精，它是校园里最老的生命，晴天的太阳总先照到树顶，风雨来时，丛叶沙沙总最先知道。”
“你的散文里曾经写过。”徐学说。
“是呀，”我说，“一下过雨，满树银杏就落了一地。我们捡起来，夜自修时在桐油灯上烤熟了，剥地一响，就香气扑鼻，令人吞口水。在海外，每次见到银杏树，就舌底生津，怀念四川。”
看见我存在一旁忙着照相，就叫她过来，对大家说：“这就是我的堂客。”
满院子的人都笑了，我转头对徐学说：“你们现在叫爱人，四川话以前把妻子叫做堂客。”我对大家又说：“她小时候也在四川，住在乐山，天天看到大佛。我们当时没有见面，后来在南京一见面就讲四川话，夫妻之间只讲四川话，直到现在。”
这时乡人带了一老妪前来介绍，说她的丈夫是以前的校工。我脱口便问她：“田海青还好吧？”她眼睛红红的，黯然低语：“早已过世了。”我说：“我记得田海青，他一出现，手里拿着铃，就是要下课了。他的下课铃最受欢迎了，尤其是空肚子等午饭的第四堂课。”
5
浸沉在久别乍聚的喜悦之中，往事一幕半景，交叠杂错，忽明忽灭，欲显又隐，匆促间岂能理清头绪？十个初中同学如果悠然久坐树下，对着茶香袅袅，水田汪汪，追述共同度过的少年，相信回溯时光之旅，定能深入上游，更加尽兴。但是村民围观，儿童嬉笑，加上数码相机眈眈又闪闪，兴奋而混乱的重逢，忽然又要分手了。尤其是远来的同学，还得赶回家去，于是就在当年共数朝夕的旧地，再度分手。此生再聚，就算蜀道不难，世道不乱，但高龄如此，海峡如彼，恐怕是渺乎其茫了吧？
余人陪我，与我存、徐学、明蓉，再度上车，去凭吊最后的一站，朱氏宗祠。
祠堂独据嘉陵江边一座小山丘顶，俯瞰一里外江水滔滔，从坡底的沙洲浩荡过境，气势雄豪。父亲在重庆上班，但机关疏散下乡，母亲就带我住在祠堂的最后一进。宽大的四合院子，两侧的厢房有二楼，就住了父亲好几家同事，鸡犬相闻，颇不寂寞。抗战的次年我们住进去，胜利的次年才下山回乡。那是我第一次，和一大群小朋友朝夕嬉戏在一座大杂院里，大门的木槛一尺高，跨进去时大家都还是小把戏，走时再跨出来，已经变成大孩子了。
从祠堂走路去寄宿的青年会中学，大约有十里路，大半是在爬坡。先是小径蟠蜿，一路下到江边。然后沿着平岸，逍遥踏沙而行。一时江声盈耳，波光迎目，天地间唯我一人与造化意接神通。悦来场远远在望，不久就俯临坡顶，于是拾级上阶，穿过牌坊，走出镇口，再爬五里坡道，就看见校前的水田了。
就这么，从十二岁到十八岁，一个江南的孩子在巴山蜀水里从容长大，吸巴山的地气，听蜀水的涛声，被大盆地的风云雨露所鼓舞、滋润。那七年中，我慢慢地成长，像一株橘树，与四季同其节奏，步履不出江北县的范围。四围山色围我在蕊心，一层又一层的青翠剥之不尽，但我并不觉得是被囚，因为嘉陵江日夜在过境，提醒我，上游的涓滴是秦山派来，下游的洪流要追汇长江，应召赴海。总有一天战争要结束，我也要乘此江水，顺流东下，甚至到海，甚至出洋。世界在外面，在下面等着你呢，嘉陵江说。
所以那几年我一点也不寂寞。嘉陵江永远在过境，却永远过不完。他什么也没说，可是我听到了许多。尤其到夜里，万籁齐寂，深沉的他的男低音，就从山下一直传到我耳畔，摇撼我敬畏的心神。他的喉音流入我血管，鼓动我诗的脉搏。
