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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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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关系思维，聚焦两汉时期上自朝廷，下至临湘侯国、西北边地的候官与各地传舍运作的日常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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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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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政治史、制度史之外另辟蹊径，立足关系思维，聚焦两汉时期上自朝廷，下至临湘侯国、西北边地的候官与各地传舍运作的日常形态，致力于揭示反复进行的事务中形成的不同位置的人与律令、制度、机构的错综关系，展示了国家日常运转与维持的内在逻辑与生动细节，也对涉及两汉乃至整个王朝时期的不少基本看法提出新认识，为作者倡导开展的日常统治研究提供了一系列精彩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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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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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旭东，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与出土文书简牍。出版《什么是日常统治史》（2020）、《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2018）、《近观中古史》（2015）、《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2005）与《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佛陀相佑》）（1998、2015、2018）、译著数部，发表论文七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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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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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1
上编
传舍使用与汉朝的日常统治13
一、《元延二年日记》所见西汉东海郡及其周边的“传舍”19
二、《元延二年日记》所见传舍使用26
三、官吏的外繇与传舍使用33
四、外地官吏出差与传舍使用40
五、结论45
西北汉简所见“传信”与“传”：
兼论汉代君臣日常政务的分工
与诏书、律令的作用48
一、出土地点50
二、传文书的分类与特点53
三、传文书的分类考察56
四、传文书事由所见君臣日常政务的分工与诏书、律令的作用74
五、结语94
汉代律令与传舍管理115
一、汉代律令中涉及传舍使用的规定115
二、汉代律令的演变与行用128
三、结论135
皇帝的无奈
——西汉末年的传置开支与制度变迁137
一、上计结束前的叮咛：皇帝牧民关切的转达140
二、西汉末年传置年度招待开支的估算149
三、皇帝的告诫为何失灵？174
四、结论192
从朝宿之舍到商铺——汉代郡国邸与六朝邸店考论221
一、前言221
二、郡国邸的用途：从敦煌悬泉汉简说起225
三、郡国官吏赴京师公干与郡国邸230
四、从郡国邸到邸店236
五、结论244
下编
西汉“君相委托制度”说剩义：兼论刺史的奏事对象249
一、 引言249
