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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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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财经/商战/金融题材。本书的作者作为中国*批职业经理人，以在港企、台企、大陆上市公司工作过的亲身经历为蓝本，讲述在金融、房地产、娱乐等行业成功的、失败的职业经理人故事。怀着美好的憧憬，上世纪九十年代主人公从内地科研单位来到深圳。几经周折找到工作，成了一名职业经理人，但现实与理想相差太远，欲打退堂鼓，却回头无岸。再次下海，其间遭遇形形色色的老板，遇到无数艰难曲折，尝尽了成功、失败、迷茫种种职场境遇……*后，终于重新找回自己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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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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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力，安徽人，居深圳。国家一级作家。1958年生。1977年考入长沙冶金专科学校。1984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夜大化学系，同年获芜湖市重大科技成果奖。1988年获安徽省自然科学奖，同年入学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1991年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结业，同年底由冶金部马鞍山钢铁设计研究院下海深圳。历任港资厂主管、台商秘书、科技园总助、金田集团董事局主席助理和华南投资董事长。2001年开始写小说。2007年获“中国书业Zui佳商业图书·新人奖”。2013年获第六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奖”。2018年获深圳双“十佳”。被誉为“中国Zui具爆发力的金融文学领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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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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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虽然我的深圳作协副主席要等换届才能免去，但我实实在在是一个已经办理退休手续的人。为准确核算我的退休工资，社保部门把我的档案翻了一个底朝天，结果发现我的初级、中级职称是助理工程师、工程师，但副高、正高职称却是文创二级、一级，它们准确无误地记载了我从一名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向作家转变的过程。
我认为工程师和作家的本质一样，都是“创作”，只不过区别于侧重“工创”还是“文创”而已。科学家的任务是发现自然规律，工程师则利用这些规律创造发明出有利于人类健康与进步的新产品新技术，这和文学理论家与作家的分工一致。对于我1988年获得安徽省自然科学奖，我认为是当时没有严格区分“科学”与“技术”的结果，好比如今仍然有人认为作家就该是“文学家”一样。可我真的不是“文学家”，只是特别善写而已。1990年我原单位冶金部马鞍山钢铁设计研究院举办科技成果展，我一个人展出的论文和著作超过全院2000多名工程师的总和，这并不表明我的专业水平力盖群雄，而仅仅是因为我特别善写，这也可以解释2001年我卸任上市公司高管后，为什么能突然成为“高产作家”。
