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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做一只蝙蝠是什么感觉、是否存在道德运气、伦理学是否需要生物学……
十四个思辩命题，哲学大师带你解读存在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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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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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探讨人生的意义、本质和价值。作者从对待死亡、性行为、社会不平等等哲学问题，引申出有关人格同一性、意识、自由和价值等更为基本的哲学问题。贯串全书的中心，乃是个体的人生观及其与各种非个人的实在概念的关系这一问题。正是这个问题，突破了哲学内部的界线，从伦理学延伸到形而上学。同样出于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引发了论述心的哲学、论荒诞、论道德运气的文章。作者的论述清晰明了，体现了分析哲学的特有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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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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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1937— ），美国当代分析哲学家，以研究政治哲学、伦理学、认识论和心的哲学而著称。著有《利他主义的可能性》、《人的问题》、《它究竟意味着什么——一篇很短的哲学导论》、《平等与不公》、《他人的心灵：1969—1994年批评文集》以及《理性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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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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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资料来源
章 死亡
第二章 荒诞
第三章 道德运气
第四章 性反常
第五章 战争与屠杀
第六章 公共事务中的冷酷无情
第七章 优先政策
第八章 平等
第九章 价值的不完整性
第十章 伦理学不需要生物学
第十一章 大脑的对切与意识的统一
第十二章 作为一只蝙蝠是什么样？
第十三章 泛心论
第十四章 主观的与客观的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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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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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涵盖的论题范围很广，但它关注的问题始终有一部分与人生①相关：如何理解人生，以及如何度过人生。本书的文章就与人生相关：探讨其目的、意义、价值，还有关于意识的形而上学。其中有些论题没有得到分析哲学家们的充分注意，是因为对它们很难做出明晰、精确的论述，很难把那些够格作哲学论述的抽象问题从事实与情感的混杂中剥离出来。要着手解决这样的难题，必须运用这样一种哲学方法，它不但要达到理论的理解，还要达到个人的理解，它力图把理论的成果融入人的自知之明的框架之中，从而实现两者的结合。这种方法势必包藏风险。因为，广泛而重大的问题极易引出浮夸而文不对题的答案。
每一个理论领域都面临夸大与抑制、遐想与严密、扩张与精确之争。避免了一端的过度，很容易陷于另一端的过度。钟情于庄重的风格，可能会导致对严密性的要求不耐烦，而对晦涩难懂反倒能够容忍。一种传统的缺陷往往反映它的长处，分析哲学里的问题正好相反。说英美哲学家回避重大问题，并不完全正确。首先，没有什么问题能比那些处于分析哲学中心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语言哲学的问题更深刻、更重要。其次，分析的规则对于近来探索陌生领域的尝试十分有利。然而，怕说废话的担心产生了强有力的约束作用。在逻辑实证主义消亡很久之后，分析哲学家们一直注意谨慎从事，并注意用的专门知识装备自己。
不难理解，执着于某些标准或方法，会使人集中注意能用那些方法检验的问题。这可能是一种完全理性的战略选择。但是它经常伴有一种倾向，即按照现有的解决方法来界定合理性问题。这种习惯不仅出现在学术问题上，也出现在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讨论中，在那里，它以现实主义或实用主义的名义出现。它能给人小小的安慰：使人不至于忽视了现实而重要的问题；但是在任何领域尤其是哲学领域里，这种习惯是荒唐的。当我们必须发掘新的方法以及与之相应的标准来处理那些不能用现有的研究程序解决的问题时，才会发生有意义的结果。有些时候，直到方法发展之后才会对问题做出完全的解释。努力避免含混、模糊、缺乏根据的断言，对证据和论点坚持高标准，的确很重要。但是其他的衡量标准也很重要，而按照有些标准，就很难保持事物的整齐划一。