从前那少年在那山国的盆地，曾渴望有一天能走出来。但出川愈久，离川愈远，他要回川的思念就愈强。他要回来再看那沛然的江流，再听那无尽的江声，因为那江水可以见证，那是他和母亲最亲近的岁月。日后他写的《乡愁》一诗，“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正是当初他寄宿在学校，怀念母亲在朱氏宗祠的心情。
在一座村舍的前院车停了下来，我们终于到了朱家祠堂——的故址。四顾只见三五瓦屋，灰瓦层叠如浪，一直斜覆到屋檐上，悬着瓦当。一行行的瓦槽，低调的暗澹之中有怀古的温馨。粗糙的墙壁用杂石和红土砌成，梁木从屋内伸出，架着晾衣的竹竿。这是萧利权的住家，三代同堂。他把儿子和媳妇叫出来，和我们照相，小孙女则在一旁看热闹。我们坐在前院喝茶，摆起龙门阵来。
近邻闻风而至，都挤来我们面前欢迎远客，想从眼前这老头的身上，依稀揣摩出当年从下江来的那少年。听到我们夫妻流利的川语，数当年的琐细历历，村人更感亲切。我对大家嚷道：“我哪用你们欢迎呢，你们根本还没有出世，我早就来悦来场了。我欢迎你们还差不多！”
大家哄笑起来，更围得拢些。看得出，一张张笑得尽兴的面孔，对我地道的重庆话十分惊喜，对我感念四川不远千里来探望也很领情。看得出，他们的衣着都很整洁，甚至光鲜，也许是刻意盛装迎客，但是比起六十年前他们的祖辈来，却是体面多了，令我非常欣慰。那一场的盛情、真情，够我用几年几月，够解我六十年乡愁而有余。
徐学在旁一直顾而乐之，并频举相机。我对他大发议论，说什么今日回蜀之乐哪个作家享受得到，因为这需要两个条件，一是长寿而仍堪跋涉，二是时代要太平。
这时村民引一老叟来见，说他当年常来朱家祠堂，不但记得我，甚至还记得我的父亲。
“你的爸爸叫余超英。你妈妈人很好。”他的眼睛牵动着鱼尾皱纹，满含笑意，似乎在望着当年的我。我没有准备有这么一句，惊讶加上感动，一时无从接嘴。他竟然说得出我父亲的名字，当然是真的了，就像一张落叶，飘飘忽忽，竟被树根接住。
“余先生也待我很好，”萧利权在一旁对我存说，“我是附近人家的小孩，常来祠堂张望。看见下江人的小孩玩在一起，家境比较好，文化水平比较高，非常羡慕。余先生那时是小孩头，领着大家一起耍，对我们并不见外，总是让我参加。”
“那时我们从下江来，你们还叫我们‘脚底下的人’呢！”我存笑道，“都是小鬼头啦，一耍就熟了，谁还分什么下江、上江啊。你看余先生跟我，一直到现在，这么老了，夫妻之间还在讲四川话！”
十月下旬的半下午，雨虽已停，而秋阴漠漠，江声隐隐，向晚还颇有寒意。我存仰望灰沉沉的屋顶，直赞檐际云纹的瓦当古色斑斓，令人怀旧。村人便说这古董多得是，喜欢的话，不如带几块回去，留个纪念。又说屋上这些瓦片瓦当，正是拆祠堂时所遗留。于是七嘴八舌，竟就教人取来梯子，要上屋去拿。我们直说不可，何况这东西棱角突兀，装箱不便，还是让它留在屋檐上，守住我的童年吧。村人哪里肯听，一定要拿下来。最后，认得我父亲的老叟说：
“就拿一块也好，代表我们大家的一点心意。这种东西一年比一年少，现在不留，将来哪里去找？有一天，只怕连瓦屋都不见了。”
顿时我流出泪来，便不再推让，要我存收了下来。幸好是收下来了，而且带过了海来，现在才能俯临在客厅的柜顶，苔霉隐隐，似乎还带着嘉陵江边的雨气。毕竟，逝去的童年依依，还留下美丽的物证。