善写主要是遗传。我很小就记得父亲一天到晚在写，更记得当年父亲为如何藏匿小说书稿而流露出的焦虑与恐惧。尽管由于时代局限，父亲写了一辈子的书却没有出版一本，但他善写的基因却遗传给了我。自2003年正式成为“坐家”以来，我平均每年在省级以上纯文学期刊发表四个中短篇，正式出版三部长篇，至今为止，已正式出版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集五十部。
但此情景到2020年似乎戛然而止，并非我失去了写作的兴趣与能力，而是如今的出版业遭遇了空前的窘境，我手上已经积压数本书稿了，还写吗？
正当我打算放弃长篇小说创作而只为杂志社写中短篇甚至只写散文随笔的时候，得知中国文史出版社打算精选我的七部小说再版，只是版税可能不如首版那么高，问我能不能接受。我不敢相信这样的好事正好砸到我头上。我打电话给周思明老师，他和我一样，特别善写，我们并称深圳的“二高”，我是高产小说家，他是高产评论家，“一天不写就难受”，所以我们虽然私下交往不多，但彼此视为同道人，并且我相信作家是常年埋头拉车，而评论家有时会抬头看路，所以这种类似天上掉馅饼的事，我首先向周思明求证。
“真的。”周思明非常笃定地说，“肯定是真的。”
“为什么？”我问，“你凭什么这么肯定？”
“因为我*近接到北京一家文学研究机构的电话，他们约我写一篇有关‘创业文学’的综合评论，还特别提到了你，说你的小说无论以前叫老板文学、商情文学还是财经小说，现在都归类为‘创业文学’，这说明，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之际，创新和创业被提到更高的位置，这时候他们不再版你的小说再版谁的？”
我信了，赶紧签订再版合同。
这次再版的七部小说《高位出局》、《透资》、《上市公司》、《职业经理人手记》、《生死华尔街》和《苍商》、《赢家》，其中前五部的初版均在清华大学出版社，《高位出局》、《透资》（《高位出局2》）和《上市公司》（《高位出局3》）都上了当年的畅销书排行榜，其中《高位出局》还获得中国书业2007年度“*商业图书·新人奖”。其实我2001年底发表小说处女作，2002年辞职专门当“坐家”，2003年开始出版长篇小说，因此到2007年也已经不能再算“新人”了，他们之所以颁此殊荣，大概是该书多次加印，累计发行量比较大的缘故吧。
清华大学出版社一般只做专业书，如电子计算机之类，能一下子出版我的五部长篇小说，是因为他们把我的小说归类为“财经小说”，如此，我的长篇小说又可被列为“财经类图书”，从而符合他们的出版范畴了。
从年龄上说，我的创作比较晚，来深圳之前是冶金部马鞍山钢铁设计院的工程师，但思想比一般的工程师活跃。1991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我似乎看到了成为“大老板”的希望，于是辞职下海，投身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中国市场经济*成熟的城市——深圳，先后拼搏十一年，其间还去过海南和武汉，一度也似乎已经成为“大老板”，先经营七家娱乐城，后出任金田华南投资公司董事长，在广州有二十三家连锁超市、一个灰狗巴士公司和两个地产项目。2000年上市公司新的财务制度落实后，金田集团退市，我的“事业”因之归零。此后也应聘民营投资公司总经理或证券机构操盘等，但终究不适应再“打工”的生活。为了延续自己的“老板”梦，我开始写小说，心里想，当不了大老板，还不能写大老板吗？于是，一口气创作出版了十几本书，内容都围绕着“老板”，所以我的小说起初被称为“老板文学”。后来《金潮》杂志发表文章，分析我的创作现象，称我是“中国*爆发力的金融小说作家”，于是我的小说又成了“金融小说”。再后来，山东师范大学选择研究我的创作作为硕士研究生的论文专题，论文称我的小说为“商情文学”。*近，著名高产评论家周思明则告诉我，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中国文学批评》杂志将我的小说归类为“创业小说”。但我自己更认同清华大学出版社的“财经小说”定位。