二、西汉武帝以后丞相作用再探254
三、刺史奏事对象考269
四、余论280
西汉御史大夫寺位置的变迁：兼论御史大夫的职掌283
一、西汉后期御史大夫府在宫外考285
二、御史大夫寺外迁时间考294
三、御史大夫寺出宫的背景与影响300
四、结论312
丞相、皇帝与郡国计吏：两汉上计制度变迁探微314
一、西汉皇帝与上计317
二、东汉皇帝与上计327
三、上计活动变化的意义与东汉初年政局336
四、结论344
东汉《乙瑛碑》增置卒史事所见政务处理：
以“请”“须报”“可许”与“书到言”为中心346
一、背景：卒史与吏员350
二、“请”与臣下的创议352
三、“须报”与“待报”361
四、“可许”与实施建议370
五、“书到言”与司空的监督372
六、余论376
胡广/蔡邕“帝之下书有四”说的“显”与“隐”379
一、 被遮蔽的胡广与绕不过的蔡邕380
二、胡/蔡四类说的“说”与“未说”386
三、 胡/蔡四类说与各方对尚书的争夺404
四、 结论416
汉代西北边塞他官兼行候事如何工作？417
一、兼行候事概观418
二、兼行候事的开展427
三、余论444
附录西汉张掖郡肩水候系年初编：
兼论候行塞时的人事安排与用印449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所见给吏与吏子弟
——从汉代的“给事”说起475
一、前言475
二、汉代的给事与给吏480
三、孙吴的给吏与吏子弟498
四、结论511
外编
天下秩序、八王之乱与刘渊起兵：一个“边缘人”的成长史515
一、释“单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浸重”518
二、天下秩序的明暗：臣服、无所事事与失败的反叛532
三、佐晋与反晋：天厌晋德与刘渊起兵543
四、结论556
后记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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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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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论
收在本书中的14篇论文，是近二十年来从事历史上日常统治研究的主要成果，按照内容大致分为三编。上编的五篇围绕汉代传舍（当时官方设立的招待所）的使用展开。下编的八篇，内容为庞杂，涉及朝廷到郡县、边塞候望系统中的候官，既有常见的问题，如皇帝与丞相的关系、刺史的作用、御史大夫的职掌、郡国到朝廷的上计等，也包含自下而上的陈请、儒生在描述皇帝所下文书中的心曲、朝廷与郡县官吏工作中抽调其他机构或下属机构的做法（给事）以及候官的负责人候在外出巡视辖区（行塞）时如何安排代理者，及这种安排的后果。外编只有一篇，讨论的是西晋末年匈奴贵族刘渊起兵问题，在他与晋廷共享的天下秩序下，他的经历与八王之乱的契机，如何被刘宣等所捕捉，推动刘渊走上反晋的道路。刘渊打着继承汉高祖的旗号，不妨亦放在汉朝的延长线上思考。天下秩序的雏形在汉代已出现，嵌入其中的“蛮夷”首领有意无意地利用它来建立自己的政权。“蛮夷”推翻中原王朝，这是遭，开启了中国史上的新篇章。这篇尽管时段略有溢出，但是对于更完整地认识秦汉以降的王朝史，无疑是不可或缺的，同时，对于理解日常统治研究的可能性，也是有裨益的。
这些论文，除了上编是围绕一个问题展开之外，其余各编之间看上去并无直接的关联。这些散漫的论文除了解决具体问题，汇集在“汉家的日常”名义下，如何从不同角度呈现出日常统治研究的特点，在《什么是日常统治史》一书的第七章有所揭示，即便该章没有提及的论文，对照该书第六章与论文本身，也不难捕捉。这里仅就其对于认识汉朝乃至中国历史有什么帮助，略加申述。
上编五篇围绕汉代传舍使用的研究，一方面通过引入“使用”的视角，将研究彼时的传舍从制度史的孤立分析中解放出来，重建它在当时的职能，也展现了“关系视角”产生的化旧为新的作用。另一方面结合不同类型的出土资料，从律令规定、诏书的作用、传舍运行以及运行中产生的问题与应对，及其未预期的结果等角度揭示了这类在各地县级及以上的治所和交通线上普遍存在的机构如何发挥作用，既包括对王朝而言的功用，也包含这类机构如何实际运行，尤其是处于王朝不同位置的人——上至皇帝，下到传舍的管理者、使用者，如何围绕其使用过程开展争夺，及这种争夺与制度变动、王朝命运间的关系。还有更长程的对比观察，即当时的技术与管理方式下，广土众民的王朝统治中所面临的无法摆脱的困境。