临别四顾，找不到当年祠堂前浓荫蔽天的大黄葛树，向萧利权问起，他说早就锯掉了。迟来的讣闻仍令我黯然。这黄葛老树遮过我孩时大半个天空，春天毛毛虫落纷纷，夏天蝉噪得满山不宁，总是姑息我们这一群顽童在它的庇荫下嬉戏。祠堂前要是少了这顶天立地的巨灵，风景就顿失主角，鸟雀就无枝可依，四季也无戏可演了。是这棵老黄葛，和校园里那棵巨银杏，使孩时的曦霞和星月有了童话的舞台。竟然都不肯等到我回来：树犹如此，人何可依。
萧利权在山顶的路头停下，为我指点一径断续，下山没谷，然后盘盘出谷，绕过邻丘，没于坡后。更远处水光明媚，便是嘉陵江了。
这一景有如朝天门，胎记一般地不可磨灭。此刻我站的地方，正是六十多年前母亲常站的山头。星期天的下午，我拎起布包动身回校，母亲照例送我跨出祠堂的高槛，越过黄葛树荫的土坪，然后就站在这坡径的起头，望着我孤独的背影渐远渐低，随山转折，时隐时现，终于被远坡遮没。就在坡回路转之际，我总会回头仰望，只见母亲的身影孤立在山顶，衬着云天。我就依依向她挥手，她也立刻挥手回应。母子连心，这一刻永烙不磨。我转过身去赶路，背心还留着母爱眼神的余温。
“每次我回校，母亲总站在这里目送，”我转头告诉徐学，“我走到远处回头看她，独立天外，宛如一块‘望子石’。最后我们离川，也是从这块石板下山去的。”
6
悦来场的重聚，有一位同班同学近在重庆，却未能赴会，那便是石大周。他曾担任当地的大报《重庆晚报》的总编辑，历时六年，贡献颇大，近年因病退休，在家调养。三年前，他得知我在台湾近况，乃写了《归来吧，诗人》一诗，托人带来台湾给我，并促我回重庆一游；后来更将此诗与我的回信一起刊登于《重庆晚报》，并将我们母校的悦来场旧址摄影多帧，随文刊出。于是我的乡心就更加波动了。
离开重庆那天的上午，明蓉带我们去看大周。他坐在客厅的长沙发上等我，两人“一见如故”，其实当然都老了，一时惊喜加惘然，半个多世纪不知从何说起。两人历数初中的种种往事，兴奋如回到孩时；他的家人在一旁听着，都觉得好笑。我们说到当年那银杏巨树，不觉都神往于灯上烤白果的香味。我告诉大周抗战时期学生常说的一则笑话，说当年八人同桌，晚饭打牙祭，争食之余，有同学见盘中还剩一块肉，便噗地一声吹熄了桐油灯，先下手为强。结果呢，他没有抓到肉，只抓到七只手。
大家哄堂一笑，明蓉提醒访客，时间到了，得赶去机场了。我起身向大周告别，已经握过了手，将要出门。忽然我感到不舍：就这么分手，心有不甘，难道，又要等六十年才再聚吗？
我回身走向沙发，半俯半跪，将大周紧紧抱住，像抱住抱不住的岁月，一秒，一秒，又一秒，直到两人都流下了泪来。
二○○六年五月
《听听那冷雨》
惊蛰一过，春寒加剧。先是料料峭峭，继而雨季开始，时而淋淋漓漓，时而浙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即连在梦里，也似乎把伞撑着。而就凭一把伞，躲过一阵潇潇的冷雨，也躲不过整个雨季。连思想也都是潮润润的。每天回家，曲折穿过金门街到厦门街迷宫式的长巷短巷，雨里风里，走入霏霏令人更想入非非。想这样子的台北凄凄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想整个中国整部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片头到片尾，一直是这样下着雨的。这种感觉，不知道是不是从安东尼奥尼那里来的。不过那一块土地是久违了，二十五年，四分之一的世纪，即使有雨，也隔着千山万山，千伞万伞。二十五年，一切都断了，只有气候，只有气象报告还牵连在一起。大寒流从那块土地上弥天卷来，这种酷冷吾与古大陆分担。不能扑进她怀里，被她的裾边扫一扫吧也算是安慰孺慕之情。