这七本书中的故事都是虚构的，但其中的人和事都是有生活原型的，甚至有些就是我自己的经历，有些是我身边同事或朋友的经历。比如《高位出局》当中的王艳梅，原型是金田退市后我当“坐家”前为其打工的女老板。那段时期我是动荡的，也是迷茫的，除了给王艳梅这样的民营企业老板当总经理之外，也有过证券公司和机构操盘经历，这段时间虽然不长，但给我的冲击却是前所未有的——原来公司可以这样运作！原来他们是这样当老板的！原来股市的内幕是这个样子！我的内心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这种震撼激发了我用小说的形式披露这些内幕的冲动，于是直接把这种自己的经历与感受写在《高位出局》《透资》《上市公司》《职业经理人手记》等小说中，其中《高位出局》中*长的那个故事曾经以《股市内部消息》的题目，发表在《中国作家》杂志2004年第6期上。
虚构成分*多的是《生死华尔街》，因为彼时我还没有去过美国，更没到过华尔街，写华尔街只能靠虚构。创作这部小说的直接动因是想用小说的形式揭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内幕。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牛玉秋老师评价说：“在阅读《生死华尔街》之前，我始终没搞懂‘次贷危机’到底是怎么回事。看了丁力的《生死华尔街》，我不但自己明白了，而且还能给别人讲解美国的‘次贷危机’了。”
《苍商》写的是几个湖南人闯深圳的故事。这也是有生活原型的。我虽然是安徽人，但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从安徽考到了湖南，班上同学有一半是湖南人或毕业后留在了湖南，他们大都分在湖南各地的冶炼厂，所以，小说中刘劲龙来深圳之前于冶炼厂干的那些事以及他昂首挺胸走出冶炼厂大门南下闯深圳的场景，在我当时写的时候，脑海中呈现的就是我们班同学“刘劲龙”的形象，所以才让读者感觉这个人物很具体、很真实、很生动。
《赢家》写了打工青年麻近水的故事。一看这个“麻”姓，就知道是湘西少数民族人，也因我兼任吉首大学教授，经常去湘西首府吉首市，并且湘西人客气，每次去，作为湘西少数民族人的田茂军院长都带我领略当地风俗，所以在后来创作《赢家》时，不知不觉就把“麻近水”设计成了主人翁。
麻近水的故事令人心酸。不仅因为他得了尿毒症，更因为他为之打工的老板与他是同期的考生，考分不如麻近水，却因为是大城市的城市户口而被录取，考分更高的麻近水却名落孙山。好在麻近水不屈不挠，最终凭着自身的努力终于在深圳站稳脚，成为真正的“赢家”。
这七部小说中，主人翁与我本人真实经历*接近的是《职业经理人手记》，该书也被称为“中国*部本土MBA教材”，我也因此被邀请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课。回想自己一辈子没能成为清华的学生，却当了一回清华的老师，也算是文学给我的莫大奖赏吧。
201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我的长篇小说《图书馆长的儿子》，细心的读者又给我留言：“原来这个才是真实的你啊！”其实都不是，小说源于生活，又不等同于生活，《职业经理人手记》和《图书馆长的儿子》中的主人翁确实都有我自己的影子，但又不完全是我自己经历的真实写照，否则，怎么会有两个“我”呢？
丁力
2020年12月13日
1
人在走投无路时脸皮会变厚。1991年11月19日下午，我给蒋大哥打电话就属于脸皮厚。
现在回头想想，其实我当时并不是走投无路。当时身上还有钱，不算多，但足可以给自己找一家旅店或买一张回程车票。但是，我还是感到自己走投无路。