这些论文既是对一类不起眼的机构如何发挥作用的分析，是不同位置的人与此类机构的关系史，而非通常所说的制度史；又因其揭示的是无数次具有高度重复性的接待事务，也非研究者所熟悉的事件史。这种人与机构的关系史也有助于认识王朝是如何维系的，两种观察并置，形成“互观”，可以从运行机制角度加深对汉朝，乃至整个中国帝制时代的认识，涉及律令的作用、律令与皇帝诏书的关系、皇帝作用的多样性，官吏自身牟利活动的意外后果等。
下编与外编的论文看似零散乃至琐碎，但如罗志田教授一篇论文的标题“非碎无以立通”所言，这些论文的立意本身，以及将它们合观并置带来的相互映照，不只对具体问题提供些新见，同样期望会对学界长期接受的一些宏观性论断或思路产生新的思考。关于前者，过于具体，不宜在此详论，下面仅就后者略做说明。
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启了帝制时代，持续了两千多年。从秦到清历代皇帝作为统治者，是史书中的主角，有关记载连篇累牍，学界中，无论是个别皇帝的专题研究或传记，还是总体分析，都相当丰富，再加上各类影视剧与小说，皇帝的面貌看起来并不陌生。细究起来，受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成形的关于整个帝制时代的认识的影响，关于皇帝的总体认识也在具体研究广泛展开之前便定型化，且深入人心，成为研究者心中从事研究，筛选史料建构“史实”的筛子，让我们的认识不免趋于片面与化，失去对复杂面貌的把握。现在有必要一方面反思近代以来形成的种种基本认识，另一方面从更多面向认识皇帝及其作用。上编中至少两篇涉及此，下编利用传世文献与出土简牍，分析丞相在武帝以后的西汉统治中的作用，揭示了史书中“皇帝制度叙述”（甘怀真语）对丞相实际作用的遮蔽。
关于西汉御史大夫的研究，不只是考证其办公地点的变化，更是关注从秦到西汉后期其职掌的前后变化，借助出土律令与文书简牍，揭示秦与西汉王朝律令不断积累与御史大夫职责侧重点转变之间的关联，并提示《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中有关记述的时代性。
关于两汉郡国上计朝廷时是否面见皇帝的考察，将以往不太关注的变化纳入一般被视为制度史的问题中，揭示了东汉光武帝与明帝个人执政风格带来的变动与后果，提示皇帝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同时也提醒读者注意，这种作用与皇帝个性有关，往往因人而异，缺乏前后的连续性。像汉武帝这样在位超过半个世纪的皇帝，其早年、中年与晚年的境遇、状态与作为，也颇有不同，更不用说父子之间的差别了。他们所受的教育、生活经历与大臣对皇帝的期待又有相当的连续性，他们所统御的王朝又带有颇多内在的一致性，因而皇帝个人所能施展的空间其实也很有限，由此而来的更多地是波动与反复。以往多基于进化论的简单假设，忽略不同时空下的波动与反复，将历史视为单向的线性演进。结合《宠》一书，或许会对此有更清晰的认识。
东汉桓帝时立于曲阜孔庙的《乙瑛碑》是汉碑名品。论文在书法之外关注碑文抄录的文书，围绕四个文书用语，梳理增置守庙卒史这一琐事的处理过程，提示关注当时臣民陈请与建议在朝廷决策中的作用，反思以往强调皇帝支配论这一单向认识的局限。
关于东汉后期胡广与蔡邕师徒二人对于皇帝下发文书的分类与描述，如果认识上突破简单的反映论，对照文献、简牍和石刻中实际使用的皇帝文书和文书称呼上的流动性，不难发现两人是如何借助对文书类型的表达来体现他们对皇帝角色的理解，以及对彼时朝政现状的态度。这也有助于认识儒生与皇帝之间的关系，及其对理想皇帝与现实皇帝之间张力的感受和努力。
下编还利用简牍考察西北边地相当于今天“团长”一级的长吏“候”不在岗时如何安排临时兼任者，以及官府编制已满，面对众多事务又人手不够时如何处理这类看似细微的问题。跳出官职、秩级与职掌等制度史的通常关切，以及重大事件，从反复发生的官府实际运行方式中去捕捉常行的机制，发掘其不期然的后果，帮助我们从更多的侧面认识面临不同情境时，官僚统治具体是如何展开的。
汉代以降王朝的完整形态是郡县 四夷共处，借助定期举行的仪式、册封、印绶将这一天下秩序呈现出来并不断予以强化，甚而内化到华夷参与者的世界构想中。这一秩序是观念与实践互动调整的产物，西汉宣帝以后逐渐落实在仪式活动上，东汉的元会仪可算是初步定型。外编对刘渊起兵的再分析，则是在天下秩序的结构性关系以及八王之乱的短期动荡双重作用下，重新观察刘渊的经历，揭示他如何走上反晋的道路。外编既是对天下秩序作用的再思考，亦是对事件性因素与个人作用的再挖掘，也是对20世纪以来传统民族史聚焦的议题的反思与超越，有助于突破领域划分，返回现场，捕捉时代氛围与时人的感受，去认识个人作用及其局限、中国历史的演进轨迹。
