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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海贝与贝币》描绘了在两千年时间里,以贝币为媒介的市场是如何将语言复杂、文化多元的印度洋世界整合为一体的,而全球资本主义又是如何终结这个世界的。全书按区域展开分析,同时又超越区域的界限,结合了中国史和世界史两种叙事体系。海贝文化体现出了一种“全球在地性”,即它既是地方性的,也是全球性的;而将陆地世界和海洋世界联系起来的贝币世界,则为全球史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關於作者:
杨斌,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西泠印社社员,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对中国史、全球史、科技医疗史及海洋史颇有兴趣。其博士论文Between Winds and Clouds: The Making of Yunnan于2004年获美国历史学会主办的古腾堡电子出版奖(The Gutenberg-e prize),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目前正在撰写第三部英文专著Discovered but Forgotten: The Maldives in Chinese History。
目錄 :
中文版序001
英文版序001
致谢006
第一章全球现象,地方特色001
遍及亚非欧大陆001
海贝的习性005
为什么是货贝?为什么是马尔代夫?006
货币以及货贝如何成为货币010
世界史:全球性和地方性015
学术回顾、研究材料和章节结构021
第二章源自马尔代夫:采集和出口035
马尔代夫简史036
鱼干和椰索041
阿拉伯人眼中的海贝043
伊本·白图泰在马尔代夫045
中文文献中的马尔代夫053
北溜、溜山和溜布061
“世界各地的大集市”066
弗朗索瓦·皮拉尔眼中的海贝贸易070
第三章自印度始083
海贝的日常功能085
早的贝币087
波罗王朝和塞纳王朝:从金币、银币到贝币090
小村阿拉古姆:从沿海到内陆093
唐加和海贝096
欧洲人笔下的贝币100
阿萨姆105
印度北部107
《简图法典》中的贝币109
英属印度:从承认到废除112
锡尔赫特:征收与清点118
富贵贝中求122
第四章东南亚:亚洲内部的互动142
泰文碑铭中的贝币144
《清迈编年史》中的贝币147
《孟莱王法典》中的贝币149
从暹罗到云南155
托梅·皮莱资笔下的贝币157
中文文献的记录162
第五章云南:印度洋的痕迹173
云南在哪里?174
滇国的海贝:性质与来源176
元代云南的贝币185
江南来的海贝189
私197
从孟加拉到东南亚和云南201
贝币的功能204
消逝:全球与地方214
第六章并非货币:先秦中国的海贝232
从哪里来?234
泉州湾宋代海船上发现的海贝244
葬贝253
海贝是货币吗?256
亢鼎中的贝263
海贝不是货币!266
海贝为什么不是货币?275
铜贝:中国早的货币之一278
南方的海贝:三星堆285
含贝和握贝290
第七章西非:连接旧大陆和新大陆309
从什么时候开始?311
从马尔代夫到西非312
十四世纪之前的贝币316
1500年以前的贝币区域320
1500~1900年的贝币区域321
葡萄牙人来了327
荷兰人和英国人接踵而至330
十八世纪:海贝换黑奴332
吃人的“汉尼拔”号336
十九世纪:海贝换棕榈油342
本地的角色346
制造达荷美:海贝、奴隶和棕榈油348
怎么数海贝:地方性和全球性的结合?356
东非的贝币363
逝去364
第八章太平洋诸岛和北美:孟加拉体系之外383
独立的货币起源384
新几内亚岛的海贝386
卡帕库人的贝币387
因接触而崩溃392
北美的贝壳与贝(珠)币397
新尼德兰的“牡蛎之征”404
加利福尼亚的琬朋:欧内斯特·英格索尔的记录406
琬朋究竟是不是货币?408
来自西非的海贝:殖民地时期弗吉尼亚的交换媒介?412
第九章不仅仅是钱425
审美、财富、生育和保护426
祛除“邪恶之眼”?431
约鲁巴的海贝文化446
美洲非裔的海贝记忆451
第十章贝币世界459
种全球性货币:全球实践与地方表述460
成为(或者没有成为)货币:市场与国家465
海贝与西方的崛起471
什么是亚洲互动?475
贝币世界479
参考文献492
英文文献492
中文文献520
译名对照表529
內容試閱 :
中文版序
本书的翻译和出版,必然首先要感谢甲骨文书系的创办人董风云先生。如果没有他的热心接洽以及甲骨文团队的支持,此书的出版恐怕会遥遥无期。