走投无路有时候是一种感受，而并不代表一种真实的处境。
我是来深圳出差的。准确地说是来深圳开会的。本来审稿会是在武汉开的。出版社就在武汉，再说从哪里到武汉都近，在武汉开审稿会天经地义。但是，我想来深圳，所以，就鼓动南方新型建材厂的谢厂长为会议提供方便，并反复讲解了此举对他们厂及他本人的意义。后，谢厂长终于被我说动心了，表示愿意出钱出力，这才终促成了会议的南迁。
我这样做不是想节省一趟路费，而是想得到一张“边防证”。在当时，边防证还神圣，如果没有边防证，我进不了深圳，而办理边防证必须要经过单位保卫处，但如果不是开会，保卫处是不会给我行这个方便的。在设计院，保卫处的人平常没有地位，好不容易逮到一个能显示自己权力的机会，哪能轻易放过？所以，为了能顺利地进入深圳，我策动了这次来深圳开会的行程。
其实说来深圳开会并不确切，确切地说是到东莞开会，因为谢厂长的南方新型建材厂并不是在深圳，而是在东莞。但是，开完会之后，有一项重要的活动，就是去深圳参观“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我鼓动会议在东莞召开后之所以能成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深圳的魅力对大多数与会者起了作用，如果当时只安排在东莞开会，而不安排来深圳参观，那么，是不会得到那么多人一致响应的。
既然开完会之后要到深圳参观，所以干脆就说是到深圳开会。这就是人们习惯性地往大说。
往大说是人的天性。比如我的工作单位冶金部马鞍山钢铁设计研究院，明明是在安徽省马鞍山市，但是为了“往大说”，院里硬是多次向上打报告要求更名为“冶金部华东钢铁设计研究院”，因为一旦改成“华东”，就很容易让人想起上海、南京、杭州这样的大城市，而不会想到马鞍山这样的小地方。但是，往大说易，往大做难。事实上，直到目前，单位的名称并没有改变，况且，在我看来，即便名称改变了也没有多大实际意义，每次出差，照样都是一大早出门，赶到南京买车票，然后晚上才能踏上真正的旅途。说实话，如果我们设计院不是在马鞍山，而真是在上海、南京、杭州这样的大城市，我就不会一天到晚想着离开那里了。
其实也不是我一个人想离开那里。当时，他们那里流传着一个顺口溜，说“一等公民漂洋过海，二等公民深圳珠海，三等公民等待安排”。于是，在单位年轻人当中似乎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凡是有本事的不是出国就是去深圳，只有实在没有本事的才留在原单位。年轻人当中哪个愿意承认自己是“实在没有本事”的？而出国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去深圳就成为当时我们单位年轻人的一种时尚。凡是思想有些激进的年轻人基本上都有这个想法。
我还不是思想激进的。激进的早已经来了，比如我的好朋友章一民。
章一民和我是中学同学。虽然不是一个班的，但我们都是学校思想文艺宣传队成员，而且都在乐队，关系不错。闹地震那年，章一民家没地方建防震棚，在我家防震棚里住了整整三个月。后来由于上山下乡我们各奔东西，恢复高考后又天南地北求学一方，谁知四年后，居然又分配到同一个设计院，关系自然又进了一层。
章一民的下海是悄悄进行的，好像院里没几个人知道。我偷偷地帮他搞到机票，又用自行车替他推行李送他上路。那情景既像电影《地道战》里鬼子偷偷地进村，又像电影《戴手铐的旅客》中送战友。临别时，章一民说：“我在深圳等你。”
我不知道章一民是不是自修过心理学，但这句话说得很到位，确实是我当时想听的话。
那时候我也想过漂洋过海去当一等公民，于是在英语上很下了点功夫。我发现学英语的过程事实上也是了解英美文化的过程。当时《美国之音》向中国学习美国英语的年轻人灌输的一个思想就是“美国是个大熔炉”。美国是不是一个大熔炉我不知道，但中国深圳肯定是个小熔炉，因为她首先就将章一民给“熔”了。我找到“在深圳等我”的章一民，他冷淡得让我怀疑自己掉进了冰窟。竟然连顿饭都没请我吃！当我提出要章一民为我先安排个住处时，把他吓傻了，吓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还算是做事情比较心细的人，当初决定来深圳的时候，就没有打算在章一民这一棵树上吊死。我还留有退路，而这个“退路”就是郑康平。