以上基于实践对汉代皇帝的多侧面分析，需放在春秋战国以来的思想与实践中去把握，即一方面是从分封制国家走向君主官僚制国家，另一方面以诸子为首的士人在思想上也对国家、君主以及君民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两者间并不完全对应，但的确存在颇多应和之处。
西周覆灭，平王东迁，产生的震动与影响是长期且深远的。如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所云：“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4/149）这种影响不只是权力结构上的，同样也是信仰与观念层面的，是对以往频繁进行的祭祀作用的一次打击，亦是动摇天命在周观念的发端，换言之，是国君与贵族们身心的一次解放，由此开启了所谓“礼崩乐坏”以及新秩序的摸索，秦汉王朝的建立乃是这一漫长探索中多数时人未曾料到的结果。
探索过程中，战争发挥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为在漫长的非决定性战争中胜出，各国被迫进行多方面的改革，以求生存，催生了新型国家的构想与实践。具体而言，产生了“君臣相维、四民分业、各有所主，勠力本业，共成美恶”的分工体系与实践安排，秦以后王朝的统治实践是围绕此而展开的，从君到臣民的生活（包括应对和抵抗）也围绕这一体系展开。这一体系也可以概括为“自上而下建立的，以职责为核心的分工合作/交换机制”，它既是在春秋战国以来诸子思想交锋相互影响下而形成的，也在不同国家变为现实的制度安排，体现为律令和律令规范下的臣民行为，进而成为现实，后在秦汉以后的王朝中得到了全面的落实。它规范了君、臣、民的思想与实践（以及抵抗），围绕这一机制展开的实践与思想间的互动构成历史的重要内容。
秦汉以来王朝利用军功爵与等级官僚构建的名号/利益分配方式持续存在，并内化为众多臣民的追求，在近代被迫转型之前的两千多年间，成为因循演进的基本依托。置身其中不同位置的人的作用并不一致，自上而下存在心—物的递变。君主“事神保民”，付出的更多的是心力，主要通过反复不断的仪式维持天下秩序，为民祈福；多数“民”按照农、工与商的职责分工，贡献劳力与产品，维持其物质上的延续；纳入等级秩序的官吏出自四民中的“士”，居中沟通、吸引并维系君民共处。关于这一机制的产生与实践，将在另外一本书中详加讨论，这里不拟赘述。上述各编论文只涉及君与官之间，以及官吏之间的部分问题，或是透过一类机构（传舍），或是围绕特定事务或工作方式展开。
这一体制赋予了君主为重要的作用，这既是对商周以来统治实践的观念表达，亦是对这种统治路径的肯定。董仲舒在对汉武帝的“天人三策”的策中，对此有极为清晰而完整的表述。他说：
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这段话借助推衍方式对君主在国家乃至天下秩序中的核心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说明。类似的观点在战国时期已出现，董仲舒集其大成。它以一种无以复加的方式突出了君主的主动作用，认识整个中国帝制时代的历史，尤其是君主的作用，这段话都是无法绕过的关键。这当然只是理想或应然，儒生也清楚现实中的皇帝并非圣人，更多的是他们眼中的中主或庸主，需要有贤人帮助其成“王道”，究竟什么人才能承担此重任？由谁来“得君行道”，以及儒生之所以仇视外戚，特别是宦官，均与他们心目中君主的作用、自身的定位以及他们目下外戚与宦官的“天然缺陷”紧密相连。儒生的理想与追求，在现实皇帝统治下与皇帝个体的实际想法、情感与作为相纠结，皇帝既被赋予了看似无限的职责，实际又不断受到儒生的约束，既相维又相对，构成了王朝史中不断上演的剧目。
上述观念通过儒生自小反复修习的《论语》《孝经》等经书和充满“皇帝制度叙述”的史书植入心灵。经书中尽管有“当不义”，“臣不可以不争于君”（《孝经·谏诤章》）之说，但君臣父子依然是论说的基调，向往的还是移孝为忠，忠君事君。加上他们所身处的王朝统治，不时会见到或听到的皇帝诏书而一再强化，一旦有机会进入官府，就会更加直接感受到皇帝的在场，君主的核心作用成为他们思考问题时挥之不去的基调。为官的规范亦循着同样的逻辑（正己→治家→处事）展开，不论官职高低，外推的逻辑与董仲舒所描述的君主治理天下的思路并无二致，君臣共享同样的逻辑。这类王朝时期的常识与常态，制约着君臣思考与行动的方向和范围。