这样想时，严寒里竟有一点温暖的感觉了。这样想时，他希望这些狭长的巷子永远延伸下去，他的思路也可以延伸下去，不是金门街到厦门街，而是金门到厦门。他是厦门人，至少是广义的厦门人，二十年来，不住在厦门，住在厦门街，算是嘲弄吧，也算是安慰。不过说到广义，他同样也是广义的江南人，常州人，南京人，川娃儿，五陵少年。杏花春雨江南，那是他的少年时代了。再过半个月就是清明。安东尼奥尼的镜头摇过去，摇过去又摇过来。残山剩水犹如是。皇天后土犹如是。纭纭黔首纷纷黎民从北到南犹如是。那里面是中国吗？那里面当然还是中国永远是中国。只是杏花春雨已不再，牧童遥指已不再，剑门细雨渭城轻尘也都已不再。然则他日思夜梦的那片土地，究竟在哪里呢？
在报纸的头条标题里吗？还是香港的谣言里？还是傅聪的黑键白键马思聪的跳弓拨弦？还是安东尼奥尼的镜底勒马洲 的望中？还是呢，故宫博物院的壁头和玻璃橱内，京戏的锣鼓声中太白和东坡的韵里？
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他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譬如凭空写一个“雨”字，点点滴滴，滂滂沱沱，淅沥淅沥淅沥，一切云情雨意，就宛然其中了。视觉上的这种美感，岂是什么rain也好pluie也好所能满足？ 翻开一部《辞源》或《辞海》，金木水火土，各成世界，而一入“雨”部，古神州的天颜千变万化，便悉在望中，美丽的霜雪云霞，骇人的雷电霹雹，展露的无非是神的好脾气与坏脾气，气象台百读不厌门外汉百思不解的百科全书。
听听，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雨在他的伞上这城市百万人的伞上雨衣上屋上天线上雨下在基隆港在防波堤在海峡的船上，清明这季雨。雨是女性，应该最富于感性。雨气空濛而迷幻，细细嗅嗅，清清爽爽新新，有一点点薄荷的香味，浓的时候，竟发出草和树沐发后特有的淡淡土腥气，也许那竟是蚯蚓和蜗牛的腥气吧，毕竟是惊蛰了啊。也许地上的地下的生命也许古中国层层叠叠的记忆皆蠢蠢而蠕，也许是植物的潜意识和梦吧，那腥气。
第三次去美国，在高高的丹佛他山居了两年。美国的西部，多山多沙漠，千里干旱，天，蓝似安格罗·萨克逊人的眼睛，地，红如印地安人的肌肤，云，却是罕见的白鸟。 落矶山簇簇耀目的雪峰上，很少飘云牵雾。一来高，二来干，三来森林线以上，杉柏也止步，中国诗词里“荡胸生层云”，或是“商略黄昏雨”的意趣，是落矶山上难睹的景象。落矶山岭之胜，在石，在雪。那些奇岩怪石，相叠互倚，砌一场惊心动魄的雕塑展览，给太阳和千里的风看。那雪，白得虚虚幻幻，冷得清清醒醒，那股皑皑不绝一仰难尽的气势，压得人呼吸困难，心寒眸酸。不过要领略“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的境界，仍须回来中国。台湾湿度很高，最饶云气氤氲雨意迷离的情调。两度夜宿溪头，树香沁鼻，宵寒袭肘，枕着润碧湿翠苍苍交叠的山影和万籁都歇的岑寂，仙人一样睡去。