我并不认识郑康平。不过，我的同事邓工认识。邓工是我们院相对年轻的老同志，比我早十年进的设计院，但我们之间这十年是个断层，所以，我们相距并不遥远。邓工脾气不太好，并且他认为脾气不好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所以经常以耿直而自我欣赏，但自我欣赏多了别人就不怎么欣赏，如此一来，邓工在院里总体上说就表现为不得志。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再过两年我就不干了，去深圳，我有一个好朋友在深圳当大老板。”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至少我就很有心，因为那时候我高度关注着有关深圳这边的一切情况。
我开始与邓工套近乎。邓工以前曾搞过一个三相电弧炉改造项目。项目是搞成了，但并没有引起院里面的重视，这自然又引发邓工大大地“耿直”一番。那时候我要靠稿费补贴家用，正好在写一篇关于钢铁行业节能方面的文章，于是就把他这个项目重点宣扬了一番。捧着散发着油墨香的《冶金节能》，邓工的“耿直”发挥到了极点，大声说：“这就叫墙里开花墙外香！”
“耿直”够了之后，才发现作者并不在墙外，而就在墙里。邓工拉着我的手，一切尽在不言中。
邓工说，郑康平夫妇是他大学同班同学，郑康平曾经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海外关系复杂，“文化大革命”中被整得够呛，连女朋友都差一点吹了。而邓工家庭出身好，又是班干部，并且很讲义气，在郑康平困难的时候，给了他很大帮助与鼓励。改革开放后，郑康平的海外关系反而成了资本，现在由他舅舅投资，在深圳搞了一家钢格板公司，郑康平出任总经理，当老板了。成为老板的郑康平没有忘记邓工，多次写信或打电话邀请邓工来深圳共谋发展。邓工一直没去，不是不想去，也不是故意“翘”，他对我说了真心话：“等混上高级职称就去。”
我等不及高级职称了，我愿意去。耿直的人往往很讲义气，邓工拍了拍胸脯，说：“别的人不敢说，但你老弟的事情我邓某人包了。”话虽然这么说，为了万无一失，我还是用自己擅长的方式做了必要的铺垫。具体做法就是在《冶金参考》上赶发了一篇《钢格板占据工程材料新领域》的文章，一方面为郑康平做一次免费的广告宣传，卖个人情给他，另一方面也避免他将来以我对钢格板一窍不通为由来拒绝我。这时候，江苏一个乡镇企业恰好“孝敬”给我一条红塔山香烟，我立刻充当二传手，借花献佛，拿去“孝敬”邓工。邓工的老婆看着有人送来高级香烟，顿时觉得自己的丈夫在设计院出人头地了，对他的态度也好了许多。带着这个好心情，邓工认认真真地写了三张纸，把我说得无可挑剔。有了这三张纸做尚方宝剑，再加上那篇文章做敲门砖，我有理由踌躇满志。
离开章一民，我去见郑康平。左手拿着敲门砖，右手握住尚方宝剑。但不知是郑康平怕敲门砖还是怕尚方宝剑，反正他是吓得不敢见我。我只好坐在小厅里面等。一直等到下午两点了，原本斯文的我也拿出“耿直”的劲来，趁人不注意，直接闯进去。
郑康平确实很忙，我闯进去时他正在做百忙之后的短暂睡眠。
“郑总您好！”我说。
郑康平醒了，马上在大班椅子上坐直。
“马鞍山院的邓工让我来看看你。”我继续说。同时注意配上恭敬的表情。
“噢，好好。老邓呀，邓庆生。”
我很高兴，郑总果然记得邓工，说明邓工没吹牛。
“这是邓工让我带给你的信。”我双手递上那封信，并且又敬上一盒宜兴紫砂茶壶，说这也是邓工让我带给他的。
郑康平对茶壶似乎不感兴趣，接过去，嘴里说了声谢谢，随便摆在了一边。
他对茶壶是不是感兴趣我无所谓，关键是对信，郑康平对邓工的信也不感兴趣，连拆都没拆就丢到了旁边。我急了，说郑总您还是看看信吧。我只能这么说，我跟这个郑康平初次见面，不能自己吹自己，在可能的情况下，由别人吹自己总好过自己吹自己。