早在2018年本人撰写本书的英文书稿时,风云兄得知大略,便一口承诺届时向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购买中文版权,翻译出版此书。本书英文版甫一出版,甲骨文工作室便马上购买了版权,着手请人翻译。不过,寻找一个合适的译者并非易事,因为本书涉及的时空和领域远远不同于一般的历史书籍。在购买版权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甲骨文邀请了七八位译者试译,均不能满意。初,风云兄建议笔者自译,而本人原想集中精力做科技医疗史的研究,不愿意做此苦工。到了2020年5月初,得知译者难寻的情况,思之再三,笔者还是决定亲自动手。
笔者自译的结果,便是无法忍受英文的书写,所以将中文版称为“译著”并非完全是笔者自美。首先,在翻译的过程中,笔者不但进一步温习、查阅了相关资料,如《一切经音义》《明实录》《历代宝案》等,而且还收录和融入了一些关于海贝的新的中英文材料,同时笔者就原来存在的疑问进行了反思和辨析,甚至对英文版的个别说法进行了纠正。其次,基于笔者对中文读者的知识背景和兴趣的认知,中文版添加了相当多的段落,或是史料,或是背景说明;许多无法或不宜在正文中说明的内容,笔者增添了注释。以上的情况,中文版中均以“译注”标明,读者一看便知。如此的代价,便是行文不免有窒碍处,只能恳请读者宽容。当然,中文版也并非逐字逐句对译,而是根据中文的习惯,略做调整;这些调整基本遵照原文意思,因此不做额外说明。由于以上提到的修改,特别是内容的增加,中文版反而不如英文版简练。因此,中文版在内容上的补充,虽然是出于善意,但或许会使读者厌烦,这实在是两难的选择。
帕特里克·曼宁(Patrick Manning)教授所赐的英文版序,承蒙师兄程映虹教授翻译;第四章的部分内容,曾由新加坡佛学院的纪赟教授翻译,并收入《中印关系研究的视野与前景》[沈丹森(Tansen Sen)、孙英刚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67~181页];有关葡文的问题,笔者请教了澳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刘琮;有关泰历的问题,笔者请教了澳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张晨;中央民族大学黄鸣教授帮助造字;由于手头不便,一些中文史料由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小同乡吴冕、安阳师范学院的孙富磊博士以及华侨大学图书馆的张磊屏博士热心提供,特此一并致谢。当然,本书的纰漏之处,均系笔者学识浅陋所致,请读者批评指正。
1906年,王国维在其《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中说:“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非常遗憾,这位先哲的观点似乎和近些年来的国学热背道而驰。王国维是在熟谙传统的基础上实现现代转型的早的学人,也是成功的学人之一。熟谙传统,故其陋缺悉以知之;接受现代,故能审视中外。而长期以来,史学之中外,宛如鸿沟;学科之边界,俨然壑丘。本人不才,愿以此书作一填沟壑之砖石,以慰前贤。
致谢
一本专著,无论好坏,其完成都非作者一人力所能及,遑论这样一本广度和深度都非同一般的书。
从一个青年学者向中年学者转换的过程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挣扎,包括学术性的,也包括无关学术的,笔者对此深有体会。在过去的六年当中,笔者失去了好几位良师,包括笔者在波士顿东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柯临清教授(1949~2012年)和亚当·麦基翁教授(1965~2017年),以及杰瑞·本特利(Jerry Bentley,1949~2012年)教授和卫思韩(John Jr. Wills,1936~2017年)教授。他们的过早离世不时让笔者回想起这么多年来他们(以及其他师友)对笔者的帮助、关爱以及他们与笔者分享的智慧。他们一路的指导,笔者不敢忘。