山中一夜饱雨，次晨醒来，在旭日未升的原始幽静中，冲着隔夜的寒气，踏着满地的断柯折枝和仍在流泻的细股雨水，一径探入森林的秘密，曲曲弯弯，步上山去。溪头的山，树密雾浓，蓊郁的水气从谷底冉冉升起，时稠时稀，蒸腾多姿，幻化无定，只能从雾破云开的空处，窥见乍现即隐的一峰半壑，要纵览全貌，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入山两次，只能在白茫茫里和溪头诸峰玩捉迷藏的游戏，回到台北，世人问起，除了笑而不答心自闲，故作神秘之外，实际的印象，也无非山在虚无之间罢了。云缭烟绕，山隐水迢的中国风景，由来予人宋画的韵味。那天下也许是赵家的天下，那山水却是米家的山水。而究竟，是米氏父子下笔像中国的山水，还是中国的山水上纸像宋画。恐怕是谁也说不清楚了吧？
雨不但可嗅，可观，更可以听。听听那冷雨。听雨，只要不是石破天惊的台风暴雨，在听觉上总是一种美感。大陆上的秋天，无论是疏雨滴梧桐，或是骤雨打荷叶，听去总有一点凄凉，凄清，凄楚，于今在岛上回味，则在凄楚之外，更笼上一层凄迷了。饶你多少豪情侠气，怕也经不起三番五次的风吹雨打。一打少年听雨，红烛昏沉。两打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三打白头听雨在僧庐下，这便是亡宋之痛，一颗敏感心灵的一生：楼上，江上，庙里，用冷冷的雨珠子串成。十年前，他曾在一场摧心折骨的鬼雨中迷失了自己。雨，该是一滴湿漓漓的灵魂，窗外在喊谁。
雨打在树上和瓦上，韵律都清脆可听。尤其是铿铿敲在屋瓦上，那古老的音乐，属于中国。王禹偁在黄冈，破如椽的大竹为屋瓦。据说住在竹楼上面，急雨声如瀑布，密雪声比碎玉，而无论鼓琴，咏诗，下棋，投壶，共鸣的效果都特别好。这样岂不像住在竹筒里面，任何细脆的声响，怕都会加倍夸大，反而令人耳朵过敏吧。
雨天的屋瓦，浮漾湿湿的流光，灰而温柔，迎光则微明，背光则幽黯，对于视觉，是一种低沉的安慰。至于雨敲在鳞鳞千瓣的瓦上，由远而近，轻轻重重轻轻，夹着一股股的细流沿瓦漕与屋檐潺潺泻下，各种敲击音与滑音密织成网，谁的千指百指在按摩耳轮。“下雨了”，温柔的灰美人来了，她冰冰的纤手在屋顶拂弄着无数的黑键啊灰键，把晌午一下子奏成了黄昏。
在古老的大陆上，千屋万户是如此。二十多年前，初来这岛上，日式的瓦屋亦是如此。先是天黯了下来，城市像罩在一块巨幅的毛玻璃里，阴影在户内延长复加深。然后凉凉的水意弥漫在空间，风自每一个角落里旋起，感觉得到，每一个屋顶上呼吸沉重都覆着灰云。雨来了，最轻的敲打乐敲打这城市，苍茫的屋顶，远远近近，一张张敲过去，古老的琴，那细细密密的节奏，单调里自有一种柔婉与亲切，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若孩时在摇篮里，一曲耳熟的童谣摇摇欲睡，母亲吟哦鼻音与喉音。或是在江南的泽国水乡，一大筐绿油油的桑叶被啮于千百头蚕，细细琐琐屑屑，口器与口器咀咀嚼嚼。雨来了，雨来的时候瓦这么说，一片瓦说千亿片瓦说，说轻轻地奏吧沉沉地弹，徐徐地叩吧挞挞地打，间间歇歇敲一个雨季，即兴演奏从惊蛰到清明，在零落的坟上冷冷奏挽歌，一片瓦吟千亿片瓦吟。