郑康平在我的催促下勉强地扫了几眼邓工花了大力气写的那封信，然后又把它丢在一边，说以后再看吧。
“您好现在看。”我虽然强忍着气愤，但还是有点急了。
“为什么？”郑康平不解地问。
“因为这是一份关于我的推荐信。”
“推荐信？推荐什么？”
“推荐我到您这里工作呀。”我说。
“到我这儿来工作？谁说我这里要人了？”
这下好了，既然是推荐信，那就更不用看了。
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委屈，几乎就要发作了。心里想，我这么远赶来，等了几个小时，拿了你同学的推荐信，还自己搭上一份礼品，连杯水都没喝，你连客气话都没说一句。
“这么说是连考虑的余地都没有了？”我问。
“我这里根本就不缺人。不但不缺人，我还要炒掉几个人呢！”
“那好，”我说，“把紫砂茶壶还给我，这不是邓工给你的，是我买的。”
“好好，”他说，“拿去，赶紧拿走。”
我怀着悲愤的心情从郑康平那里出来，心里想：章一民，郑康平，你们等着！
但是，悲愤没有用，赌狠也没有用，眼下要紧的是要找一个地方落脚，否则，就真要打道回府了。我显然不甘心这么快就打道回府的。这么快就打道回府，不等于是承认自己确实是属于“实在没有本事”的那一类吗？我想再拼搏一下，实在拼搏不下去了，再考虑打道回府也不迟。
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想到给蒋大哥打电话的。
2
我和蒋大哥是在飞机上认识的。去年我出差，从广州乘飞机回南京的时候，碰巧和蒋大哥坐在一起。飞机晚点，下半夜才到南京。蒋大哥当晚回不了老家盐城，和我一起住进了我们院在南京的招待所。第二天分手的时候，蒋大哥说了“欢迎来深圳”这样的话。难道就凭这句客气话，我就去找他？
我此时站在深南大道统建楼对面的马路边。由于这次来深圳就做好了不回去的准备，所以带了很多行李，明显行动不便，于是，看上去多少有些像傻瓜。
我决定先吃饭，就在路边买了份盒饭。一边像老母鸡护小鸡一样护着自己的行李，一边吃饭，边吃边想。等盒饭吃完了，我也想好了。想着既然火车上那位仁兄都算好了我在关键时刻有贵人相助，不如就再试一下。
那天在来的火车上，我并没有睡好。刚刚开始迷糊，就被一阵叫卖声吵醒。
“哎，看了看了，请看一个宾馆女服务员的自白。”
我一听就知道是骗人的。上次出差，好像也是这个人，或者是一个与他差不多的人，也是这样喊：“哎，看了看了，看陈冲为什么一定要嫁给黑人。”我当时抵不住诱惑，买了一本，但从头看到尾，也没看到陈冲为什么一定要嫁给黑人，退杂志是不可能的，火车早跑几百里了。
“骗人的。”对铺的汉子说。
我点点头，表示赞同。
“这位同志你是工程师吧？”汉子继续说。
我本来并不打算和汉子多说话的，但是听对方这么一说，不免有些好奇。心想，他怎么一口就说我是工程师，而不说我是军人或警察呢？其实从外表上看，我更像军人或警察。
我没戴眼镜，一点没有知识分子的外在特征，想当年找对象时，就因为自己一点不像知识分子，还被一个崇拜陈景润的女孩当面拒绝过。我清楚地记得，女孩愤愤不平地对介绍人说：“哼！还说是知识分子呢，别骗我了，你以为我傻？他要是知识分子为什么不戴眼镜？”
我今天仍然没有戴眼镜，这位仁兄为什么一眼就能看出我是工程师，并且不说我是医生或教师呢？神了。
“何以见得？”我问。
“跑得多了，看人总有个八九不离十。”中年汉子很自信。
“那你能不能再看具体点？”我的好奇心被调动起来。
中年汉子认认真真地打量了一下我，说：“你应该是研究所的。”
我心里不得不承认他确实会看相，因为我确实是设计院的，并且我们设计院为了紧跟形势，去年已经正式由冶金部马鞍山钢铁设计院更名为冶金部马鞍山钢铁设计研究院，虽然只加了两个字，对我们个人来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听起来大多了，尤其是现在，这位中年汉子说我是研究所的，与研究院几乎就没有什么差别了。再仔细一想，应该说中年汉子说得完全正确，我确实是研究所的。以前我们是设计院情报室，自从设计院改成设计研究院之后，情报室也水涨船高，从室升格为所，所以，我现在的完整身份应该是设计研究院情报研究所的工程师，一点没错！