我本人在哲学上赞成什么、反对什么，不难说明。我认为，人们应当相信问题甚于答案，相信直觉甚于论据，相信多元论的不和谐甚于系统化的和谐。明白易懂和精确简练从来不是认为某一哲学理论为真的理由：恰恰相反，它们往往是认为该理论为假的依据。假定某个无可辩驳的论证导致一个直觉上无法接受的结论，人们就应设想，这个论证很可能存有人们无法察觉的某种错误，虽然也有可能是错误地认同了造成该直觉的某种缘由。如果论证或系统的理论思考推出直觉地看来没有意义的结论，如果对某一问题的一个简洁答案不能消除认为该问题仍然存在的信念，如果对某一问题并不真实的证明使我们仍然想要提出该问题，那就说明该论证有毛病，还需要做更多工作。往往必须对问题重新作出表述，因为对原先表述的恰当回答未能使有问题的这种感觉消失。在哲学里，高度重视对未解决问题的直觉，始终是明智的：因为在哲学里，我们的方法始终本身就是成问题的，而且这是随时准备抛弃它们的一个途径。
把这些有关哲学习惯做法的观点连接在一起的是这么一种设想：哲学要造成理解，就必须使人信服。就是说，它必须制造或摧毁信仰，而不是仅仅提供一整套说话的规则。而信仰不同于言辞，不应处于意志的控制之下，不管它是怎么被激起的。它应当是不由自主的。
当然，信仰经常被意志所控制；它甚至可能是被迫的。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便是明显的例子。但是我们发现，在纯粹理智的背景下，受控制的心智处于更加微妙的形态。它强烈的动机之一，就是对信仰本身的单纯渴望。患有这种饥渴症的人觉得，在任何一个时期对某个他们感兴趣的问题没有见解，那都是无法忍受的。每当他们可以舒服地采纳另外一种意见时，他们会轻易地改变他们的见解，但是他们不喜欢处于悬而不决的状况之中。
这一点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它们全都清楚地体现在主体的态度上。一种是迷恋系统化的理论，希望得出普遍适用的结论。另一种是偏爱鲜明的二分法，要求在正确与错误两者之间作出选择。还有一种倾向则是，之所以采纳某一观点，只是因为有关该论题的所有其他可能想到的观点都已被驳倒。以这样的理由采纳某种观点，只能是出于对信仰的一种极度渴望。对于那些没有信念就活不舒坦、但又无法弄清何者为真的人来说，解脱自己的后一着便是断言在所争论的那个领域里本无对错可言，因此无须决定应当相信什么，相反，可以干脆地决定，说自己爱说的话，只要前后一致；否则就游离于执迷不悟的理论对手的斗争之外，采取超然的旁观态度。
在哲学中要想避免肤浅，像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困难。而没有充分估计问题的难度就给出解答的情况，又太容易发生。人们所能做的一切，只能是努力保持对答案的一种渴望，对长期找不到答案的一种宽容，对直觉尚未得到解释就遭搁置的心有不甘，以及对表达清楚、论据有力的合理标准的一种坚持。
也许有些哲学问题本来就没有答案。我猜想那些深刻、古老的问题便是如此。它们向我们表明我们的理解力的限度。如果是那样，我们所能获得的这种悟性便要靠牢牢抓住问题而不是放弃问题，从而理解每一次寻求答案的新尝试所遭到的失败，以及从前那些尝试的失败。(正是为此，我们才研究柏拉图和贝克莱那样的哲学家的著作，虽然没有人会接受他们的观点。）无法解答的问题并不因为无法解答而成为虚假的问题。
撰写本书的文章既有内在的起因，也有外在的缘由。它们所谈的问题各不相同，但是，对个体的人生观及其与各种非个人的实在概念的关系这一问题的兴趣，使它们连接在一起。有关这个问题在本书第十四章作了总体的论述，它的出现突破了哲学内部的界线，从伦理学延伸到形而上学。同样出于对主观性在一个客观世界中的地位的关注，引发了论述心的哲学、论荒诞、论道德运气的文章。自从我开始思考哲学，这始终是我的兴趣中心，决定着我所研究的问题以及我所想要达到的理解的性质。
本书有些文章写于美国人正令人遗憾地忙于一场令人遗憾的战争期间。这使我愈发感到自己的理论研究的荒诞性。即使对我们中间那些爱国情感比较淡薄的人来说，公民身份仍是一种令人惊讶的强大约束。我们每天带着愤怒和厌恶的心情阅读报纸，那与阅读有关另一个国家的罪行大不一样。那些情感导致20世纪60年代后期哲学家论述公共争端的严肃著作数量增多。
不过，对公共政策的哲学批判带有另一种不同的荒诞性。道德判断和道德理论当然可用于公共问题，但是它们显然不起作用。当涉及重大的利益时，不管论证有多充分，不管它们如何呼吁宽容、博爱、同情和公平，都极难改变任何事情。这些考虑还得与更加基本的道德情感如荣誉感、酬报感以及对实力的尊崇感等较量。在我们这个时代，后面这些情感更受看重，因为要保持荣誉，必须具备进攻能力，必须抵制博爱，所以在政治论证中谴责侵犯行为、强求利他主义或博爱便很不明智。当然，荣誉这个概念是有弹性的，也许终可以扩大到包括宽容的某些要求。不过那不是此时此地道德意识的一般形式。
因此，对于把伦理学理论看作为公众服务的一种形式，我持悲观态度。只有在相当特殊的条件下，道德论证才可能对人们的所作所为产生影响，我对这些条件也不很了解。(需要从历史学和道德心理学对它们进行研究，但是自从尼采以来，哲学家们对这些重要的尚待发展的课题都过于忽视。）仅仅使某一行为的非正义性或某项政策的不正确性令人瞩目地显示出来，当然是不够的。还得要人们愿意听，而那并不是论证所能决定的。我说这话只是想强调，关于哪怕是当前的公共问题的哲学著述，也仍然是理论的，不能根据它的实践效果来衡量。它很可能是无效的；而如果在理论上它并不比其他与社会问题无关的作品深刻，就不能仅仅因为它关注公众事务而声称它更为重要。我不知道改变世界和理解世界两者哪个更重要，不过要评判哲学，好还是依据它对理解的贡献，而不是它对事件进程的贡献。资料来源
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在这里是次发表。章到第十二章原先刊登之处如下。本书收录时作了许多修订，包括对某些篇名的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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