作为王朝统治与儒生思考另一端的是“民”，既是与君相对的普泛说法，现实中也有具体所指和内涵：粗略划分为士、农、工、商四民，各朝各代还有更为具体的区分，构成不同类型的户。儒生同样通过诵读经书获得关于“民”的认识。关于民的说法是孟子的民本说，经书中更常见的认识则是将民视为被动的治于人者，是瞑与盲，后者与朝廷的实际安排一道，将民作为没有意志与想法，需要圣贤教化的工具来看待。民本说亦是从君的角度出发的认识，并非民自身主体意识的觉醒。这种认识与实践亦持续了两千多年，只是个别时期、个别人物昙花一现，产生过承认“民”的主体作用的看法。
能跳出上述轨辙来思考，要到西方思想传入，特别是戊戌维新失败之后了。当然，从形式上废除君主制到心智上人民真正站起来，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这其中，从市场到市场经济，应该是关键的转变。货币所体现的非人格化的价值，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在传统以地位和权力为中心的整合方式之外，开辟了新的行动方向。择业与创业，而不是被安排到某个固定的位置上，为人民创造了无数新可能。从外在的现实与感受延伸到思考方式上的自觉，不是一蹴可就的。直至当下，现实中无论是权力运作还是学术思考依然可见大量单向思维的横行。
上述关系所构成的观念、实践代代相沿，形成广为接受的常识与常态，呈现为带有共性的体制。若将此概括为专制政体，或其变种“皇帝支配论”，虽能找到很多证据，但未免将问题简单化了，而这种认识，实际是基于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政治学传统来衡量他者的产物。这种高度标签化的认识，追求的是发现“本质”或“规律”，无法脱离立论者的立场与出发点，在揭示某些现象的同时遮蔽或忽略的现象一样不少。更可取的办法不是再去换一副新标签，而是改从机制的角度来揭示中国的历史，或可将更多的侧面，尤其是不同群体的常规行动、思维方式及两者的相互作用纳入视野，减少一些盲区。面对中国这样一个绵延数千年，覆盖数百万平方公里土地，内部充满了矛盾与张力的文明，非此即彼的简单逻辑判断是颇为无力的。
20世纪日益主导思想界的进化论，随着中国自身处境的变化，也在不断改变着对中国历史的理解。从早期相对于西方不断进步而产生的长期停滞论断，到分期论与资本主义萌芽讨论中所暗含的一元进化轨迹，以及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讨论中所隐含的落后焦虑，再到当下各种变革论纷呈交织下深层的迷茫。这些参照西方历史以及对历史的解释产生的思考，一旦我们能对西方历史进程本身有更恰当的把握，或许就不会对自身历史的反复与延续、自己文明的未来，产生过多的疑虑与担心。
中国传统思维的基调是关系思维，注重的是多中心的、对待的思考，典型的代表是太极图或强调辨证施治的中医，这其实也是人类的基本思维方式之一。但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伴随王朝国家的持久存在，经书的熏习，以皇帝为中心的单向的“风吹草偃”的思考大行其道两千多年，压制甚至是排除了从其他角度的思考。亁嘉汉学致力于研究浸透着这类视角的以正史为中心的传世文献，有意无意间亦在复述乃至强化这种思考。19世纪末20世纪初实证主义传入之后，顺畅地两相接榫，几经反复，构成主导性的思考方式。强调规律、必然或普遍性的历史解释，也是一种路径上的单向思考，同样是包含实证主义在内的19世纪科学主义大潮的一部分，当时或曾产生过积极意义，今天看来，则排斥了历史与现实演进的多种可能性，面临诸多解释上的困境，需探索新的解释路径。对此的反省，亦常常是用一种颠倒的单向思考，即自下而上的方式，来进行，只是用新的单向思考取代旧的，难以真正回到多向、多中心的关系思维。强调单一特性的标签纷出，正是这种思维状况的表现之一。重新回到关系思维，以揭示涵盖多重关系的机制来呈现多方力量的作用，来包容不同的标签化概括，同时也为历史的实际演进与后人解释之间形成更有弹性的关系，避免简单的决定性的论断，提供一种可能，或许是更为可行的办法。
文集所收的论文在探索具体问题的同时，也将一些既有的支配性论断和思路重新问题化，为创立新的解释（复数）充当前进的铺路石。要想建立更具说服力的解释（复数），还需更多学者多方面的持久努力。不仅是对古代史上具体问题的研究，还包括对近代以来史学研究思路、方法与问题的反思，同样重要的是对人类思想学术、历史演进的系统剖析，以及对现实世界及其未来的感受和把握，并将四者相互融通，产生的解释（复数）才更有说服力且更具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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