“你真会看相？”我问，态度也明显变得友好起来。
中年汉子笑了，没说会，也没说不会。
“能不能替我看看？”我进一步要求道。其实我是不信这些东西的，但人在面临一个重大决策时往往会宁可信一点，就当是参考一下吧，况且这位老兄能看得这么准。
“你要看什么呢？”汉子问。
“看看我这次出去运气怎么样。”我实话实说。
中年汉子又认认真真地看了看我，再让我伸出左手里外翻看了半天。中年汉子在这样做的时候，也引起上面几个铺位的旅客们的好奇，这些人完全放下自己正在做的一切，纷纷用身体或眼神向中年汉子靠过来。中年汉子成了人们关注的中心，因此也就更加卖力起来，仿佛正在做一项伟大的测试，而我就是实验品，但我是完全志愿的，没人强迫。
“你这次旅途很长啊。”中年汉子说。
“是，是，是很长。”我说。不完全是配合中年汉子，而是确实预感到这次旅行道路漫长。
“你运气不错，”中年汉子说，“每每在关键时刻总有贵人相助。”
“对，对，对。”我说。
“贵人相助”这个词我是听过的。前几年看过一个朝鲜电影《卖花姑娘》中就有这句话。从我已经走过的这些年来看，确实是每每在关键时刻确实有人帮我。就说这次南下吧，我人还没动，那边至少已经有两条半路子在等我了。除了前面说过的章一民和郑康平之外，另外的半条就是蒋大哥。虽说这种萍水相逢的关系并不可靠，但算作半条路是可以的，关键时刻好过没有。
“但是你此次旅行如果单纯是为了求财，我劝你别抱太大希望。”中年汉子给我泼了一瓢凉水。
“为什么？”我有点急了。
也由不得我不急，不是为了钱我离开设计院干什么？说实话，我想着来深圳的直接原因就是为了钱。前面说了，我在马鞍山钢铁设计研究院工作，不仅我在设计院工作，我老婆也在设计院工作，夫妻俩一个单位，我在情报所，老婆在自控所。包括复用二底图在内，老婆一年差不多出三百张甲A图纸，相当能战斗了。而我当时已经是“高产作家”。情报所规定每人每年的编写或翻译量为六万字，我实打实完成了几十万字。就这样，夫妻俩合起来还是“二百五”，我每月工资一百二十五元，老婆也是，加起来正好二百五。“二百五”在我们那里是骂人的话，不吉利，但如果是我一个人能拿这个不吉利数，我就不会这么急着“下海”了。
当时我那个小家庭是四个人生活。除了夫妻二人外，还有儿子和保姆。保姆除了吃喝穿用外，每月还要领工资。刚开始是四十五元，后来涨到五十，当时对我来说是笔不小的开销。穷则思变，首先想到的是“靠文吃文”，投稿，几乎每月都有一两篇文稿见刊，至今我的家中还保留几十本《钢铁》、《耐火材料》、《工业炉》及安徽、江苏、湖南等省的某某冶金杂志，上面都有我的“大作”。后来觉得投稿不过瘾了，干脆写书，夜以继日地干了三个月，每天七页稿纸，我写老婆抄，用标准的绘图仿宋体抄七页，老婆也不比我轻松多少。拿到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从银行汇过来的两千多元稿费，我们夫妻二人加上儿子和保姆，将钱摊了满满一地，充分享受了一把电影《百万英磅》中亨利·亚当的喜悦。但这种事不是常有的，要想彻底改变经济状况，唯有“下海”。
“不过你也不用担心，你是马命，总是要跑的，不跑反而会把你憋死，迟跑不如早跑。”中年汉子说。
听了这后一番话，我如坠入云里雾里，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发现几乎所有看相的算命的都这样，一是从来都不把话说死，总是留有余地；二是同一番话能有多种解释。现在想想，看相算命的其实和当前的股评人士差不多，怎么听都有道理，什么结果他都不算错。但那时候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反正是决心已下，开弓没有回头箭，一直往前走吧，走一步算一步，车到山前必有路。而我现在的“路”就剩蒋大哥这半条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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