以上这些学者的逝去更让笔者体会到了帕特里克·曼宁教授二十多年来的情谊。1998年9月,当笔者进入波士顿东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派(帕特里克教授,我们都直接称呼他为派)是世界史中心的主任。正是他与亚当和柯临清一起将笔者领进了世界史的大门。他们都知道我当时对世界史的认识是如何有限,近乎无知;然而,他们都以无比的耐心和宽容时刻指引我前行。每当我感到孤立无援时,总能发现他们在我身边。大约在2000年8月,当我从云南完成初步的田野调查,决定把云南历史作为自己的博士研究课题时,正是在派的办公室,我向他提到了云南的贝币,派马上跟我提到西非的贝币。如果可以追溯的话,这恐怕就是这本书的起源。如同对待我的博士论文一样,派仔细阅读和认真修改了本书的初稿,纠正了不少错误,提供了一些我不曾注意到的文献,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更为荣幸的是,他还慷慨地为本书撰写了序言。笔者对他的感激之情,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无论是中文、英文,还是其他语言。
借此机会,我要向程映虹、张颖、咪咪和艾文一家表达我深深的谢意,感谢他们长达二十年并将持续的友谊。1998年9月5日凌晨,映虹开车到波士顿洛根机场接机;此后的六七年内,他不断地接我、送我;每一次我们都会迷路,其间充满惊诧、欢欣和喜悦,每一次都如次,可以驱散黎明前的黑暗。映虹潜心学术,工作之勤奋几乎无人可比,他在无数次的讨论当中给予我灵感和启迪。二十年来,他待我如小弟,支持我,陪伴我成长。
在我研究海贝的十八年当中,还有许多其他学者给予我帮助和指导。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1929~2005年)和杰瑞·本特利是早读到我的手稿,为之提出建议、给予我鼓励的前辈学者;印度历史学家里拉·慕克吉(Rila Mukherjee)通读并评论了第三章;牛津大学的R.米歇尔·费纳(R. Michael Feener)博士(曾是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的同事)通读了关于马尔代夫的部分;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系教授、我的好友钟松发为本书的经济学部分提了建议;此外,在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笔者还得到了洪文发、邹坤怡、姚达兑、谢明达、黄彦杰、魏兵兵、王璐曼、范雪、白元清、赵刚、张珺以及澳门大学图书馆馆际流通部诸位同人的大力帮助。此外,笔者还要感谢梅维恒(Victor H. Mair)、曹树基、吴小安、韦杰夫(Geoffrey Wade)、傅汉斯(Hans Ulrich Vogel)、约翰·德耶尔(John Deyell)、李晨阳、姚新勇、黄坚立、约翰·米克西克(John Miksic)以及陆韧等诸位师友一路以来的支持、关心和鼓励。
本人也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西澳大学(柏斯)、尼赫鲁大学(新德里)、亚洲全球史学会届大会(大阪)、云南大学、哈佛燕京学社(波士顿)、中山大学、暨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或机构做过相关研究的报告,也因此感谢主办方(邀请者)以及听众的支持和帮助。
当然,我还要感谢为我的英文稿件润色并提出很多建议的苏珊·艾米(Susan Amy),感谢拍摄和制作图片的王喆、绘图的赵洁敏,以及造字和帮助整理参考文献的向天南。劳特利奇出版社的西蒙·巴特斯(Simon Bates)在2016年提出了出版本书的建议,并一度提醒和督促我完成本书;Tan ShengBin、Adam Guppy、Sheri Sipka以及Apex CoVantage团队为本书的及时出版提供了高效细致的服务,令人感佩。当然,书中的错误是笔者本人的粗率所致,责任由笔者本人承担。
如果从2000年夏开始了解云南的海贝算起,本书历经十八春。回头看来,十八年在弹指间,我却终身受益。在研究期间,我得到了许许多多新老朋友的各种支持和鼓励,特别是北京的伊莎白·柯鲁克(Isabel Crook)、大理的董风云一家,以及我在波士顿的房东和朋友丁志勇、关莺迎一家,他们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瞬间和难忘的记忆。
本书部分初稿完成于本人在2011~2012年访问哈佛燕京学社期间,此外,我还就本书向学社的同人做了报告,尤其要感谢裴宜理教授、魏策尔(Michael Witzel)教授、李若虹博士的关照。本书的相关研究得到了澳门大学社会科学院的研究资助(SRG2017-00101-FSS),出版则获得了哈佛燕京学社的出版资助,特此一并致谢。
谨以此书献给我在新加坡、浙江、北京和厦门的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