在日式的古屋里听雨，听四月，霏霏不绝的黄梅雨，朝夕不断，旬月绵延，湿黏黏的苔藓从石阶下一直侵到他舌底，心底。到七月，听台风台雨在古屋顶上一夜盲奏，千? 海底的热浪沸沸被狂风挟来，掀翻整个太平洋只为向他的矮屋檐重重压下，整个海在他的蜗壳上哗哗泻过。不然便是雷雨夜，白烟一般的纱帐里听羯鼓一通又一通，滔天的暴雨滂滂沛沛扑来，强劲的电琵琶忐忐忑忑忐忑忑，弹动屋瓦的惊悸腾腾欲掀起。不然便是斜斜的西北雨斜斜，刷在窗玻璃上，鞭在墙上打在阔大的芭蕉叶上，一阵寒濑泻过，秋意便弥漫日式的庭院了。
在日式的古屋里听雨，春雨绵绵听到秋雨潇潇，从少年听到中年，听听那冷雨。雨是一种单调而耐听的音乐是室内乐是室外乐，户内听听，户外听听，冷冷，那音乐。雨是一种回忆的音乐，听听那冷雨，回忆江南的雨下得满地是江湖下在桥上和船上，也下在四川在秧田和蛙塘下肥了嘉陵江下湿布谷咕咕的啼声。雨是潮潮润润的音乐下在渴望的唇上舐舐那冷雨。
因为雨是最最原始的敲打乐从记忆的彼端敲起。瓦是最最低沉的乐器灰濛濛的温柔覆盖着听雨的人，瓦是音乐的雨伞撑起。但不久公寓的时代来临，台北你怎么一下子长高了，瓦的音乐竟成了绝响。千片万片的瓦翩翩，美丽的灰蝴蝶纷纷飞走，飞入历史的记忆。现在雨下下来下在水泥的屋顶和墙上，没有音韵的雨季。树也砍光了，那月桂，那枫树，柳树和擎天的巨椰，雨来的时候不再有丛叶嘈嘈切切，闪动湿湿的绿光迎接。鸟声减了啾啾，蛙声沉了阁阁，秋天的虫吟也减了唧唧。七十年代的台北不需要这些，一个乐队接一个乐队便遣散尽了。要听鸡叫，只有去《诗经》的韵里寻找。现在只剩下一张黑白片，黑白的默片。
正如马车的时代去后，三轮车的时代也去了。曾经在雨夜，三轮车的油布篷挂起，送她回家的途中，篷里的世界小得多可爱，而且躲在警察的辖区以外。雨衣的口袋越大越好，盛得下他的一只手里握一只纤纤的手。台湾的雨季这么长，该有人发明一种宽宽的双人雨衣，一人分穿一只袖子，此外的部分就不必分得太苛。而无论工业如何发达，一时似乎还废不了雨伞。只要雨不倾盆，风不横吹，撑一把伞在雨中仍不失古典的韵味。任雨点敲在黑布伞或是透明的塑胶伞上，将骨柄一旋，雨珠向四方喷溅，伞缘便旋成了一圈飞檐。跟女友共一把雨伞，该是一种美丽的合作吧。最好是初恋，有点兴奋，更有点不好意思，若即若离之间，雨不妨下大一点。真正初恋，恐怕是兴奋得不需要伞的，手牵手在雨中狂奔而去，把年轻的长发和肌肤交给漫天的淋淋漓漓，然后向对方的唇上颊上尝凉凉甜甜的雨水。不过那要非常年轻且激情，同时，也只能发生在法国的新潮片里吧。
大多数的雨伞想不会为约会张开。上班下班，上学放学，菜市来回的途中，现实的伞，灰色的星期三。握着雨伞，他听那冷雨打在伞上。索性更冷一些就好了，他想。索性把湿湿的灰雨冻成干干爽爽的白雨，六角形的结晶体在无风的空中回回旋旋地降下来，等须眉和肩头白尽时，伸手一拂就落了。二十五年，没有受故乡白雨的祝福，或许发上下一点白霜是一种变相的自我补偿吧。一位英雄，经得起多少次雨季？他的额头是水成岩削成还是火成岩？他的心底究竟有多厚的苔藓？厦门街的雨巷走了二十年与记忆等长，一座无瓦的公寓在巷底等他，一盏灯在楼上的雨窗子里，等他回去，向晚餐后的沉思冥想去整理青苔深深的记忆。前尘隔海。古屋不再。听听那冷雨。
一九七四年春分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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